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行为视域下基层党组织动员绩效提高的路径探析

    程然

    【摘 要】社会动员绩效是评价和衡量基层党组织动员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基层党组织动员能力直接影响其动员工作的开展,间接影响着群众对于基层党组织的印象和态度,探讨基层党组织动员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将群体行为与基层党组织动员绩效相联系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基层党组织可以被视为一个群体;二是基层党组织动员绩效受群体行为影响。从组织行为学视角看,群体行为从个体因素和群体因素两个层面对基层党组织动员绩效有不同影响,本文在梳理两方面影响的基础上,探讨了提高基层党组织社会动员绩效的内部路径。

    【关键词】基层党组织;动员绩效;群体行为;路径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9-0040-04

    对于基层党组织来说,群众的支持是顺利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而社会动员工作绩效的高低决定了基层党组织是否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因此,如何提高基层党组织社会动员绩效是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考察社会动员绩效其实是从动员效果层面反推动员整个过程的情况,从而能够明确动员过程中存在的优缺点,改善动员工作效果。本文从组织行为学中“群体”概念出发,在论证为何从群体行为角度考察基层党组织动员绩效的基础上,分析个体在群体中的表现和群体自身因素对群体行为的影响,考察群体行为如何影响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绩效,最后尝试探讨提高基层党组织社会动员绩效的途径。

    一、基层党组织动员绩效的群体行为视角

    从群体行为角度考虑其对基层党组织动员绩效的影响,主要依据是:

    (一)基层党组织可以被视作一个群体

    群体被定义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成员组成的、之间具有稳定的联系和共同的目标、把自己视为群体中一员的人群集合体。[1](P.213)所谓群体,一般有以下特征: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稳定性关系、共同的目标和归属感。研究群体行为对基层党组织工作的影响,首先要明确基层党组织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群体。可以说,基层党组织满足作为群体的上述一般特征:

    1.基层党组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成员

    群体的最基本特征不仅是对人数有要求,并且还强调了成员之间的关系。所谓的相互作用,是指群体中的成员必须有社会性互动,能够相互影响。按照黨章规定,基层党组织至少有三名正式党员,相互之间通常存在密切的工作、思想和组织关系。

    2.基层党组织基本职责具有稳定性

    稳定性体现在基层党组织职责的稳定。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职责在于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团结群众、联系群众等方面。同时基层党组织的每个岗位对应相应的工作职责,这也是长期不变的。基于种种工作和生活原因,基层党组织成员会发生变化,但其基本职责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这种职责的稳定性也会使得基层党组织成员之间的联系变得相对稳定。

    3.基层党组织成员有共同的目标

    个体之所以能聚集到一起成为一个群体,最重要因素就是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目标使他们愿意与其他成员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为实现共同目标而通力合作,相互帮助。基层党组织成员的共同目标体现在它的终极目标:为人民服务上,这就使得组织中大部分成员都在为实现这个终极目标在努力。

    4.基层党组织成员有强烈的归属感

    群体中的成员必须对其所属群体的其他成员有一个重要的认知:他们都是属于同一个群体。基层党组织的成员对这一点往往认知强烈,这是因为基层党组织大多数党员有强烈的使命感,对维护党组织的形象,履行党组织的责任都有深刻的认识。同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性、阶级性、先进性和纯洁性强化了基层党员对这个群体的归属感。

    (二)基层党组织动员绩效受群体行为影响

    群体行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在群体中的行为表现,二是群体自身的因素也会影响群体行为。之所以可以将群体行为与基层党组织动员工作相联系,是因为在动员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基层党组织的党员,他们个人的动员绩效将会对基层党组织整体的动员绩效起决定性作用,而他们个人的动员绩效是与他们个人在基层党组织中的工作行为表现密不可分的。除此之外,基层党组织作为一个特殊的工作群体,其自身的规范、理念等因素也会使得其作为一个群体的行为表现有所变化,从而影响它的整体工作绩效。对于基层党组织来说,动员是其基本职责。动员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基层党组织工作是否能够顺利开展,也影响到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看法,进而影响他们对整个党和政府的印象。因此,从群体行为角度探究基层党组织的动员绩效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二、群体行为对基层党组织动员绩效的影响

    社会学研究表明,群体行为对组织绩效会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体在群体中的行为表现会影响组织绩效的高低;另一方面来自于群体本身的影响,包括群体氛围、群体内部沟通以及群体决策的倾向性等。

    (一)个体在群体中的表现对动员绩效的影响

    1.社会助长效应的两面性

    社会助长是指个人的活动效率由于他人同时参加或在场旁观而改变。具体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其他人在场时,个体的工作绩效会提高;另一种是当他人在场旁观时,个体的工作绩效会降低。根据社会学家的实验总结,他们认为:和单独工作相比,如果一个人对这个工作非常的熟悉,那么别人在场将会表现得更好,反之,则会更差。[1](P.217)据此,在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过程中,党员的表现也有所差异:一种是富有动员工作经验的老党员,由于对动员过程的熟悉,往往能合理利用资源,积极与其他党员合作,此时社会助长发挥积极效应;反之,对动员工作没有经验的党员的工作绩效会降低。因此,提高基层党组织党员自身的动员能力,让他们熟悉动员工作流程,有助于发挥社会助长的积极效应。

    2.一定的社会惰化效应

    社会惰化又称为搭便车,是指部分个体在群体中工作时会产生消极懒惰的思想,偷懒磨洋工,不付出该有的努力却与其他付出努力的人得到同样的结果。[2]社会惰化现象越严重的群体,对其群体绩效傷害越大。因为搭便车的人越多,就意味着真正付出努力的人越少,必然会影响群体的工作进程和工作效果。在基层党组织工作中,任务分配的不合理、纪律的不严谨、个体责任感的弱化都很容易导致搭便车的现象产生。而在动员这项细节繁琐、事务繁多的工作中,上述原因造成的社会惰化效应将会更大。如何激发个体的动员积极性,让基层党组织党员能够主动承担动员责任,是基层党组织动员工作面临的挑战。

    3.群体行为心理

    个体在群体中的心理活动也会影响其工作绩效。一般来说,群体行为的心理特征主要包括集体无意识、集体感染力、情绪化、从众心理等。这些因素会使得个体在群体中会受环境影响,放弃自己的行为标准,只是盲目地跟随大部分成员的行为。笔者在走访上海市浦东区洋泾街道时发现,在基层党组织的某些具体动员工作中,例如动员群众参加某项会议,若组织中大多数党员积极响应,发挥力量,进而形成大部分人的“动员风暴”,则会提高整个组织的动员绩效。反之,若大部分人都消极怠工,排斥工作,则少数人也会受组织氛围影响而无所作为。要避免个体在群体中受不良情绪影响,就要从个体的工作理念出发,形成其自身坚定的信念。

    (二)群体自身对动员绩效的影响

    群体自身对基层党组织动员绩效的影响不可低估,具体来说,群体因素涉及群体氛围、群体内部沟通、群体决策的倾向性等三个因素。

    1. 群体氛围的影响

    群体的氛围包括其规范、理念以及地位等因素。

    (1)规范。具体而言,基层党组织的规范是指对党组织里的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或工作细则作出的规定。若基层党组织有一套严谨细致的有关动员工作的规范,则工作人员在执行动员任务时可以按规章制度办事,同时他们承担的相应责任也更加明确。反之,若缺少具体的工作规范,则在实际动员过程中,碰到具体困难或问题时只能凭领导的一句话进行定夺或临时召开会议寻找解决方案,这可能会引发冲突和矛盾,阻碍工作的顺利开展,大大降低动员工作的效率。据了解,上海长宁区的程家桥街道在社区治理面临多元化需求的情况下,成立了“凝聚力工程程家桥分会”,通过党建资源一体化服务项目,形成完整的整合机制。这种规范体系无疑为社区又增加了一个良好的工作平台和渠道,并且会大大提高社动员工作的效率。

    (2)理念。理念体现在组织观念、道德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理念是组织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组织的理念会影响组织成员的处事作风,渗透到他们的行为中。基层党组织是为群众服务的,并且在动员过程中会与群众有直接紧密的关系,因此他们的行为也会对群众产生影响,这直接关系到动员工作绩效的高低。良性的理念有助于提高基层党组织动员工作的开展。例如,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新德居民区打造“文化邻里”服务型党组织,主张以“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优化管理、维护稳定”为主线,逐步形成了“党建引领、社区参与、居民受惠”的工作模式,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群众想要支持和参与社区组织的各类活动。

    (3)地位。这里的地位是指基层党组织在群众心里的重要程度,换句话说,是指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满意度。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动员能力的强弱。这是因为,地位较高的基层党组织往往能获得群众的最大支持,从而能够掌握较多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等,强大的资源能力是实现较高的组织动员绩效的关键。其次,地位高的基层党组织的动员工作能更顺利地开展,不用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与群众的沟通方面,因此会大大提高动员效率。对于基层党组织来说,提高其自身地位是提高整个组织动员绩效的重要法宝。

    2.群体内部沟通的影响

    任何组织都需要内部沟通,内部沟通是维护组织稳定、提高组织凝聚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基层党组织内部的沟通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基层党组织是对群众生活有较深影响的一个组织。因此,基层党组织要在组织内部营造良好的氛围,才能向群众传递正能量。在动员过程中,若组织内部缺乏有效合理的沟通,可能会导致组织成员对某一问题的意见不一致,从而对处理方式也各执一词,这就会影响组织内部的团结,影响动员的效果和进程。同时,缺乏沟通使得成员之间缺乏信任,影响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割裂了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使其难以为工作目标共同努力,导致整个基层党组织动员效率的低下。

    3.群体决策的倾向性的影响

    群体决策的倾向性主要是受群体思维的影响。群体思维是群体决策中的一种现象,是指高凝聚力的群体认为他们的决策一定没有错误,为了维持群体表面上的一致,所有成员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群体的决定,与此不一致的信息则被忽视,即群体决策时的倾向性思维方式。[3](P.491)群体思维与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思维有重要联系。一般来说,在群体中拥有权威的领导很容易将自己对某问题的看法传达给其下属员工,有不同意见的员工由于感受到群体规范要求共识的压力,不愿表达不同见解。这时个体的客观思辨及道德判断力都会受到影响而下降。这种情形下做出的群体决策容易成为不合理的失败的决策。基层党组织的员工并没有自主决策权,其各项任务的都是受上级领导命令,当其在动员过程中遇到具体问题时也是通过汇报上级,得到上级批示后才能做相关决策。这样导致在动员过程中员工不敢也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并且致使一个小决策都会浪费大量时间,从而降低了整个组织的动员效率。因此,如何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决策效率是基层党组织动员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

    三、提高基层党组织动员绩效的路径思考

    在分析影响因素时提到,要提高基层党组织动员绩效,既要从群体中的个体因素出发,又要从群体自身因素出发。因此,提高基层党组织动员绩效,要从个体因素和群体因素两个层面着手考虑。

    (一)提高基層党组织的个体动员绩效

    提高个体的动员绩效可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从个体自身考虑,提高其本来的动员能力,从而提升整个群体的动员绩效;二是从个体在群体中的表现出发,提高个体在群体中表现的动员绩效。

    1.加强基层党组织动员的相关培训

    组织绩效的提升与个体绩效的提升密不可分,而个体绩效的提升又与个体动员能力的提高相关。几乎所有基层党组织都必须接触社会动员工作,但并非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对“社会动员”有着清晰的理解,甚至对“社会动员”的概念也是模糊的。因此,在基层党组织中,应该由掌握有关动员知识的专业人士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相关培训,以提高他们的动员能力。这种培训应该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理论方面的知识教育,即向基层党组织人员传授有关社会动员的理论知识;二是在实践过程中的技能培训,例如定期在某次具体动员工作中对如何进行动员进行计划性引导,或通过评估动员效果对动员过程中的不足进行总结分析,从而提高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

    2.增强基层党组织个体动员的服务意识

    提高个体动员绩效的一个途径在于改变个体的动员理念。影响个体动员绩效的基本理念包括是否站在群众利益的角度、是否具有奉献精神、是否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等,而这些理念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即为群众服务的意识。要增强基层党组织成员的服务意识,首先要提高其自身的素质。一是基层党组织在招纳新员工时提高对受教育程度的要求;二是对文化水平低的老员工进行后期培训,提高其文化水平。其次,增强基层党组织成员服务意识离不开基层党组织内部的思想教育。定期召开思想政治教育会议、注重平时动员过程中对工作人员服务意识的培养等都是增强群众服务意识的有效方法。个体理念的改善有助于良好的群体理念的形成,从而有益于提高基层党组织在群众心中的地位。

    3.提高基层党组织成员动员过程中的“社会福利”

    前文提到,激发基层党组织员工的动员积极性有助于提高他们个人的动员绩效,而激发积极性可通过提高员工在动员过程中获得的“社会福利”来实现。群体成员在工作过程中获得的社会福利包括两个方面:一种社会福利来源于心理的亲密感;另一种社会福利来源于和谐的共同参与感。[4](P.294)心理的亲密感会使群体成员在情感上和心理上获得一种安全感,这种情感上的支持将会促进他们更加融入整个群体,强化他们作为群体一分子的归属感,从而为成员之间的合作沟通创造良好的氛围。共同参与感是指任务和活动所带来的亲近感。在动员过程中,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人员常常首先要对需动员的活动有着明确的情感上的认同,然后才能投入身心去做好动员工作。根据“集体的感染力效应”[5],心理亲密感和共同参与感更强烈的组织能更快地对被动员活动达成一致认同,有利于成员动员能力的发挥。此外,共同参与感也会使组织中成员产生提升自己绩效以被他人认同、被组织认可的愿望,有利于激发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动力。提高社会福利可通过团队建设来达到,如营造良好的组织文化氛围、加强组织内部沟通等。

    (二)提高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绩效

    提高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绩效可以从规范、沟通、领导和管理制度几方面来探讨。

    1.建立一套健全的动员规范

    规范能提高基层党组织工作人员责任感,是保证成员最大程度发挥各自动员能力的前提条件。一般来说,基层党组织有自己的工作制度,但却缺少专门的用于动员的规范。这种规范既可以仅仅是一套动员工作的执行流程和秩序,包括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的应对措施。这种秩序能确保工作人员在合理范围内发挥其动员能力,从而提高整体的能力。同时,这种规范也可以包括一种类似于绩效管理的奖惩制度。奖惩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明确个体的工作责任,并产生激励作用。针对动员工作的绩效考评比较难,因为动员并非是取得定量的结果,并且由于其过程是连续非间断的,各个阶段相互融合难以界定分开,所以也难以对其具体环节进行评分。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民意检测和内部评价来对成员动员能力进行评测,从而对表现优异的成员进行嘉奖。奖励方式也可以多样化,既可以是精神上的鼓励,也可以是物质上的嘉奖。这种奖励制度一方面是对高绩效的员工的一种肯定,让他们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荣誉,促使他们继续保持良好绩效;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对其他成员造成压力,督促他们提升自己绩效,在组织中形成良性竞争的关系。

    2.加强动员过程中的内部沟通

    在动员过程中,及时有效的内部沟通有利于激励成员提高自身动员能力。这是由于:首先,内部沟通的畅通会让成员意识到自己能力的缺陷或不足,并会促使他们及时完善。若某一能力低下的成员在动员工作的某个环节扮演重要角色,那么他较低的工作能力必然会受到其他工作人员的非议,当信息反馈到自己那里时,在群体中的羞愧感会刺激他们改善自己的不足,提升他们的工作绩效;其次,有效的内部沟通能让成员学习到更多知识,让自己掌握到更多技能。例如,某宣传动员能力很强的成员通过与组织其他成员的沟通交流,可能会获得更强的资源能力。这无疑对提高整个基层党组织的动员绩效是有利的。加强动员过程内部沟通可通过开展交流会议、进行组织间谈话等形式来实现。

    3.提高动员过程中的领导力

    前文提到,具有影响力的领导往往会因为表达了自己的偏好而对整个群体的决策产生影响。为此,必须改善领导行为,从而提高基层党组织动员绩效。具体来说,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任务型领导和社会情感型领导的统一。任务取向型领导负责确保群体的生产力,确保群体目标的实现;社会情感型领导则可保证富有凝聚力和友好的群体氛围。[6](P.116)动员是一项充满情感的工作,这是因为它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并且是一方说服另一方的过程。因此,在基层党组织内部,若领导能够不仅重视动员目标的实现,而且友善、富有同情心地对待基层党员,善于解决组织内部矛盾和分歧,那么基层党员就会结成一个团结友好的群体,继而他们对待被动员群体的热情和投入也会有所增长。

    (2)领导者应恰当处理个人态度偏好。在组织中有地位和权威的领导者不应当太明显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偏向,尤其是在向下属员工传达命令或者与他们沟通交流的时候。作为领导者,应该让群体成员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意见建议,鼓励群体成员考虑所有的选择。在社会动员过程中,动员工作的复杂繁琐多变性使得领导者在最初往往不能做出兼具理性和灵活性的决策,此时组织民主讨论将是最好的选择。不仅要让基层党组织党员加入讨论,也应当邀请部分群众参与,讨论形式既可以是会议,也可以是网络建立讨论组。在动员过程中适时地收集这些信息,有利于基层党组织了解群众需求,为群众反映相应情况开辟了渠道,利于决策的灵活调整,增加其合理性,从而提高动员绩效。

    4.构建自我管理型动员团队

    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决策效率对提高其动员绩效有着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一种设想是:是否能在基层党组织中建立一支自我管理型动员团队。在组织行为学中,自我管理团队被定义为有权制定原来由管理者作出的决策的团队。自我管理团队是在组织中实施授权的一种方式。在这种形式的团队中,管理者会运用软性影响策略——与硬性技能相对应的一种策略,体现在沟通、表达、协作等方面,对组织产生更大的影响力。[4](P.298)研究发现,自我管理型团队会对员工的态度产生积极作用。近些年来,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基层党组织的管辖范围变广,事务越发繁琐复杂,常常出现“人手不够”“人事不匹配”等现象,因此提高工作效率是基层党组织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在基层党组织中建立自我管理型动员团队的最大优势在于为组织节省大量时间,并更好地发挥成员的积极性。在动员工作中,团队自身具有决策权有利于激发动员主体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发挥各自偏向的动员能力,从而提高整个基层党组织的动员绩效。

    参考文献:

    [1]杰拉尔德·格林伯格.组织行为学[M].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1.

    [2]马志英,魏如山.组织中的社会惰化研究[J].山东社 会科学,2005,(5).

    [3]斯蒂芬·沃切爾.社会心理学[M].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4]戴布拉·尼尔森.组织行为学:现实与挑战[M].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3.

    [5]杨柳.网络社会的群体行为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 2009.

    [6]理查德·克里斯普.社会心理学精要[M].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8.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