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向与文化环境
刘爽
【摘要】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大数据、区块链、4G等与互联网密切相关的技术轮番登台，个体的网络接入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与便捷化。与此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互联网使得老年群体数字鸿沟日益拓宽，鸿沟两侧的对话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探究当代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形成原因变得十分重要。
【关键词】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互联网
数字鸿沟初期的表现，即接入鸿沟随着时间的发展呈现不断弥合的趋势，但在接入鸿沟随着网络基础设施普及以及经济发展而缩小的同时，卡茨曼所说的“信息沟”的问题也更加明显，虽然传播技术的演变与发展将带来整个社会的知识总量的增加，但传播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信息红利对于每个社会成员来说却未必是均等的。随着设备和技术的更新迭代不断加速，其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既有的鸿沟尚未完全消除，而新的鸿沟又在不断撕裂。因此，了解当代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形成路径变得十分重要。
一、经济：利益最大化下被选择性“抛弃”的群体
以往对于由技术造成的数字鸿沟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对于技术的使用能力鸿沟，但除了技术使用能力之外，对于技术的运作机制以及技术背后的资本动因的研究较少，而技术的目标服务群体以及其机制是造成鸿沟产生的一个重要成因。如Facebook的推送和信息排名机制所注重的并不是信息本身的重要性、显著性等因素，而是秉持着“3F原则”（Family ?Friends First）。[1]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杰伊·罗森对这种算法机制的评价是，新闻价值将因此而“重定义”，社交网络的重要性被移至了第一位。但同时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福柯所说的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纠葛关系也因此由显性的前台转向了隐性的后台，技术权力对话语的内容和传播的控制也日益加深。在算法的编程背后是商业逻辑的驱动，而在这种驱动之下完成了“受众商品论”的交易流程。
在注意力资源稀缺时代，收割注意力则代表经济利益。虽然50岁以上的互联网使用人数占比不断上升，在2018年底达到了12.5%，到2019年8月上升到了13.6%，[2]但其对于互联网的接入途径通常相对单一。由于在网络中的老年人总数占比较低与潜在消费意愿较弱等问题的存在，使得作为经济平台存在的互联网商业机构在受众最大公约数原则的驱使下选择性地忽视了老年群体。
从整体上看，老年群体的网络消费能力和意愿远不如青壮年人群，故而以经济利益为重要导向的互联网媒体及其生产商，在内容与产品的供给上更看重对于主流消费人群需求的满足。我国学者李巍在分析中老年网络消费现状时提出，我国中老年网络消费市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供给失衡，也没有足够丰富的产品可供在网上平台销售。[3]互联网中的内容与产品的生产方在对满足老年群体需求的供给上存在问题。
二、环境：数字原住民的后现代解码
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这两个概念最早是由著名学习软件设计师Prensky在他的一篇短文《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Digital Natives，Digital Immigrants）中提出，引起了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学者的兴趣，并对这两个概念做出了相关的界定。Tapscott认为那些出生在数字时代且具有内在技术悟性的人就可以称之为数字原住民。[4]也有说原住民是指那些出生在拥有各种数字技术和设备的时代，且能够本能地精通这些新兴数字技术并富有技巧地使用它们的人。[5]Vodanovich等人将数字原住民定义为出生在信息通信技术泛在的年代，并且熟悉各种信息化工具和技术的人。[6]
在2001年以前，互联网还远未达到真正的普及化。至2015年，我国网民人数约7亿，首次突破了我国总人口的50%。[7]这表明，从老年群体的整体情况来看，对于我国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来说，其中基本不存在数字原住民。
但在我们的社会向网络社会发展的同时，我们社会中的文化、仪式、价值等通常由年龄较小的数字原住民建构完成，而作为数字移民的老年群体，在网络中的话语权被数字原住民争夺，老年群体不得不接受那些被数字原住民建构或再解码出的符号意义。例如在2019年12月20日，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人民网、腾讯公司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19揭晓仪式”中列出的2019十大流行语，其中的“我太南（难）了”“硬核”等词语，老年人群体往往会从这些词语的字面意思着手进行解码，而作为这些词语创造者的网络原住民们则共享着词语背后被他们赋予或重新界定的意义。
为了保证传播的顺利进行，年轻人在与老年人交流的过程中，往往会有意识地从他们自身所固有的文化语境中脱离，然后寻找与老年人共通的意义空间。但当个体从熟悉的文化语境中脱离之后，必然会产生一种不适感。不同媒介背景与文化背景下的受众有着不同的思维和行为，而交流中年轻人的“妥协”，是情感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共同拉扯，这种拉扯将年轻人从他们熟悉的环境和习惯中拖拽而出。在交流的过程中，年轻人往往是带着这种不适感展开与老年人的沟通的，这可能会对年轻人与老年人的交流意愿产生潜在的影响。
谭冬秋对《咬文嚼字》“年度十大流行语”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上榜的词语记录反映了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变迁与交際规则的转变。同时，一些不规范的语言也破坏了汉语交际规则，由于缺乏严谨性故而通常只在网络上进行传播，也有相当一部分词语或表达方式来自英语与日语，如“断舍离”来自日语中的汉字词，用来描述网络商品抢购的“秒杀”则来自英文单词seckill。[8]社会流行词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性，也使得老年人更新自身知识以适应网络环境的困难不断加剧。
随着互联网的到来，网络中的信息量不断提升，知识的更新换代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老年人往往很难像青少年群体一样有充足的精力和意愿去了解快速迭代的网络文化。在这种情况下，老年群体在网络内容生产上的空位必然会被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所填补，而青少年群体生产的内容则带有被文化研究学派描述为“青年亚文化”的色彩，这种文化带有明显的反叛色彩。这种反叛由以阶级、种族等为主要反叛对象转向了对父母文化、主流文化的反叛，且带有明显的边缘性、批判性和娱乐性的特征。
在主流与非主流、青年文化与父母文化的对垒下，青年群体所创造出的文化内容天然地与父母、长辈所喜闻乐见的文化产生对抗。而随着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不断收编，主流文化中也逐渐开始体现出亚文化的特性，这种文化语境对于老年群体来说是难以接受与理解的。除此之外，青年群体还对已有的符号进行解构，将“呵呵”、微笑表情等进行重新编码与解码，这更加重了老年群体的理解困难，一些原本为他们所熟悉的词语，在网络语境下却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意义。青年群体通过话语和符号构筑起仅限同龄人进入的社区。对于同一符号的不同解读，以及对于新产生的词语的理解，都建构起了一座文化的藩篱，这种障碍使得两个群体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困难。
综上所述，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布局的不断完善，以及网络接入设备的普及化，以往学者所强调的“接入沟”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解决。目前老年群体难以真正融入互联网的症结主要体现在：经济动因助推受众“最大公约数”原则，市场长期忽视对老年人需求的满足与挖掘;网络文化建构话语壁垒，数字原住民的后现代解码体系压缩老年话语空间。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老年群体虽然能够触摸到互联网，但距离真正融入还隔着一道厚重的透明玻璃。
老年人与互联网的匹配程度相对较低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但我们绝不应将这种对事实的共同认知视作是理所应当的。对于老年群体来说，这种被技术“隔离”的现实，不仅意味着传播与交往能力的剥夺，更意味着在这样一个全球节点都可以通过接入互联网这个能量场来实现能量转换，架构新的协同模式和新的社交渠道的世界中，老年群体将面临社会资源固化的窘境，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对于社会来说，当作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老年群体失声与缺席，会使得舆论的质量和社会意见的完整性大打折扣，他们在发表意见与观点上的空位必然会被年轻人所填补。更重要的是，老年群体作为相对弱势的群体，本来就更需要发声的机会。
参考文献：
[1]方师师.算法机制背后的新闻价值观：围绕“Facebook偏见门”事件的研究[J].新闻记者，2016（9）：18-19.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年中国网民搜索引擎使用情况研究报告[EB/OL].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ssbg/201910/P020191025506904765613.pdf.
[3]李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网络消费何去何从？——基于中老年产品网络消费市场现状的分析[J].兰州学刊，2017（3）：196-197.
[4]Tapscott D. Educating the net generation[J].Educational Leadership，1999，56（5）：6-11.
[5]Prensky M. Digital natives，digital immigrants Part 1[J].On the Horizon，2001，9（5）：1-6.
[6]Vodanovich S，Sundaram D，Myers M.Research commentary-digital natives and ubiquitous information systems[J].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010，21（4）：711-723.
[7]方興东，潘可武，李志敏，张静.中国互联网20年：三次浪潮和三大创新[J].新闻记者，2014（4）：12.
[8]谭秋冬.文化视域下社会流行语传播特性分析：以近八年《咬文嚼字》发布的“十大流行语”为例[J].新闻世界，2017（1）：263-264.
（作者单位：太原日报社）
编校：郑 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