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概念重构与出版学学科自信重塑
王勇安?乔子宁
【摘要】? 立足于出版学将设为一级学科的背景，基于对出版概念及出版学学科基本逻辑的再度反思，重点探讨出版概念重构与出版学学科自信重塑的问题。研究认为，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革命性变革，对学科自信提出了新要求，赋予出版学学科自信以新的内涵。出版学学术共同体应当在重构出版概念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学科自信重塑机制，正确选择重塑路径，全面推进学科建设，不断完善学科基础理论与方法体系，在新的境界和格局上实现学科自信。
【关? 键? 词】出版学;学科自信;出版概念
【作者单位】王勇安，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乔子宁，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16.003
学科自信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几十年来，我国出版学学术共同体以高度的学科自信，团结一致，探索了一条综合创新的学科发展道路，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并对我国乃至国际出版业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但是，当媒介生态系统和知识生产活动发生巨变，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面临的新形势，出版学学科建设出现的新问题，赋予出版学学科自信新的内涵。出版学学术共同体应当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必须努力在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格局上重塑學科自信。
一、研究缘起
学科自信是学术共同体对所从事学科之价值、作用、意义、地位、前景的充分信任，并保持在这个学科领域学习、研究、工作能够有所作为的信心， 以及能够取得成功的心理状态，是一个学科基本逻辑的集中体现[1]。而学科的基本逻辑，是一个学科出现和存在所需要的独特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与学科的基本逻辑呈现内外交互共生的关系：学科自信彰显于外，学科的基本逻辑则镶嵌于内[2]。因此，学科自信与学科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提振学科自信的过程，就是学科创新的过程。
出版学是研究出版活动的规律，探索出版发展历史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3]，具有通过揭示出版规律为出版实践提供理论指导，通过总结出版历史经验为出版发展提供借鉴，通过预测产业发展为出版业提供决策指导等理论和实践意义。自出版学学科诞生之日起，我国学术共同体就以高度的学科自信投身于学科建设之中，产生了大量理论和实践成果，为出版业输送了大批具有深厚理论底蕴的专门人才。
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出版在人类知识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加强。在学术出版领域，以开放获取为代表的现代学术出版，通过实时化和场景化的科研信息共享，将学术研究从结果呈现推进到过程呈现，实现了科学研究与科学传播同步，使学术共同体的内容生产、出版业的文化选择与人类文化积累成为连续的协同创新体系，形成“出版—阅读—研究”的出版生态系统。在大众文化出版领域，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打通了知识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屏障，实现了UGC生产为基础，PGC生产引领方向，OGC生产为保障的融合出版知识服务新业态。在教育出版领域，通过数字教育出版平台建设，将教育出版内容资源高度集成，以多种载体形态和自适应学习评价，实现了教育出版的融媒体化和智慧化。三大出版领域的新气象，显示了当前出版产业正在以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承为核心，通过业态变革，建构全新的出版生态系统，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出版事业和产业的发展也提示我们，既往以编辑加工、复制和传播三个环节或要素界定表述的出版概念，已难以解释这些新兴的出版现象。
出版是出版学的核心概念，从现象到本质，业界、学界对其进行过广泛讨论，认识不断深入。2017年，笔者从出版融合发展的现状出发，系统研究关于“出版”概念的各种表述，做出规制化复制是出版本质属性的判断，认为出版是通过复制行为进行规制化知识信息生产的社会活动，出版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参与人类知识信息生产活动，是人类知识系统化、稳定化的关键要素[4]。以此角度观察人类历史，正是以书籍为代表的出版物登上历史舞台，人类储备的知识才彻底脱离碎片状态，人类文化才得以稳定传承。因此，出版的过程，是传播人类知识的过程，也是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过程[5]，更是人类知识生产的过程。
2020年，我国开始新一轮学科目录调整，将出版学设为一级学科的呼声再起。以此为契机，出版学界对出版学的学科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深入探讨了学科研究对象、学科本质属性、学科研究范式等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迅速产生了一批有思想、有见地的出版学学科建设成果。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革命性变革，对学科自信提出了新要求，必然赋予出版学学科自信新的内涵，学术共同体必须对此给予高度重视。鉴于此，我们提出基于重构“出版”概念，在更深的层次、更高的境界和更大的格局上重塑学科自信的主张，以期抛砖引玉，推进出版学学术共同体加速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不断促进学科建设。
二、学科自信新内涵与学科自信重塑的动因
根据前述相关文献对学科自信的阐释，出版学学科自信的涵义包括学科性质、学科意义、学科价值（社会影响力）、学科地位、学科前景等要素。出版事业和产业的发展，以及我们对出版学科认识的深化，正在赋予出版学学科自信新的内涵，成为推动出版学学术共同体凝聚人心，在更高境界、更大格局上重塑学科自信的动因。
1.进一步明确的学科性质要求学科发展有新格局
出版学的学科性质，是出版学学科体系建构的重要基础，也是20多年来出版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魏玉山、刘拥军、刘兰肖认为，从出版学学科的发展历史来看， 出版学已经具备一门独立学科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包括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基本范畴和命题等。从出版学学科的现实基础来看， 随着它所依托的出版产业和出版教育的不断壮大，它所具有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愈加突出[6]。
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根据研究对象进行学科分类，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当属社会科学。国内学界对出版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初步探索，罗紫初将这些探索成果归纳为“规律说”“矛盾说”“文化现象说”“出版要素及其关系说”“出版活动说”等五种学说[7]，指明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具有人文性、社会学、实践性和科学性特征。方卿根据欧阳康先生区分人文现象与社会现象的标准[8]，逐一分析这五种学说，认为出版学研究对象均符合“人的社会性、关系性、组织性、协作性等共性”，做出出版学研究对象为社会现象的判断，进而将出版学学科性质界定为狭义的社会科学学科（即不包含人文学科）[9]。
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赋予出版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以新的更大格局，是出版学学科自信的新内涵。学术共同体必须在此格局之上重塑学科自信，才能结合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一步丰富出版学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不断完善出版学话语体系，将出版学学科建设推向新的高度。
2.不断上升的学科地位要求学科建设有新境界
出版学萌发于中国大地，且在中国学者主动参与并引领下创立。历史上，中国将造纸术和印刷术贡献给人类文明，在古代出版活动中创造出辉煌的成就，奠定了现代出版的技术基础和观念基础。出版学学科的创立，中国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21世纪初，张志强就曾严格考据 “出版学”作为学科概念的创立过程。中国现代著名文献学家杨家骆在1930年提出的“出版學”概念，与今天的出版学内涵基本相同，早于日本学者清水英夫提出该概念37年（1967年）[10]。1979年，从总结工作经验、探寻出版规律出发，中国出版业界提出创立并编撰《出版学》的设想[11]。1983年，学界业界重新正式提出了出版学并得到社会广泛关注。
尽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系统研究出版学时，日本、美国已出版了相关专著，但通过比较发现，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更加系统深入，建构出版学理论体系一直是研究热点，一大批论文、专著和教材相继出版。从1985年清水英夫访问中国开始，中国出版界与日本、韩国和美国同行就出版学科理论体系、研究对象、核心概念、学科范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在出版学理论体系建构活动中发挥核心作用。
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始深刻影响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中国出版学学术共同体在出版产业即将迎来革命性变革的前夜，积极探索出版学学科体系的建构问题，在出版学学科建设的世界舞台上拥有充分的发言权。不仅如此，中国出版学界关于出版融合成为出版产业发展趋势和主流的判断，关于出版知识服务体系的建构，关于出版价值重塑的研究，关于出版数字化转型的探讨，帮助我国出版业在日益复杂多变的媒介生态系统中站稳了脚跟，在文化和传媒产业领域一枝独秀，出版学因此彰显巨大的力量和影响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不断上升的学科地位也要求出版学的学科建设进入新的更高境界，这也是时代赋予出版学学科自信的新内涵。学术共同体要在继续保持国际出版学界的领先地位、继续赢得出版业界尊重的基础上重塑学科自信。
3.迅速提升的学科意义和价值赋予学科创新的新使命
出版学概念提出的时间并不长，但人类开展出版教育和出版研究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欧洲的出版教育和研究。出版学研究发端于出版实践，扎根于出版教育，以探寻出版规律和培养出版人才为目标进行理论探索[12]。出版学的学科史也是连续的，以19世纪末英、法、德的出版教育为起点考察，尽管出版教育和出版学研究活动的重心几经转移，但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100多年来，铅与火到光与电，数字网络技术，多媒体及多元化阅读革命，以及现代文化扩散，都没能阻挡出版学的发展。
出版学源自认识出版活动、总结出版经验和探索出版规律，需要解决复杂的知识生产、文化选择和版权贸易问题，需要借助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因此具有综合创新的天然禀赋。这种天然禀赋造就了出版学以问题为导向，跨学科自觉沟通和配置哲学社会科学各学术资源的综合研究发展之路。在这种高度分化又高度融合的学科发展大势下成长起来的出版学， 拥有鲜明的、无可替代的学科特性。出版学的学科史表明，出版学的学科意义抑或学科价值，就在于通过不断探索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不懈探索出版规律，为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思想引领。
当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拓展出版的功能，出版业从单纯的产品生产转变为全方位的知识服务，以理念和思想影响人类知识生产和文化创新，以生活方式融入人类的文明进程，出版学也因此被赋予出版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创新的新使命：始终把握产业与文化双重属性，注重与时俱进，注重媒体技术发展，注重诸多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探索出版活动中的综合应用，在人类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承的视野下揭示出版的奥秘。同样，这些新使命也是时代赋予出版学学科自信的新内涵，出版学学术共同体应当在努力完成新使命的同时，重塑学科自信，不断彰显学科价值和学科意义。
4.光明的发展前景不断增强学科建设新信心
出版活动是文化选择、思想传播、知识积淀的过程，承担着知识传播与文明传承的历史使命。以出版活动为研究对象，以出版制度为研究核心的出版学，承担着探索人类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承奥秘的伟大使命，必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人类出版活动源远流长，但长期以来，出版界先贤对人类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承所做的贡献，出版活动在人类知识生产和文明传承中的作用，以及出版活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奥秘，少有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出版学作为社会科学学科诞生以来，这种现象有了改观，特别是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媒介生态系统发生巨变，报纸、电视、网络和移动媒体更新迭代，而出版（狭义的图书出版）却能稳定发展，年轻稚嫩的出版学研究功不可没。出版学近年来关于知识服务、关于开放获取的学术出版研究，将出版活动由以往以产品形态被动服务知识生产，推进到主动介入知识生产，让我们看到未来出版活动调动人类心智、汇聚人类智慧、开创人类文明新阶段的壮丽图景。
光明的学科前景给予出版学学科建设新的信心，也为出版学学科自信注入新内涵，为学术共同体提振学科自信提供新动力。我们应当树立肩负起人类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伟大使命的信心，从回答媒介生态、知识生产与文明传承的交互机制等人类社会发展关键性问题的角度，重塑学科自信，将学科自信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三、重构出版概念与学科自信重塑的机制
如前所述，学科自信是学科基本逻辑的集中体现。鉴于学科的基本逻辑是一个学科出现和存在所需要的独特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以满足新内涵为动因重塑出版学学科自信，就必须明确学科基本逻辑起点，并以此为基点将创新意识贯穿到整个学科建设中，通过学科创新促进学术共同体情感升华，实现自我认同，凝聚学术力量。
1.重构出版概念，以“复制”为学科逻辑起点锚定学科根基
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13]，是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使整个逻辑体系得以开展和丰富完成的一个最初规定。确定学科逻辑起点一般应依据其质的规定性（即本质特征）。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一书中曾为逻辑起点提出三条质的规定性。第一，逻辑起点应是一门学科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第二，逻辑起点应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以此作为整个学科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而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这个胚芽中;第三，逻辑起点应与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起点相符合（即逻辑起点应与历史起点相同） [14]。笔者认为，规制化复制既能将出版与其他活动相区别，又同时具有出版质的规定性，是出版的本质属性[4]。比对黑格尔提出的逻辑起点三条规定性，“规制化复制”符合这三条标准。
第一，出版学学科立足于出版活动，“规制化复制”是对出版活动基本特征的一般抽象，同时也是出版学理论的立论基础和逻辑前提。没有“规制化复制”就没有出版，出版学理论建构必须从“规制化复制”这一基础前提出发。
第二，“规制化复制”所要解决的迅速提升人类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的数量、速度和效率与信息传播内容、文化积累和消费稳定不失真的基本矛盾，是出版活动借以展开的基本依据，因此也是出版学理论不断展开、生长的起始范畴，是出版学理论体系的逻辑生长点。
第三，出版史、出版实务、出版产业、出版文化、出版经济等理论研究均以对“规制化复制”的研究为基础，并使其具体化、丰富化和科学化，从而形成完整的出版学理论体系。因此，“规制化复制”是出版学理论体系各部分具体内容的基础，也是出版学理论的共有特征。
第四，从出版学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来看，“规制化复制”与出版学产生的历史起点是一致的。出版始于“规制化复制”，人类对出版的认识必然也从“规制化复制”开始。从最初忠实于原稿的朴素认识，到现在通过编辑加工使出版符合时代文化取向、意识形态标准、语言文字标准和各项学科规范，人们对“规制化复制”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因此，“规制化复制”符合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同的质的规定性。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默认“规制化”作为出版学语境下“复制”的题中之义，将“复制”作为出版学的核心概念，则“复制”就是出版学学科的逻辑起点。努力将人类知识体系建构和文化传承相统一，将出版物、出版活动、出版功能、出版与社会、出版管理研究统一在规制化知识信息生产上，就能从人类文明角度赋予出版活动崇高的地位[4]，通过系统的出版学思想理念创新、研究方法创新和研究范式创新，为出版学学科拥有独立学科地位锚定根基。
2.重构出版概念，统一学术共同体对学科属性的认识
重塑学科自信，必须统一学术共同体对出版学学科属性的认识。囿于管理体制的限制，出版学长期从属于新闻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和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术共同体对学科性质的判断深受“上位學科”影响。这种影响与出版学偏于研究实践性问题的现状叠加，使学术共同体对其学科属性的判断多年来停留在应用性学科、交叉性学科、综合性学科上。
近年来，出版学学科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成果贡献等方面显示了巨大进步，学界对出版学属性的认识也日渐深刻。2008年，田建平等提出出版学是独立学科[15];2013年，魏玉山、刘拥军、刘兰肖及“出版学学科体系（与教材建设）研究”课题组提出“出版学是综合应用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出版活动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的独立的社会科学” [6];2020年，方卿进一步将出版学学科性质定义为狭义的社会科学[9]。但是，由于流行的出版概念将编辑、复制和传播等出版现象的描述误以为出版活动的本质，这些揭示出版本质属性的论断依然没有受到学界和业界广泛重视，学术共同体对出版学学科属性的理解难以统一。因此，我们亟待从重构出版概念出发，将学术共同体对出版的认识统一于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文化选择上。这样，能使我们对出版学的理解跳出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的束缚，从观念、行为和价值上真正理解出版学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属性，进而从基础理论和方法体系、主要研究方向、区分相近学科三个方向对出版学学科做出准确定位，进而重塑学术共同体的学科自信。
3.重构出版概念，完善出版学基础理论和方法体系
出版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体系是出版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出版学是研究出版活动的科学， 其理论基础可以分为哲学层面和具体学科层面。哲学层面的出版学理论基础在于本体论， 即出版活动作为一种存在， 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客观地观察、描述、研究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学界坚持不懈用哲学方法和系统科学方法[16]，以及观察法、分析法、归纳法、比较法等一般研究方法对出版活动的研究[17]，研究者可以此探讨出版活动的起源、出版活动发展的动力、出版产业发展的规律、出版发展的方向等。哲学层面上的出版学理论研究是出版学学科理论的基石， 出版学研究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认识论向前发展的具体体现。
学科层次的出版学理论，是从某一学科的角度进行出版学研究所得出的理论， 是关于出版活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理解和认识，是研究具体的出版实践发展规律、模式、方法和实现机制等方面的理论，包括出版经济学、出版管理学、出版生态学、出版社会学、出版史、出版法学、出版发行学、出版实务、编辑学等，这种借助其他学科的多元化方法，大大丰富了出版学的学科理论基础，凸显了出版学理论体系多学科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