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新常态的主要表征
张红阳 李传喜 孙伟红
摘要：社会新常态是从静态的角度来描述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特征，表明社会状况出现了相对稳定与常态化的架构，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新格局、新态势。目前，我国社会新常态的主要表征为：社会生活现代化；社会结构多元化；社会动力呼唤幸福化；社会保障趋于公正化；社会问题复杂化；社会治理日益规范化。这不仅是一种事实上的陈述，同时也在某些领域包含了社会应当为之努力的方向。一方面，新常态成为社会运行的新态势与新条件，反映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新情况；另一方面，我们应创新应对新常态的手段与策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社会新常态中实现新的跨越。
关键词：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新常态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强调要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去把握经济运行。之后，“新常态”成为一个流行词，开始被广泛地使用，并从经济领域延展到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在当下的中国舆论场，人们开始习惯于用新常态来描述我们对急剧变迁的现实状况的理解，新常态不再只是一种包含特定形势判断的概念，而是一种试图重新把握和描述新的现实的努力。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社会也进入新常态。李培林[1]认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联动的，在经济新常态下，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成长阶段。他将社会新常态理解为社会的新转型，或者说是二次转型。但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转型与社会新常态之间存在些许的差异。社会转型是从动态角度进行的描述，反映了社会的变迁；社会新常态则是从静态角度来描述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特征，表明社会状况出现了相对稳定与常态化的架构，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新格局、新态势。就这个意义而言，社会新常态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社会失范、越轨行为都是社会新常态形成过程中的社会现象或社会过程。套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社会失范不仅成为塑造新的社会形态的背景，同时也作为要素和媒介参与新的社会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显现，社会领域很多方面都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新情况，研究社会新常态对于丰富社会发展理论意义重大。例如，针对社会保障问题的讨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主要谈论的是社会保障的不健全及其完善的路径，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已经给农村带来了一种医疗保障的全新局面，这可以说是农村医疗保障的新常态，而且这个新常态还将长期存在下去，对农民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研究这种社会新常态可为当前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因此，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当社会进入一种特征相对平稳的新阶段时，我们需要正视社会领域出现新常态的事实。只有对真实的社会状态有清晰的认识和理解，才能意识到更新社会治理理念的重要性，才能在此基础上选择相应的治理措施与手段，从而更好地推动民生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故此，本文拟探讨我国社会新常态的主要表征，以期对社会新常态的后继研究有所裨益。
一、社会生活现代化
随着城镇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大量失地农民被集中安置进现代社区，其居住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形式随着电话、手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便捷，打破了时空的限制（2014年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2.86亿户，移动电话的用户普及率达94.5部/百人[2]）；交通从闭塞到便利，出行方式多样化，汽车时代已经来临（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双双超过1 300万辆，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3]；目前，我国拥有汽车驾驶执照的人超过2.46亿[4]）。
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渐达到并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在时空压缩中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网络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以消费方式为例，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购物方式，成为社会成员消费新潮流。根据阿里巴巴公司的统计，淘宝网2014年“双十一”这一天的销售额就达到了571亿，实现了销售的跨越式增长；移动端成交额达到了243亿，占到当年总成交额的42.6%，是前一年移动交易额的4.54倍，创下了全球移动电商平台单日交易的历史新高。以2013年为例，超过300亿的销售额是成都9大商场销售额总和的100倍，相当于美国沃尔玛在中国半年的销售业绩。[5]上述数字反映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已从实体店消费形式向网络消费形式延伸。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生活的新常态。由于农村互联网的日益完善，农民通过网络购物的现象也逐渐增多，在基层的乡镇也可以找到快递公司的服务网点，这突出地反映了目前城乡居民在网络社会兴起的背景下，其消费方式已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进入了一种新常态。同时，以网络作为销售平台的创业活动也越来越频繁。据阿里研究院预测，淘宝村的数量在未来5～10年将持续快速增长，电子商务将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常规生产力要素，并最终实现常态化，进而完成农村竞争力的重要升级。[6]伴随着淘宝村的发展繁荣与农村区域经济的崛起，未来将有一部分人离开打工的城市，回到农村创业或就业。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就没有一味地沿袭各种文化批判的思路，而是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现代性的高度发展是对日常生活世界的侵蚀，是对私密关系的压制，这样的看法还未脱离浪漫的恋乡情调。[7]
二、社会结构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是市场机制的导入，进而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组织性质多样化，人员可以自由流动，资源可以自由交换，社会活动类型多样化，意识形态与信仰的选择也多元化，形成了更具有弹性的社会结构[8]；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逐渐被疏远，半熟人社会已经来临，社会成员需要适应这个以职业关系为依托的社会资本类型，而不再依靠血缘或者地缘关系；城市化率的提高，标志着全新的城乡结构的出现，大量年轻人流入城市，乡村社会中大量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问题已经固化，在短时期内无法有效改观，如何对乡村社会中这些大量存在的弱势群体进行帮扶，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紧迫的任务；独生子女在社会成员中所占的比例与占据的社会位置都得到了相应的提升，他们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光棍”群体规模越来越大，对原有的婚姻关系带来巨大冲击，这不仅仅是一时的社会走向，而是代表了一项重大的社会变迁。[9]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0]指出，在个体化浪潮的冲击下，作为工业社会基本要素的核心家庭和充分就业体系解体了，每个人都过着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家庭变得个体化了，社会风险长驱直入，直接威胁着个体。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11]剖析了当代西方社会所经历的结构转型，并认为这种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空间丧失了它存在的优势地位；二是资本与劳动力的分离；三是权力与政治的分离。目前，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城镇化导致的土地空间日益缩减的现象，如在东部发达地区个别城市中，多余的土地空间已经基本消失了，如何摆脱空间的限制已经成了新的课题。同时，由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主对劳动力的依赖度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降，依靠财富、知识、声望等要素维系的权力的出现，使权力的实现形式日益多元化。
三、社会动力呼唤幸福化
过去我们激发农民、工人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依靠的是政治动员、激情，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依靠的是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依靠的是竞争机制。然而在当前我国，如果单靠市场机制，如果功利主义得不到遏制，会产生一系列的负作用，一些发达国家在其转型过程中曾出现的功利至上、道德崩溃的情况[12]，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和警惕。目前，我国已进入修昔底德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人们的幸福指数、社会公平感并没有也不会因为经济收入的增加而有相应的提升，社会成员更多关心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因此只有解决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才能让他们拥有幸福感。
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规模与水平时，人们的幸福感会停留在一定的指数上没什么变化，因为社会成员的幸福感不仅受到经济与物质的影响，还会受到社会体制、政府信誉、公平正义等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体制转轨之后，一些伦理道德方面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一部分人有困难的时候依赖道德，有私利时却不要道德，他们将道德视作一种个人谋私的工具[13]。“仓廪实”不一定就“知礼节”，“饱暖”后不必然“思淫欲”。实际上，社会秩序、社会道德风尚与经济增长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中间有着诸多复杂的变量，最终影响社会道德的是社会结构的整体质量[14]，即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的思想素质和精神面貌还是会存在诸多的差异。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收入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越来越低，而大的社会环境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人就具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意识，只有生活在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戾气才会少一点，和谐才会多一点。当前我国民众的社会心态突出表现为普遍的不公平感和对越轨型致富、权力腐败的愤怒[15]。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6]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上虽还存在不少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但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公平意识、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条件。这也表明，虽然社会动力在很长一段时期具有功利化的倾向，但这种倾向本身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与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悖。视人为工具，激发其功利心，以此来调动群众工作热情的做法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而应该更多地依托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与良好的公民素质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从而提升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
四、社会保障趋于公正化
2011年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发展，参保人数不断增加，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质量不断提高，我国成功编织起世界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数量最多、保障类型比较完整、保障水平能较好地满足受保障群体基本需求的社会保障网络，实现了社会保障的新跃进。根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4》数据，到2013年年底，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8.7%，全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571亿人。我国公共财政在发挥“兜底”作用（提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城乡均等，以社会保障为杠杆，撬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为促进社会保障公正化，还要进一步加大社会统筹力度，将城乡分割的保障现状整合为城乡一体化的保障局面，在保障责任承担上实现个人、国家与社会组织等主体之间的协调平衡，在保障待遇上实现不同群体、不同区域之间平权同利。[17]
过去我们在社会发展上存在一些偏差：在经济建设上舍得投资，但是在社会建设、社会保障、社会预防上舍不得投入，有些社会发展项目在财政预算体系中根本没有位置[18]。这就造成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于民生问题解决得不到位，尤其是社会保障建设长期滞后。当前，在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的社会保障日益健全，伴随着全民合作医疗与农村养老保险的推广，社会保障方面的城乡差距显著缩小，这种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努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民生领域的新常态为社会问题的产生起到了缓冲作用，从而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与地位。一些农村在城镇化过程中，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复兴了集体经济，以再集体化推动了乡村发展，让村民享受到村集体经济的福利，不仅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年底还有股息分红，村民对再集体化非常欢迎。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
五、社会问题复杂化
我国社会问题的复杂化主要表现为类型增多、强度加大。虚拟社会矛盾与刚性社会矛盾的兴起成为一种新常态。当前我国社会问题的范围、种类已经比较明朗，几乎各个领域都有受到媒体追踪与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同时，新型社会问题也不断出现，最为明显的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大量的社会问题出现于虚拟社会中，人们在虚拟社会中的行为与观念越来越受到关注，当网络生活成为一大批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后，在虚拟社会中产生的一些言论和舆情会对现实社会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尤其负能量的传播值得警惕。有学者指出，我们长期以来忽视网络社会的宣传工作，导致网络上抹黑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言论盛行，网络成为传播社会负能量的来源地。
美国著名学者威尔·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中谈到：“进步仍然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比过去的婴儿更健康、更漂亮、更聪明，而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更丰富的文化遗产，生来便处在一个更高的平台，知识和艺术的增加，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基础和支撑。遗产在增多，接受遗产的人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升。”[19]当前，很多人通过网络这一平台，在利益诉求的推动下，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和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他们发表言论，鼓动情绪，煸风点火，制造网络群体性事件，并最终演变为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其中以征地、拆迁、医患、环境矛盾等为主要内容的刚性社会矛盾规模大、影响强，同时具有不易治理的特征。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刚性社会矛盾，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干群关系的恶化视为一种社会变迁的副产品。
六、社会治理日益规范化
众所周知，社会建设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问题，而社会治理则是为了解决社会稳定问题。龚维斌[20]指出，目前社会治理新常态具有八方面的特征：一是更加重视权利保护；二是更加重视依法治理；三是更加重视多种手段综合运用；四是更加重视基层治理；五是更加重视互联网治理；六是更加重视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七是更加重视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八是更加重视社会治理人才培养。以上特征充分体现了当前我国社会治理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要求与发展方向。
现代社会治理提倡治理的多中心化与恪守服务的自身定位，如果执政党不能很好地处理自身的腐败、越轨等问题，势必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出现的矛盾与问题，最终理所当然地会归结到社会管理者（执政党）的领导能力、领导水平甚至道德品质问题上来。因此，党和政府要维持社会运行的规范化，首先要规范社会治理手段与方法，坚持用科学、合理的办法解决群众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回应群众的关切。在当前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公众基本的生命权、健康权遭受严重的威胁，安全感缺乏，恐惧感增加。对执政者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管不力、查处不严、惩罚力度不够，公众自然会质疑相关部门的治理水平与效果。[18]这与网络社会的信息传播放大效应有关，也反映出当前社会治理效果与质量方面的短板。如果政府工作不能以更加规范、科学、专业的社会治理理念作指导，就难以建立高效的服务型政府，也不能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最终会带来一系列的负效应。
七、结语
当前，我国社会现出社会生活现代化、社会结构多元化、社会动力呼唤幸福化、社会保障趋于公正化、社会问题复杂化、社会治理日益规范化等特征，我国社会已进入新常态。我们应创新应对新常态的手段与策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社会新常态中实现新的跨越。具体而言，就是要守住新常态的底线，保障和改善民生。只有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城乡人民共享改革的红利，才能保障新常态下有稳定与良好的社会环境。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农村地权制度的建立，加大医疗卫生体制、教育体制、养老服务体制等改革的力度，按照“公平性、流动性、可持续性”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网建设；做好社会各群体的就业工作，确保就业的稳定；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生活，实施精准脱贫；更加重视环境治理，让老百姓享受社会新常态背景下的环境效益。
最后，有必要指出，我国社会是否已进入新常态还是存在争议的。陈友华[22]就直言，人类社会发展将经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旧常态社会、转型社会、新常态社会。常态的本质特征包括稳定性、长期型与整体性，人类社会依旧处在转型时期，其最大特点就是变。他并不认同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的新发展这样的观点，而是较为客观地强调，目前各界所热议的经济新常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的新挑战、新困难。本文所讨论的社会新常态，并不是一种完全实现的新常态，而是一种正在进入、仍处于起步阶段、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相对静止的新常态，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社会的进步，促成高质量社会新常态的到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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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华网.2009年国产汽车产销突破1300万辆 居世界第一[EB/OL].（2010-01-11）[2015-10-20].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1/11/content_12791549.htm.
[4] 新华网.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64亿辆 汽车驾驶人超过2.46亿人[EB/OL].（2015-01-28）[ 2015-10-20].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28/c_127431528.htm.
[5] 发商机网.2014年双十一淘宝销售额571亿[EB/OL].（2014-11-12）[ 2015-10-20].http：//www.fashangji.com/news/show/3212/.
[6] 阿里研究院.全国淘宝村增至212个，阿里推出淘宝村三大扶持措施（附2014淘宝村研究报告）[EB/OL].（2014-12-23）[ 2015-10-20].http：//www.aliresearch.com/blog/article/detail/id/200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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