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天下之中”观念的文化控制蕴涵
[摘要]从周武王、周公营建洛邑“天下之中”，到后来“天下之中”演变成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概念，历代儒者不仅论证、阐释了洛邑“天下之中”的地理地位，还基于儒家的德政思想阐释“天下之中”的历史渊源和深刻内涵。运用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解读儒家的“天下之中”观念，既可以准确理解“天下之中”观念的深刻内涵，又能够帮助我们深入思考儒家确立和传播“天下之中”观念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意义：一是作为历史上统治最长久的朝代，周代立国八百余年，“天下之中”的文化向心力功不可没，这启示当代中国要重视知识分子的理论阐释作用，制定恰当的文化策略，在全球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彰显自身的文化魅力；二是“天下之中”并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形成的一种观念，它的产生是周初统治者主动选择文化发达地区建立文化中心、借鉴吸收夏商两代优秀文化的结果，这启示我们应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三是儒家对“天下之中”观念的传播、阐释，既有顺应时代民心的德政主旨，又掺杂了所谓“天道之数”之类的愚昧迷信，我们应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待，以古为鉴，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关键词]天下之中；文化领导权；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2；D091[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3.003
河南省洛阳市一带古称“天下之中”，亦称“地中”或“天地之中”，这些称谓与“中国”“中原”“中州”的得名关系密切，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因此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如龚胜生[1]、刘长东[2]、张强[3]分析、考证了“天下之中”概念的历史渊源、地理位置，李久昌[4]对“天下之中”的丰富蕴含进行了阐释。这些研究对我们认识“天下之中”的内涵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其中也有一些判断，如认为并不存在所谓“天下之中”，“天下之中”是以自己为中心而形成的一种观念，“天下之中”是一种都城择址理论等，似有简单化之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天下之中”的误解。可见，对于儒家的“天下之中”观念，仍然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拟用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来对“天下之中”观念的产生背景和实际作用进行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掌控问题，认为意识形态是比国家强权更加根本的东西，主张运用文化手段赢得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赞同，从而维护、巩固国家政权。“如果统治阶级失去了舆论的拥护，就是说，它不再是‘引导而只是‘控制，只靠行使暴力强制，这就充分说明广大群众已经同他们传统的意识形态决裂，对于他们过去曾经相信过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再相信”[5]，那样就会带来统治者的“权威危机”。“在联盟内部，和平时期的状况是最重要的。因此，任何在战争时期执政的一方都可能由于战争的削弱最终失去霸权，被迫眼睁睁看着更加灵活或‘幸运的‘服从者掌握领导权。”[6]（P220）
一、周武王、周公营建洛邑“天下之中”的初衷：巩固新生政权，取得思想文化的领导权
我国周代历经八百余年，是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所奠基的周代礼乐文化十分发达，周王室成功地掌控着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而这是从周武王、周公营建洛邑开始的。周初营建洛邑的原委，《史记·周本纪》[7]所载较为详备：
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这段话是讲周武王灭商之后，因极度担忧新生周王朝的政权尚不巩固而夜不能寐（“未定天保，何暇寐”）。此时周已经从一个小邦飞跃而成为天下宗主，国土面积相当辽阔，这从《左传·昭公九年》的叙述约略可见：“王（周景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孔颖达注：“上文既言‘西土，故以下唯说三方。其实西方所至，过于上文，自岐以西，犹是周竟，但不复重言之耳。服虔云：蒲姑、商奄，滨东海者也。蒲姑，齐也。商奄，鲁也。二十年传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年传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8]（P1267-1268）周人本来偏居于陕西，如今突然获得如此广袤的领土（西起岐山以西，东至大海，北过霍太山，南达江汉），能否实行有效的管理？能不能做到长治久安？周武王思虑再三，最终对王朝的未来做出了一番规划，并向周公旦进行了说明：依靠“天室”，在洛水与伊水之间的平易之地建立新邑，进一步打击敌对势力，宣扬大周的德教。围绕巩固新生政权这一中心，武王采取了武、文两种策略：武是肃清残敌；文即文教，通过文化的手段征服天下人心，其主要措施是依天室、建新邑。所谓“天室”，即中岳嵩山，嵩山被认为是天神居住之地，又恰在当时周王朝实际统治区域的中心地带，因此其附近洛、伊之间的夏商故地被周武王所看中。此地在地理上既为王国之中心，又毗邻通天之圣山，还是传说中的大禹诞生之地，拥有先进的中原文化，非常有利于统治者宣扬配天治民的神话，以取得思想文化上的领导权。于是，周初提出营建洛邑的决策。
肃清残敌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而新邑的营建则是一项复杂繁重的任务。根据《尚书》记载，营建新邑中常举行一系列重大的宗教活动，以时时昭示周王朝受命于天的政权合法性、正统性。营建新邑之前，召公、周公进行了实地占卜：“太保（召公）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9]（P133）“我（周公）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9]（P142）在营建的一些重要的时间点，周公、成王曾分别主持过隆重的祭祀仪式：“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9]（P133）“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9]（P150）昭告殷代遗民周革殷命是受皇天上帝之命：“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9]（P134）营建洛邑的工程由周公担任主持，当时周公曾做《召诰》《洛诰》，对洛邑“天下之中”的地位和周王来此德配天地、安抚万邦的政治意义进行了说解：“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9]（P136），“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9]（P148）。“天下之中”此时被表述为“土中”“时中”，在这里进行统治，会万邦宾服、王有成绩。可见，周武王、周公营建洛邑的初衷即是从思想文化上在“万邦”中占据领导地位，巩固新生政权。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
第3期
邱洪瑞：儒家“天下之中”观念的文化控制蕴涵——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解读
二、后儒对洛邑“天下之中”的政治阐释：巩固封建统治，维护政权的文化领导权
周公营洛之后，以洛邑为文化中心，制礼作乐，四海宾服，周代文化空前繁荣，统治者牢牢掌握了思想文化上的领导权，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得到了强化，周武王所定下的基本国策得以很好地执行。此后，王者居于“天下之中”成了后代儒家的一种基本认识，“天下之中”成了王者发政行仁之地的代名词，其感召力是不言而喻的。《孟子·尽心章句上》即用“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来表述王者的基本特征，汉代赵歧注：“中天下而立，谓王者。”[10]洛邑“天下之中”的地位既然成了封建王朝得天命之眷顾、配天治民的现实基础，在获取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天下之中”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概念，需要得到很好的阐释。而历代儒者对“天下之中”的说解，约略可以分为表层说解与深层说解两种。
1.表层说解侧重于论证洛邑“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是基于古代宇宙起源哲学及天文测量方法的解释
《尚书》所保存的周代文献《召诰》《洛诰》并未具体说明周武王、周公是如何确定洛邑为“天下之中”的，后世一些学者对此首先提出了一些形而上学的论证，然后基于古代宇宙起源学说、一些玄妙的“天道之数”、数学计算，并以测日影的天文学方法加以印证，力图能够自圆其说。如《周礼·地官司徒》写道：“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郑玄注：“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于日一寸为正……郑司农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11]（P361）其中“南戴日下万五千里，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即不加考辨地沿用了一些“天道之数”；“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则是运用测日影的天文学方法进行的印证。与传说的“天道之数”的完全无稽可考不同，使用土圭测影法确定“地中”特别是国土南北纵深的中间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此唐代贾公彦[11]（P361-362）疏云：
周公度日景之时，置五表。五表者，于颍川阳城置一表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东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今言日南景短多暑者，据中表之南表而言，亦昼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满尺五寸，不与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于日为近南。景短多暑，不堪置都之事北。云“日北”者，据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昼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于日为近北，是其景长多寒之事也。
按照贾公彦的说法，周代国土南北纵深约为两千里，在最南端立八尺之表，夏至日午时测得一尺四寸的表影；在最北端立八尺之表，夏至日午时测得一尺六寸的表影；在洛邑地区的颍川阳城（今登封市告成镇）立八尺之表，夏至日午时刚好能够测得一尺五寸的表影，当然就很有说服力了。此外，通过对“天下之中”圭表尺寸、形制的精心设计，登封的“周公测影台”还收到了夏至日午时“无影”的观察效果。这样，普通民众便对洛邑“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深信不疑，“天下之中”的观念也就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了。
2.深层说解侧重于论证洛邑“天下之中”的历史渊源，是基于儒家的德政思想进行的解释
《荀子·大略》把王者居“天下之中”视为一种“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12]《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灵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无勤，诸侯用宁，蝥贼远屏，晋之力也。”可见，周成王营建成周（洛邑）的目的为“崇文德”。“崇文德”之意，晋杜预注：“作成周，迁殷民以为京师之东都，所以崇文王之德。”刘炫不同意杜预“崇文王之德”的说法，认为“崇文德”是“崇文德之教”，即注重思想文化上的教育、引导。[8]（P1526）今人杨伯峻同意刘炫的看法，他认为：“《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之文德与此同义，言非武功也。”[13]无论何种解说，实际上都指出了修成周（洛邑）的目的在于倡明文教、德化天下。当代一些学者仅视“天下之中”为一种都城择址理论，未免失于狭隘。其实，儒家“天下之中”的观念主要起一种文化上的引导作用：一方面引导国人自觉地融入国家主流文化，增强其归属感和向心性；一方面引导王朝的统治者实施德政，主动领跑先进文化。“天地之中”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都城择址行为只是偶有交叉而已。以周代而论，“天下之中”洛邑营建成功之后，西周历代天子并没有迁都于此，“天下之中”数百年间仅仅是作为国家的文化中心而存在，充其量只能算是陪都。直至西周的统治结束，关中政治形势恶化，东周平王才不得已迁都于此，而此次迁都还颇受后代有识之士诟病：“周世绝不闻河患，但苦戎狄，盖关中之地已近边塞矣。当时燕、晋、代、秦诸国，诸侯各自守其地以御夷，而区区天子之都竟不能守而以予秦，使得成帝业，岂非天哉！”[14]
关于“天下之中”与都城择址的关系，《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所载娄敬劝阻刘邦都洛阳之论最有代表性。娄敬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箠居岐，国人争随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7]
娄敬的分析很有说服力，营建洛邑作为“天下之中”，是一种有利于取得文化领导权的文教手段，若以“天下之中”为都城，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以汉初的政治形势，秦地长安更宜于建都。可见，如果把“天下之中”的文化观念单纯看成一种都城择址理论，则谬大矣。
三、儒家确立和传播“天下之中”观念的现代启示：引领文化潮流，发展先进文化
如上所述，儒家的“天下之中”观念适宜于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进行解读。葛兰西出生于19世纪末的意大利，其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在研究西方现代国家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的是探讨西方国家的社会革命道路。他认为，一个历史集团夺取政权的关键在于获得文化上的领导权，从精神文化上吸引并争取广大民众：“每个国家都是伦理国家，因为它们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把广大国民的道德文化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从而也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适应。”[6]（P214）虽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因为此种理论凸显文化的政治职能，在全球范围内文化碰撞日趋激烈的当代社会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所以自1970年代至今，葛兰西及其文化领导权理论越来越受人关注。黄伊梅指出：“支配冷战时期达半世纪之久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及指导后冷战时期的‘文明冲突论，无不是从意识形态和文化上争夺控制权，这正是我们重审并重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15]运用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深层思维方式解读儒家的“天下之中”观念，既可以帮助我们准确理解“天下之中”观念的深刻内涵，又能够帮助我们深入思考儒家“天下之中”观念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意义。
1.作为历史上统治最长久的朝代，周代立国八百余年，“天下之中”的文化向心力功不可没，这启示当代中国要重视知识分子的理论阐释作用，制定恰当的文化策略，在全球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彰显自身的文化魅力
“天下之中”一词源于周代文献中的“土中”“时中”，即国土的中心地带，“天下”概念的外延最初是与国家的辖域重合的。《史记·周本纪》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7]（P133）《汉书·地理志下》载：“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16]在此意义上，地理上的“天下之中”是确实存在的。而地理上的“天下之中”被作为文化中心兴建之后，长期的礼乐教化使“天下之中”成了儒家的一个核心观念，其代表的是儒家所一直主张的德政思想。在“天下之中”由一个地理概念升华为一种文化、道德观念的过程中，历代儒家知识分子的理论阐释工作功不可没，这种阐释是对周代现实政治实践的理论总结，是对传统文化、道德的因势利导。葛兰西曾说：“有一种历史政治的学术观点认为：只有那些预先经过精心策划或对应抽象理论（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运动才是百分之百的觉悟运动。但是现实则是多种因素千奇百怪的结合。理论家必须揭开其中的谜团，才能找到自己最新的理论依据，把历史生活的要素‘翻译成理论语言，而不能期待现实符合抽象的计划。”[6]（P162）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理论阐释价值所在。2010年代，大国之间的博弈已经逐步走向了深水区，国际政治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因此揭示当代先进文化的内涵、实质，取得文化上的领导权，制定适当的文化策略，彰显自身的文化魅力已经迫在眉睫。
2.“天下之中”并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形成的一种观念，它的产生是周初统治者主动选择文化发达地区建立文化中心、借鉴吸收夏商两代优秀文化的结果，这启示我们应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周人长期生活在我国的“西土”，即陕西渭水流域，“西土”的文化不如中原地区发达，中原是夏商两代政治活动的中心区域，历史积淀丰厚，文化源远流长。武王武力克商之后，担心“天保”未定，实质上就是担忧拥有发达文化的商朝遗民有朝一日会在政治上卷土重来，这才最终制定了在中原地区吸纳先进文化、建设“天下之中”的文化策略。《论语·八佾》载：“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17]孔子所赞叹的周文化正是源于武王所采取的开放的文化策略。我们应借鉴周代的经验，积极开展对外交流，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平等地对待其他各民族文化，在交往中相互尊重、相互学习。
3.儒家对“天下之中”观念的传播、阐释，既有顺应时代民心的德政主旨，又掺杂了所谓“天道之数”之类的愚昧迷信，我们应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待，以古为鉴，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天下之中”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文化观念。因为历史上的渊源，“天下之中”的两种不同内涵很难截然分判，如前所述，一些儒家学者由于受到封建时代的局限，对“天下之中”做了一些不符合现代科学甚至显得荒谬的说解，我们不可再盲目执守。同样，现代一些学者不承认“天下之中”的存在，或者以为“天下之中”仅是以自己为中心而形成的一种观念，或者把“天下之中”简单地看成一种都城择址理论，也是有失偏颇的。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的任务是“确定和组织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改革，用言辞使文化适应于实践领域”[6]（P371），赋予知识分子以极高的历史使命。同时，葛兰西对于那些曾经起到过进步作用、但最终企图愚弄人民的反动历史集团的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1.该党是新文化的载体，这是一个进步时期；2.该党希望阻挠其他新文化载体变成‘独裁力量，这是一个客观上的倒退和反动阶段——虽然反动势力企图伪装成新文化的载体，不承认自己的倒退（实际倩况就是如此）。”[6]（P220）可见，愚昧迷信、顽固保守是没有任何出路的，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进行文化上的创新，而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只有以古为鉴，坚持科学、民主的精神，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以文化引领和感召人民的善治目标。
四、结语
综上所述，利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解读儒家的“天下之中”观念，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了解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意识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又能启迪当代社会制定恰当的文化策略，在世界各大文明不断交流、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201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国家安全战略纲要》，认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持续贯彻落实，解决了一些群众深恶痛绝的“四风”问题，刹住了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有力地促进了党风政风的进一步好转、党群干群关系的进一步密切，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应当说这种局面是在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政权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所取得的一些初步成果。但会议同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叠加，将面临各种安全风险，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从社会学角度讲，社会控制的最佳境界是由外在控制转化为内在控制，即将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内化为社会成员个人的素质，使之能自觉地运用各种社会规范来指导、约束和检点自己的行为，从而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一旦社会规范被社会成员成功地内化了，社会就会形成良好的秩序，从而健康地运转。因此，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事业还任重道远，学习借鉴“天下之中”观念所蕴含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有助于我们思考今后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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