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赓续薪火传承

    【摘要】 ?2020年作为《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收官之年,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和重大意义。文章以近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五大工程的进展情况为主要研究对象,就其主要成果、现实问题进行总结分析并提出相应优化建议,以期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业的长效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推动古籍资源传承与文化传播事业科学、全面、持续、深入发展。

    【关 ?键 ?词】古籍整理出版;五大工程;成果;优化策略

    【作者单位】杜俊燕,河北师范大学。

    【中图分类号】G25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17.009

    近十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点任务主要围绕基础性古籍目录出版、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社会档案整理出版以及古籍数据库五大工程展开,基本树立了项目规划全覆盖、整理出版系统化、优秀成果多元化等发展目标。截至目前,国家古籍整理与出版五大工程的发展成果、存在问题等不仅是学界和业界高度关注的话题,更关系到我国未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发展。

    一、近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五大工程的主要成果

    1.基础性古籍目录出版工程“固本开新,大器终成”

    历经20余年,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于2013年完成26卷的出版工作。作为现存的中国汉文古籍收书最多的古籍总目录,《中国古籍总目》具有现阶段收集范围最广、分类整理最精、内容涵盖最全等特征。截至2017年底,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等重大工程在众专家与学者的参与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出《史记》《南齐书》《魏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著作,给历朝历代古籍目录的分类整理与统计提供了参考,为进一步完善基础性古籍目录出版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地方基础性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如2013年完成的《湖湘文庫》、2015年出版的《广州大典》、2017年推出的《浙江文丛》等。这些成果意味着现阶段我国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的基础性目录出版工程正有条不紊、多元全面地发展,彰显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对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的重视与支持。

    2.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工程“文在他邦,功在华夏”

    自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工程实施以来,不少珍本、孤本、善本正以影印出版或数字化的方式回流中国,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我国古籍学术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2013年起,中华书局联合海外30多家存藏单位,普查馆藏中文古籍,并编撰出版了《海外中文古籍总目》。截至2020年初,《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分馆目录突破7种。2014年,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启动了“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策划实施“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和“海外中华古籍珍本丛刊”两大工程,为整合海外古籍资源、有序推进古籍回归提供了重要力量[1]。作为国家明确指定的“十三五”期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重点,《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的问世为摸清海外中文古籍数量、收藏信息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部分高校古籍研究所的建立也为海外中国古籍珍本的回归贡献了巨大力量,并取得显著成效。如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对南宋初期的《后汉书》、宋版《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等古籍珍本的回流工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古籍研究中心携手哈佛燕京图书馆访查与整理资料,影印出版了三大系列、千余册古籍善本书志,填补了国内古籍的空白。

    3.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工程“浩繁广博,精益求精”

    近十年来,我国在出土文献整理出版事业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大批新见出土文献相继在多家出版机构推出,并形成了完整的出版发行路径,弥补了该领域出版的缺失。如201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2013年湖南益阳出土的汉简、四川成都的老官山汉墓简牍医书、2015年出版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2016年出版的《肩水金关汉简》等,对我国出土文献整理出版事业的开展提供了充足动力。部分优秀出版社的崛起和学术期刊的出版发行为现阶段我国出土文献整理出版事业的兴盛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2010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创办《出土文献》辑刊,目前,该刊已出版15辑,内容涵盖甲骨、金文、简帛等多个方面,旨在传播出土文献的优秀研究成果,促进学术创新与交流,为我国出土文献国际化提供平台。

    此外,出土文献整理出版逐渐呈现既“新”又“深”的研发展趋向,在早先发掘、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后出转精的大成之作,意味着近十年我国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工程既注重新研究、新发现,又推崇深见解、深价值的理念。

    4.社会档案整理出版工程“溯本求源,见微知著”

    近十年以来,我国社会档案整理出版工程整体呈现特色鲜明、成果丰富的发展趋势,为区域原始档案文化的传播、发扬以及学术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持续性动力。

    首先,大量区域特色档案整理出版工作业绩非凡。如201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徽州文书》,将不同历史时期徽州人的字据、记录、风土人情、社会经济生态等内容悉数收录,反映了徽州历史生产、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民风民情的特色,充分发挥了区域原生态民间史料的价值。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有“一面墙工程”之称的《盛宣怀电报档案选编(盛宣怀档案选编)》,是继巴县档案、台湾淡新档案、黄岩档案等后的又一大重要发现,其卷帙浩繁、内容翔实,以百卷展现了近代慈善、赈灾、电报、文化教育等社会原貌,不仅有利于学术研究,还为公藏珍贵档案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大力支持[2]。

    5.古籍数据库工程“创新融合,与时俱进”

    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近十年我国的古籍数据库工程建设初具规模,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