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后期济南王氏家族的皇朝遗民意识
禹景燮 金锦子
[摘要]明清交替之际，随着明朝的灭亡，大量中国汉族人迁居到朝鲜，作为明朝遗民而被称为“向化人”或“皇朝人”。17世纪中叶，王以文被清朝俘获并被押送至朝鲜朝，同时也开始了济南王氏家族在朝鲜朝的生活经历和活动。作为士大夫阶层的明朝遗民，王氏家族一方面带着他们所持有的皇朝遗民身份和意识而进行各种活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他们在朝鲜朝社会所具有的双重身份认同问题。
[关键词]济南王氏家族；皇朝遗民意识；中华主义；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K31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1-0001-07
[收稿日期]2017-04-28
[作者简介]1.禹景燮，男，韩国国籍，韩国仁荷大学韩国学研究所教授；2.金锦子，女，朝鲜族，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延吉133002）
1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之间曾进行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随着明朝的衰亡和清朝的兴起，数十万中国汉族人为躲避战乱而来到朝鲜半岛。在1627年的第一次清朝和朝鲜朝战争（丁卯之乱）和1636年的第二次清朝和朝鲜朝战争（丙子之乱）时，也有数十万朝鲜人自愿或被清军俘虏而迁移到中国东北地区。
国内外学者对于这一时期居住在中国被称为“投虏人”（自愿归化清朝的朝鲜人）和“被掳人”（被清朝俘虏而被迫迁入的朝鲜人）的朝鲜移民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居住在朝鲜被称为“向化人”或“皇朝人”的中国移民的经历和活动则由于史料匮乏而未得到学界关注。
有关17世纪中叶移居朝鲜的中国人的资料之所以较少，其原因在于这些人大部分是明、清时期分散在辽东和山东一带的边民，很难留下记载。另外，第二次朝清战争失败后，无奈答应清朝送还中国人要求的朝鲜朝回避了对中国人的公开讨论也是其原因之一。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改变国籍的行为，即对归化所进行的中华主义思考也是限制其记忆的主要因素。与被视为夷狄的女真人或日本人的“慕化迁移”不同，对于原是中国百姓的汉族人的归化是很难用传统的向化概念来加以说明的。
对于当时中国百姓迁移到朝鲜朝的事件，在儒教思维体系中是如何进行阐释的？特别是明朝灭亡以后，在自认继承了中国文明嫡统的所谓朝鲜中华主义世界观下，朝鲜朝后期的有识之士又是如何设定曾是中国百姓的汉人与自身作为中华继承者的关系呢？这也正是17-19世纪朝鲜朝社会围绕归化汉人所产生的新困惑。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文试图以移居到朝鲜朝以后还依然坚持“大明遗民”身份的归化汉人所留下的记载为依据来探讨他们的世界观。特别以17世纪前期移居朝鲜朝的山东省济南的王以文乃至其第五代孙王德一、王德九兄弟为中心，对济南王氏家族定居朝鲜的具体过程及其皇朝遗民意识进行考察。
一、王以文的归化和定居
从16世纪末“壬辰倭乱”到17世纪中叶明清交替之际，移居到朝鲜的中国人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壬辰倭乱”时随明朝援军出兵朝鲜后定居下来的；第二类为明、清交替时期为躲避辽东战乱而移居到朝鲜平安道地区的辽东居民；第三类为1644年清朝入关后亡命而来的士大夫。[1]（37～64）来到朝鲜的济南王氏始祖王以文（1625-1699年）在1645年东渡前的经历就反映了当时的迁入情况。1592年“壬辰倭乱”爆发后，明朝向朝鲜朝派出了约10万援军，到1598年战争结束时虽然大部分援军回国，但其影响却持续到17世纪前期。众所周知，万历皇帝派兵朝鲜以后，明朝由于沉重的战争负担而走向灭亡。不过派兵的负担对于与朝鲜半岛相邻地区而言要更为沉重。无论是作为军队前哨的辽东，还是隔海相望的山东、天津等华北地区都遭受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另外，为运送军需物资和加強海防而征发的徭役也极其沉重。
1618年以后，随着后金进攻的猛烈，辽东和华北地区的中国人开始大规模避难到山海关以南地区和明朝友邦朝鲜朝。1619年萨尔浒战役后，后金占领了沈阳和辽阳地区，明朝辽东都司毛文龙遂占据朝鲜平安道椵岛（皮岛）并设立了东江镇，为数众多的汉人也随同前来。
对于朝鲜朝而言，毛文龙以朝鲜半岛西北地区为据点展开的军事活动和中国人的存在是严重问题，有可能把后金的报复引到朝鲜朝。另外，对于平安道百姓来说，虽然也要担忧后金的入侵，但更严重的是要应对自认为是“上国”军队的横行。在《仁祖实录》中被称为“汉贼”的毛文龙军队不仅对朝鲜人进行经济上的掠夺，还直接占领了清川江以北地区。就连对明朝忠心事大的朝鲜朝国王仁祖也认为毛文龙之患甚于后金，可见来到平安道一带的辽民已经成为了朝鲜朝的隐患。
王以文也是迁移到椵岛的中国人。1625年，王以文关于王以文的生平，主要参考王德一所编《庠生公年谱》。对于王以文的出生年代，年谱记载为1625年，而其他资料则记载为1620年。本文暂且遵从年谱的记载。生于山东省济南府章丘县常远庄，为兵部职方清吏司员外郎王忠推之子。虽然父母早丧，但却生长在富裕之家。在王以文12岁时，即1636年春，其家产被出没于山东一带的流贼劫掠，王以文与家人避难海岛，来到当时流亡中国人据点之一的椵岛。
1636年时，身处椵岛的中国人处境非常艰难。明朝断绝了对毛文龙势力的援助，朝鲜朝亦消极应对。加之，疫病猖獗，很多中国人死于饥馑和疾病。在第二次清朝和朝鲜朝的战争中，1637年1月，清朝在南汉山城接受仁祖归降，后发动朝鲜朝水军攻打椵岛。同年4月，椵岛被攻陷，有四五万中国人被杀，王以文虽幸免却被清军俘虏。《沧海集（卷二）》记载：“我五代祖庠生公，崇祯丙子间，因流贼之乱，奔窜海岛，又遇虏贼，举家见执。公时年十八，凶徒爱其年少奇壮，甘言慰之，从不屈，贼义之，以夫人黄氏俱繋送沈阳。”
拒绝臣服于夷狄而被押送到沈阳的王以文遇到了做人质的朝鲜朝凤林大君（仁祖次子，后来的孝宗）。凤林大君赞赏王以文不屈于清军的气节，1645年返回朝鲜朝时邀请王以文等8名汉人同行。当时王以文发誓绝不剃发而只是亡命朝鲜，后来与杨福吉（1617—1675）、冯三仕（1607—1671）、王美承（1602—1659）、裴三生（1621—1684）、王文祥（1622—1688）、郑先甲（1617—1686）、黄功（1612—1677）等被称为“随龙八姓”，成为了归化中国人的核心。主要依据冯三仕第五代孙冯学祖于1828年编撰的《皇朝遗民世系原流谱》及《庠生公年谱》编成。但不知何故在《皇朝遗民世系原流谱》中没有收录关于济南王氏的记载。
凤林大君回国后，将这些中国人安置在其居所汉城于义洞府邸旁的朝阳楼附近，进而在当时形成了由十余户人家组成的“明人村”或“皇朝人村”，直至19世纪前期这里还生活着百余户人家。《青庄馆全书（卷四十七）》载：“时皇朝人被俘者，十数姓同居，谓之明人村”。1649年，凤林大君继承王位，是为孝宗，随即展开了对清朝的报复（即北伐）。他将王以文等汉人编入军队核心之一的训练都监，并随时传唤，共同秘密策划报仇计划。孝宗将王以文的名字“凤冈”改赐为“以文”，并劝其正式出仕，但王以文依然期望能回到明朝，以“国仇未报之前，敢为贵介乎”《沧海集（卷二）》记载：“孝庙命筑诸公室于朝阳楼南墙外，厚赐衣食以居之，将与义师而有录用之意。每令诸公入侍，上曰：‘自在沈也，既共患难，岂不欲与国同休戚乎？公对曰：‘国仇未报之前，敢为贵介乎？辞不受。”为由而推辞。对此，孝宗表示北伐进行时将再次召唤，并对他们的生活加以关照。1659年孝宗突然逝世导致北伐中断，其后王以文等中国人因陷入孤立而只能自谋生路。孝宗死后，王以文绝食，每到明朝崇祯皇帝和孝宗的忌日，就独自前往深山痛哭。此后置家中生计于不顾，像屈原般在彷徨中度过余生。《朝宗岩志（卷上）》记载：“诸公念国仇之不得以报也。家乡之不得以归也。先王之恩不能忘也，而偷生异域，无以为心。厥后或行吟泽畔，或闭户悲歌，后先没世，而子孙因居焉，此乃世之所称皇朝人村也。”
此后亡命到朝鲜朝的中国人开始分散，为躲避清朝监视而藏身于偏僻山村，其中很多人居住在下三道（忠清道、全罗道、庆尚道）沿海从事渔业。虽然朝鲜朝出于体恤而免除了汉人的租税和军役，但汉人却经常受到当地官府的无端剥削。虽然偶尔也有像王以文一家那样以汉人牙兵的名义归属于训练都监的情况，但在军事训练时则要扮演倭兵，明显受到了歧视。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归化中国人没有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即身役。他们原本属于他国人，因此只是体恤的对象而不负担规定的兵役，而且他们自己也认同这一观点。例如，曾参加过“壬辰倭乱”的李如松之孙李应龙，来到朝鲜朝后仍自认为是明朝之臣，拒绝朝鲜朝授予的官职并坚持使用汉语。再如，曾在1643年出使朝鲜朝后来又来此定居的宋朝大学士胡安国的第十五代孙胡克己将保全中华衣冠视为自己的终身职责，其宗族坚持在带有“明”字的地方或与故国临近的咸镜道一带聚居生活。
针对中国人的这种情况，1673年显宗放弃了以往用掌管王室财政的内需司经费来加以体恤的方式，正式将他们划归到训练都监，并领取俸禄。当时作为“随龙八姓”之一的黄功被派遣到咸镜道制作焰硝，丁善甲则成为传授译官汉语的汉学教授。但王以文却坚持“远离故国三十余载而不受俸，守屈原之义理”，固守着作为明朝臣下的身份。从其子和其孙两代没有什么突出事迹的情况来看，王以文家族的生活似乎在朝廷的供给中断以后陷入了困窘。《沧海集（卷三）》记载：“顾以沧桑余生，飘零百年之间，或隐渔樵，或隐工贾，或隐于农圃与卒伍，而流离转迫者不无，溺于人情之久而狃安，大义日益岩湮晦。”“北伐停议”后，很多归化中国人成为向清朝泄密之人，1667年的“林寅观事件”就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处境。特别是清朝稳定了中原统治后，朝鲜朝将漂流到朝鲜朝的汉人送还清朝的事例开始逐渐增加。
1667年，林寅观等95名中国人漂流到济州岛的事件引起了朝鲜朝的混乱。从福建前往长崎的林寅观声称持有南明王朝末帝永历皇帝的册历，并恳请朝鲜朝将其送往日本。但朝鲜朝顾虑与清朝关系恶化而决定将其押送至北京，并派黄功对他们进行劝说。林寅观等人在被押送途中不断哭喊挣扎，当时王以文虽然也前来送行但却没能相见，只能返家后焚香礼拜。以后间或听到有关明朝的事情也会痛哭不止。
在这种情况下，1674年王以文与裴三生、杨福吉造访了宋时烈故居——忠清道俗离山华阳洞。闵鼎重在出使北京时求得了崇祯帝“非礼不动”的御笔，回国后将其转交给自己的老师宋时烈，宋时烈在悬崖上刻字，而保存御笔原本的焕章庵就建在华阳洞。此后，华阳洞被视为明朝所固有的中华文明传统传入朝鲜，即所谓朝鲜中华主义的象征地，[2]（77～81）王以文在这里逗留半年有余，与宋时烈门下的尤庵学派进行了交流。此后具体活动不详，直到1699年75岁时因病故于“皇朝人村”。
二、王德一、王德九兄弟的遗民意识
（一）著述与编撰活动
1704年，朝鲜朝的肃宗在昌德宫后苑修建大报坛以祭祀“壬辰倭乱”时派遣援兵的明万历皇帝。大报坛是朝鲜朝公开承认将继承明朝中华文明传承的朝鲜中华主义国家理念的象征，而且还出现了在朝鲜朝的统治体制中吸纳中国人的倾向，期望那些对中原放弃期望的中国人归化朝鲜朝。但这些人获得正式官职的仕途并不顺利，大部分只能以中人身份留在朝鲜朝。
英祖继位后，在强化王权的过程中，一直强调中华文明的政治传统，即尊周大义，并曾多次授予中国人军职以示优抚之意。到英祖后期，随着对中国人优待政策的正式实行，他们在观念上获得了“皇朝人”的新地位。正祖對这些皇朝人给予了特别的优待，1790年将隶属于训练都监的中国人重新编成独立的“汉旅”，并在汉旅中选拔“随龙八姓”后裔中的三人来守卫大报坛。《正祖实录（卷二十五）》，正祖十二年正月乙亥条记载：“汉旅三十三，孝宗大王沈阳回驾时，八姓汉人陪从东来，仍以其支属属之本局，名曰汉人牙兵。正宗庚戌，改称汉旅，使入直于明礼门，皇坛守直官三员。汉旅中，兵曹抄启，仕满二十朔出六，四十五朔加资，瓜递。”从此之后，王以文等“随龙八姓”家族世袭了大报坛侍卫和别军职等职位。
在从肃宗到正祖时期实行的对中国人的优待中，王以文的子孙作为归化汉人的代表性家族经常出现在记载中。王以文次子王震英参加了1705年3月在大报坛举行的第一次祭祀。1749年增修大报坛时其孙斗瑞和曾孙始命负责监督。1751年，英祖出访“皇朝人村”时还赐食物给其曾孙义昌。1768年还曾赐其高孙道源行冠礼时所需的费用。正祖继位后，在选拔作为国王近侍的别军职时还特别留任了王以文的曾孙汉祯，1782年又任命他为咸镜道德源府使。相对于此前对中国人所授官职大部分为名义军职而言，这是明显的变化。
在上述以“尊周大义”为基础而对中国人实行优待政策的过程中，王以文的第五代孙王德一（1779-1854）和王德九（1788-1863）兄弟以“尊周大义”的名义开始着手整理王以文东渡以后的家族发展史。他们是王以文第三子震圣（原名谁喜）的高孙，曾祖为海俊（1693-？），祖父为汉翊，父亲为道源，母亲为全州崔氏寿齐之女。
长子王德一，字子精，号盘川，1799年曾担任大报坛侍卫官，但后来退职在都城近郊开设商铺，并读书以消遣。王德一在1825年迁居到与宋时烈焕章庵、肅宗大报坛并称为朝鲜中华主义三大象征的京畿道加平朝宗岩附近。王德一在这里修建了祭祀王以文等九义士的九义祠，1831年还修建了祭祀明太祖的大统庙，王德一原本计划修建祭祀明太祖和九义士的祠堂，但由于财力不足只修建了坛。因此从临时的用意出发使用了“行”字，称为大统行庙、九义行祠。并在其附近修建了居所冽泉斋，依据体现尊周义理的《诗经》诗题（《匪风》《下泉》）将村名定为风泉里。每到明太祖、朝鲜朝孝宗和九公的忌日时，王德一就与其弟德九举行展谒礼。
王德九是道源第九子，幼年便志气慷慨，有感于陶渊明的《咏荆轲》而自号沧海。而王以文在都城的世居地也被称为沧海广，王德九以此为号表明其继承五代先祖传承下来的反清复仇的遗志，并一直以此为己任。《沧海集·沧海广记》记载：“孝宗宾天，其家世居汉阳王京，沧海广是也。”
1808年，王德九也担任了大报坛的侍卫官，在1810年担任坛司监役时，他刊印了崇祯皇帝御笔和与大报坛有关的肃宗、英祖、正祖的御笔悬板并供奉在家中，平生致力于宣扬“尊周大义”。1831年，王德一开始修建大统庙时，他往来于都城和加平之间进行协助。1854年王德一死后，他便迁居加平终其一生守护冽泉斋。
令王德一兄弟最为担忧的是本家族及其他归化中国人的历史会逐渐被遗忘。因此，他们致力于整理王以文等先祖的事迹并编撰成书。王德一主要集中整理本家族流传下来的家乘，约在1815年编撰了王以文的年谱《庠生公年谱》。王德九则主要进行了“尊周诸书”的整理和编撰活动以确立和保持归化中国人的思想认同。
王德九汇编了《皇坛仪轨》《坛司敬览》《正宗御制》《文苑黼黻》等文献所收录的尊周事迹，在1810年编撰完成了《冽泉直中录》，此后又编撰完成了记载家族所传万历年间科举及第者名单的《万历三科榜》，记述“随龙八姓”传记的《皇朝遗民录》以及关于“林寅观事件”的《林陈漂海录》等。这些著述对遵照正祖之命编撰的总括朝鲜朝中华主义渊源的代表性编著《尊周丛编》产生了重要影响。1827年，他还参拜了继承宋时烈遗志的华阳洞焕章庵，并将其著述保存于此。据《沧海公遗简帖》所载，兴宣大院君废置华阳洞万东庙之后，1873年王德九之子王景说将这些著述索回后保管于家中。但从目前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冽泉直中录》《皇朝遗民录》《万历三科榜》《皇坛增修仪》《皇坛享仪轨》等印有“皇明遗民之印”的藏书印来看，应该是王德九托付于焕章庵的。
（二）大统庙与永历年号
如前所述，王德一兄弟离开世代居住的都城迁居到京畿道加平，并在那里修建了九义祠和大统庙。而他们之所以会迁居到与他们没有特别渊源的加平，是因为朝宗岩的缘故。在万东庙和大报坛建立之前，1684年自称为大明处士的许格等人在岩壁上镌刻了崇祯皇帝的“思无邪”、宣祖的“万折必东”和“再造藩邦”以及孝宗的“日暮途远，至痛在心”等字句，此即朝宗岩。[3]（70～79）王德一认为，虽然清朝入主中原百余年天下变成了夷狄之地，但唯有朝鲜朝保存着中华文明的遗脉，而在朝鲜朝国内保存明朝皇帝御笔的朝宗岩传承着大统。《沧海集·朝宗斋述怀》记载：“华夏内而夷外边，今夷内夏百余年，乾元一气无穷尽，惟有朝宗大统全。”因此，他在这里修建九义祠和大统庙，并举行祭祀，以此作为“尊周大义”的象征。
从供奉王以文及一同来到朝鲜朝的八位义士牌位的九义祠来看，在此之前这里还修建了王以文的祠堂。1775年，曾孙王汉翊因仰慕“东国宗族始基之祖”王以文的“东渡之义”和“不仕之节”，在“皇朝人村”为其建祠。到1825年，除王德一家族外，还集临朐冯氏、杭州黄氏等“随龙八姓”家族之力共同修建了供奉九位先祖的祠堂。修建九义祠的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王以文等来到朝鲜的第一代人都已故去，历经四代后各家族的家庙中都安放着他们的牌位。其次，随着原本生活在“皇朝人村”的后代分散到各地，“随龙八姓”的后人开始担心会丧失其作为皇朝遗民的集体认同。特别是通过1828年冯学祖编撰的《皇朝遗民世系》可以发现，与孝宗一同来到朝鲜朝的九个家族中的东昌王氏和大同柳氏已绝嗣。《朝宗岩志（卷上）》记载：“诸公祠版，已为亲尽，而祧者有之，四时之祭废矣，而其中三公无后而祀绝，喟亦戚矣。”最后，1825年是其先祖们东渡的三周甲（180年）。《朝宗岩志（卷上）》记载：“呜呼！岁甲申即毅皇殉死之四周甲，乙酉即诸公东来之四周甲也。感极风泉，涕泗沾臆，而追惟畴昔，心崩骨冷，吾人诸家保有今日者，莫非诸公之纯忠懿烈，而漠然若无知者然已，是不肖之罪也。况当是岁，怆感之怀，尚何名言？略举报祀，人情之所不能已，于是诹议诸家，询谋佥同，宜立祠以祀，而窃取南宋欑陵之意，建号九义行祠。”以王德一为核心的九家族后人修建祠堂，并依据《大明集礼》确定了相关仪节，每年三月上旬大报坛大典结束后的仲丁日都会面向都城“皇朝人村”方向举行祭祀。虽然没有礼法，但也会像王以文那样，在每年崇祯皇帝和孝宗忌日（三月十九日和五月四日）带领家族众人例行望位礼。《沧海集（卷三）》记载：“自今吾人可以世世岁当三月十九日五月四日，各其家率其属，屏洁地，设立行礼……此所谓无于礼而可以义起，先辈多有已行之者也……凡我子孙能知此心，则奚土余之区区之幸，寔体我祖先含怨忍痛没世不忘之盛意也。”
王德一等人此时虽然也试图修建祭祀明太祖的祠堂，但直到1831年才建成祭坛。这是因为由士大夫来祭祀皇帝是没有先例的，即使是参照宋时烈的弟子祭祀万历皇帝和崇祯皇帝而建立万东庙的先例来制定仪礼，并确定与皇帝祠堂规格相符的规模也是相当耗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完工后，王德一指出建立大统庙的原因如下：
天地生民以來，莫有盛于孔子。孔子之功，莫大于春秋。春秋之义，莫有重于大一统……惟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大定中国，驱逐胡元，制礼作乐，昭揭经义，颁大统之历，明春秋之法。置于崇祯，天方艰难，夷虏入关，华夏髠首，于是乎先王文物，惟存于海东青丘。国有大报，州有万东，义伐之计，归于庙食。而使我遗臣子孙，世禄皇坛，而不见虏使者，不用虏年号者，尚其能存人纪之大防。而世其罔僕之义烈也。[4]（1～2）
在九义祠和大统庙的祭祀活动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使用了南明末帝永历皇帝的年号。王德一曾指出，王以文因朝鲜朝在册赠其官职的诰书中使用了清朝的年号而将其焚毁，从那时起祭祀所用祝板、祭文等与其有关的年代使用永历年号遂成为定例。《朝宗岩志（卷上）》记载：“庠生公赠官，例书虏号耻之，遂告庙而焚其诰，改题其神主，更镌其墓表。”另外，每年年初按照惯例给各家颁赐时宪历时，朝鲜朝都会将清朝年号改为“大明永历某年”后再分发给各家，以确认他们皇朝遗民的身份。《朝宗岩志·盘川沧海二王先生传》记载：“恶时宪历首大清字，入直大报坛，刻大明永历几年岁次干支大统历十数字，藏之家中，每遂颁历，刊去伪号，凡大报坛所用及皇朝人子孙私藏，皆用此本，祭祝之属，皆以永历纪年。”对王德九而言，这件事比孙子的死和儿媳的病还重要，他对因家族不幸而未能按时刊印大统历的儿子训斥道：
大统历印纸，今便不来，此何事耶？印置而不送耶，不为印出而然耶？大统正朔，事体至重至大矣，虽是数字空文，所关重大……今者虽有子殇室病，何以妻子忧患，至于怠慢大事，而不敬若是乎？吾辈印在大统历者，乃是吾家之春秋正朔也。[5]（22～23）
在王德九看來，归化中国人使用永历年号可谓是王氏家族自迁入朝鲜朝以后180年来一直所继承的皇朝遗民认同的核心。与朝鲜朝中华主义者在明朝灭亡后继续使用崇祯年号相比，这显然是归化汉人所独有的特点。
（三）皇朝遗民的双重身份
对于明朝灭亡后朝鲜王朝继承中华文明的朝鲜中华主义理念，王德一兄弟等归化中国人也是赞同的，同时还以“吾人乃皇朝后裔”的身份来寻求其在强调“尊周大义”的朝鲜朝社会的立足之地。王德一兄弟认为，这就如同遵守对殷朝义理后亡命到朝鲜并传入礼乐文物的箕子那样，如果他们不屈从于清朝而坚守对明朝的义理，那么他们所归化的朝鲜朝就成为了中华文明的唯一继承者。对于汉人的这种自豪感，王德九指出：
①《朝宗岩志·盘川沧海二王先生传》记载：“清虏入燕，海内文武，裂冠毁形，争为臣妾，庠生王公以文，与王美承等八贤，从我宣文帝，由沈阳东入朝鲜，是其视顾亭林之剃发而生居中国，固已贤矣。”
②《朝宗岩志（卷上）》记载：“古之伯夷、叔齐不扬于周之盛际，而至夫子益彰，如有继夫子而作者，诸公之枕干寝笘之至诚苦心，明天理扶民彝之懿行伟节，安知不若墨胎氏之褒扬耶？”
③《朝宗岩志·盘川沧海二王先生传》记载：“九公之后，及其他皇朝遗裔，流落我国者，巍科不加于身，名宦不入于门，婚姻不通于士夫，流俗所轻其贱，固已无怪，而至于汉旅，则尤非所以待九姓也。”
④王德九的夫人是冯三仕后孙冯庆瑀（1748-1815年）之女。冯宪祖（1806-1836年）是德一之婿，也是德九的侄婿。其长女则与黄功的后孙黄显宅联姻。呜呼！余乃皇朝遗民也。幸免剃发，寄命海隅，缩首矮簷，空怀气义，阅三甲申，历四五世，当天地闭塞之运，保传一脉以待后日者，岂非余乎？[6]（10～11）
王德九认为，保全中华一脉的职责和传统性源于王以文等先祖的事迹中。相对于清朝入关后，明朝士大夫们褪去中华衣冠并遵循满族习俗剃发的行为而言，王以文等人保持气节而亡命到朝鲜朝的举动是顾炎武等趋附于清朝的中原汉族所无法相比的。①在为纪念其先祖东渡三甲子而举行的祭祀中，王德九指出：
永历一百七十有九年乙酉，即我先祖庠生公，以罔僕之义，与王庠生、冯庠生、黄留守、郑进士、杨庠生、裴庠生、王庠生、柳庠生诸公，从宣文王（孝宗）东渡之四周甲（三周甲之误）也。余德九与黄留守猴孙载谦、冯庠生后孙载修议以诸公始基于东土垂裕后昆，世职皇坛而保衣冠于诸夏腥羶之时，苟全性命而闻春秋于天下万世之后。呜呼！今当东渡四周之岁，我等之追感报本，不可忘也。[5]（7～8）
王德九认为，王以文的东渡是对“罔僕之义”的实践。所谓“罔僕之义”，即“不卑为他人臣下的义理”或“不事二君之义”，其典范为殷朝灭亡后拒绝做周朝之臣的箕子、伯夷、叔齐。王德九认为，其先祖不臣于清朝并坚守报仇之志从而得以明天理、扶人伦的功绩并不逊于伯夷和叔齐，同时这也正是皇朝遗民的身份认同和自豪感。②这种自豪感表现为他们与其他来自明朝的遗民相区别的意识。
国朝所以收用李公（李如松）麻公（麻贵）之后孙者，录其龙蛇之勋劳也，顾恤陪从九公之子孙者，尚其罔僕之义烈也。且自三代以下，至崇祯甲申以前，流寓之人，岂非中州人之裔，亦岂非皇朝人乎？顾今天下百姓，何莫非大明之遗民，然赤县之民，皆变为夷，尚今称之曰皇朝遗民乎？青邱三千百万生灵，不为剃发，亦可谓之曰皇朝遗民乎？惟我九公之千秋百代谓以皇朝遗民不改者，寔为不悖不惑矣。[5]（11～14）
如前所述，17世纪的归化中国人可分为援兵、辽民、遗民等三种。王德九认为，与援兵和辽民不同，只有坚守“罔僕之义”的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皇朝遗民。另外，他还指出援兵和辽民来到朝鲜后所提出的家族渊源是不可信的，而且这些人中不仅有身份卑微的人，还有在明朝犯法而流放或逃亡的人。为体现与他们相区别的真正皇朝遗民身份，王德九遂使用了“罔僕之义”的概念。
此外，“罔僕之义”中“不事二君”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明朝灭亡后不出仕于清朝，同时还指王以文东渡朝鲜后拒绝孝宗的出仕邀请以保持与朝鲜人相区别的明朝遗民身份。
王以文等人定居朝鲜以来，朝鲜士大夫们虽然用“皇朝人”来称呼归化的中国人，但是实际上中国人的处境还是非常窘迫的。对此，正祖指出，“百物之来自中原者，我东莫不贵视，称以唐物，虽贱者，能掩土产之贵者，独于族姓则不然，皇朝人子孙之在我土者，我人甚贱之。彼祖先皆中国冠冕人也，岂不及我国卿相家子孙耶？大抵我东专视门阀，亦甚小规模，思之实有贵物而贱人之叹。”[7]（364）柳麟锡（1842—1915）的老师金平默（1819—1888）也曾感叹中国人无法参加科举并步入宦途的处境，指出了正祖以来对世袭的汉旅军职和中华后裔歧视的现象。③
在这种社会差别中，中国人自然会聚居生活在“皇朝人村”并相互联姻以保持皇朝遗民的身份。④虽然有时他们也称朝鲜朝为“我国”，但并没有真正认为朝鲜朝是自己的“祖国”。在明朝复兴无望，同时也不能将清朝视为祖国的情况下，与拒绝孝宗所授高官大爵的先祖们不同，19世纪初期，担任中人所出任的汉旅或侍卫官之职的归化中国人的后世子孙对其身份是很困惑的。
夫世之治乱不同，士之行藏有异……自古圣贤之行藏言之，尧舜汤武之征让，三仁（宋子、箕子、比干）之生死，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时颜孟之语然，各自不同，而其同于道则一也。当此则此为道，当彼则彼为道，道本于用，非独善，用之行，非贪位也，舍之藏，非独善也。退当见几，进当审义而已。若以当见不见当潜不潜，而不悔吝者鲜矣……不幸哀我之生斯世，遗民出处又难于人，以色斯举翔而集之意，名其居曰斯而广。[6]（11）
从上述王德九所述自己居所命名为“斯而广”的缘由来看，鲜明地体现了归化汉人不能出仕又不得不出仕的无所适从的困惑。克服“不幸哀我之生斯世，遗民出处又难于人”的方法就是将事实上因差别对待而受阻的仕途包装成自发性的“罔僕之义”的实践，赋予祭祀明朝皇帝的大报坛侍卫官以守护中华文明的历史意义。在朝鲜朝自认为是中华文明继承者的同时又认为定居的归化中国人连“路马”和“屋乌”都不如的社会风气中，《朝宗岩志·后续（李种永）》记载：“其子孙屈辱于汉旅之命，中路之贱，何义也？路马且可式，屋乌且可爱，堂堂王人之孙，藉乃祖之忠义者，反不如乌马之微乎？如是而示天下曰吾尊周也尔，则百世之下，其肯许之乎？”对于那些流落的皇朝后裔而言，除流连于大报坛周围作诗饮酒以感怀先祖的“罔僕之义”外别无选择。《沧海集·饯别坛司旧僚》记载：“呜呼！吾辈以皇朝流落之踪，周旋于皇坛，而会饮于此，山高水长，此怀何泄，因各赋一绝以记之。”
三、结语
对朝鲜人而言，归化中国人的存在并不都是完全受欢迎的。对于明朝灭亡后中华文明的嫡统传到朝鲜而感到自豪的朝鲜中华主义者来说，属于“原来”中华的归化中国人的出现使他们感到困惑。在期望恢复中华秩序的朝鲜中华主义的理念下，归化中国人得以获得了“皇朝人”或“皇朝遗民”的身份和地位。但他们在社会和经济等方面与自认为是“中华文化继承者”的朝鲜朝士大夫有很大差别。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归化中国人的身份无疑会具有双重性。即，他们表面上声称免于剃发并保全中华衣冠有赖于“本国（朝鲜）大恩”，《重菴集·风泉里展谒皇坛记》记载：“吾九姓者，得保全先帝衣冠，是本国大恩，吾又何王焉？”但实际上，他们在明朝灭亡两百年来却坚持使用汉语，并且在汉人间保持婚姻关系，依然保留着作为皇明世臣后裔而自豪的双重心态。
在拒绝清朝和朝鲜朝授予的官职而只做明朝皇帝臣下的所谓“罔僕之义”的表现中，他们不仅存在着与臣服于清朝满族的中原汉族相区别的自豪感，同时也存在着对标榜为中华文明继承者却只允许定居于朝鲜朝的明朝遗民担任大报坛侍卫官的朝鲜朝社会的差别待遇的批判意识。归化中国人坚持使用的永历年号不仅是将自身的不遇处境归结为对明朝保持节义结果的自我安慰，同时也象征着在朝鲜中华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下受到歧视的少数人的模糊身份。
参考文献：
[1]刘春兰：《明、清交替期来到朝鲜的汉族移民》，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
[2][韩]禹景燮：《朝鲜中华主义的确立与东亚》，韩国首尔：民俗苑，2013年。
[3][韩]吴瑛燮：《卫正斥邪的象征朝宗岩》，《泰东古典研究》，1995年第11辑。
[4][韩]金平默：《朝宗岩志·大统行庙仪序例—庙号（王德一）》，韩国加平：個人出版，1878年。
[5]王德九：《沧海集（卷一）》，韩国加平：个人出版，1888年。
[6]王德九：《沧海集（卷二）》，韩国加平：个人出版，1888年。
[7][韩]正祖：《弘斋全书·人物（二）》，《韩国文集丛刊（267）》，韩国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
[责任编辑张克军]
[摘要]明清交替之际，随着明朝的灭亡，大量中国汉族人迁居到朝鲜，作为明朝遗民而被称为“向化人”或“皇朝人”。17世纪中叶，王以文被清朝俘获并被押送至朝鲜朝，同时也开始了济南王氏家族在朝鲜朝的生活经历和活动。作为士大夫阶层的明朝遗民，王氏家族一方面带着他们所持有的皇朝遗民身份和意识而进行各种活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他们在朝鲜朝社会所具有的双重身份认同问题。
[关键词]济南王氏家族；皇朝遗民意识；中华主义；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K31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1-0001-07
[收稿日期]2017-04-28
[作者简介]1.禹景燮，男，韩国国籍，韩国仁荷大学韩国学研究所教授；2.金锦子，女，朝鲜族，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延吉133002）
1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之间曾进行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随着明朝的衰亡和清朝的兴起，数十万中国汉族人为躲避战乱而来到朝鲜半岛。在1627年的第一次清朝和朝鲜朝战争（丁卯之乱）和1636年的第二次清朝和朝鲜朝战争（丙子之乱）时，也有数十万朝鲜人自愿或被清军俘虏而迁移到中国东北地区。
国内外学者对于这一时期居住在中国被称为“投虏人”（自愿归化清朝的朝鲜人）和“被掳人”（被清朝俘虏而被迫迁入的朝鲜人）的朝鲜移民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居住在朝鲜被称为“向化人”或“皇朝人”的中国移民的经历和活动则由于史料匮乏而未得到学界关注。
有关17世纪中叶移居朝鲜的中国人的资料之所以较少，其原因在于这些人大部分是明、清时期分散在辽东和山东一带的边民，很难留下记载。另外，第二次朝清战争失败后，无奈答应清朝送还中国人要求的朝鲜朝回避了对中国人的公开讨论也是其原因之一。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改变国籍的行为，即对归化所进行的中华主义思考也是限制其记忆的主要因素。与被视为夷狄的女真人或日本人的“慕化迁移”不同，对于原是中国百姓的汉族人的归化是很难用传统的向化概念来加以说明的。
对于当时中国百姓迁移到朝鲜朝的事件，在儒教思维体系中是如何进行阐释的？特别是明朝灭亡以后，在自认继承了中国文明嫡统的所谓朝鲜中华主义世界观下，朝鲜朝后期的有识之士又是如何设定曾是中国百姓的汉人与自身作为中华继承者的关系呢？这也正是17-19世纪朝鲜朝社会围绕归化汉人所产生的新困惑。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文试图以移居到朝鲜朝以后还依然坚持“大明遗民”身份的归化汉人所留下的记载为依据来探讨他们的世界观。特别以17世纪前期移居朝鲜朝的山东省济南的王以文乃至其第五代孙王德一、王德九兄弟为中心，对济南王氏家族定居朝鲜的具体过程及其皇朝遗民意识进行考察。
一、王以文的归化和定居
从16世纪末“壬辰倭乱”到17世纪中叶明清交替之际，移居到朝鲜的中国人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壬辰倭乱”时随明朝援军出兵朝鲜后定居下来的；第二类为明、清交替时期为躲避辽东战乱而移居到朝鲜平安道地区的辽东居民；第三类为1644年清朝入关后亡命而来的士大夫。[1]（37～64）来到朝鲜的济南王氏始祖王以文（1625-1699年）在1645年东渡前的经历就反映了当时的迁入情况。1592年“壬辰倭乱”爆发后，明朝向朝鲜朝派出了约10万援军，到1598年战争结束时虽然大部分援军回国，但其影响却持续到17世纪前期。众所周知，万历皇帝派兵朝鲜以后，明朝由于沉重的战争负担而走向灭亡。不过派兵的负担对于与朝鲜半岛相邻地区而言要更为沉重。无论是作为军队前哨的辽东，还是隔海相望的山东、天津等华北地区都遭受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另外，为运送军需物资和加強海防而征发的徭役也极其沉重。
1618年以后，随着后金进攻的猛烈，辽东和华北地区的中国人开始大规模避难到山海关以南地区和明朝友邦朝鲜朝。1619年萨尔浒战役后，后金占领了沈阳和辽阳地区，明朝辽东都司毛文龙遂占据朝鲜平安道椵岛（皮岛）并设立了东江镇，为数众多的汉人也随同前来。
对于朝鲜朝而言，毛文龙以朝鲜半岛西北地区为据点展开的军事活动和中国人的存在是严重问题，有可能把后金的报复引到朝鲜朝。另外，对于平安道百姓来说，虽然也要担忧后金的入侵，但更严重的是要应对自认为是“上国”军队的横行。在《仁祖实录》中被称为“汉贼”的毛文龙军队不仅对朝鲜人进行经济上的掠夺，还直接占领了清川江以北地区。就连对明朝忠心事大的朝鲜朝国王仁祖也认为毛文龙之患甚于后金，可见来到平安道一带的辽民已经成为了朝鲜朝的隐患。
王以文也是迁移到椵岛的中国人。1625年，王以文关于王以文的生平，主要参考王德一所编《庠生公年谱》。对于王以文的出生年代，年谱记载为1625年，而其他资料则记载为1620年。本文暂且遵从年谱的记载。生于山东省济南府章丘县常远庄，为兵部职方清吏司员外郎王忠推之子。虽然父母早丧，但却生长在富裕之家。在王以文12岁时，即1636年春，其家产被出没于山东一带的流贼劫掠，王以文与家人避难海岛，来到当时流亡中国人据点之一的椵岛。
1636年时，身处椵岛的中国人处境非常艰难。明朝断绝了对毛文龙势力的援助，朝鲜朝亦消极应对。加之，疫病猖獗，很多中国人死于饥馑和疾病。在第二次清朝和朝鲜朝的战争中，1637年1月，清朝在南汉山城接受仁祖归降，后发动朝鲜朝水军攻打椵岛。同年4月，椵岛被攻陷，有四五万中国人被杀，王以文虽幸免却被清军俘虏。《沧海集（卷二）》记载：“我五代祖庠生公，崇祯丙子间，因流贼之乱，奔窜海岛，又遇虏贼，举家见执。公时年十八，凶徒爱其年少奇壮，甘言慰之，从不屈，贼义之，以夫人黄氏俱繋送沈阳。”
拒绝臣服于夷狄而被押送到沈阳的王以文遇到了做人质的朝鲜朝凤林大君（仁祖次子，后来的孝宗）。凤林大君赞赏王以文不屈于清军的气节，1645年返回朝鲜朝时邀请王以文等8名汉人同行。当时王以文发誓绝不剃发而只是亡命朝鲜，后来与杨福吉（1617—1675）、冯三仕（1607—1671）、王美承（1602—1659）、裴三生（1621—1684）、王文祥（1622—1688）、郑先甲（1617—1686）、黄功（1612—1677）等被称为“随龙八姓”，成为了归化中国人的核心。主要依据冯三仕第五代孙冯学祖于1828年编撰的《皇朝遗民世系原流谱》及《庠生公年谱》编成。但不知何故在《皇朝遗民世系原流谱》中没有收录关于济南王氏的记载。
凤林大君回国后，将这些中国人安置在其居所汉城于义洞府邸旁的朝阳楼附近，进而在当时形成了由十余户人家组成的“明人村”或“皇朝人村”，直至19世纪前期这里还生活着百余户人家。《青庄馆全书（卷四十七）》载：“时皇朝人被俘者，十数姓同居，谓之明人村”。1649年，凤林大君继承王位，是为孝宗，随即展开了对清朝的报复（即北伐）。他将王以文等汉人编入军队核心之一的训练都监，并随时传唤，共同秘密策划报仇计划。孝宗将王以文的名字“凤冈”改赐为“以文”，并劝其正式出仕，但王以文依然期望能回到明朝，以“国仇未报之前，敢为贵介乎”《沧海集（卷二）》记载：“孝庙命筑诸公室于朝阳楼南墙外，厚赐衣食以居之，将与义师而有录用之意。每令诸公入侍，上曰：‘自在沈也，既共患难，岂不欲与国同休戚乎？公对曰：‘国仇未报之前，敢为贵介乎？辞不受。”为由而推辞。对此，孝宗表示北伐进行时将再次召唤，并对他们的生活加以关照。1659年孝宗突然逝世导致北伐中断，其后王以文等中国人因陷入孤立而只能自谋生路。孝宗死后，王以文绝食，每到明朝崇祯皇帝和孝宗的忌日，就独自前往深山痛哭。此后置家中生计于不顾，像屈原般在彷徨中度过余生。《朝宗岩志（卷上）》记载：“诸公念国仇之不得以报也。家乡之不得以归也。先王之恩不能忘也，而偷生异域，无以为心。厥后或行吟泽畔，或闭户悲歌，后先没世，而子孙因居焉，此乃世之所称皇朝人村也。”
此后亡命到朝鲜朝的中国人开始分散，为躲避清朝监视而藏身于偏僻山村，其中很多人居住在下三道（忠清道、全罗道、庆尚道）沿海从事渔业。虽然朝鲜朝出于体恤而免除了汉人的租税和军役，但汉人却经常受到当地官府的无端剥削。虽然偶尔也有像王以文一家那样以汉人牙兵的名义归属于训练都监的情况，但在军事训练时则要扮演倭兵，明显受到了歧视。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归化中国人没有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即身役。他们原本属于他国人，因此只是体恤的对象而不负担规定的兵役，而且他们自己也认同这一观点。例如，曾参加过“壬辰倭乱”的李如松之孙李应龙，来到朝鲜朝后仍自认为是明朝之臣，拒绝朝鲜朝授予的官职并坚持使用汉语。再如，曾在1643年出使朝鲜朝后来又来此定居的宋朝大学士胡安国的第十五代孙胡克己将保全中华衣冠视为自己的终身职责，其宗族坚持在带有“明”字的地方或与故国临近的咸镜道一带聚居生活。
针对中国人的这种情况，1673年显宗放弃了以往用掌管王室财政的内需司经费来加以体恤的方式，正式将他们划归到训练都监，并领取俸禄。当时作为“随龙八姓”之一的黄功被派遣到咸镜道制作焰硝，丁善甲则成为传授译官汉语的汉学教授。但王以文却坚持“远离故国三十余载而不受俸，守屈原之义理”，固守着作为明朝臣下的身份。从其子和其孙两代没有什么突出事迹的情况来看，王以文家族的生活似乎在朝廷的供给中断以后陷入了困窘。《沧海集（卷三）》记载：“顾以沧桑余生，飘零百年之间，或隐渔樵，或隐工贾，或隐于农圃与卒伍，而流离转迫者不无，溺于人情之久而狃安，大义日益岩湮晦。”“北伐停议”后，很多归化中国人成为向清朝泄密之人，1667年的“林寅观事件”就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处境。特别是清朝稳定了中原统治后，朝鲜朝将漂流到朝鲜朝的汉人送还清朝的事例开始逐渐增加。
1667年，林寅观等95名中国人漂流到济州岛的事件引起了朝鲜朝的混乱。从福建前往长崎的林寅观声称持有南明王朝末帝永历皇帝的册历，并恳请朝鲜朝将其送往日本。但朝鲜朝顾虑与清朝关系恶化而决定将其押送至北京，并派黄功对他们进行劝说。林寅观等人在被押送途中不断哭喊挣扎，当时王以文虽然也前来送行但却没能相见，只能返家后焚香礼拜。以后间或听到有关明朝的事情也会痛哭不止。
在这种情况下，1674年王以文与裴三生、杨福吉造访了宋时烈故居——忠清道俗离山华阳洞。闵鼎重在出使北京时求得了崇祯帝“非礼不动”的御笔，回国后将其转交给自己的老师宋时烈，宋时烈在悬崖上刻字，而保存御笔原本的焕章庵就建在华阳洞。此后，华阳洞被视为明朝所固有的中华文明传统传入朝鲜，即所谓朝鲜中华主义的象征地，[2]（77～81）王以文在这里逗留半年有余，与宋时烈门下的尤庵学派进行了交流。此后具体活动不详，直到1699年75岁时因病故于“皇朝人村”。
二、王德一、王德九兄弟的遗民意识
（一）著述与编撰活动
1704年，朝鲜朝的肃宗在昌德宫后苑修建大报坛以祭祀“壬辰倭乱”时派遣援兵的明万历皇帝。大报坛是朝鲜朝公开承认将继承明朝中华文明传承的朝鲜中华主义国家理念的象征，而且还出现了在朝鲜朝的统治体制中吸纳中国人的倾向，期望那些对中原放弃期望的中国人归化朝鲜朝。但这些人获得正式官职的仕途并不顺利，大部分只能以中人身份留在朝鲜朝。
英祖继位后，在强化王权的过程中，一直强调中华文明的政治传统，即尊周大义，并曾多次授予中国人军职以示优抚之意。到英祖后期，随着对中国人优待政策的正式实行，他们在观念上获得了“皇朝人”的新地位。正祖對这些皇朝人给予了特别的优待，1790年将隶属于训练都监的中国人重新编成独立的“汉旅”，并在汉旅中选拔“随龙八姓”后裔中的三人来守卫大报坛。《正祖实录（卷二十五）》，正祖十二年正月乙亥条记载：“汉旅三十三，孝宗大王沈阳回驾时，八姓汉人陪从东来，仍以其支属属之本局，名曰汉人牙兵。正宗庚戌，改称汉旅，使入直于明礼门，皇坛守直官三员。汉旅中，兵曹抄启，仕满二十朔出六，四十五朔加资，瓜递。”从此之后，王以文等“随龙八姓”家族世袭了大报坛侍卫和别军职等职位。
在从肃宗到正祖时期实行的对中国人的优待中，王以文的子孙作为归化汉人的代表性家族经常出现在记载中。王以文次子王震英参加了1705年3月在大报坛举行的第一次祭祀。1749年增修大报坛时其孙斗瑞和曾孙始命负责监督。1751年，英祖出访“皇朝人村”时还赐食物给其曾孙义昌。1768年还曾赐其高孙道源行冠礼时所需的费用。正祖继位后，在选拔作为国王近侍的别军职时还特别留任了王以文的曾孙汉祯，1782年又任命他为咸镜道德源府使。相对于此前对中国人所授官职大部分为名义军职而言，这是明显的变化。
在上述以“尊周大义”为基础而对中国人实行优待政策的过程中，王以文的第五代孙王德一（1779-1854）和王德九（1788-1863）兄弟以“尊周大义”的名义开始着手整理王以文东渡以后的家族发展史。他们是王以文第三子震圣（原名谁喜）的高孙，曾祖为海俊（1693-？），祖父为汉翊，父亲为道源，母亲为全州崔氏寿齐之女。
长子王德一，字子精，号盘川，1799年曾担任大报坛侍卫官，但后来退职在都城近郊开设商铺，并读书以消遣。王德一在1825年迁居到与宋时烈焕章庵、肅宗大报坛并称为朝鲜中华主义三大象征的京畿道加平朝宗岩附近。王德一在这里修建了祭祀王以文等九义士的九义祠，1831年还修建了祭祀明太祖的大统庙，王德一原本计划修建祭祀明太祖和九义士的祠堂，但由于财力不足只修建了坛。因此从临时的用意出发使用了“行”字，称为大统行庙、九义行祠。并在其附近修建了居所冽泉斋，依据体现尊周义理的《诗经》诗题（《匪风》《下泉》）将村名定为风泉里。每到明太祖、朝鲜朝孝宗和九公的忌日时，王德一就与其弟德九举行展谒礼。
王德九是道源第九子，幼年便志气慷慨，有感于陶渊明的《咏荆轲》而自号沧海。而王以文在都城的世居地也被称为沧海广，王德九以此为号表明其继承五代先祖传承下来的反清复仇的遗志，并一直以此为己任。《沧海集·沧海广记》记载：“孝宗宾天，其家世居汉阳王京，沧海广是也。”
1808年，王德九也担任了大报坛的侍卫官，在1810年担任坛司监役时，他刊印了崇祯皇帝御笔和与大报坛有关的肃宗、英祖、正祖的御笔悬板并供奉在家中，平生致力于宣扬“尊周大义”。1831年，王德一开始修建大统庙时，他往来于都城和加平之间进行协助。1854年王德一死后，他便迁居加平终其一生守护冽泉斋。
令王德一兄弟最为担忧的是本家族及其他归化中国人的历史会逐渐被遗忘。因此，他们致力于整理王以文等先祖的事迹并编撰成书。王德一主要集中整理本家族流传下来的家乘，约在1815年编撰了王以文的年谱《庠生公年谱》。王德九则主要进行了“尊周诸书”的整理和编撰活动以确立和保持归化中国人的思想认同。
王德九汇编了《皇坛仪轨》《坛司敬览》《正宗御制》《文苑黼黻》等文献所收录的尊周事迹，在1810年编撰完成了《冽泉直中录》，此后又编撰完成了记载家族所传万历年间科举及第者名单的《万历三科榜》，记述“随龙八姓”传记的《皇朝遗民录》以及关于“林寅观事件”的《林陈漂海录》等。这些著述对遵照正祖之命编撰的总括朝鲜朝中华主义渊源的代表性编著《尊周丛编》产生了重要影响。1827年，他还参拜了继承宋时烈遗志的华阳洞焕章庵，并将其著述保存于此。据《沧海公遗简帖》所载，兴宣大院君废置华阳洞万东庙之后，1873年王德九之子王景说将这些著述索回后保管于家中。但从目前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冽泉直中录》《皇朝遗民录》《万历三科榜》《皇坛增修仪》《皇坛享仪轨》等印有“皇明遗民之印”的藏书印来看，应该是王德九托付于焕章庵的。
（二）大统庙与永历年号
如前所述，王德一兄弟离开世代居住的都城迁居到京畿道加平，并在那里修建了九义祠和大统庙。而他们之所以会迁居到与他们没有特别渊源的加平，是因为朝宗岩的缘故。在万东庙和大报坛建立之前，1684年自称为大明处士的许格等人在岩壁上镌刻了崇祯皇帝的“思无邪”、宣祖的“万折必东”和“再造藩邦”以及孝宗的“日暮途远，至痛在心”等字句，此即朝宗岩。[3]（70～79）王德一认为，虽然清朝入主中原百余年天下变成了夷狄之地，但唯有朝鲜朝保存着中华文明的遗脉，而在朝鲜朝国内保存明朝皇帝御笔的朝宗岩传承着大统。《沧海集·朝宗斋述怀》记载：“华夏内而夷外边，今夷内夏百余年，乾元一气无穷尽，惟有朝宗大统全。”因此，他在这里修建九义祠和大统庙，并举行祭祀，以此作为“尊周大义”的象征。
从供奉王以文及一同来到朝鲜朝的八位义士牌位的九义祠来看，在此之前这里还修建了王以文的祠堂。1775年，曾孙王汉翊因仰慕“东国宗族始基之祖”王以文的“东渡之义”和“不仕之节”，在“皇朝人村”为其建祠。到1825年，除王德一家族外，还集临朐冯氏、杭州黄氏等“随龙八姓”家族之力共同修建了供奉九位先祖的祠堂。修建九义祠的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王以文等来到朝鲜的第一代人都已故去，历经四代后各家族的家庙中都安放着他们的牌位。其次，随着原本生活在“皇朝人村”的后代分散到各地，“随龙八姓”的后人开始担心会丧失其作为皇朝遗民的集体认同。特别是通过1828年冯学祖编撰的《皇朝遗民世系》可以发现，与孝宗一同来到朝鲜朝的九个家族中的东昌王氏和大同柳氏已绝嗣。《朝宗岩志（卷上）》记载：“诸公祠版，已为亲尽，而祧者有之，四时之祭废矣，而其中三公无后而祀绝，喟亦戚矣。”最后，1825年是其先祖们东渡的三周甲（180年）。《朝宗岩志（卷上）》记载：“呜呼！岁甲申即毅皇殉死之四周甲，乙酉即诸公东来之四周甲也。感极风泉，涕泗沾臆，而追惟畴昔，心崩骨冷，吾人诸家保有今日者，莫非诸公之纯忠懿烈，而漠然若无知者然已，是不肖之罪也。况当是岁，怆感之怀，尚何名言？略举报祀，人情之所不能已，于是诹议诸家，询谋佥同，宜立祠以祀，而窃取南宋欑陵之意，建号九义行祠。”以王德一为核心的九家族后人修建祠堂，并依据《大明集礼》确定了相关仪节，每年三月上旬大报坛大典结束后的仲丁日都会面向都城“皇朝人村”方向举行祭祀。虽然没有礼法，但也会像王以文那样，在每年崇祯皇帝和孝宗忌日（三月十九日和五月四日）带领家族众人例行望位礼。《沧海集（卷三）》记载：“自今吾人可以世世岁当三月十九日五月四日，各其家率其属，屏洁地，设立行礼……此所谓无于礼而可以义起，先辈多有已行之者也……凡我子孙能知此心，则奚土余之区区之幸，寔体我祖先含怨忍痛没世不忘之盛意也。”
王德一等人此时虽然也试图修建祭祀明太祖的祠堂，但直到1831年才建成祭坛。这是因为由士大夫来祭祀皇帝是没有先例的，即使是参照宋时烈的弟子祭祀万历皇帝和崇祯皇帝而建立万东庙的先例来制定仪礼，并确定与皇帝祠堂规格相符的规模也是相当耗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完工后，王德一指出建立大统庙的原因如下：
天地生民以來，莫有盛于孔子。孔子之功，莫大于春秋。春秋之义，莫有重于大一统……惟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大定中国，驱逐胡元，制礼作乐，昭揭经义，颁大统之历，明春秋之法。置于崇祯，天方艰难，夷虏入关，华夏髠首，于是乎先王文物，惟存于海东青丘。国有大报，州有万东，义伐之计，归于庙食。而使我遗臣子孙，世禄皇坛，而不见虏使者，不用虏年号者，尚其能存人纪之大防。而世其罔僕之义烈也。[4]（1～2）
在九义祠和大统庙的祭祀活动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使用了南明末帝永历皇帝的年号。王德一曾指出，王以文因朝鲜朝在册赠其官职的诰书中使用了清朝的年号而将其焚毁，从那时起祭祀所用祝板、祭文等与其有关的年代使用永历年号遂成为定例。《朝宗岩志（卷上）》记载：“庠生公赠官，例书虏号耻之，遂告庙而焚其诰，改题其神主，更镌其墓表。”另外，每年年初按照惯例给各家颁赐时宪历时，朝鲜朝都会将清朝年号改为“大明永历某年”后再分发给各家，以确认他们皇朝遗民的身份。《朝宗岩志·盘川沧海二王先生传》记载：“恶时宪历首大清字，入直大报坛，刻大明永历几年岁次干支大统历十数字，藏之家中，每遂颁历，刊去伪号，凡大报坛所用及皇朝人子孙私藏，皆用此本，祭祝之属，皆以永历纪年。”对王德九而言，这件事比孙子的死和儿媳的病还重要，他对因家族不幸而未能按时刊印大统历的儿子训斥道：
大统历印纸，今便不来，此何事耶？印置而不送耶，不为印出而然耶？大统正朔，事体至重至大矣，虽是数字空文，所关重大……今者虽有子殇室病，何以妻子忧患，至于怠慢大事，而不敬若是乎？吾辈印在大统历者，乃是吾家之春秋正朔也。[5]（22～23）
在王德九看來，归化中国人使用永历年号可谓是王氏家族自迁入朝鲜朝以后180年来一直所继承的皇朝遗民认同的核心。与朝鲜朝中华主义者在明朝灭亡后继续使用崇祯年号相比，这显然是归化汉人所独有的特点。
（三）皇朝遗民的双重身份
对于明朝灭亡后朝鲜王朝继承中华文明的朝鲜中华主义理念，王德一兄弟等归化中国人也是赞同的，同时还以“吾人乃皇朝后裔”的身份来寻求其在强调“尊周大义”的朝鲜朝社会的立足之地。王德一兄弟认为，这就如同遵守对殷朝义理后亡命到朝鲜并传入礼乐文物的箕子那样，如果他们不屈从于清朝而坚守对明朝的义理，那么他们所归化的朝鲜朝就成为了中华文明的唯一继承者。对于汉人的这种自豪感，王德九指出：
①《朝宗岩志·盘川沧海二王先生传》记载：“清虏入燕，海内文武，裂冠毁形，争为臣妾，庠生王公以文，与王美承等八贤，从我宣文帝，由沈阳东入朝鲜，是其视顾亭林之剃发而生居中国，固已贤矣。”
②《朝宗岩志（卷上）》记载：“古之伯夷、叔齐不扬于周之盛际，而至夫子益彰，如有继夫子而作者，诸公之枕干寝笘之至诚苦心，明天理扶民彝之懿行伟节，安知不若墨胎氏之褒扬耶？”
③《朝宗岩志·盘川沧海二王先生传》记载：“九公之后，及其他皇朝遗裔，流落我国者，巍科不加于身，名宦不入于门，婚姻不通于士夫，流俗所轻其贱，固已无怪，而至于汉旅，则尤非所以待九姓也。”
④王德九的夫人是冯三仕后孙冯庆瑀（1748-1815年）之女。冯宪祖（1806-1836年）是德一之婿，也是德九的侄婿。其长女则与黄功的后孙黄显宅联姻。呜呼！余乃皇朝遗民也。幸免剃发，寄命海隅，缩首矮簷，空怀气义，阅三甲申，历四五世，当天地闭塞之运，保传一脉以待后日者，岂非余乎？[6]（10～11）
王德九认为，保全中华一脉的职责和传统性源于王以文等先祖的事迹中。相对于清朝入关后，明朝士大夫们褪去中华衣冠并遵循满族习俗剃发的行为而言，王以文等人保持气节而亡命到朝鲜朝的举动是顾炎武等趋附于清朝的中原汉族所无法相比的。①在为纪念其先祖东渡三甲子而举行的祭祀中，王德九指出：
永历一百七十有九年乙酉，即我先祖庠生公，以罔僕之义，与王庠生、冯庠生、黄留守、郑进士、杨庠生、裴庠生、王庠生、柳庠生诸公，从宣文王（孝宗）东渡之四周甲（三周甲之误）也。余德九与黄留守猴孙载谦、冯庠生后孙载修议以诸公始基于东土垂裕后昆，世职皇坛而保衣冠于诸夏腥羶之时，苟全性命而闻春秋于天下万世之后。呜呼！今当东渡四周之岁，我等之追感报本，不可忘也。[5]（7～8）
王德九认为，王以文的东渡是对“罔僕之义”的实践。所谓“罔僕之义”，即“不卑为他人臣下的义理”或“不事二君之义”，其典范为殷朝灭亡后拒绝做周朝之臣的箕子、伯夷、叔齐。王德九认为，其先祖不臣于清朝并坚守报仇之志从而得以明天理、扶人伦的功绩并不逊于伯夷和叔齐，同时这也正是皇朝遗民的身份认同和自豪感。②这种自豪感表现为他们与其他来自明朝的遗民相区别的意识。
国朝所以收用李公（李如松）麻公（麻贵）之后孙者，录其龙蛇之勋劳也，顾恤陪从九公之子孙者，尚其罔僕之义烈也。且自三代以下，至崇祯甲申以前，流寓之人，岂非中州人之裔，亦岂非皇朝人乎？顾今天下百姓，何莫非大明之遗民，然赤县之民，皆变为夷，尚今称之曰皇朝遗民乎？青邱三千百万生灵，不为剃发，亦可谓之曰皇朝遗民乎？惟我九公之千秋百代谓以皇朝遗民不改者，寔为不悖不惑矣。[5]（11～14）
如前所述，17世纪的归化中国人可分为援兵、辽民、遗民等三种。王德九认为，与援兵和辽民不同，只有坚守“罔僕之义”的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皇朝遗民。另外，他还指出援兵和辽民来到朝鲜后所提出的家族渊源是不可信的，而且这些人中不仅有身份卑微的人，还有在明朝犯法而流放或逃亡的人。为体现与他们相区别的真正皇朝遗民身份，王德九遂使用了“罔僕之义”的概念。
此外，“罔僕之义”中“不事二君”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明朝灭亡后不出仕于清朝，同时还指王以文东渡朝鲜后拒绝孝宗的出仕邀请以保持与朝鲜人相区别的明朝遗民身份。
王以文等人定居朝鲜以来，朝鲜士大夫们虽然用“皇朝人”来称呼归化的中国人，但是实际上中国人的处境还是非常窘迫的。对此，正祖指出，“百物之来自中原者，我东莫不贵视，称以唐物，虽贱者，能掩土产之贵者，独于族姓则不然，皇朝人子孙之在我土者，我人甚贱之。彼祖先皆中国冠冕人也，岂不及我国卿相家子孙耶？大抵我东专视门阀，亦甚小规模，思之实有贵物而贱人之叹。”[7]（364）柳麟锡（1842—1915）的老师金平默（1819—1888）也曾感叹中国人无法参加科举并步入宦途的处境，指出了正祖以来对世袭的汉旅军职和中华后裔歧视的现象。③
在这种社会差别中，中国人自然会聚居生活在“皇朝人村”并相互联姻以保持皇朝遗民的身份。④虽然有时他们也称朝鲜朝为“我国”，但并没有真正认为朝鲜朝是自己的“祖国”。在明朝复兴无望，同时也不能将清朝视为祖国的情况下，与拒绝孝宗所授高官大爵的先祖们不同，19世纪初期，担任中人所出任的汉旅或侍卫官之职的归化中国人的后世子孙对其身份是很困惑的。
夫世之治乱不同，士之行藏有异……自古圣贤之行藏言之，尧舜汤武之征让，三仁（宋子、箕子、比干）之生死，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时颜孟之语然，各自不同，而其同于道则一也。当此则此为道，当彼则彼为道，道本于用，非独善，用之行，非贪位也，舍之藏，非独善也。退当见几，进当审义而已。若以当见不见当潜不潜，而不悔吝者鲜矣……不幸哀我之生斯世，遗民出处又难于人，以色斯举翔而集之意，名其居曰斯而广。[6]（11）
从上述王德九所述自己居所命名为“斯而广”的缘由来看，鲜明地体现了归化汉人不能出仕又不得不出仕的无所适从的困惑。克服“不幸哀我之生斯世，遗民出处又难于人”的方法就是将事实上因差别对待而受阻的仕途包装成自发性的“罔僕之义”的实践，赋予祭祀明朝皇帝的大报坛侍卫官以守护中华文明的历史意义。在朝鲜朝自认为是中华文明继承者的同时又认为定居的归化中国人连“路马”和“屋乌”都不如的社会风气中，《朝宗岩志·后续（李种永）》记载：“其子孙屈辱于汉旅之命，中路之贱，何义也？路马且可式，屋乌且可爱，堂堂王人之孙，藉乃祖之忠义者，反不如乌马之微乎？如是而示天下曰吾尊周也尔，则百世之下，其肯许之乎？”对于那些流落的皇朝后裔而言，除流连于大报坛周围作诗饮酒以感怀先祖的“罔僕之义”外别无选择。《沧海集·饯别坛司旧僚》记载：“呜呼！吾辈以皇朝流落之踪，周旋于皇坛，而会饮于此，山高水长，此怀何泄，因各赋一绝以记之。”
三、结语
对朝鲜人而言，归化中国人的存在并不都是完全受欢迎的。对于明朝灭亡后中华文明的嫡统传到朝鲜而感到自豪的朝鲜中华主义者来说，属于“原来”中华的归化中国人的出现使他们感到困惑。在期望恢复中华秩序的朝鲜中华主义的理念下，归化中国人得以获得了“皇朝人”或“皇朝遗民”的身份和地位。但他们在社会和经济等方面与自认为是“中华文化继承者”的朝鲜朝士大夫有很大差别。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归化中国人的身份无疑会具有双重性。即，他们表面上声称免于剃发并保全中华衣冠有赖于“本国（朝鲜）大恩”，《重菴集·风泉里展谒皇坛记》记载：“吾九姓者，得保全先帝衣冠，是本国大恩，吾又何王焉？”但实际上，他们在明朝灭亡两百年来却坚持使用汉语，并且在汉人间保持婚姻关系，依然保留着作为皇明世臣后裔而自豪的双重心态。
在拒绝清朝和朝鲜朝授予的官职而只做明朝皇帝臣下的所谓“罔僕之义”的表现中，他们不仅存在着与臣服于清朝满族的中原汉族相区别的自豪感，同时也存在着对标榜为中华文明继承者却只允许定居于朝鲜朝的明朝遗民担任大报坛侍卫官的朝鲜朝社会的差别待遇的批判意识。归化中国人坚持使用的永历年号不仅是将自身的不遇处境归结为对明朝保持节义结果的自我安慰，同时也象征着在朝鲜中华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下受到歧视的少数人的模糊身份。
参考文献：
[1]刘春兰：《明、清交替期来到朝鲜的汉族移民》，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
[2][韩]禹景燮：《朝鲜中华主义的确立与东亚》，韩国首尔：民俗苑，2013年。
[3][韩]吴瑛燮：《卫正斥邪的象征朝宗岩》，《泰东古典研究》，1995年第11辑。
[4][韩]金平默：《朝宗岩志·大统行庙仪序例—庙号（王德一）》，韩国加平：個人出版，1878年。
[5]王德九：《沧海集（卷一）》，韩国加平：个人出版，1888年。
[6]王德九：《沧海集（卷二）》，韩国加平：个人出版，1888年。
[7][韩]正祖：《弘斋全书·人物（二）》，《韩国文集丛刊（267）》，韩国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
[责任编辑张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