“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唐青叶+申奥
〔摘要〕 文章利用读秀、知网、推特、智库等资源库对2013-2017年间国内外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研究现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国内“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沿线各国基础设施、经济、金融、地缘关系等研究火热，相关政治话语及核心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偏冷，存在虚化、泛化现象；境外舆情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几乎涉及沿线所有国家和区域，但“一带一路”话语本体研究、历史资源和学理基础研究薄弱，少有对受众差异性、国外媒体的误读、质疑及零报道开展针对性研究，“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有待进一步完善。据此，文章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进行整合，再符号化为“一体一带一路”，进而提出建设性意见，以便深入认识其与中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构建的关系，推进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创新研究。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政治话语；话语体系；话语创新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1-0012-06
引 言
话语“是连结我和别人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跟对话者共同的领地”[1]（436）。如何解读和生成话语政治意义、创新话语体系是语言学、政治学和哲学领域的重大课题。话语具有政治性、社会性和实践性，是一种社会实践和行动的方式，可构筑各种社会秩序，型塑社会，同时又被社会型塑。它不仅表征社会现实，同时也促进社会变革，建构一种新的政治现实，直接影响政策的选择，也影响人们的认知，并逐渐内化为背景知识，影响人们的言行[2]。Habermas[3]认为，话语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不是直接关系，而是以人的认知为中介，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在微观语言层面体现在话语中被生产和再生产，并被合法化为构建社会实践的资源。“一带一路”倡议与实施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转型和创新、提升中国国家话语影响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第一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简称“一体”），四年来，他在国际国内重要场合100多次反复阐释，2017年2月10日、3月17日这个概念分别首次载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决议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同时，习主席在2013年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东盟时分别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 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29国元首和领导人以及包括美国、日本、朝鲜在内的130多个国家和60多个国际组织派代表与会，“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积极响应。越来越“中国化”、越来越“全球化”的中国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焦点和学界关注中心。“一体”“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话语的创新，“为中国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建设带来了希望”[4]。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读秀、知网等数据库，对近年来“一体”“一带一路”的国内外研究进行简要综述，探讨其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 “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
话语体系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提出到落实的几年间，已经成为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成果丰硕，但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学术领域经热政冷、话语模糊、话语失语、理论失效等现象，国外也有不同程度的质疑声。“一体”和“一带一路”本身蕴涵了一种话语体系，但这种话语体系的内涵、理念是什么？内部架构与外部支持因素是什么？学界语焉不详。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开展扎实、系统的基础研究工作，厘清“一体”“一带一路”的话语本体特征，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体系，以提升对外宣传效力，为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话语生成提供学理依据。
（一） “话语体系”的内涵及其相关研究
“话语体系”一词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热门词汇，截止2017年7月4日，从中国知网期刊篇名检索发现，最早一篇文献出现在1995年（即“论重建知识分子话语体系”），1998年至2006年篇名含有“话语体系”的论文发表数保持在一位数，2007年之后升至两位数，最近三年每年达到三位数，其中2014年為116篇，2015年为178篇，2016年为302篇，2017年109篇。“话语体系”研究从个体/群体走向各种学科、媒介话语，以及国家战略层面的话语体系建构，如2007年较早针对区域进行话语体系建构的论文[5]，随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和政治话语体系的论文不断增多。通过检索国内硕博士论文库，我们发现，篇名含“话语体系”的论文不多，2016年6篇，2015年2篇，2014年4篇，2013年1篇，2012年4篇，2008年1篇。在这些有关“话语体系”的研究文献中，各学科都论及自身独特的“话语体系”，如对外话语体系、政治话语体系、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法治话语体系、国防话语体系、史学话语体系、中国话语体系、西方话语体系、国家话语体系、全球话语体系，等等，这些名称使得话语体系变得极为宽泛，但未能厘清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各种研究也多以宏大抽象手法高屋建瓴，各学科之间自设壁垒，自说自话，彼此缺少相互融通和照应，同时，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也存有隔阂。有研究文献对相关“话语体系”进行了定义，如：“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它以工具性构架承载特定思想”[6]。“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作为国家文明的重要表达系统，是该国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上展现和发挥的载体……，是国家意志、价值观和国家梦想在全球舞台上的综合展现形式”[7]。更多时候，学者们把话语体系工具化、隐喻化，如：“话语体系承载着一个民族国家特点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话语体系是中国的特定文化基因密码”[8]。“在全球化视域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的本质就是中国如何对外‘发声或如何‘讲好中国故事”[9]（28），但对于一些关键问题缺乏深入详细的阐述，如：如何“发声”、什么是易于被西方人接受的声音、“话语体系”内涵和要素有哪些？架构特征如何？为此，我们从知网进行“题名”和关键词检索，发现尽管“话语体系构建”出现的频次很高，但鲜有文献提出一个完整系统的话语体系建构模式，由此可见当前中国话语体系内涵建设严重滞后，概念零星化、碎片化，缺乏实质内容；相关话语理论遵循的是西方范式，少见中国话语理论，如果基于西方话语理论来建构中国话语体系，那势必陷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这种中国话语体系依然带有西方色彩。
（二） “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内研究现状与话语失语
从现有网上资料考察，“一带一路”这个符号是在习近平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基础上，首次出现在2013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回答记者提问中，距习主席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仅两个半月。学术期刊相对滞后，《求是》在王毅部长二次符号化后28天率先发表了“一带一路”论文，位居期刊类榜首。截止2017年6月19日，作为省市社科项目研究成果抢先发表的前三甲依次是云南、宁夏、内蒙。中国知网已收录的相关期刊论文共21451篇，其中对“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整体研究只有86篇，从政治角度研究仅有12篇，“一体”、“一带一路”话语（权）研究有34篇（见表1）。
从表1及相关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学界主要关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济、金融、基础设施、语言教育、宗教、文化交流，以及给沿线各国带来的机遇，常用的话语表述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或“一带一路视野下”，议题宏大，包罗万象，延伸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甚至人类文明的高度，存在虚化、泛化和标签化现象；并且只对“一体”或“一带一路”进行单个研究，整体研究很少，从政治角度研究更少，“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研究出现经热政冷、人文研究和话语政治研究欠缺的现象。
基于读秀数据库的图书检索系统，截止2017年6月19日，我们发现14本智库专著，“一带一路”也同样被看做经济话语，如绿色金融、国际贸易、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另外，以“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为关键词对知网硕博士学位论文进行题名检索，发现2015年才开始有相关论文，共计25篇，2016年199篇，2017年4篇。再以“经济”“政治”“话语”为题名进一步检索，得到如表2的结果。
“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由党和政府领导人提出，并稳步推进，是国家官方行为，应该属于一种政治话语，但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单项研究成果也不多，整体研究罕见。譬如：在“一带一路”方面现有孙发友、陈旭光[10]从国家形象建构的角度考察了“一带一路”话语的媒介生产与权力较量问题。李伟建[11]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参与倡议的实施既有期待，也有认知差异，甚至还有误解。这也反映出我们在相关话语建设方面的欠缺，他从区域治理的角度探讨了如何在中东构建“一带一路”话语。朱桂生、黄建滨[12]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考察美国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特征及意识形态意义。刘立华、徐硕[13]从“我方说”的角度讨论了“一带一路”话语的创新。目前少有文献涉及中国“一带一路”话语的实际传播效果，特别是其在海外受众中的影响力和接受度。
（三） “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外研究现状与话语困境
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系列新范畴、新表述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研究和讨论，日益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在“一带一路”研究方面有一定的成果，大多持赞誉态度，同时，也指出其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如：Swaine[14]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中国政府愿意投入的资源数量、中国领导人和企业家在将这些资源应用到当地时的机敏度、“一带一路”带给中国特别是资源接受国利益的多少。Casarini[15]从金融贸易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给欧洲国家带来的益处和政治挑战，认为中国面临经济秩序中的跨国多层次法律挑战。日本学者Yu Zhong[16]从马六甲困境的视角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性。他提出，对中国来说，马六甲海峡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和贸易通道，更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穿越亚洲的唯一通道。然而，中国并没有对马六甲海峡给予很多重视。Du[17]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操作性（operationality）与这个宏大话语（grandiose discourse）形成鮮明的对照，中国旨在重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但其引领各国合作意愿的能力有待考验。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度远低于“一带一路”，如：Aris[18]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对过去战略的更新，也是中国的“西进战略”，很有远见，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往来，各国共处在一个共同体中。Onunaiju[19]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赤字严重阻碍了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中国与非洲、亚洲国家的深度交流促进了地区双赢友好合作，并且也加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可以看出，各国学者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都在评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真实目的，“一带一路”遭遇的最大风险并非来自沿线落后国家，而是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集中反映在对中国模式及中国模式走出去的方式、成效的质疑[20]，“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尚未转化成国际共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一带一路”的境外舆情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几乎遍及了沿线所有国家和区域，这一研究主要在传播学领域，大多集中于各国主流媒体对该倡议的认知和反应，如美国、日本、印度、阿拉伯世界、土耳其等[21][22]。研究显示，各国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既有正面，也有负面，其中负面报道主要有：“一带一路”与个人影响力，某些媒体质疑中国的意图，对中国“抹黑”，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金钱外交、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中国殖民化，中国出于政治考量，希望借此提升软实力，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成为世界超级力量，中国有野心。可以看出，外媒的种种负面论调说明其对“一带一路”怀有疑虑，这从另一角度说明我方外宣之不足。舆情研究在方法选择和数据解释方面具有特色，但对文本的条分缕析欠缺，对文本与现实的联系关注不够。而且对境外舆情的考察大多局限于传统的报纸媒体，对各国新媒体、网站、智库、普通民众的态度和观点缺乏系统调研和梳理，未能充分呈现不同沿线国家受众在道德观、价值观、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与接受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一带一路”舆情研究缺乏跨学科意识，对“一带一路”话语本体研究、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较少，在技术、方法、范围和路径上还缺少针对性、系统性和科学性。
從多模态角度看，现有“一带一路”话语研究涉及的模态类型单一。“一带一路”自提出以来，话语形式早已超出纸质文本或语言这一符号模态，有必要扩展到由动漫、音乐等多模态领域。微视频作为“一带一路”传播的路径之一得到了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广泛重视，也引起了海外受众的关注。《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推出的“一带一路”系列宣传视频，其形式别出心裁，融动画、中英文歌词以及中国传统和外国文化元素于一体，用年轻化、国际化的表现手段吸引了受众，把政策传播与民众生活完美结合起来。但也有诸多负面评论，其效果有待进一步考察。国内相关多模态研究不多，如魏博文、李春姬[23]，但罕见这类视频在海外传播效果和受众接受度的研究。本文对《人民日报》推出的时长2分18秒说唱式英文视频《“一带一路”之歌》从两个方面做了初步调查：（一）在国外社交媒体用户中的接受度。截至2017年6月28日 22时，该视频在Youtube网站的观看人数6578次，顶18次，踩16次，有9条评论。网友对该视频的评价较为负面，诸如“我对中国的软实力失去信心，这则视频就是其中的代表”“我觉得中国的动画也就这个水平了”“讲得不够深入，这首歌容易变成口号化”。（二）在上海留学生中的反馈。我们把该视频让留学生在课堂上观看，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征求其意见。他们评论说，“这样的动漫和表达方式形式活泼可爱，但只适合小孩子，不适合成年人”“当谈论‘一带一路这样严肃话题的时候，需要正式的方式”“该视频不适合对‘一带一路真正感兴趣或者愿意为此投资的人观看”。事实上，该视频呈现了“一带一路”“是什么”，而没有提到“为什么”“如何做”“谁来做”等关键问题。留学生普遍认为视频过于孩子气，受众不明确，或者对受众的需求考虑欠佳。我们发现在这个短视频中，“一带一路”（Yidaiyilu）反复出现，高达14次，这突出了核心词，容易让人记住，但文字的反复并没有为受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他们还指出该视频字幕不易辨认，视觉元素过多，加上图像和图标播放速度过快，分散了受众的注意力，视频中卡通人物的身份和角色难以理解，缺乏故事性。由此可见，我们需重视“一带一路”话语表达在网络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上的接受度研究，关注哪些模态资源更有效，对哪些受众、哪些区域更起作用，从而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二、 建议与对策
构建“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要有问题意识和针对性。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暴露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危机，为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文明传播提供了机遇。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来表达该国所代表的文明形态，符号化能力是话语权和话语创新的重要体现。在此，我们基于符号、形式、语义、语境、意识形态五层次话语政治分析框架[24]，对“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创新提出建议与思考。
首先，从“一体化”及“全球化”层面，本文提出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号化为“一体”，并与“一带一路”整合为“一体一带一路”，它不仅仅特指一个命运共同体、一条经济带和一条丝路，而且可以泛指很多的共同体、经济带和丝路，最终必将统一到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和意图所在，“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全球治理的新思维、新理念，是对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的一种有效话语回应。把三者整合为一个同构性的概念链，便于整体把握和系统解读，可避免零星化、碎片化，进一步明确三者密切的层次关系。这样，外国受众在理解“一带一路”时就可从“一体”层面去把握，会有效避免“中国野心、称霸、金钱外交”等不良舆论，也可改变目前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认识与研究。
其次，从话语政治层面，中国作为“一体一带一路”话语主体需要从纵深层面构建这一话语系列，主动参与议题设置和解决路径的设计，界定核心概念内涵，规范、解释话语规则，掌控话语格局，主导国际社会的“一体一带一路”话语发展方向。话语体系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反映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价值观是否具有吸引力，根本上取决于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以之为指导的实践的成功性。“一体一带一路”作为一种软实力，其实施推进过程始终隐藏着话语政治，需要我们展开细致的基础调研工作，建构一套有利于自身行为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
再者，从话题建模的角度，既可以厘清“一体一带一路”主次话题层次结构及大小主题意义，又能基于大数据分析获取大众对“一体一带一路”的认知程度。通过推特、知乎API等运行爬虫软件提取大量相关多模态话语，利用python编程语言抓取宏观（微观）话题进行线性、层次和立体网络建模[25]。譬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体化为“一体”，是不同个体的集合，由“联合体”、“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概念逐步逐级发展而成。这样既可以为舆情调控和本体研究提供科学、准确的决策依据，又能让相关宣传部门更有针对性地对“一体一带一路”进行宣传和推广。
最后，从学术话语研究层面，“一体一带一路”在国外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关注是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重要契机，“一带一路”是多年来中国第一个如此大范围地引领世界学术风尚、设置全球议程的话语概念，可专门设立“一带一路学”[26]，从话语符号、范式、主题、路径等多个维度使之学术化、理论化、学科化、实践化，进而引领全球“一体一带一路”研究。拥有了学术话语权，就可减少误读、误解和歪曲。“一体一带一路”话语权与该倡议实施本身一样任务艰巨，因此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外宣传，在行动中克服话语困境，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争取国际社会最大程度的“认知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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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生文）
〔摘要〕 文章利用读秀、知网、推特、智库等资源库对2013-2017年间国内外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研究现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国内“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沿线各国基础设施、经济、金融、地缘关系等研究火热，相关政治话语及核心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偏冷，存在虚化、泛化现象；境外舆情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几乎涉及沿线所有国家和区域，但“一带一路”话语本体研究、历史资源和学理基础研究薄弱，少有对受众差异性、国外媒体的误读、质疑及零报道开展针对性研究，“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有待进一步完善。据此，文章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进行整合，再符号化为“一体一带一路”，进而提出建设性意见，以便深入认识其与中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构建的关系，推进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创新研究。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政治话语；话语体系；话语创新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1-0012-06
引 言
话语“是连结我和别人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跟对话者共同的领地”[1]（436）。如何解读和生成话语政治意义、创新话语体系是语言学、政治学和哲学领域的重大课题。话语具有政治性、社会性和实践性，是一种社会实践和行动的方式，可构筑各种社会秩序，型塑社会，同时又被社会型塑。它不仅表征社会现实，同时也促进社会变革，建构一种新的政治现实，直接影响政策的选择，也影响人们的认知，并逐渐内化为背景知识，影响人们的言行[2]。Habermas[3]认为，话语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不是直接关系，而是以人的认知为中介，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在微观语言层面体现在话语中被生产和再生产，并被合法化为构建社会实践的资源。“一带一路”倡议与实施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转型和创新、提升中国国家话语影响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第一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简称“一体”），四年来，他在国际国内重要场合100多次反复阐释，2017年2月10日、3月17日这个概念分别首次载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决议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同时，习主席在2013年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东盟时分别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 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29国元首和领导人以及包括美国、日本、朝鲜在内的130多个国家和60多个国际组织派代表与会，“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积极响应。越来越“中国化”、越来越“全球化”的中国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焦点和学界关注中心。“一体”“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话语的创新，“为中国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建设带来了希望”[4]。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读秀、知网等数据库，对近年来“一体”“一带一路”的国内外研究进行简要综述，探讨其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 “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
话语体系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提出到落实的几年间，已经成为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成果丰硕，但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学术领域经热政冷、话语模糊、话语失语、理论失效等现象，国外也有不同程度的质疑声。“一体”和“一带一路”本身蕴涵了一种话语体系，但这种话语体系的内涵、理念是什么？内部架构与外部支持因素是什么？学界语焉不详。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开展扎实、系统的基础研究工作，厘清“一体”“一带一路”的话语本体特征，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体系，以提升对外宣传效力，为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话语生成提供学理依据。
（一） “话语体系”的内涵及其相关研究
“话语体系”一词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热门词汇，截止2017年7月4日，从中国知网期刊篇名检索发现，最早一篇文献出现在1995年（即“论重建知识分子话语体系”），1998年至2006年篇名含有“话语体系”的论文发表数保持在一位数，2007年之后升至两位数，最近三年每年达到三位数，其中2014年為116篇，2015年为178篇，2016年为302篇，2017年109篇。“话语体系”研究从个体/群体走向各种学科、媒介话语，以及国家战略层面的话语体系建构，如2007年较早针对区域进行话语体系建构的论文[5]，随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和政治话语体系的论文不断增多。通过检索国内硕博士论文库，我们发现，篇名含“话语体系”的论文不多，2016年6篇，2015年2篇，2014年4篇，2013年1篇，2012年4篇，2008年1篇。在这些有关“话语体系”的研究文献中，各学科都论及自身独特的“话语体系”，如对外话语体系、政治话语体系、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法治话语体系、国防话语体系、史学话语体系、中国话语体系、西方话语体系、国家话语体系、全球话语体系，等等，这些名称使得话语体系变得极为宽泛，但未能厘清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各种研究也多以宏大抽象手法高屋建瓴，各学科之间自设壁垒，自说自话，彼此缺少相互融通和照应，同时，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也存有隔阂。有研究文献对相关“话语体系”进行了定义，如：“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它以工具性构架承载特定思想”[6]。“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作为国家文明的重要表达系统，是该国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上展现和发挥的载体……，是国家意志、价值观和国家梦想在全球舞台上的综合展现形式”[7]。更多时候，学者们把话语体系工具化、隐喻化，如：“话语体系承载着一个民族国家特点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话语体系是中国的特定文化基因密码”[8]。“在全球化视域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的本质就是中国如何对外‘发声或如何‘讲好中国故事”[9]（28），但对于一些关键问题缺乏深入详细的阐述，如：如何“发声”、什么是易于被西方人接受的声音、“话语体系”内涵和要素有哪些？架构特征如何？为此，我们从知网进行“题名”和关键词检索，发现尽管“话语体系构建”出现的频次很高，但鲜有文献提出一个完整系统的话语体系建构模式，由此可见当前中国话语体系内涵建设严重滞后，概念零星化、碎片化，缺乏实质内容；相关话语理论遵循的是西方范式，少见中国话语理论，如果基于西方话语理论来建构中国话语体系，那势必陷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这种中国话语体系依然带有西方色彩。
（二） “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内研究现状与话语失语
从现有网上资料考察，“一带一路”这个符号是在习近平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基础上，首次出现在2013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回答记者提问中，距习主席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仅两个半月。学术期刊相对滞后，《求是》在王毅部长二次符号化后28天率先发表了“一带一路”论文，位居期刊类榜首。截止2017年6月19日，作为省市社科项目研究成果抢先发表的前三甲依次是云南、宁夏、内蒙。中国知网已收录的相关期刊论文共21451篇，其中对“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整体研究只有86篇，从政治角度研究仅有12篇，“一体”、“一带一路”话语（权）研究有34篇（见表1）。
从表1及相关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学界主要关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济、金融、基础设施、语言教育、宗教、文化交流，以及给沿线各国带来的机遇，常用的话语表述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或“一带一路视野下”，议题宏大，包罗万象，延伸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甚至人类文明的高度，存在虚化、泛化和标签化现象；并且只对“一体”或“一带一路”进行单个研究，整体研究很少，从政治角度研究更少，“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研究出现经热政冷、人文研究和话语政治研究欠缺的现象。
基于读秀数据库的图书检索系统，截止2017年6月19日，我们发现14本智库专著，“一带一路”也同样被看做经济话语，如绿色金融、国际贸易、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另外，以“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为关键词对知网硕博士学位论文进行题名检索，发现2015年才开始有相关论文，共计25篇，2016年199篇，2017年4篇。再以“经济”“政治”“话语”为题名进一步检索，得到如表2的结果。
“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由党和政府领导人提出，并稳步推进，是国家官方行为，应该属于一种政治话语，但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单项研究成果也不多，整体研究罕见。譬如：在“一带一路”方面现有孙发友、陈旭光[10]从国家形象建构的角度考察了“一带一路”话语的媒介生产与权力较量问题。李伟建[11]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参与倡议的实施既有期待，也有认知差异，甚至还有误解。这也反映出我们在相关话语建设方面的欠缺，他从区域治理的角度探讨了如何在中东构建“一带一路”话语。朱桂生、黄建滨[12]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考察美国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特征及意识形态意义。刘立华、徐硕[13]从“我方说”的角度讨论了“一带一路”话语的创新。目前少有文献涉及中国“一带一路”话语的实际传播效果，特别是其在海外受众中的影响力和接受度。
（三） “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外研究现状与话语困境
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系列新范畴、新表述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研究和讨论，日益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在“一带一路”研究方面有一定的成果，大多持赞誉态度，同时，也指出其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如：Swaine[14]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中国政府愿意投入的资源数量、中国领导人和企业家在将这些资源应用到当地时的机敏度、“一带一路”带给中国特别是资源接受国利益的多少。Casarini[15]从金融贸易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给欧洲国家带来的益处和政治挑战，认为中国面临经济秩序中的跨国多层次法律挑战。日本学者Yu Zhong[16]从马六甲困境的视角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性。他提出，对中国来说，马六甲海峡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和贸易通道，更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穿越亚洲的唯一通道。然而，中国并没有对马六甲海峡给予很多重视。Du[17]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操作性（operationality）与这个宏大话语（grandiose discourse）形成鮮明的对照，中国旨在重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但其引领各国合作意愿的能力有待考验。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度远低于“一带一路”，如：Aris[18]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对过去战略的更新，也是中国的“西进战略”，很有远见，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往来，各国共处在一个共同体中。Onunaiju[19]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赤字严重阻碍了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中国与非洲、亚洲国家的深度交流促进了地区双赢友好合作，并且也加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可以看出，各国学者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都在评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真实目的，“一带一路”遭遇的最大风险并非来自沿线落后国家，而是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集中反映在对中国模式及中国模式走出去的方式、成效的质疑[20]，“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尚未转化成国际共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一带一路”的境外舆情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几乎遍及了沿线所有国家和区域，这一研究主要在传播学领域，大多集中于各国主流媒体对该倡议的认知和反应，如美国、日本、印度、阿拉伯世界、土耳其等[21][22]。研究显示，各国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既有正面，也有负面，其中负面报道主要有：“一带一路”与个人影响力，某些媒体质疑中国的意图，对中国“抹黑”，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金钱外交、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中国殖民化，中国出于政治考量，希望借此提升软实力，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成为世界超级力量，中国有野心。可以看出，外媒的种种负面论调说明其对“一带一路”怀有疑虑，这从另一角度说明我方外宣之不足。舆情研究在方法选择和数据解释方面具有特色，但对文本的条分缕析欠缺，对文本与现实的联系关注不够。而且对境外舆情的考察大多局限于传统的报纸媒体，对各国新媒体、网站、智库、普通民众的态度和观点缺乏系统调研和梳理，未能充分呈现不同沿线国家受众在道德观、价值观、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与接受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一带一路”舆情研究缺乏跨学科意识，对“一带一路”话语本体研究、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较少，在技术、方法、范围和路径上还缺少针对性、系统性和科学性。
從多模态角度看，现有“一带一路”话语研究涉及的模态类型单一。“一带一路”自提出以来，话语形式早已超出纸质文本或语言这一符号模态，有必要扩展到由动漫、音乐等多模态领域。微视频作为“一带一路”传播的路径之一得到了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广泛重视，也引起了海外受众的关注。《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推出的“一带一路”系列宣传视频，其形式别出心裁，融动画、中英文歌词以及中国传统和外国文化元素于一体，用年轻化、国际化的表现手段吸引了受众，把政策传播与民众生活完美结合起来。但也有诸多负面评论，其效果有待进一步考察。国内相关多模态研究不多，如魏博文、李春姬[23]，但罕见这类视频在海外传播效果和受众接受度的研究。本文对《人民日报》推出的时长2分18秒说唱式英文视频《“一带一路”之歌》从两个方面做了初步调查：（一）在国外社交媒体用户中的接受度。截至2017年6月28日 22时，该视频在Youtube网站的观看人数6578次，顶18次，踩16次，有9条评论。网友对该视频的评价较为负面，诸如“我对中国的软实力失去信心，这则视频就是其中的代表”“我觉得中国的动画也就这个水平了”“讲得不够深入，这首歌容易变成口号化”。（二）在上海留学生中的反馈。我们把该视频让留学生在课堂上观看，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征求其意见。他们评论说，“这样的动漫和表达方式形式活泼可爱，但只适合小孩子，不适合成年人”“当谈论‘一带一路这样严肃话题的时候，需要正式的方式”“该视频不适合对‘一带一路真正感兴趣或者愿意为此投资的人观看”。事实上，该视频呈现了“一带一路”“是什么”，而没有提到“为什么”“如何做”“谁来做”等关键问题。留学生普遍认为视频过于孩子气，受众不明确，或者对受众的需求考虑欠佳。我们发现在这个短视频中，“一带一路”（Yidaiyilu）反复出现，高达14次，这突出了核心词，容易让人记住，但文字的反复并没有为受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他们还指出该视频字幕不易辨认，视觉元素过多，加上图像和图标播放速度过快，分散了受众的注意力，视频中卡通人物的身份和角色难以理解，缺乏故事性。由此可见，我们需重视“一带一路”话语表达在网络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上的接受度研究，关注哪些模态资源更有效，对哪些受众、哪些区域更起作用，从而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二、 建议与对策
构建“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要有问题意识和针对性。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暴露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危机，为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文明传播提供了机遇。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来表达该国所代表的文明形态，符号化能力是话语权和话语创新的重要体现。在此，我们基于符号、形式、语义、语境、意识形态五层次话语政治分析框架[24]，对“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创新提出建议与思考。
首先，从“一体化”及“全球化”层面，本文提出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号化为“一体”，并与“一带一路”整合为“一体一带一路”，它不仅仅特指一个命运共同体、一条经济带和一条丝路，而且可以泛指很多的共同体、经济带和丝路，最终必将统一到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和意图所在，“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全球治理的新思维、新理念，是对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的一种有效话语回应。把三者整合为一个同构性的概念链，便于整体把握和系统解读，可避免零星化、碎片化，进一步明确三者密切的层次关系。这样，外国受众在理解“一带一路”时就可从“一体”层面去把握，会有效避免“中国野心、称霸、金钱外交”等不良舆论，也可改变目前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认识与研究。
其次，从话语政治层面，中国作为“一体一带一路”话语主体需要从纵深层面构建这一话语系列，主动参与议题设置和解决路径的设计，界定核心概念内涵，规范、解释话语规则，掌控话语格局，主导国际社会的“一体一带一路”话语发展方向。话语体系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反映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价值观是否具有吸引力，根本上取决于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以之为指导的实践的成功性。“一体一带一路”作为一种软实力，其实施推进过程始终隐藏着话语政治，需要我们展开细致的基础调研工作，建构一套有利于自身行为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
再者，从话题建模的角度，既可以厘清“一体一带一路”主次话题层次结构及大小主题意义，又能基于大数据分析获取大众对“一体一带一路”的认知程度。通过推特、知乎API等运行爬虫软件提取大量相关多模态话语，利用python编程语言抓取宏观（微观）话题进行线性、层次和立体网络建模[25]。譬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体化为“一体”，是不同个体的集合，由“联合体”、“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概念逐步逐级发展而成。这样既可以为舆情调控和本体研究提供科学、准确的决策依据，又能让相关宣传部门更有针对性地对“一体一带一路”进行宣传和推广。
最后，从学术话语研究层面，“一体一带一路”在国外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关注是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重要契机，“一带一路”是多年来中国第一个如此大范围地引领世界学术风尚、设置全球议程的话语概念，可专门设立“一带一路学”[26]，从话语符号、范式、主题、路径等多个维度使之学术化、理论化、学科化、实践化，进而引领全球“一体一带一路”研究。拥有了学术话语权，就可减少误读、误解和歪曲。“一体一带一路”话语权与该倡议实施本身一样任务艰巨，因此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外宣传，在行动中克服话语困境，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争取国际社会最大程度的“认知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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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