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尚汉隶笔意的唐代书家
龙正瑶
摘 要：文章通过对唐代隶书书家作品的分析与研究，来探求唐代隶书中有尚汉隶笔意的现象。从殷仲容、梁升卿、韩择木、蔡有邻四位书家的隶书作品入手，结合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梳理了唐代隶书的发展脉络，分析了书家们是如何取法汉代隶书来进行隶书作品创作的，总结了他们的书风特点。
关键词：唐代隶书;汉隶笔意;唐代书家;书法风格
一、背景
隶书兴盛于两汉，至魏晋以降，逐渐让步于楷书。在北朝末期虽有复兴古风运动，但是并没有彻底改变隶书各体杂糅的现状，而隋至初唐时期，隶书基本是北朝书风的延续。入唐以后，隶书中兴，迎来了继汉隶的第二次发展高峰，涌现了一大批擅长隶书的书家。在面对唐初隶书日益衰微、隶楷间杂的问题，一些书家开始回望隶书的演变，进行溯本求源，力图重塑隶书传统，重新恢复隶书古法。唐代隶书的这一复古倾向大致表现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恢复汉法阶段，集中于高宗至武周年间（650-705年），以殷仲容为代表书家，将隶书笔法慢慢转变为以古法作隶，改善了前期书体参杂的状况，明确了以汉隶为标准的隶书审美;第二个阶段是融合稳定阶段，集中于开元至天宝年间（713-756年），以梁升卿、韩择木、蔡有邻为代表书家，以汉隶为师，凝炼笔法，规范结构，树立风格。这四位代表书家的隶书作品将唐人的视线焦聚到了汉魏时期，他们崇尚汉隶笔意，研习汉代碑刻隶书，在继承隶书传统方面做出了努力与贡献，对后代隶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尚汉隶的唐代书家及代表作品
唐代隶书经历了唐初其他书体的冲击，在宽松的文字政策的倡导下，许多供职于集贤院和翰林院的书家，基于恢复隶书传统的目的，身体力行之，尝试复兴汉隶书风，树立唐代隶书的基本法度。从殷仲容、梁升卿再到韩择木、蔡有邻等书家，他们不断地对隶书形态进行去楷化，将时代书风与隶书古法进行磨合，继承了汉隶的藏锋用笔、方正结体、整齐章法，合理融合到了各自的隶书创作当中，促使了唐代隶法渐至娴熟纯正。
（一）殷仲容与《马周碑》
殷仲容，陈郡（今河南西华）人，是初唐画家殷令名之子，颜真卿的舅祖，官任工部郎中。精擅榜书题额，传世隶书作品有《武氏碑》（668年）、《马周碑》（674年）、《褚亮碑》（683年）等。其中《马周碑》为其代表作品，全篇多有方笔的运用，不论是从字的笔画还是结构都尽显方意，气息与《西狭颂》（171年）相类。
《马周碑》笔画骨力见遒劲，横竖画起伏波动的变化不大，与《西狭颂》相比则少了几分苍茫雄浑的意味。在用笔上，部分鉤画、横折及短横略带楷书的影子，还未完全脱离隶楷书体杂糅。《马周碑》结体齐正匀称，字内空间分布较松，笔画向字格四周排布，挤压分割字外空间，形成了字形饱满的效果。在“霜”“寒”“冥”“高”等字的笔画处理上亦有篆书圆劲笔意，转折处外圆内方，方笔与圆笔并用，调和了碑中的方折之感，显得高古质朴。《马周碑》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即单字内出现了多个波磔笔画的运用。
（二）梁升卿与《御史台精舍碑》
梁升卿，安定（今甘肃定西）人，开元名臣，涉学工书，尤善八分书，开元十一年（723年）任殿中侍御史，同年，其隶书代表作品《御史台精舍碑》刻成。
《御史台精舍碑》线条质感似《礼器碑》（156年），用笔沉着，笔力秀劲。在《礼器碑》的基础之上加强了笔画的粗细对比，更显凝重厚实。细观碑中的撇画与捺画还可以看到书家梁升卿对《乙瑛碑》（153年）笔法的吸收，在撇画收笔处都是向上露锋出尖的形态，捺画的捺脚也是先重按再顺势而出，圆润有力。在结体方面，梁升卿将字的重心整体上移，缩短了横向笔画之间的距离，字内笔画挤压上部空间，在个别单字中还会故意拉长竖画，造成了上密下疏的视觉效果，使字势富有动感，变化多样。
（三）韩择木与《叶惠明碑》
韩择木，昌黎（今河北通州）人，官历右散骑常侍、礼部尚书、太子少保。与蔡有邻、史惟则、李潮并称为“唐隶四大家”，以隶书驰名于盛唐，世人对其评价很高，故有“中郎中兴”之称。存世作品有《叶慧明碑》（717年）、《告华岳文》（742年）等。
《叶惠明碑》是韩择木代表之作，最得汉代《曹全碑》（185年）的形神，完全摆脱了之前的隶楷杂糅现象，很好地吸收了汉隶的用笔、结体及章法。在用笔上，掌握了汉隶以篆法写隶的圆笔笔意，一改唐人以楷书隶的习气，点画圆融，清新脱俗。韩择木在书写中用笔提按动作明显，笔画有粗细对比，运笔有轻重缓急，重点刻画了每字的主笔画，让主笔突出。在结体上，借鉴了《曹全碑》以扁为主的结构，横画 “一波三折”的动态皆有表现出来，撇捺笔画收放自如，字距远远大于行距。字形变化丰富，章法参差错落，气韵生动流畅，秀美灵逸。字与字之间有穿插关系和疏密对比，布局安排得当。
（四）蔡有邻与《尉迟迥庙碑》
蔡有邻，济阳（今属山东）人，活动于开元年间，是东汉书法名家蔡邕的十八代孙，官至胄曹参军。善八分书，为“唐隶四大家”之一，代表作品有《尉迟迥庙碑》。
《尉迟迥庙碑》笔画瘦硬严劲，颇有《礼器碑》的味道。该碑方、圆笔并用，比较《礼器碑》瘦劲方折的笔画，蔡有邻则是把碑中笔画处理得稍显圆健了许多。有的笔画与《礼器碑》相比，明显有重按加粗，增加了重量感，使字的重心在视觉上向下偏移。撇、捺笔画向左右伸展，呈开弓之状，强化了横势的动态，与同时期的其他隶书作品相比，结体更宽扁。《尉迟迥庙碑》用笔自然，行笔迟涩凝重，不缓不急。字形大小相对匀称，结字严谨，左右结构的字基本是左窄右宽，结构平稳，法度严谨。整体章法整齐有序，没有过多的节奏变化，有些细瘦的笔画已斑驳残泐，反而增添一丝朴拙的韵味。
三、尚汉隶的唐代书家的书风特点
崇尚汉隶的唐代书家们在隶书创作过程中，以恢复隶书传统、纠正隶楷混杂为主要任务，其书风之间会相互影响、渗透，在笔法、结体、章法上显现出了三个共同特点。
（一）清瘦精劲，汉隶笔意
唐代书家追摹汉代隶书，在“尚法”的时代精神影响下，掀起了复古汉隶的潮流，他们尊重法理，规范隶书笔法与结体，创作出了许多与汉隶气息十分相似的隶书作品，慢慢恢复了唐代隶书的法度。不论是武周时期的《马周碑》，还是开元之后的《御史台精舍碑》、《叶惠明碑》及《尉迟迥庙碑》，书家们以汉隶为尊，大多取法于汉隶名碑，碑刻面貌近似汉碑古意。他们的代表作品在用筆上，笔画整体偏清秀精致、瘦劲挺健的风格，都是方、圆笔并用，逆锋行笔，有提按的变化。这些书家因袭汉隶书风，故所书的隶书作品也明显带有汉隶笔意，沉着穆雅，自然生动。
（二）平正工整，宽方疏朗
唐人书隶虽有模仿汉人，但与汉人书隶还是有所不同，汉隶古质，唐隶妍丽。即使是崇尚汉隶书风的唐代书家，仔细观察他们的隶书作品，其线条与汉隶相比，还是更趋光洁干净，笔画横平竖直，规矩匀停。这些书家大多以《曹全碑》《礼器碑》《乙瑛碑》等工稳一路的碑刻为取法对象，从而也使得了字形结构比较匀称平正，工稳秀整。在结体上，唐代书家继承了汉隶方扁为主的结体方式，将波挑左右伸展，缩短竖向笔画长度，强调笔画的横势，加之字内线条偏细瘦，凸显了字内空白，造就了宽匀疏朗的结体特征。
（三）行列有序，端庄古雅
《马周碑》和《御史台精舍碑》中有界格分割，形成了纵成行、横成列的章法规律，整齐排列，秩序井然。《叶惠明碑》与《尉迟迥庙碑》也是布局严整，且上下字距宽，左右行距窄，字距明显大于行距。像殷仲容、梁升卿、韩择木、蔡有邻这些书家，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即曾在集贤院或翰林院侍书供奉过，为当时的专职书家。他们深受儒家经典及中庸思想的熏染，其书法也表现出庙堂之气， 有着端庄古雅、沉稳朴蓄的美感。
四、结语
在隶书发展史上，唐代隶书是汉代与清代隶书之间的过渡，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从唐初到开元时期，一批书家先后投身于复兴唐代隶书的浪潮之中，改善了隶书深受其他书体冲击、日益衰微的困境。他们努力推动了隶书传统的恢复，积极探索了汉法规律，规范了隶书基本法度，所创作的大量隶书作品从汉隶中而出，融合了汉隶的笔法、结构与章法，赋予了唐代隶书的新鲜与活力。唐代书家们对于汉隶的继承与学习，也影响了至宋以后的隶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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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