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士丁尼二世“赠礼”法令》译注

    李继荣

    提 要:查士丁尼二世“赠礼”法令是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于688年巴尔干战事凯旋后,为表神佑之恩,对萨塞洛尼基的圣狄米特里教堂予以馈赠的法令。该法令是研究7世纪末8世纪初拜占庭帝国外交政策、宗教态度、管理模式等方面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文献,自发现以来,国外学界已不断对其进行修补校勘,已有几种校勘本,然国内尚无此文献的中文译本。兹特综合各家校勘,从古代语文迻译该法令,根据最新研究成果予以注释,为国内罗马—拜占庭法律研究提供较为可靠的中文译本和研究参考。

    关键词:查士丁尼二世;“赠礼”;法令;译注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6.04.004

    【题解】

    《查士丁尼二世“赠礼”法令》涉及688年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685—695年、705—711年在位)亲征退敌进入塞萨洛尼基城(Thessalonica)后,将城中一处盐库赠予圣狄米特里(St. Demetrius)教堂的历史事件。1该法令原载刻于一块长约4米、宽约1.2米、厚约3厘米的大理石碑上,置于该教堂中。铭文行文自左向右,字体匀称,共16行。石碑在出土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受损。

    查士丁尼二世统治时期,帝国内忧外乱、灾祸不断,时值拜占庭史上所谓的“黑暗时代”。2后世学者对该时期帝国历史的了解“主要依赖于赛奥法涅斯(Theophanes)和尼基福鲁斯(Nicephorus)两位教会史家撰写著作《编年史》和《简史》”。3关于查士丁尼二世亲征一事,赛奥法涅斯的《编年史》仅提及,“公元688年皇帝查士丁尼二世远征斯拉夫人与保加尔人,期间他击退了保加尔人的拦截,一路进军远及塞萨洛尼基城,并在战争中俘获了大量斯拉夫人”。4由于缺乏此次远征的细节,加之赛奥法涅斯素来被认为“缺乏学术深度,历史洞察力和客观的方法”,1其记述的可信性遭到质疑,故而在述及查士丁尼二世时,学者大多对该事件只字未提,或一笔带过。1885年萨塞洛尼基查氏法令碑出土,

    其内容与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该事件才最终被认定为史实。学者们亦从碑文中获取了更多信息,而该法令也成为研究查士丁尼二世统治时期内政外交和宗教政策的重要法律文件。

    对该碑文进行修复和释读的首位学者是狄米扎斯(M. Demitsas)。他拓印了两块残碑,但仅凭猜测修复了碑文保留的词语,对法令的首尾部分未加校勘。由于两块残碑上没有出现颁令皇帝的名号,故狄米扎斯也未将该石碑铭文准确系年。21900年,希腊学者帕帕伊奥伊欧斯(P. N. Papageorgios)发表了一本小册子,3断定两块残碑所载法令的颁布者为查士丁尼二世。此后,帕氏利用在该教堂中找到的另一块残碑,并结合希腊学者德拉古美斯(Dragoumes)释读的新成果,对法令文本进行了修订,于1908年发表了该碑文的希腊文校勘本。4虽然该石碑铭文仍有诸多残缺,文本释读亦有多处不明,但帕氏1908年校勘本却具有奠基性意义。通过研究,他断定该铭文是688年9月查士丁尼二世颁布给圣狄米特里教堂的一则感恩法令,并推测碑文中提及的“盐池”位于基特隆(Kitron)。5

    1936年,受普鲁士科学院之邀编辑整理马其顿希腊铭文期间,美国学者爱德森(Charles Edson)发现了德国学者普尔歌德(Purgold)的未刊手稿。其中包括对查氏法令的一些注释及其复原手绘图。该碑出土时,旅居塞萨洛尼基的普尔歌德即对70多块残片进行了拼接,仅有2块小残碑未能复位。著名俄裔拜占庭学者瓦西列夫(A. A. Vasiliev)结合帕氏校勘本及普氏未刊稿对铭文各行缺失的字母和单词进行了修复,并加以释读和翻译,于1943年发表该法令的校注本《688年查士丁尼二世法令》,并附英文译文。6虽然瓦氏本中仍有个别词语并未复原,在补遗的问题上也存在争议,但该校勘本不失为目前最为完整和可信的文本。

    本文即以瓦氏本为底本,参考其它文本译出。译文中采用的校勘符号,“[ ]”中的内容为校勘者的拟补,符号“□”意为碑刻中的阙文,“()”中的文字则是译者为方便读者的理解进行的增补。注释除狄米扎斯、帕帕格尔吉奥斯、瓦西列夫的相关研究外,其余为中文译者所加。术语注释方面,本文主要参照了《希英词典》(下文简作GEL)、《牛津拜占庭词典》(下文简作ODB)及《牛津拉丁语词典》(下文简作OLD)。 若文中校注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译文】

    第1—2行:罗马世界[1]之君主、被上帝加冕者、[2]和平的缔造者,弗拉维·查士丁尼[3][皇帝],[4]特准许将吾上帝守卫之城的盐库[5]赠予神圣、荣耀的殉道者狄米特里。[6]

    第2—3行:以上帝、主耶稣基督及为我们带来和平的恩主、虔诚信仰我主耶稣基督的[皇帝][7]弗拉维·查士丁尼的名义:[8]

    第3—4行:礼物将被赠予神圣、荣耀、伟大的殉道者狄米特里的神圣教堂,[9]该教堂中盛放着其[圣骨]。[10]对于上帝的圣教堂给予的支持,我们首要的想法是希望通过各种办法将它们[11]赠予他们,[12]以表示对其慰藉之意,并(希望)其能继续持有先见之明。[13]

    第4—7行:我们相信已经为我们[14]加冕的上帝,[15]总是对我们虔诚的尊敬甚感满意,并给予我

    们极多的胜利。故而,在为我们加冕的上帝的给予[战斗的][16]帮助后,我们已经到达这座塞萨洛尼基的城市中。[17]

    第6—8行:在对来自[18]他的[19]及我们的敌人发动的诸多战争中,[20]我们已然获得伟大殉道者圣狄米特里的有益援助。对于其给予我们的援助,我们认为以这些礼物作为报偿向其表示感谢之情是合情合理的。[21]

    第8—10行:我们对其神圣的教堂进行献赠。[22]在该教堂中,其圣骨被置于此,很明显在我们到达城外时,他给予我们令人满意的友好援助。故位于塞萨洛尼基城中,邻近教堂的整个盐库的所有权自此将重新[23]归于其所有。[24]

    第10—12行:由于该[教堂][25]是其崇拜地,故自9月的第二个财税年[26]始至接下来持续的每一

    年[27]该教堂都有该盐库的所有权,担当该盐库的[主人与东家]。[28]且该盐库产生的所有收益均归教堂,用以照明及主所爱的教士的日常津贴,[29]用以所有神职人员服役的报偿,[另外也用以][30]上述提及教堂的修复。换而言之,受人敬仰的教堂不能做出以下□□□□□□:[31]

    第13—16行:主所爱的教士不能以任何方式将盐库的[收益][32]给予或[打算][33][给予][34]任何军事个人,[35]因为基于我们的安定,我们已将其给予[教堂],正如前所述,我们将此整个盐库都赠予它(教堂),用以[照明、教士日常开销][36]以及教堂其它事宜花费,以期一直备受崇敬的伟大殉道者狄米特里与为我们加冕的主能一同为我虔诚[帝国][37]有助益□□□□□□,且在此呈现的仅为我们的虔诚礼物。

    【注释】

    [1] 原文“τ?? ?λη? ο?κουμ?νη?”,为属格单数形式,直译应为“整个世界”。如瓦氏本便将其译为“整

    个宇宙”(Vasiliev, p. 6)。但笔者认为这种译法欠妥,因为“ο?κουμ?νη”的基本含义虽为“居住的世界”,以与荒蛮之地相别,但其也有特指,在希腊时期可译为“希腊世界”,在罗马时期则有“罗马世界”之意(GEL, p. 546)。虽然688年的罗马帝国已经今非昔比,很多地方落入蛮族之手,但在皇帝看来,其统治的疆域依旧是罗马世界。故将其译为“罗马世界”较妥。

    [2] 皇帝之前的这些名号是罗马法令惯用的格式,也就是说第1—2行并非是正文内容,更类似于标

    题,一般为某皇帝将某物或某法令给予或下达给某人,如“君士坦丁皇帝致长官弗罗利阿努斯(Imp. Constantinus A. Floriano Praesidi)”(Codex Theodosianus. 7. 20. 1),可以起到统领下文的作用。但是该法令在对皇帝的修饰方面却有其时代特色,“θεοστεφο??(被上帝加冕者)”这一称呼比较有新意,在查士丁尼一世的《民法大全》及其之前的法令中并未发现有这样的表述。笔者认为这一词语的运用表明,至少在查士丁尼二世时期,基督教已渗透到罗马帝国的诸多方面,此处皇帝主要表明“君权神授”,增添其权力的神圣性。

    [3] 通过帕氏对文本本身语义的解读(Papageorgios, pp. 358-359)及瓦氏对两位皇帝颁布法令的语气

    差异的对比(Vasiliev, pp. 9-10),可以断定该法令的颁布者为查士丁尼二世。该皇帝是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史上唯一两度称帝的皇帝,由于其第一次被推翻后鼻子被割,故亦被冠以“被剜鼻者(rhinotmetos)”的绰号;后在保加利亚王特里维尔(Tervel)帮助下重获皇位,立其子提比略为共治皇帝,711年在一次政变中被杀;在位期间,面对斯拉夫人的不断入侵,他曾御驾亲征,取得大捷(ODB, pp. 1084-1085)。该法令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颁布的。

    [4] 瓦氏根据留下的字母“βασιλ-”补遗为“βασιλ[?ω?]”,与前面的“φλαυ?ου ?ουστινιανο?”同为

    属格形式,意为“皇帝”。此处采用瓦氏的补遗与译法(Vasiliev, pp. 5-6)。“βασιλ?ω?”一词的主格形式为“βασιλε??”源于古希腊时期对城邦君主的称呼,罗马时期为“Princeps”、“Imperator”

    和“Augustus”等称呼取代。7世纪,伴随着希腊化因素对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影响的增强,希拉克略(Heraclius,610—641年在位)皇帝率先对皇帝的称呼进行了改革,放弃了复杂的拉丁语称呼,复又采用古希腊时的称呼“βασιλε??”,自此以后直到帝国灭亡,这一称呼均为拜占庭皇帝袭用,原有的罗马称呼逐渐失去了其皇帝封号的意义(Ostrogorsky, pp. 95-96)。

    [5] 原文“?λικ??”是希腊语“?λικ?”的属格单数形式,与之对应的拉丁语为“salina”。其基本的含

    义有三:(1)盐税;(2)盐场、盐池、盐田,也就是产盐地;(3)盐店、盐库(OLD, p. 1681)。由于狄氏对当时铭文的修复与释读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故虽提及该词,却并未进行具体区分和翻译(Demitsas, pp. 520-521);帕氏在对据塞萨洛尼基不远的一些马其顿的咸水湖和盐池进行考察后,推测铭文中所指应为位于基特隆的一处盐池(Papageorgios, p. 359),也就是第二个意思;瓦氏则通过对文本本身的解读认为,该词所指就位于塞萨洛尼基城中,不会是指位于离城较远的基特隆的一处盐池,更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位于城中的某个盐库(Vasiliev, p. 10),通过对文本上下语境的对比分析,瓦氏的解释比较合理,此处采用这一观点。

    [6] 狄米特里是基督教的一位圣徒,一般被称为“伟大的殉道者”,位列第一批殉道者名单之中,但关

    于其生卒未有详实记载。至公元6世纪狄米特里与塞萨洛尼基的关系逐渐紧密起来,不仅有其崇拜的教堂,还有很多关于其神迹的故事,本文的查氏法令正是因其“显神迹”,助罗马军队大败斯拉夫人而颁布的。由于后来诸多作家对其神迹的记载与传播,狄米特里的崇拜在斯拉夫人中也颇受欢迎(ODB, pp. 605-606)。

    [7] 原文有遗缺,瓦氏据其留存“α?-ρ”补遗为“α?[τοκρ?τω]ρ”。一般而言,在罗马—拜占庭史上,

    最高统治者的官方职衔主要有两种:一种为拉丁语“Princeps”,与之对应的希腊文为“βασιλε??”;一种为拉丁语“Imperator”,与其相对应的希腊语为“α?τοκρατ??”。第一种主要意为“元首、君主”,第二种主要意为“皇帝”。这两种表述方式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形成,相较而言后者比前者所指权力更绝对和至高无上。但在本法令中“α?τοκρατ??”与“βασιλε??”交替使用,所表之意差别不大,亦无贬义色彩,均指“皇帝”。只是前者更为强调皇帝权力的至高无上,且最终为后者取代,成为帝国皇帝的唯一正式称呼(关于“Imperator”含义的解释,见张楠:《〈奥古斯都功德碑〉译注》,《古代文明》,2007年第3期)。

    [8] 如前所述,该行才应该是法令正文的首句,“以……的名义”这种表达方式,是符合罗马法律、法

    令习惯的。如查士丁尼大帝的《法学阶梯》,开篇便是“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In Nomine Domini Nostri Iesu Christi)”(“Prooemium?, in Institutiones Justiniani, Genève: Jacobus Stoer, 1597, p. 1),其主要目的是要表明法律的严肃性、神圣性和公平性。此处的不同之处在于加上了皇帝查士丁尼的名义,旨在强调“君权神授”及权力的至高无上,表明6—8世纪皇权不断加强的趋势。

    [9] 该教堂位于塞萨洛尼基城中,因殉道者狄米特里而得名,是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礼拜教堂。该教

    堂建于约5世纪罗马总督利奥提乌斯(Leontius)任职之时,7世纪前半叶因大火被烧毁,但不久被重建。奥斯曼土耳其时期,该教堂被土耳其人改为清真寺,1912年塞萨洛尼基城解放后,恢复为教堂。1917年其又毁于大火,现在我们看到的圣狄米特里教堂重建完成于1948年,依旧保留有很多拜占庭时期的遗物(ODB, pp. 604-605)。查氏法令石碑铭文于1885年被发掘时,该教堂还是土耳其人统治下的一座清真寺。

    [10] 原文有缺损,瓦氏据其所留字母“λε-ανον”将其补遗为“λε[?ψ]ανον”,意为“骨骸”(GEL, p.

    468)。由于狄米特里圣徒的身份,此处将其译为“圣骨”。

    [11] 此处指代前文所提及的“礼物”。

    [12] 此处所指为“圣教堂及其教士们”,后文亦有提及。

    [13] 关于皇帝向教会赠予礼物的描述也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自313年所谓的“米兰敕令”颁布

    后,基督教获得了合法地位,同时也开启了与皇权斗争与依附的过程,并贯穿于整个拜占庭帝国史。查士丁尼二世时期是帝国内忧外患的时期,也是教会发展的黄金时期,为了借上帝之名神化皇权,该皇帝不仅积极支持教会的发展,在钱币上以上帝的半身像取代皇帝胜利的字样,还以各种方式给予教会赠礼,以期获取教会的支持。这段铭文记载也印证了查士丁尼二世的宗教政策,伴随着这种政策的推行,教会势力逐渐膨胀,甚至威胁到皇权,为8世纪伊苏利亚王朝“破坏圣像运动”的发起埋下了祸根。亦参见E. H. Freshfield, A Manual of Roman Law the Ecloga Published by the Emperors Leo III and Constantine V of Isauria at Constantinople A. D. 72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6, p. 13。

    [14] 此处所指为“皇帝”。

    [15] 这里与前文“被上帝加冕者”一样,均表示受君士坦丁堡牧首加冕登上帝位的皇帝。在罗马—拜

    占庭史上,利奥一世(Leo I,457—474年在位)是第一位接受君士坦丁堡牧首加冕的皇帝,其之前的皇帝虽青睐基督教,但更愿意遵循罗马传统,或从某位官员(将军)手中接过皇冠,或由将士用盾牌将其抬起并接受军队、民众和元老的欢呼后成为皇帝。自利奥一世之后,拜占庭皇帝都要接受首都牧首加冕,皇帝的登基开始与教会宗教典礼相结合,强调皇权的神圣性,成为中世纪拜占庭皇冠授予的最重要活动。查士丁尼二世的“赠礼”法令在多处地方都强调了这一点(Ostrogorsky, p. 56),突出其权力受自于上帝,表明其神圣性。

    [16] 原文为“?π?ρμαχον”,为形容词、阴性、宾格形式,意为“战斗的、守卫的”(GEL, p. 837),表明

    此次战争的胜利主要归因于上帝给予的帮助,可见基督教此时在帝国已占据重要位置。瓦氏本中并未将该词译出(Vasiliev, p. 6),此处从原文译出。

    [17] 原文为“?ν τα?τ? τ? θεσσαλονικ?ων π?λει”。在对该铭文是出自查士丁尼一世还是二世的认

    定中,帕氏本便是以“τα?τ?”一词断定该法令出自查士丁尼二世。帕氏认为虽然查士丁尼一世也曾派其大将贝利撒留征讨斯拉夫人,但据史可知,他从来没有御驾亲征,更进入塞萨洛尼基城中;而该法令“到达此塞萨洛尼基城中”的表述方式,表明该法令并非出自君士坦丁堡,而是就地颁布,故应断定为查士丁尼二世(Papageorgios, pp. 358-359);该城中文译名有萨洛尼卡、塞萨洛尼卡、萨罗尼加及帖撒罗尼迦等,此处从古希腊语音译译出。

    [18] 普尔歌德的手稿中错将“παρ? τ?ν”抄录为一个词,瓦氏本对其进行了校正,实为一个固定短

    语,意为“自……一方”(Vasiliev, p. 5, n. 5),此处据瓦氏本译出。

    [19] 此处所指为“圣狄米特里”。

    [20] 关于战争与敌人所指并不明确。原文中“战争(πολ?μοι?)”和“敌人(πολεμ?ων)”均为复数形

    式,也就是说其面临的敌人可能并非斯拉夫人,还有其它民族。查士丁尼二世统治时期,主要面临三大劲敌:阿拉伯人、保加尔人和斯拉夫人。据史可知,其执政伊始便与阿拉伯人缔结和约(Theophanes, p. 506),故帝国东部的压力应该不会很大,可能其主要威胁主要来自巴尔干半岛。瓦氏认为,固然塞萨洛尼基所面临的主要敌人是周围散落的大量斯拉夫部落,但是新建立的保加尔王国也是帝国北部的一个强劲势力。且由于当时的保加尔人还未斯拉夫化,故此处的诸多民族与战争亦指对保加尔人的战争(Vasiliev, pp. 8-9)。

    [21] 从这几行关于诸多战争和多次援助的描述来看,帝国边疆局势频发告急,从侧面反映出帝国已

    经深陷诸多外族的威胁之中,但是皇帝御驾亲征并取得胜利的史实,也说明可能这一时期很多像塞萨洛尼基这样的大城市并未遭受蛮族的蹂躏和破坏,帝国在艰难中谋求生存,为8世纪伊苏利亚王朝的建立和拜占庭帝国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22] 原文为拉丁文“Donamus”,意为“我们赠予”。至于为何会在一个希腊语法令中出现一个拉丁语

    词汇,我们无从知晓,但是该词的出现也反映出当时的一种趋势,就是在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自查士丁尼大帝后,希腊文化在东部地区的地位呈不断上升趋势,包括《新律》(Novels)在内的后世法律文件都以希腊语的形式颁布,甚至皇帝的称谓也是希腊语的,但是从法令中偶有拉丁语出现的现象来看,拉丁文化在查士丁尼二世时期还未完全退出帝国历史舞台,在某些地方可能还发挥着独有的作用。

    [23] 希腊文“?ξ ?παρχ??”是固定的介词短语,意为“重新”或“再次”(GEL, p. 831)。可能该盐库曾

    经属于这座教堂,后因为某些原因其所有权被收回,此次帝国军队完胜敌人,皇帝将胜利的原因归于殉道者圣狄米特里的护佑,因此,下令将该盐库复又赠予圣狄米特里教堂,希望能继续获得圣徒的佑助。可见,皇帝虽然十分青睐基督教,但主要着眼于教会对其统治是否有益,而皇帝可以随意授予或收回教会的特权,则表明查士丁尼二世时期,教会借助皇权获得极大发展,但对皇帝依旧具有较强的依附性。

    [24] 食盐在西方历史上的官(国)控情况历来颇有争议。自古代时期,特别是亚历山大东征以后,食

    盐就被各王国当作其经济结构中一种极其重要的因素,生产与销售均由国家垄断,其基本状况是政府控价,获允的私商出售,但也有一些有特权的机构,如教堂、军队和官府,在托勒密时期,这些特权机构可以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购得大量食盐。罗马帝国时期的食盐运营情况,由于文献匮乏,我们知之甚少,但从该法令内容看,查士丁尼二世时期,食盐确实处于帝国或王权的控制之下,但是皇帝也可以以礼物的形式,将其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赠予第三方,体现出帝国对食盐业管理的灵活性(Vasiliev, p. 11),当然在某些程度上也体现出了皇权的独断性。

    [25] 原文有缺损,瓦氏据残留字母“-??”补遗为“[να?ν τ]??”,本意为“神殿”(GEL, p. 524),结合史

    实,此处译为“教堂”较妥。

    [26] 希腊文为“?νδικτ?ων”或“?πιν?μησι?”,源自于皇帝为满足自己特殊所需而强加的一种附加税

    的征税方式。戴克里先时将其设为定制,5年为一个财税年,评定财税以供课税征收,君士坦丁大帝将其最终扩展为15年,成为帝国征税的定制。当然这一定制有时也会因为某位皇帝突然增加财税年而被打乱,但是由于这种15年为一小纪的征税方式,与历法有诸多相吻合之处,故而逐渐演变成帝国史上一种重要的纪年方式,为后世皇帝所遵循(ODB, p. 993)。

    [27] 也就是自该法令颁布始,圣狄米特里教堂将对该盐库拥有长期的所有权。

    [28] 原文有缺损,瓦氏据其残留字母“δε-”补遗为“δε[σπ?ζειν]”,意为“成为……的主人”(GEL, p.

    180)。

    [29] 原文为“διαρ?ων”,等同于拉丁文“diarium”,复数形式意为“日常津贴”(OLD, p. 536)。

    [30] 原文有缺损,瓦氏据残留字母及“κ-”第11行的语法结构将其补遗为“κ[α? ?ν?ματι ?νανε]”,意

    为“以……的名义或用以”(Vasiliev, p. 6)。

    [31] 此处虽有残缺,但根据上下文来推断,应该是类似于“行为、作法”的词汇。

    [32] 原文有残缺,瓦氏据其残留字母“-λειαν”补遗为“[λυσιτ?]λειαν”,意为“收益、好处”(GEL, p.

    481)。

    [33] 原文有残缺,瓦氏据其残留字母“?πινοισθα-”补遗为“?πινοισθα[ι]”,意为“打算、考虑”(GEL,

    p. 297)。

    [34] 原文缺失,瓦氏据前后文补遗为“παρ?χειν”,意为“提供、给予”(GEL, p. 608)。

    [35] 这里关于盐库收益不得给予或打算给予任何军事个人的规定也颇具意味。如前所述,在托勒密、

    马其顿等王国,军队也属于享有低价购买食盐的特权机构,甚至根据有限的文献,罗马时期军队也可能享有同样的特权,但是该法令的规定表明,至少在查士丁尼二世统治时期,军人的这种特权可能已经被废止,其目的可能是限制军事将领过分膨胀的权力,当然这还需要新文献的证实。参见S. L. Wallace, Taxation in Egypt from Augustus to Diocleti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pp. 183-184。

    [36] 原文有残缺,瓦氏据其残留字母“φωταγ-”及前文所述将其补遗为“φωτα[γωγι?? κα? διαρ?ω

    ν τ]ο?”,也就是前文提及的“照明及日常津贴”。

    [37] 原文有残缺,瓦氏据其残留字母“βα-”补遗为“βα[σιλε?α?]”,意为“帝国”(GEL, p. 148)。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古时期拜占庭立法文献研究与评注”(项目批号:08JJD770102)阶段性成果。

    1 塞萨洛尼基城位于塞尔迈湾(Thermaic Gulf)北部,兴建于马其顿王国时期。其名称源于亚历山大同父异母的妹妹塞萨洛尼基(意为“对色萨利人的胜利”);罗马时期该城发展成为连接欧亚贸易的重要通道;拜占庭时期成为仅次于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重要城市,后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此外,学界对“?λικ??”的所指(“盐池”抑或“盐库”)尚有争议,本文取“盐库”意(见下文注释[5])。

    2 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trans. by J. Husse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79,下文注释部分简作Ostrogorsky。

    3 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trans. by J. Hussey, p. 79.

    4 Theophanes, Chronicle: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 trans. by Cyril Mango & Roger Scot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 508,下文注释部分简作Theophanes。

    1 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trans. by J. Hussey, p. 76.

    2 Demitsas Margaritou, ? Μακεδον?α ?ν λ?θοι? φθεγγομ?νοι? σωζομ?νοι? ?τοι πνευματικ? κα? ?ρχαιολογικ? παρ?στασι? τ?? Μακεδον?α?, Ι, Αθηνα: Υπουργε?ο Πολιτισμο? - Ταμε?ο Αρχαιολογικ?ν Π?ρων και Απαλλοτρι?σεων, 1896, pp. 520-521,下文注释部分简作Demitsas。

    3 P. N. Papageorgios, Un e?dit de lempereur Justinien II, en faveur de la Basilique de Saint De?me?trius a? Salonique, dapre?s une inscription de?terre?e dans le Basilique me?me (avec un facsimile), Leipzig: B.G. Teubner, 1900.

    4 P. N. Papageorgios, “Μνημε?α τ?? ?ν Θεσσαλον?κ? Λατρε?α? το? ?γιου Δημητ?ρου,”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xvii (1908), pp. 354-360,下文注释部分简作Papageorgios。

    5 P. N. Papageorgios, “Μνημε?α τ?? ?ν Θεσσαλον?κ? Λατρε?α? το? ?γιου Δημητ?ρου,” p. 359.

    6 A. A. Vasiliev, “An Edict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II, September, 688”, Speculum, Vol. 18, No. 1 (Jan., 1943), pp. 1-13,下文简作Vasili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