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教学中的价值引导
摘? ? 要：价值引导是高校课程思政的核心要义。翻译教学应通过形而上层面的价值观念建构与形而下层面的价值观念引导，实现与课程思政理念的有机融合。一方面，应引导学生全面了解翻译活动与哲学理念的同步发展关系，并最终落实到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认同上，通过学习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正确理解跨语际实践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另一方面，应立足于现实，以经典案例为核心，通过对五类翻译价值的辨析与讲解，使学生感知翻译活动中的人文精神，学会站在价值与道德共同体的高度审视翻译现象，思考意义转换问题。
关键词：翻译教学;课程思政;价值引导
中图分类号：G642.0?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文章编号：1002-4107（2019）12-0023-03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7日至8日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这一重要论述使价值引导在课程思政中的关键性作用得以突显。随着会议精神的落实，各高校纷纷开展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在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着力挖掘价值引领要素，以革新人才培养方式，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本文以此为契机，对课程思政理念下的翻译教学进行探讨与思考，拟通过在翻译教学中引入价值观念体系，消除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两相分离的局面，强化翻译课程育人育德的隐性功能。
一、价值引导：高校课程思政的核心要义
所谓“课程思政”，简而言之，是指在所有的课程教学中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有机统一，提炼出课程中蕴含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文化自信、人文精神等价值范式，使学生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有正确的方向[2]。按照邱伟光的界定，课程思政指“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注重在思政教育和价值传播中蕴含知识底蕴，同时在知识传播中强调价值的导向作用[3]。可以说，价值引导是高校课程思政的核心要义。
究其原因，多元多变的社会现实对当代大学生既有积极影响，也存在消极误导，亟须通过卓有成效的价值引导，提升他们对于国家、制度和文化的认同感，培养中华民族情感，增强文化自信。在这一方面，思政课程固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渠道作用，但其边界毕竟有限，这种边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思政课程育人功能的有效发挥，这就需要课程思政予以补足。具体来说，课程思政不仅应在政治方向、育人方向和文化认同方面与思政课程保持一致性，以实现“同向”;还应在课程体系的顶层设计上融入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着力彰显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以体现“同行”[4]。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价值引导发挥着重要功能。“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5]。只有通过课程教学中的价值引领要
素，让受教育者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思想精髓，以及民族国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紧密关联，才能增强文化自信，形成国家和民族认同，进而成为中华文明的承载者、传播者、弘扬者。
二、翻译教学：形而上层面的价值观念建构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翻译活动在人类精神生活、社会发展和文化沟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全面推进，突显了翻译在文化领域的建构功能，同时也给翻译教学提出了新时代的要求，那就是引导学生“充分认识翻译的精神属性，从思想传承、文化交流、社会发展、语言创新与服务等多个层面全面认识与把握翻译的价值”[6]。总体观之，这一理念在当前的翻译教学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不少翻译类课程仍然将技能讲解视为核心环节，走传统的规约型路径（prescriptive approach），向学生单向输入约定俗成的操作技能。这样的教学模式培养出的翻译人才多为“译匠”，熟谙语言层面的转换技巧，却不知如何进行翻译活动的顶层设计，更无法胜任新时代文化“使者”的重任，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審视翻译现象，思考翻译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是拓展学生的翻译视景或眼界，不再沿用从词语到句子再到语篇的传统方式，自下而上地去认识翻译，而是采用自上而下的路径，先窥其全貌，了解翻译的“前世今生”以及价值属性，再逐层往下，学会从文化建构的全局性视角把握翻译实践中的意义转换。这就需要我们在形而上层面引入一套切实可行的价值观念体系，实现建构主义翻译观与马克思实践哲学之间的有效链接。吕俊在《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2005）一书中对此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吕俊指出，“哲学是一切科学活动澄明的思想前提和价值前提”，“事实证明，各种翻译研究的思潮与思想都是有其哲学基础的，所以认清哲学的发展与翻译研究发展的关系，认识以往各种范式的译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对我们进行翻译研究和建立我们的建构性翻译学是大有裨益的”[7]。
回顾翻译研究的历史，从传统的语文学阶段，到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再到解构主义、建构主义等研究阶段，每种范式各有其哲学基础，且都对翻译实践提出了不同层面的要求。传统的语文学研究范式以本体论哲学为导向，这是一种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古典知识论哲学，视人为万物之灵，将精神与物质混为一体，强调神思、天才与灵感。在这一价值尺度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翻译是有赖于个人能力的艺术”[8]，译者的职责首先是尊重源文本及其作者的权威性，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语言才华与悟性，传递出原作的神采;翻译的精神属性尚停留在直觉性的个人体悟上。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在我国译界开始盛行。它所依据的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认识论主体哲学，将作为精神世界的主体与精神以外的客体相分离，聚焦理性演绎在认识世界、探求事物本质中的作用。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语言被视为理性的代表，成为人们借以认识外部世界的理想工具[9]，译者的职责在于充分了解语言的构成规律和语言间的共性，并在翻译实践中严格遵循科学化的语言转换规则，在此基础上对源文本中的语言材料进行解码与编码。这种认识论视域下的翻译观虽破除了神秘论和天才说，使人们认识到翻译活动的科学规律，但因其过分强调共性，忽略差异性，逐渐形成了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压抑了译者的能动性和创造力，遮蔽了翻译中蕴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与文化价值。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哲学解释学为基础的解构主义思想在我国译界成为新兴热点，其核心观点是“拆解结构、消解中心、否定本质、颠覆主体”[10]，通过探究文化、历史、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等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和影响，找出语言规律之外的异质性、多元化的言语生成机制，进而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进行全面批判与反思。这种多元范式不仅提供了一种反思性精神和开放性思维方式，还通过揭示隐藏于文本背后的多重权力关系颠覆了原作中心，使译者的主体间性和“创造性叛逆”得以突显。但与此同时，解构主义也存在其消极性，它否定了语言规律的客观性，消解了意义的确定性，极度张扬译者的主体性和差异性，从而使翻译活动失去了应有的规范性制约，引发了翻译标准的多重化、模糊化和大众化等问题。
吕俊指出，要想走出语言与观念的牢笼，摆脱于实践无补的理论空谈，真正发挥翻译在跨文化交往活动中的对话性功能，应从理论哲学转向实践哲学，以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思想作为建构主义翻译观的哲学基础[11]。马克思曾说过：“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12]这对于我们认清作为交往实践的翻译活动，并为其提供实践指南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知道，“交往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社会化的根本途径，是民族兴旺的力量源泉，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把翻译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才能扩大翻译研究的视野，同时才有可能去寻找不同文化交往的普遍性规律以及探讨合理的交往模式”[13]。
在这一点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概念对于形塑译者的价值观念具有指导意义。哈贝马斯将“理性”从先验层面下降至实践层面，认为“生活世界构成行动环境的直观性前理解脉络，同时生活世界给解释过程提供了富源，交往参与者正是借助于解释过程，力求满足不时在行动环境中产生的理解需要”[14]，使交往活动趋于合理，这一能力被称为“交往理性”。换言之，交往理性要求译者在语言规范之外遵循一套带有社会契约性质的协调性规则，融入一个为各交往共同体所同意的道德规范体系。这就有效突显了翻译活动的价值引导作用，成为译者辨识文化身份，获得民族国家认同感的重要理论基础。笔者认为，翻译教学中应有效导入这一形而上层面的发展脉络，让学生全面了解翻译活动与哲学理念的同步发展关系，并最终落实到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认同上来，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的引导下，正确理解跨语际实践中的价值取向问题。
三、翻译教学：形而下层面的价值观念引导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告诉我们，翻译的价值由实践决定，而非由超时空的语言规则决定，译者惟有在把握语言规范的同时关注其所在道德规范体系中的协调性规则，才能传递出特定语境中的翻译价值。那么翻译活动中究竟存在几种主要价值？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何种方式得以呈现？为此，我们应立足于事实，对翻译的价值作进一步细分，并从中国翻译史中寻找典型案例，着力突显翻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核心价值取向。许钧在这方面的论述颇具启发性。许钧指出：“要认识翻译的价值，我们首先必须区分翻译的精神性与物质性，具体而言，在物质方面，可以彰显翻译的语言服务功能与行业特征……在精神方面，则应考虑翻译在社会发展、文化传承与交流、思想创造以及国家建设等方面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体现怎样的价值。”[15]为此，许钧将翻译的价值划分为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认为“翻译的社会性重交流，翻译的文化性重传承，翻译的符号转换性重沟通，翻译的创造性重创造，而翻译的历史性重发展……这五个方面恰好构成了翻译的本质价值，它们也正是翻译精神的体现”[16]。这一分类既是针对翻译价值所做的有效提炼，同时也是翻译教学中重要的思政资源。如果能在课堂讲授中导入翔实而典型的案例，向学生展现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翻译大家和文化先驱如何以其所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特定需求为“前理解”，也即哈贝马斯所说的“融入一个为各交往共同体所同意的道德规范体系”，并有效运用翻译转换技巧以达成翻译目的，必能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和育人效果，让学生在学习翻译技能的同时，提升文化认同感，自觉融入当下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
具体来说，在讲述翻译的文化价值时，可引佛经翻译为例，阐述这一“印度来的水”如何借助翻译，注入中华文化的长河，使其“长葆青春”，永不枯竭[17]。在讲解翻译的社会价值时，可引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例，凸显他们如何借助翻译，输入现代性价值观念，形塑国人的思维方式。关于翻译的语言价值，可以“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为专题，讲述胡适、鲁迅等人如何通过翻译，推动现代汉语的形成。在讲述翻译的创造价值时，则应以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为背景，引入莫言作品的翻译，以及外宣翻译、典籍外译中的成功案例，讨论翻译如何发挥建构功能，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國声音。这些案例有助于打开学生的认知视野，消除他们对翻译的工具性定位，使其学会一种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从翻译精神、翻译价值，以及翻译的人文关怀入手，去思考意义的转换问题，使翻译中不仅有语码的转换，还带着“人”的温度。这也是课程思政与翻译教学的融合点所在。
有学者指出，专业伦理是开展实践课程思政的重要着力点[18]。这一观点颇具洞见性。翻译类课程若没有价值引导，极有可能导致学生对翻译中“共识性”的片面理解——只知两种语言间的共性或普遍规律，却不知还有契约性规范和道德体系的引领;只看见翻译的语言属性，却不见翻译的精神属性。为此，翻译教学中应以技能讲解为基础，以经典案例为亮点，在传授技能的同时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让专业课上出人文味道，使翻译价值的浸润与专业知识传授同频共振。唯有如此，才能“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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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4-15
作者简介：刘嘉（1981—），女，重庆人，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译论、翻译教学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