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
何珵
提 要：伊索克拉底受到书面表达方式所面对的受众范围以及当时的政治局势影响，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采用“模糊话语”的修辞策略，呈现了关于“领导权问题”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城邦联合领导权”与“雅典领导权”。伊索克拉底在创作《泛希腊集会演说辞》时，口头与书面两种创作方式并存，这篇演说针对雅典城邦发表，或面向全希腊传播，前者适合采取口头的表达方式，而后者更适合采取书面信息传递。若《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面向全希腊传播，伊索克拉底需采取“模糊话语”的策略，满足不同城邦受众的政治利益。他的政治观点受到了公元前390—380年间希腊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而发生转变，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所采用的话语策略，是斯巴达在古希腊当时的历史实际中所拥有的权威与作者自身对于雅典霸权的呼吁调和的结果。
关键词：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领导权
本文分析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Panegyricus）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伊索克拉底在第一篇泛希腊政治演说——《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呼吁进行一场反波斯的泛希腊远征。雅典与斯巴达因分别拥有海陆霸权的强大实力，而成为他的两大选择对象。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对“领导权问题”的论述，伴随着创作的深入，呈现出两种看似矛盾的政治主张：一方面，他提倡雅典和斯巴达的联合领导（4. 3， 16， 17， 185， 188）；另一方面，他却认为雅典应重获领导权（4. 18， 20， 21）。在其演说辞文本中，“联合领导”与“雅典领导”的两大政治主张从最初呈现便产生了碰撞与冲突。
近几十年来，西方古典学界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德国学者埃德蒙·布赫纳（Edmund
Buchner）认为，《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领导权问题论述的矛盾仅仅是一种文本不连贯性（inconsistency）
的表现。伊索克拉底对“领导权”问题的不同描述，出于不同演说情境需要的考虑，对于雅典拥有霸权（hēgemonia）的证明是为两大城邦联合领导权（the joint leadership）论述服务的话语策略；1而J. 冯·凯斯勒（J. von Kessler）则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伊索克拉底在文本中坚持呼吁，雅典应获得唯一领导权，演说辞赞美雅典的光荣历史，而不是提倡看起来不切实际的与斯巴达的联合领导权；2美国学者特里·L.帕皮永（Terry L. Papillon）在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英译文导言中提出了一
个折衷观点：演说家论述的差异为读者提供了多重选择，而伊索克拉底采用长篇演说辞文本的创作，以使读者适应这一过渡，这也是演说家个人对话语操控的另一种表现。1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文本中，针对同一事务呈现不同政治主张的现象也在伊索克拉底的另一篇演说辞《泛雅典娜节颂辞》（Panathenaicus）中有所体现。这位修辞学家于该演说辞第240节第一次采用了“模糊话语”（logoi amphiboloi）的术语，对这一现象加以界定。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伊索克拉底采用了这一修辞策略，展现了针对同一政治事务的不一致论述。荷兰学者J. A. E. 邦斯（J. A. E. Bons）从演说表达方式转变的角度，解读伊索克拉底演说辞中的“模糊话语”。在他看来，这一现象被视为古希腊由口头向书面文化表达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棘手情况。邦斯认为，伊索克拉底试图让读者关注他精妙的演说辞创作技巧，有意采用“模糊话语”策略，回应书面演说辞创作新的需求。2
由是观之，诸位学者对《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的解读和邦斯对“模糊话语”策略的分析，探讨了伊索克拉底自己在演说辞中所提倡的政治观点、这种论述不一致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模糊话语”策略运用的效果。笔者认为，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关于“领导权问题”的矛盾论述，是“模糊话语”策略在文本中的表现。本文首先对“模糊话语”策略的含义、运用范围以及功能进行阐释。其次，探讨两大问题：《泛希腊集会演说辞》的表演场合与受众、演说辞创作期间希腊的政治局势，从这两大背景出发，解释这些因素对伊索克拉底运用“模糊话语”策略进行表述所产生的影响。对《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原因的考察，将有助于探讨伊索克拉底演说辞文本论述中的不一致问题，同时为解读这一问题提供某种有别于传统观点的参考视角。
一、“模糊话语”：对同一事务不同政治主张的呈现
分析《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的“模糊话语”，意味着对这一修辞策略含义的充分关注。依据与伊索克拉底相关的文本残篇记载，这位修辞学家采用了一个有趣的事例，表明他对“amphibolia”含义的理解：
对于amphibolia，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在与一位娈童相处时，后者问道：“何为amphibolia？”他给出了如下解释：“小板与（kai）nou，铅笔与（kai）nou。”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amphibolia的原因是：可将此句解读为，思想与小板，也可解读为，新的小板与新的铅笔。3
依据文本的表述，伊索克拉底进行分析的微妙之处在于，“nou”与“kai nou”，分别是古希腊语名词“思想”（nous）与形容词“新的”（kainos）的属格形式。因此，此句拥有两种理解：“小板与思想”或“新的小板与新的铅笔”。伊索克拉底的解读表明，我们能够从同一语句中窥测出多样含义。
“模糊话语”作为一种修辞策略，存在于伊索克拉底的演说辞文本中，这一策略被视为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实践——演说辞的创作，于一定程度悖离了他所提倡的文本创作“一致性原则”的体现。话语的创作需遵循一致性原则，一些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作家强调这一观念的重要性。柏拉图将避免矛盾和追求一致视为一项原则，他的对话录《斐德若》（Phaedrus），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于文本一致性原则的理解，1同时也针对演说的随意性与话语的前后不一致现象进行了讽刺与批判。2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经常谈及对立（enantiōsis）或矛盾（tanantia peri tōn homoiōn）（8.11； 12.144， 224； 13.7； 15.172， 203， 304），他将“一致性”（consistency）作为演说辞创作与引导城邦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2.18； 15.253）。在伊索克拉底的思想观念中，演说者必须对话语的每部分进行系统地安排与组织，前后段落需建立严密的逻辑衔接，所有部分需相互呼应。然而，演说家的思想仅仅停留于观念层面。乔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在他于1963年出版的著作《古希腊说服的艺术》（The Art of Persuation in Greece）中，指责伊索克拉底的政治观点充满了“令人惊异的不连续性和摇摆”。3在这位演说辞作家的作品中，他所采取的政治态度与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不一致处比比皆是。演说中的不一致现象主要体现于政治演说中，包括演说间的不一致与单篇演说的不一致。
演说间政治观点的不一致现象集中表现为演说家对于雅典霸权（archē）性质的探讨以及对“大王和约”（Kings Peace）所秉持的态度的差异。在《论和平》（On the Peace）中，伊索克拉底对雅典帝国及其赖以维系的军事霸权政策进行了驳斥，而这种观点与《泛希腊集会演说辞》和《阿基达马斯》（Archidamus）中对于霸权的颂扬与提倡态度相矛盾。在《论和平》第101节中，和平阵营的发言者认为，斯巴达灾难的起因源于她的海上霸权，4而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第119节中，雅典帝国霸权的丧失，成为了希腊人深重苦难的开始；5在《论和平》第37—44节中，和平阵营的发言者号召雅典听众，不应效仿他们的先辈在公元前5世纪所采取的帝国政策，同时应该留意到帝国与僭主制所带来的危害，6而在《阿基达马斯》中，阿基达马斯三世述及过去的先例，由此鼓励斯巴达受众效仿他们的祖先攻占美赛尼亚的行为，并将注意力转向斯巴达的霸权。7针对霸权问题，两位虚构的演说者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在《论和平》第16节中，伊索克拉底借助演说辞中所虚构的人物之口，针对“大王和约”提出评论，认为和约考虑到希腊人的自治，对于希腊城邦是一种最为公正与有利的协定，而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第176节，伊索克拉底指出，表面上看，正是由于“大王和约”使一些城邦摆脱了雅典的控制，似乎蛮族人对希腊人是仁慈的，基于希腊人和平的立场考虑问题，但是，“保证各岛屿和欧罗巴各城邦的独立条款，早已成为石板上的空文，而那些使我们感到屈辱，使许多盟友被出卖的条款，却仍然保留在原地方，被全体希腊人认为是有效的。”8对于其余希腊城邦独立的承认是一种虚伪的言语表达，隐藏于和约条款表象下的真正动机，是波斯国王对于小亚希腊城邦权力的觊觎。
“模糊话语”属于单篇演说辞中的论述不一致现象。在演说家的单篇演说辞中，同样展现出针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认识。在《泛雅典娜节颂辞》第234—263节中，一位亲斯巴达的学生坚持声称，在伊索克拉底对斯巴达城邦政策进行贬斥的表象下，包含对这一城邦的颂扬态度，并于第239节提供了一种有助于得出这一认识的解读方式：
起初，在我看来，你在演说辞中赞美雅典祖先的功绩，并与斯巴达城邦形成对比，似乎依照这一意图安排你的演说辞创作计划，并提出政治建议。但由于你明了如下事实：你在其余演说辞中，与其余演说者相比，更多地赞扬斯巴达统治者的行为；而在当前的演说辞情境下，你与他人相比，更为严厉地斥责那些原先赞扬的对象。你害怕听众们将你与那些宣称能进行任何即兴演说，但内容缺乏可信度的智术师们等同。为解决这一难题，我认为，你研究了如何对两座城邦同时进行描述的方法，以便看上去似乎同时阐明（legein doxeias peri amphoterōn）关于两座城邦真实的历史信息（alēthē）。同时，如你所愿，也许一方面，你赞扬雅典城邦的祖先；另一方面，反斯巴达的人们认为，你似乎谴责这一城邦，但实际上，你暗地里赞扬他们的行为。1
文本揭示了这位亲斯巴达学生的观念中，伊索克拉底运用“模糊话语”策略进行引导的范围、策略运用目的以及效果。这位学生认为，在《泛雅典娜节颂辞》中，伊索克拉底将这一演说策略运用于建议性演说中，提出政治建议，并引导受众对政治事务做出合理判断。他关注自己作为一名演说辞作家在听众心目中的形象，担心听众因自己于不同演说辞中对斯巴达政府不一致的评价，对演说内容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并将他视为一个虚伪的人，便采用“模糊话语”的演说策略，与那些宣称能发表“即兴”口头演说的智术师们区分，同时维持不同演说辞态度的整体一致性。而这一策略的运用，有助于这位修辞学家“同时阐明关于雅典与斯巴达城邦真实的历史信息”。“似乎（doxeias）同时阐明”的表述表明，在伊索克拉底的观念中，“alēthē”的呈现与阐释方式具有模糊性与多样性，受众可从两个层面解读《泛雅典娜节颂辞》：大部分人会从文学与语义的层面切入，而对于这篇演说辞观点的解读还包含着推理的层面，伊索克拉底采用“模糊话语”的策略，隐藏了部分演说辞的内容，只有那些试图通过推理猜测真知者，才有可能了解伊索克拉底演说辞创作的真正意图，关于城邦事务的历史信息与真实的社会状况经推测才可获得。这位怀有亲斯巴达政治态度的学生站在他的立场上，得出与伊索克拉底演说辞中的表述不一样的看法。文本表明，不同城邦的受众基于各自不同的城邦认同与政治立场，对于同一城邦事务拥有不同的政治认识，伊索克拉底需通过演说辞创作，引导受众了解自己关于两座城邦政治事务的观点，使他们做出针对城邦政治事务合理的推测与判断。
在这篇演说辞的第240节中，这位亲斯巴达学生进一步分析了伊索克拉底对“模糊话语”策略的运用：
在寻找解决如上难题的过程中，你很容易地寻找到了“模糊话语”（logoi amphiboloi）的演说策略：你的论述既不偏袒赞扬一方，也不偏袒贬斥一方，但却同时满足了双方的论述需求，并留下了许多探讨空间。如果有人将这一策略运用于关于个人事务的法庭诉讼（symbolaion）或为追求自身利益（pleonexias agōnizomenon）服务，这是一种丑恶（aischron）且邪恶（ponēria）的行为；当它被采用，并用来探讨人类本性（physeōs anthrōpōn）与城邦事务（pragmatōn）时，则是一种高贵（kalon）且智慧的行为。2
正是在这节文本中，伊索克拉底第一次采用了“logoi amphiboloi”的术语，对同篇演说辞中论述不一致的现象进行界定，并概括了第239节中对“模糊话语”策略效用的探讨：其一，这一表述模式能满足不同城邦受众基于不同城邦利益的论述需求；其二，它能从不同角度，为受众呈现针对同一事务不同的政治认识，并为他们进一步理解伊索克拉底自身的政治观点，进行合理判断提供更多样的视角。在第240节中，伊索克拉底借这位亲斯巴达的学生之口，采用了一组“对比”（Antithesis）的古希腊语风格结构，突出公民大会中的一些领导者（dēmagōgos）与他本人运用“模糊话语”策略的差异。依据文本表述，这种差异体现在这一策略运用范围与运用策略行为的性质上，并在语法结构上，通过小品词men与de分别和介词peri相连接的方式呈现，以强调对比的效果：法庭演说极易被公民大会中的一些领导者与那些好争论的阿谀奉承者利用，成为聚敛个人财富的手段与争权夺利的工具，并影响民众合理的政治判断，进而破坏雅典民主。将“模糊话语”策略运用于法庭演说中，会助长这种卑劣行为的发展趋势；而伊索克拉底采用这一策略，来探讨人类本性（physeōs anthrōpōn）与城邦事务（pragmatōn），从而服务于“政治演说”（logos politikos）的创作以及话语（logos）的引导观念，是一种“高贵且智慧的行为”。
二、运用“模糊话语”策略的原因：泛希腊受众与政治时局
1、对于《泛希腊集会演说辞》表演场合与受众问题的探讨
伊索克拉底运用“模糊话语”策略，从不同角度呈现针对同一事务不同的政治观点，这一策略的采用，使他的演说辞表述显得更为复杂并具有多义性。我们与其从伊索克拉底本人的经历、立场出发，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关于“领导权问题”的两大政治主张间做出选择，不如换一个角度，思考如下问题：哪些因素影响了伊索克拉底，使他运用“模糊话语”策略进行表述。
《泛希腊集会演说辞》第15节中，伊索克拉底对那些未能把握适宜时机发表演说的人们提出批评，并进一步强调了演说辞第3节提出的泛希腊演说主题：“一旦当他们要发表演说，这些人所阐述的是关于公共事务的事实。即：我们需停止彼此敌对，将矛头对准蛮族，例数由内斗引发的不幸与发动反波斯大王远征所获取的利益……”1
如上文本表明，伊索克拉底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希望受众了解关于公共事务的事实——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政治局势以及这位演说辞作家对于泛希腊远征“领导权问题”的政治观点。如上信息的传递需要特定的情境，而从古希腊到现代的学者们，对于《泛希腊集会演说辞》的发表场合与对象，众说纷纭。菲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相信，伊索克拉底在奥林匹亚赛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说，2然而，伊索克拉底花了10年时间创作《泛希腊集会演说辞》，如此长的时段，将使这篇演说不太可能于任一特定场合进行朗诵。昆体良（Quintilian）则指出，雅典人不太可能花费10年时间，等待伊索克拉底提出政治建议，10年时间的流逝将使他的政治主张变得过时，因此，这篇演说辞并未于公开场合发表。3H. 李·哈德逊-威廉姆斯（H. Li. Hudson-Willams）在他的论文《伊索克拉底与朗诵》中，对于西方学界关于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演说辞》是否具备口头表演的性质还是一部书写作品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这篇论文中，得出了两个结论：《泛希腊集会演说辞》的表述对象，既包括真正的听众，也包括读者，而并非像多数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针对奥林匹亚赛会或其余泛希腊赛会上的一群假想的受众进行发表；而这篇演说发表的范围，仅局限于雅典城邦。4哈德逊-威廉姆斯认为，如果伊索克拉底在奥林匹亚赛会上发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他将一定会采取同演说辞《论和平》中一样的做法，采用第二人称，直接称呼受众，但我们并不能于《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寻找到相应证据。1哈德逊-威廉姆斯紧接着指出，依照如上逻辑，人们也许会得出结论，《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仅仅面向读者发表，但在该演说第188节中，伊索克拉底向受众提出呼吁：“你们不应仅仅作为听众（akroatas），而应作为行动者，离开赛会……”2此处的“听众”，代表了真正聆听演说辞朗诵的受众。3
与多数学者的意见不同，哈德逊-威廉姆斯认为，《泛希腊集会演说辞》发表的范围，仅仅局限于雅典城邦。他指出，伊索克拉底在整篇演说辞中都一直强调“我们的城邦”，这篇文本的表述对象是雅典受众。4《致腓力》（To Philip）第128—129节的文本依据同样能证明这一结论。一些人指责伊索克拉底，认为他劝说腓力发动一场泛希腊远征，反对波斯，顾及全希腊的利益，而忽略了雅典城邦。伊索克拉底针对这一指控，提出反驳意见：如果他并未率先向雅典城邦发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提出泛希腊主张，人们的指控或许具有合理性，但很明显，伊索克拉底率先向雅典城邦阐述泛希腊理念，他发现，城邦对那些在讲坛前胡言乱语的演说者的话语更感兴趣，而并不关注他的建议，伊索克拉底便放弃了雅典城邦。5哈德逊-威廉姆斯指出，在这段文本中，伊索克拉底很明显告诉读者，通过发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他向雅典城邦提出了泛希腊主义理念。6
综上所述，学术界围绕着《泛希腊集会演说辞》的发表场合与受众问题，形成了不同的争论意见。笔者认为，伊索克拉底之所以在这篇演说辞中运用“模糊话语”策略，与《泛希腊集会演说辞》的发表场合与受众范围密切相关，因此，需将这一问题置放入古希腊由口头向书面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对于《泛希腊集会演说辞》的发表范围与受众，存在两种可能：或是针对雅典城邦发表，或是面向全希腊传播，前者适合采取口头表达方式，后者更适合进行书面信息传递。
2、口头演说与书面表达的优越性与缺陷
从教育未被机构化的古风社会到教育体系发展的古典时期，伴随着希腊的教育方式由诗歌表演向演说技巧训练的过渡，古希腊文化也经历了由口头方式向书面方式的重大转变。古希腊社会最初十分依赖口头表达，尽管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字母的发明是一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就，但是，它并未取代口头表达方式。直到公元前5世纪末期，口头的、传统的思维模式仍是古希腊生活与文化的重要基石。7
书写的发展构成了古希腊由公元前5世纪向公元前4世纪过渡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到了公元前4世纪中期，书写形式已牢牢植根于一个口头文化的土壤中，即便如此，那时的古希腊社会，口头与书面两种创作方式并存。一方面，人们强调口头表达方式的优越性，以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与埃斯基尼斯（Aeschines）为代表的演说家，利用口头表演（oral performance），采用手势、嗓音、语言等各种手段，说服民众接受他们所建构出的“事实”，并由此塑造个人权威；另一方面，智术师与他们的后继者们采用书面方式进行创作，增强了文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在伊索克拉底之前，智术师已通过编辑修辞手册、创作具有典范意义的演说以及法庭演说，以便他们的诉讼委托人在法庭上进行朗诵的形式而进行一些书面创作。
与其他阿提卡演说家不同的是，伊索克拉底并非依靠公开场合的演说征服听众，而是通过书面演说辞创作的方式，阐释他的教育、哲学与政治观念。无论这位演说辞作家是否公开发表了《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伊索克拉底在文本中为听众或读者营造了一个以书写形式为表象的口头表演情境，因此，这篇演说必然具有口头表演与书面两种不同形式呈现信息的优越性与缺陷。
约翰·普拉柯斯（John Poulakos）对口头演说的优越性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口头演说须满足本地听众们的利益，它有利于通过维持不同城邦间差异的方式，而长久地捍卫地区的价值观。1因此，若伊索克拉底仅仅针对雅典城邦发表了《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采用口头表达的方式更为适宜。
然而，口头演说注定与口头——听觉交流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密切相关。口头演说与书面创作相比，时间相对短暂，由于缺乏具体的物质材料记载演说表达的内容，当话语一旦被人们传递，它将注定消失；除了演说家们从诗人那里借鉴的一系列记忆策略（音步、韵律、以及高度程式化的一系列比喻形式与意象），口头演说仅仅只能用来为即时性的目的服务。
到了公元前4世纪，即使已经产生了从口头表达方式到书面表达方式的转变，人们对书面的创作方式仍然充满了怀疑的态度，诸如柏拉图等人不断强调这一表达方式的缺陷。在柏拉图的《斐德若》中，苏格拉底质疑书面文字的教育价值，认为依赖文本的教育必须依附于口头传授这一个更高形式。“书面文字也是同样。你以为它带着真知在诉说，可一旦你想要更多地了解而质询它所说的话，它却不停地表达同一个意思。话语一旦被文字书写下来，无论写成什么样，它就到处流传，传到能看懂它的人手里，也传到看不懂它的人手里，还传到与它无关的人手里。它不知该如何对好人说话，也不知该如何对坏人说话。如果受到曲解和虐待，它总是要它的作者来救援，自己却无力为自己辩护，也无力保卫自己。”2换言之，文本的作者无法直接干涉受众的阅读过程，他们无力决定自身的文本将如何被受众理解。伊索克拉底在《致腓力》与书信《致狄奥尼修斯》（To Dionysius）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3
此外，书面表达方式与口头方式相比，在建立文本间的连贯与一致性方面也存在缺陷。口头表演是将互无关联的文本整合成一个连贯单元的有力因素，同时也可加强有关联文本的统一性与一致性。依据泛雅典娜节的规定，游吟诗人每年将依照同样的方式，从头至尾朗诵荷马史诗，这样的规定将有助于加强受众意识中荷马史诗的完整性与一致性。除了游吟诗人的表演，类似狄奥尼索斯节这样的戏剧表演场合，人们通过三联剧的表演，同样有助于增强戏剧文本的统一与一致性。然而，针对不同的演说辞文本而言，口头表演所起的作用并没有如上情况那么显著。每一篇演说辞，对应着一个单独的表演语境，对于一位创作不同演说辞的作家而言，由于他自身不能凭借真正的口头表演方式，建立不同文本间的一致性，因此，他采用书面创作模式，最终让读者自主决定，如何理解作者的文本。4基于这一原因，对于像伊索克拉底这样的作家而言，文本论述的一致性，将成为受众判断演说辞表述信息是否真实的关键因素。然而，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对于“领导权问题”，却呈现出前后不一致的论述，那么，伊索克拉底演说辞文本中的这一矛盾是否会成为受众怀疑的焦点所在？
尽管书面表达与口头表演相比，存在着作者无法及时与直接左右受众思想的局限性，但是，这一表达方式也存在着口头表演并不具备的特质与优越性。书面演说辞与口头表达相比，往往给人带来矫揉造作之感，不能赢得受众的信任，缺乏真诚度，因此，伊索克拉底以书面的方式揭示真知变得更为困难。尽管书写与口头表演的形式相比，无法直接从感官体验上使受众信服与更直观地展现“真知”，然而，书写也是古希腊城邦交流的一种强有力的媒介，口头演说只能每次向一个小范围的听众群体传递，这一范围是由演说家的声音所能涵盖的半径影响能力所决定的，而书写消除了在场的需要，能够超越演说家声音所传递的范围，向读者表达诸如泛希腊主义这样的重大主题，赋予他们泛希腊的理念，而不再局限于单一城邦的范围，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伊索克拉底能克服针对泛希腊主义而言的最大阻碍，“各别主义（Particularism）与城邦权威”。1他采用书面发表演说辞的方式，打破了单一的城邦局限，试图赋予自己以全希腊“言语领导者”（hēgemōn tōn logōn）的地位，并且提倡泛希腊主义的理念。2因此，若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针对全希腊发表，这篇演说更适合采用书面方式传递。
3、运用“模糊话语”策略的原因：泛希腊受众与公元前四世纪政治局势的影响
若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面向全希腊传播，他拥有一群泛希腊受众，无论我们将这一群体界定为“听众”抑或“读者”，而不同城邦的受众拥有各自不同的城邦认同和政治立场，他们基于泛希腊利益或各自的城邦利益，对“领导权问题”拥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伊索克拉底需考虑到受众的政治意见与他的政治观点相异的情况，因此，需采取“模糊话语”的策略，满足不同城邦受众的政治利益。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演说辞的受众还是伊索克拉底本人，他们的政治观点都会受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政治局势的影响。《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于公元前390—前380年创作，在此期间，希腊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因此，伊索克拉底本人的政治观点，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转变，他在演说辞中所采用的话语策略，是斯巴达在古希腊当时的历史实际中所拥有的权威与作者自身对于雅典霸权的呼吁调和的结果。
雅典试图在伯罗奔尼撒战后恢复自身霸权。公元前394年，由科农统帅的波斯舰队于尼多斯海战（Sea Battle of Cnidus）中击败斯巴达的舰队，此举有效地遏制了斯巴达于爱琴海的霸权。3在打败斯巴达舰队后，科农使伊奥尼亚的岛屿与城邦一度摆脱了斯巴达的控制。公元前392年，雅典重建自己的海军，并重获勒姆诺斯（Lemnos）、因布罗斯（Imbros）与斯库罗斯（Scyros）三岛，这一阶段，重新夺取雅典帝国海上霸权的呼声甚高。公元前396年，阿格西劳斯（Agesilaus）与莱山徳（Lysander）发动反对波斯的战争，并声称要将战斗进行到底。公元前395年，阿格西劳斯在战争中打败了波斯人。伊索克拉底于《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多处提及联合领导的政治主张，并在第129—132节的过渡段落中结束了赞扬雅典城邦的论述，站在城邦事务建议者与修辞学教师的立场上，提出两个城邦和解的主张：“雅典与斯巴达城邦可以和解，并使所有的蛮族人成为全希腊的附庸。”4为何要提倡联合领导？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对提出这一政治主张的原因做出了自己的诠释。他在第16节中简要分析了当时希腊城邦的政治形势，并指出：“现今，一些希腊人处于雅典城邦的控制，而另一些人则处于斯巴达城邦的控制下，我们通过希腊城邦所采取的政体模式，对大多数城邦进行权力划分。如果有人认为在使为首的城邦和解之前，其他的城邦就能联合起来，共谋福利，那么他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一点不符合实际情况。”5文本叙述表明，在伊索克拉底看来，当时雅典与斯巴达的政治局势，使伊索克拉底提倡两大城邦联合领导的政治主张，具有一定的实际操作性。
公元前387年，时任斯巴达海军统帅的安塔尔西达斯（Antarcidas）与重新继任萨尔狄斯总督的提里巴佐斯（Tiribazos）签订协议，在与雅典的斗争中采取计策，截获了自黑海驶入爱琴海的雅典商船，并因此打败了雅典海军，1迫使雅典人签订“大王和约”。2
在和约签订后，斯巴达依据自身利益做出决定：对外出卖了小亚的希腊人，以换取波斯对希腊事务的支持；3对内并未仔细考虑与其余希腊城邦结盟，反抗波斯，而是利用自身于和约中所取得的优势地位，征服了其余希腊城邦。斯巴达解散了比奥提亚同盟；拆散了科林斯与阿尔戈斯的联盟；将公元前470年已合并为一个单一城邦的曼丁尼亚老城划分成5个村庄（公元前385年）；4攻占了底比斯城邦的要塞卡德摩亚（Cadmea）（公元前382年）；解散了由奥林苏斯（Olynthus）城邦建立的卡尔西狄息同盟（Chalcidian Federation），使奥林苏斯变为斯巴达城邦的附属（公元前379年）；5同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斯巴达于公元前380年围攻腓力乌斯（Phlius）城邦，以支持回归该城邦的被放逐者们的行动，并于公元前379年，在腓力乌斯设立要塞和新的政体。6至此，斯巴达城邦到达了权力的巅峰。
“大王和约”的签订，使雅典恢复往昔帝国霸权的诉求遭到了遏制。雅典再次失去了提洛岛（Delos）。公元前386年后，“大王和约”以及斯巴达的政策已成为雅典及其余城邦必须遵循的规定。雅典扶植色雷斯国王，但却并未与之结盟；由于“大王和约”的限制，它拒绝帮助曼丁尼亚反对斯巴达城邦（公元前385年）；当奥林苏斯遭遇斯巴达攻击时，雅典曾想与之结盟，但最终并无结果（公元前382年）。斯巴达基于自身利益，来诠释和约中的自治政策，然而，雅典已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阴影中迅速恢复。公元前384年，雅典与开俄斯（Chios）、米提列涅（Mytilene）与拜占廷（Byzantium）缔结了防卫性同盟，并强调同盟建立在自由与自治的基础之上。7
在古希腊历史上，雅典和斯巴达分别拥有海陆霸权，两大城邦势力相互制衡。伊索克拉底于演说辞第17节，提出平分领导权的建议。而“大王和约”签订后的历史实际，使他的政治主张发生了转变，伊索克拉底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对于“领导权问题”的论述角度产生变化。
一方面，伊索克拉底基于当时的政治状况和个人情感的考虑，在演说辞第122—128节中，谴责斯巴达的霸权政策（4.122， 126， 128），并与演说辞第21—120节中对雅典城邦功绩的颂扬形成对比，从而抬高雅典在联合领导权中所处的地位，同时，他从反波斯和全希腊利益角度出发，在提倡雅典领导权的展示性论述部分，颂扬斯巴达在希波战争期间的历史贡献（4. 85-89）；另一方面，作为雅典人的伊索克拉底，试图维护雅典城邦海上霸权的旧有利益（4. 20， 21），同时，出于维护全希腊利益，反对波斯的目的（4. 117-120），他在演说辞第21—120节的展示性部分，赞美雅典城邦的优越性，并分别从雅典城邦自身的优越性（21）、雅典对希腊的贡献（22-50）以及雅典在反蛮族战争中的贡献（51-99）三个层面，展开证明雅典领导权政治主张的论述。
三、结 语
伊索克拉底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向受众呈现了关于“领导权问题”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两大城邦的联合领导与雅典的单独领导，而自己并未给出惟一决策选择。近几十年来，西方古典学界对于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笔者将《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关于“领导权问题”的不一致论述视为伊索克拉底的“模糊话语”策略在文本中的表现。本文阐释了伊索克拉底“模糊话语”策略的含义及策略运用效果，探讨了他运用“模糊话语”策略进行表述的原因，通过如上分析，我们发现：伊索克拉底受到书面表达方式所面对的受众范围以及演说辞创作时的政治局势影响，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采用“模糊话语”策略进行表述，向受众呈现了关于“领导权问题”相矛盾的政治主张：两大城邦的联合领导与雅典的单独领导，领导权论述角度的变化，体现出演说辞中“雅典中心主义”与“泛希腊主义”思想的互异与交融以及这两条论述线索的并进与交织。
伊索克拉底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提出的政治主张，虽然观点各异，但都围绕反波斯的泛希腊远征对于领导城邦的选择问题展开探讨，也都被囊括进这篇政治演说泛希腊主题的总体论述框架下，因此，两种政治主张在主题上存在着相互关联。伊索克拉底采取如上方式，引导受众将整篇演说辞视为一个整体。他在这篇演说中，针对不同受众的政治立场，采用“模糊话语”策略，将关于“领导权问题”的两种政治主张并陈，证明了这位演说辞作家非凡的政治演说技巧。此外，伊索克拉底通过这一方式，吸引民众关注公元前4世纪的政治局势，参与城邦事务的决策过程，从而为他们提升对政治事务的判断力以及伊索克拉底观点的进一步引导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