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型本科高校数字化转型途径探讨

    樊旭

    

    摘? 要 应用型本科高校数字化转型是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重要契机,逻辑上应该包括宏观的价值目标体系建构、中观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数字化转型、微观的教学支持平台创新三个层面,并对以数字化生存为背景的双向价值体系建构、以数字化技术为逻辑的组织形态建构、以数字中台理念为支撑的教学服务支持平台构建进行简要分析与阐述。

    关键词 应用型本科高校;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技术;教学融合;数字中台

    中图分类号:G642? ?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20)10-0056-04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mode and organization form, which has become the motivation and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n inevitable development trend and a good chance to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Logically, it should include the macro value target con-structi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edium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micro teaching support platform inno-vation. This paper briefly expound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sethree aspects.

    Key words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teaching integration; digital middle platform

    1 引言

    應用型本科教育就是高等教育在数字技术推动产业形态和职业结构变革,对人才规格质量作出新规定的背景下所做出的改革和调适,进一步发展形成的高等教育新类型。我国应用型本科教育建设的主要途径是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本身就存在定位模糊、步研究型大学后尘、办学条件落后等先天问题,转型之后,又面临“转向那”“怎样转”等问题,这一发展路径必然会带来先天不足和后天迷途的双重困境。

    在“实践摸索”“自下而上”的探索演进过程中,很多应用型本科学校尝试以数字化技术为抓手,以期促进教学和管理改革,形成独具一格的办学特色,不断提升教学和管理水平。数字化技术与应用型本科教育教学融合有着怎样的必然性?数字化技术与应用型本科教育教学融合应该遵循怎样的逻辑路径?在这样的逻辑下和复杂多样的影响因素与现实制约中,如何开展实践?

    2 应用型本科高校数字化途径选择的必然性

    海德格尔称“技术是一种展现方式”,古代技术是一种自然的展现方式,现代技术是一种“挑战”的展现方式,违乎自然强使之展现,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更是展现出巨大的“强制”力量。这种力量使社会各领域和各因素对技术的迷思和矛盾日渐突出,使社会各领域和各因素对自身的知识体系与实践系统朝着技术融合的方向开展理论透视和自我重构,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建构出新的技术观,泛起新的技术思潮,发展出新的学科和实践领域。

    数字化技术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其本质是媒介技术,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代表,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基本特征。数字化技术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使数据成为现代经济生产中的关键生产要素,从而推动生产方式向数字化转型,形成新的研发、制造和组织形态。数字化转型引发产业变革,进一步引发传统就业结构变革,同时对从业者核心素养、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要在数字化技术和社会的平衡互动中把握个体培养的目标和方向,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积极发挥个体能动性和创造性,有效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关键在于发挥教育系统的功能。

    教育是文明传承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是联通和平衡社会期许与个人发展的主要社会系统,其中高等教育更是与社会、科技和生产直接对接。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完善基于其自身定位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切性和符合度,是一个被动适应和主动转型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在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进程中,应用性是其与生俱来的根本属性和职能,但是其内涵和地位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不断发展和突出。英国从“新大学运动”到“多科技术学院”,美国从“赠地学院”到“社区学院”,虽然应用型大学的概念、模式和发展路径等在不同的国家、制度和文化系统中有所区别,但其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源是统一的,那就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信息化、数字化成为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属性,也是教育系统改革发展的动因和背景,这就决定了数字化技术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融合的内在必然联系。应用型本科教育是未来数字化经济形态发展所需人力资源的直接和主要来源。

    3 数字化技术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融合的逻辑路径

    人建构了技术,技术拓展了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可能。由个体构成的社会系统表现出的多元复杂性决定了人和技术互动过程的循环、持续和复杂性。当具有前所未见的变革力的数字化技术进入社会境脉,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不可预知性。数字化技术与教育的非直接作用,进一步增加了教育与技术融合的复杂性。技术的功能性思维惯式使大多数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将技术与教育的融合理解为工具普及和应用推广,将教育改革建构在传统教育结构和模式中,将实践限制在教学层面。于是,技术的快速更新换代徒增对技术与教育融合无力感和资源浪费的慨叹。

    数字化技术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深度融合实现必须基于对技术与教育二者关系的正确认识。教育也是一种技术,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递与发展的技术。教育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基于对人类和社会的认识,为满足矫正社会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的需要,演进出的系统化工具和方法。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专以人为作用对象的特殊信息控制和传播系统。教育和技术之间不是“体—用”“我—它”的彼此分隔、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通—相遇”“我—你”的同质、平等的关系。教育与技术融合进程不是单向催逼和跨界应用,还要包括教育系统积极主动的价值甄别、技术选择、功能调适和组织重构。数字化技术包含着某种价值和理念,潜在地导引着社会发展。不应该只关注数字化技术体现出的速度、物质、能量和时空问题,而应该越来越关注数字化技术暗含的理念、价值、组织结构、信息控制等问题。

    所以,本研究认为,数字化技术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融合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全系统、多层次系统重构过程,包括宏观的价值目标体系建构、中观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数字化转型、微观的教学支持平台创新三个层面。在此过程中,要明确教育系统的核心和主体地位,明确教育的终极目标指向个体,要在技术价值异化的可能性中发现个体生命意义;要明确融合发生过程的三个层面并没有主次和先后之分,而应该是同时发生,只不过复杂程度不同;要明确融合过程不可能在实践开展之前就有全面、长远、完美、准确的规划,合理有效的规划形成于行动之中,所以当前各类新技术在教学中的探索应用都不是徒劳的,都是有价值的。

    4 数字化技术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融合的现实途径

    依据数字化技术与教育系统的切合点,数字化技术的信息负载及传播功能与教育个体认知和知识传递的核心本质的直接契合,其实质就是教学融合;基于数字化技术对教育组织结构、流程、文化的变革和运营效率的提高,其实质是组织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生存环境决定了应用型人才的素质规格和生活方式,其实质是人才培养价值目标体系。在此,本研究通过“嵌入”视角,将数字化技术认为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系统中的主要元素,从价值目标体系、组织数字化转型、教学支持平台创新三个层面对数字化技术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融合的现实途径进行分析。

    价值和理念嵌入,以数字化生存为背景的双向价值体系建构? 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教育价值和理念变革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

    1)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在性价值取向”,推动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定位和发展理念转变;

    2)人本主义背景下的“内在性价值取向”,推动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体系的重建。

    数字化技术促进知识经济转型和全球化态势形成,“知识和教育作为全球共同利益”逐渐成为共识,教育外在性价值不断凸显。高等教育领域体现为应用性需求不断增强,应用型本科教育在高等教育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不断提升。

    首先,应用型本科要认清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和教育结构多元化发展趋势,顺应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结合本校发展历史和办学底蕴明确自身办学定位,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不盲目求“综”求“大”,而是要实现错位发展和特色发展。

    其次,应用型本科要在建设发展中不断提高“应用型本科”的社会威信和认可度,这需要国家层面的立法和跨系统的制度支持,更需要应用型本科高校主动创新作为,发挥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的作用,将发展理念从“跟”和“学”转变为“闯”和“探”。

    应用型人才主要是将科学原理转化为工程原理进而转化成产品的人才,与社会生产与经济密切相关。在我国“重文轻技”“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目标极易产生人才目标偏差和人才概念狭窄化、片面化的问题。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高度突出唯理主义,使知识的有效性取代人生价值问题。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数字化技术进一步加剧了个体技术依附性而产生价值迷途和异化。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素质结构聚焦于功能和应用性的外在价值上,忽视了个体内在性价值。非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潮开始对技术社会中人类自身的哲学思量,开始关注个体生命和内在精神。只有超越理性主义,超越浸润科学技术的思维方式,才能对人类本原和生存价值有所领悟和体察,才能引领未来个体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以“转化”为核心任务的应用型人才,不仅仅肩负着将科学规律转化为自然控制和现实功用的重任,更充当了技术价值判断和路径选择的使命。所以,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体系的价值取向不应该是只重应用性价值的单极化,而应兼顾个体生命和内在价值,形成内外兼顾的双向价值体系。

    组织结构和制度嵌入,以数字化技术为逻辑的组织形态建构?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科学技术水平对应着一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工业革命的机器大生产带来了分工经济和现代管理制度,也催生了政府主导、多层级管理的公共教育管理体制。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必然推动组织架构、业务模式、工作流程、文化的整体变革,但是由于教育系统的保守性,这一过程滞后和缓慢。同时,教育的復杂性使自上而下、全面细致、深入有效的制度改革基本不太可能,而应该代之以由下而上的实践创新、积累和带动。学校作为教育管理系统架构中处于中间位置的单位,是国家管理系统的最底层,是教学实施系统的最顶层,受国家教育体制和政策的规范和制约,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是制度改革探索和实践的主体。

    应用型本科高校应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自身组织重塑。

    首先要从认知开始,要明确数字化技术会成为未来教学管理和教学实施的技术基础和环境的必然性,明确教育组织和制度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对教育管理组织和流程的重构,目的是提高信息和资源流通,提升管理效率,为教师松绑,为教学释放创新空间和提供支持,满足学习者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最终实现教学有效性,促进个体全面发展。

    其次,学校组织和制度数字化转型是按照“点、线、面、体”的路径,从局部优化到整体优化逐步推进的。应用型本科高校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路径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依然是基础建设。当前,硬件基本普及,软件参差不齐。

    第二阶段则是单项应用,这一阶段要对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重新建构。学校要从教学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学生管理等单项业务中开展数字化转型实践,使数字化技术不仅仅只发挥信息流转和管理的作用,还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作用,发挥其分析、预判和建议的功能。组织架构中纵向管理将趋于扁平化,最终将进化到平台化、中台化模式。由于大数据及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横向的组织部门数量整体减缩,但是会形成数据和流程管理的专门部门。在应用型本科未来的建设和转型中,产教融合将是学校实力的核心支撑,数字化转型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单项业务模块是产教融合模块。当前,产教融合大多流于形式,理论和实践缺乏深度建构。

    第三阶段是综合集成,集成的本质是单项业务数据之间的互联互通,这种跨部门、跨业务的互联互通是组织数字化转型的重点,也是难点。但是学校的核心业务是教学,产教融合是重要特征,其他业务数据与教学实践内在的本质联系不大,也就使得复杂性有所降低。数字中台、第三方社会化数字平台是未来高校教学管理会出现的一种新的组织模式。由于技术商业化追求、发展速度和空间的优势,以及当下教育体制改革保守和滞后的束缚,高校自身难以独立完成此类平台的研发和实验,因此,应用型本科高校数字化转型必须认清趋势,高度重视校企合作。

    第四阶段是组织和业务流程的重构,业务数据的综合集成是与管理制度相辅相成的。工业化时期的管理制度体现的是科层和等级特征的职权关系,主要决策信息隐性地规定在管理层流通。数字化转型后的管理模式加强了整个学校系统内的信息和数据流转能力,也进一步联通了不同学校之间,学校系统与企业、行业、社会的信息和数据流转能力。管理制度的作用也相应有所调整,不能局限于校内机构的责任和义务划分,而应更多地开始关注对数据流通和价值生成的规范和引导。

    教学嵌入,以数字中台理念为支撑的教学服务支持平台构建? 当前,雨课堂、云班课等数字平台层出不穷,大多缺乏统一标准,资源重复建设、无法共享,教学数据无法实现联通价值。作为融合实践关键因素,教师在实践中面对理论随着技术变、培训随着平台变、资源建设随着比赛变等问题,随之产生理论认知困惑、技术应用兴趣降低、资源建设积极性受挫,甚至直接否定和抵制数字化技术教学应用。如果说体制机制融合改革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决定融合的可持续发展,那么数字化平台支持体系的可用性、易用性、有用性、有效性问题则直接决定融合实践的可展开问题。当下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高度发达,深度融合可行而又紧迫的任务就是打造通用平台支持体系。

    传统数字化教学平台是静态的,大多依据理论化教学模式搭建信息流程,以学科课程为界限形成资源和数据架构,集成交互、答疑、评价等教学辅助等固定功能,教师难以开展自主开发,难以实现针对不同需求的数据共享和资源灵活性支撑。学习数据对教学改进的价值开发不足,难以实现对学习者的个性化支持。

    在企业IT治理领域,当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时,传统烟囱式IT架构数据形成孤岛,不易联通,后端决策无法应对前端多样快速的需求,无法实现效率提升。数字中台作为一个概念、一种理念、一种方法论和一种IT治理机制,顺应生产方式变革需求,成为企业数据驱动演进的数字化转型新方向。艾瑞提出,数字中台是将企业的共性需求进行抽象,并打造为平台化、组件化的系统能力,以接口、组件等形式共享给各业务单元使用。

    结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趋势,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考量数字化教学平台的现状和需求,笔者认为数字中台理念对于数字化技术与教学融合中的平台支持体系构建具有可借鉴的重要价值,数字教学中台也是未来教学数字化平台体系建设的主要趋势,并在此结合应用型本科教学融合主要任务,对数字化教学中台做简要描述。

    应用型本科高校数字化技术与教学融合的主要任务是以数字化技术促进产业与教育、企业与学校、专业与岗位、教学与应用、知识与技能的深度联通,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教学质量提升。产教融合,重在应用是主要特点。应用型本科高校数字化教学中台要能够有效联通教学系统所涉各要素,整合沉淀支持教学行为的功能组件和资源组件,共享给不同课程单元使用,快速响应不同课程、不同模式的教学需求(见图1)。

    应用型本科高校数字化教学中台的组成大体可分为教学中台、数据中台两种类型,与技术平台融合。教学中台是基础,应包含校内教学中台和企业实践中台,目的是进行课程数字化,将校内开展的所有学习和教学过程、校外岗位实践过程、所采用的教学模式、所开展的教学活动的流程和通用教学支持功能标准化和数据化,同时将不同课程中记录和形成的学习资源数据、教师教学行为数据、个体学习数据反馈提供给数据中台。数据中台包括学习者中台、教师中台、资源中台等几种特殊形式。

    学习者中台整合沉淀学习者学习风格、偏好特长、学习时间、知识路径等多维度信息,构建起不同的学习者画像,从而获得精准的学习支持和服务,也可以为教师提出合理化的教学设计建议。

    教师中台整合沉淀教师知识基础、教学风格、教学专长、技术偏好等数据,对教师的教学设计、教学开展、教学评价等提供智能化精准支持,使教师能够简单、快速、有效地完成教学。

    资源中台整合沉淀各课程项目中的课程资源,建立知识联系,自主整合生成可复用资源。

    总之,数据中台将教学中台形成和沉淀下的数据和资源通过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方法进行价值提炼,形成数据资产,为教学中台提供决策支持和资源支持。技术平台将基础设施和各种技术元件进行整合封装,提供统一规范的接口,完成信息传递、管理、分析等工作,为教学中台和数据中台建设提供支撑。

    5 结语

    数字化技术在不同领域的延伸拓展,必然会推动各领域组织管理和业务的数字化转型,数据驱动的组织信息化进程中,中台是数字化转型的必经之路。教育是数字化技术重点延伸领域,但是由于数字中台概念的不统一性、教育系统传统运行机制的保守性,以及符合行业属性的数字化实施方案落地的复杂性,使教育与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面临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在此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必须认识到教学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顺应数字化经济的发展需求,将数字化与教学深度融合作为长远的发展战略,积极寻求第三方技术企业的合作支持,早谋划、早行动,形成适合自身属性的建設路径。

    參考文献

    [1]乔瑞金,牟焕森,管晓刚.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88.

    [2]波斯曼.技术垄断[M].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3]凯利.技术元素[M].张行舟,余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4]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7-41.

    [5]潘洪林.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6]郑晓梅.应用型人才与技术型人才之辨析_兼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J].现代教育科学,2005(1):10-12.

    [7]左明章,卢强,杨浩.协同推进机制创新: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可能之路[J].现代教育技术,2017(4):

    59-66.

    [8]吴南中,夏海鹰,张岩.信息技术推动教育形态变革的逻辑、形式、内容与路径[J].中国电化教育,2019(11):24-33.

    [9]南旭光,张培.“互联网+”教育:现实争论与实践逻辑[J].电化教育研究,2016(9):55-60,75.

    [10]刘涛,杨雅清.数字化时代企业组织的转型之路[J].信息通信技术,2017(2):8-15.

    [11]王硕旺,蔡宗模.应用型大学的缘起、谱系与现实问题[J].重庆高教研究,2016,4(2):22-29.

    [12]高林,鲍洁,梁燕,等.关于高等教育分类与应用性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研究[J].教育与职业,2006(17):11-13.

    [13]王正青,唐晓玲.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动力逻辑与推进路径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7(1):94-100.

    [14]陈新宇,罗家鹰,邓通,等.中台战略:中台建设与数字商业[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15]孙立会,葛兴蕾,陈张兼.技术在未来高等教育中的应用图景:基于《地平线报告2017(高等教育版)》的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17(12):121-128.

    [16]余胜泉.推进技术与教育的双向融合:《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解读[J].中国电化教育,

    2012(5):5-14.

    [17]2019年中国数字中台行业研究报告[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9412841477139915&wfr=spider&fo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