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观念与中国史学传统
杨朝明+王纪东
提要：中国早期史学传统具有独特的风格，不仅务求真实记录，而且运用褒扬和贬抑等书法义例评判历史，其依据则是“中道”观念。“中道”观念是上古圣王为政理民的智慧结晶,其传承与发展与中国早期史学传统的品格关联密切，影响后世很大。
关键词：史学传统；中道；政治文化近百年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怀疑和批判曾经成为学界的思潮，有学者甚至将中国正史说成“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1史家治史被说成专为君权专制服务的工具。上世纪80年代曾有“历史危机”论，人们追问“研究历史有什么用”。显然，所谓“用”，“不能变为功利主义的用”，2功利化了的“用”是被降低了标准的“用”。中国传统史学最根本的作用在于惩劝政治，这便是通常所谓“史载笔，士载言”。3中国史事“史不绝书”，4早已形成了“君举必书”、5
“书法不隐”、6“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7
“烈士殉名，壮夫重气”8等富有礼学精神的史学传统。本文试图申说的是，这种史家治史不局限于记事，而且通过褒扬和贬抑等书法对其进行评判，功过必书于史册，务求使“元凶巨慝有所畏，正人君子有所宗”，9深深体现了中国上古的“中道”观念。国，史书是后起之义，由史官而引申成史官所写之史书”。12史书出自史官记事，蕴含了史官的治世理念或政治思想。
不难理解，史官与史官制度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意识的高度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理路有了很高水平的认知。正如柳诒徵先生所认为的那样，研究中国历史和史学之起源，有益于深入认识中华民族富于政治性色彩的内在原因。我们观察史官制度与上古政治文化的关系问题甚为重要。1
（一）史：以手持“中”
中国汉字具有表义功能。“历史”的“史”，其文字构型本身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中国早期“史”与“中”的关系。
史学研究源自史籍，史籍撰自史家，中国最早的史家出自史官。从“史”字本义看，《说文》记载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江永释其义为：“凡官署薄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讼狱治中，皆谓薄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张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薄书也。”2对于这里“中”字之义，目前学界存有多种注释。我们以为可以理解为“中道”是最为恰当的。孔子说：“政者，正也。”3政治之根本就是“正”，所谓“正”，就是符合“礼”。孔子说：“礼也者，理也”，4“合理”的才是“合礼”的。这便是《孔子家语·论礼》中记载的孔子之言：“夫礼，所以制中也。”5
史官治史关键是“持中”，就是说，史官记事同时肩负着评判其事是否符合礼的职责。《周礼·地官司徒》说：师氏“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郑玄注：“教之者，使识旧事也。中，中礼也；失，失礼者也。”6《逸周书·武顺解》说：“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又说：“人道曰礼”。7“尚中”与崇礼的观念是一致的。这样看来，在中国早期政治理念中，“礼”和“中”关联非常密切，甚至可以说衡量“中道”的标准就是“礼”，或可说“礼”是为政理民的范式准则，而“中道”则是实现、保持“礼”的理念和方法。
近代曾有学者考《周官》五史之职掌，认为“归纳于一则曰礼”，又说：“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8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史官治史要把持“中道”，其实就是要遵循天道，合乎情理，顺应人心。（二）“史”的职责在“赞治”
商周时期是史官出现的早期，史官把握“中道”及其与“礼”的关系，或者那个历史时期史官的职能，使之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周礼》释“史”说：“史，掌官书以赞治。”郑玄注：“赞治，若今起文书草文书也。”9赞治，就是“佐治”，即帮助国家治理，不会仅仅像今日之“文书”而已。郑玄所说恐怕有简单化的嫌疑。《大戴礼记》载：“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10中国自上古时期，天子与诸侯行事，就设立史官在侧随时记录，“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11天子视内史、太史为执政的“左右手”，如此看重史官，绝不仅限于他们的记事备忘，更重要的是依靠他们的监督、指正效用。
“清华简”《保训》篇的问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示。《保训》篇记载周文王对太子发讲了两件上古的史事传说，用这两件史事，说明他要求太子遵行的一个思想观念即“中”，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中”的观念是《保训》全篇的中心。前者是关于舜的，文王说:“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12强调舜出身民间，能够自我省察，不违反百姓的种种愿求。他在朝廷内外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面考虑，将事情做好，从而达到中正之道。第二件是关于微的。微就是上甲，是商汤的六世祖。文王说:“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1这里讲的是微为其父王亥复仇的故事。周文王说微“假中于河”，即凭靠河伯能秉持中道，公正行事，最终使有易服罪。按照《保训》记载，微由此把“中”传贻子孙，至于成汤，于是汤得天下。和上面讲的舜一样，“中”的观念起了重要作用。
由《保训》的启发，我们又想到《逸周书》。《逸周书·五权解》记载，武王临终时，同样希望儿子尽力做到“中”。于是，他对辅佐成王的周公说:“先后小子，勤在维政之失。”要他勤勤恳恳，力求避免政治上出现偏失。武王还强调，希望儿子“克中无苗”。“苗”通“谬”，即谬误、偏失。意思是尽力做到适中无邪，以“保”成王在位。武王接着说:“维中是以，以长小子于位，实维永宁。”2既要“保”其在位，又要“长”其于位，使他在王位上尽快成长起来。那么，怎么成长？就是要“维中是以”，“以”的意思是“用”，即维中是用。
无论周文王还是周武王，他们临终前训诫太子的嘱托中，所强调的竟然都是一个“中”字。文王、武王以后，周人认真遵行了“中”的思想。西周时期，“中道”思想很受重视。西周职官中有“师氏”，具体职掌邦国事情是否合乎法度或礼制，以之教育后代。原来，西周时期是以“中”来教育国中子弟。
这样看来，“中道”观念在西周时期就已经被周天子视为治世之圭臬。史官担负着“左右手”的重任，天子、诸侯必定选择深谙礼法，善于掌握“中道”的德才兼优之人担任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上古时期，史官的职权范围很广，他们所职掌的史书，也是广义的，包括一切典章制度。史官职掌全国乃至累世相传的史书，所治史书又不是泛泛的记事，而是评判政治得失的政典。中国上古时期就具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3的传统，历代“圣王”从民俗而知天命，原天理而制定礼仪，后世儒家推尚的“王道政治”，绝非一王一圣所能创垂，而是听取总结民意，长期累积经验凝集沉淀而成。班彪称：“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4上古十分重视以史劝诫政治，形成了“未尝离事而言理”5的传统，推助着“王道”政治文化的塑成和传承。
二、史官谏王之制与“中道”
商周时期的史官“赞治”，是通过上古的政治制度实现的。中国史官一贯就有秉笔直书之传统，治史“不虚美、不隐恶”，6有时，为坚守“中道”，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彰显出史家的高贵气节。但这不是仅仅出于史官的“史德”，而是有辅政谏王制度的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史官记事便有了共同必守之法，也就是说，这是由他们的权力与职责所决定的。
（一）史官辅政谏王之制
早在三代时期，中国就形成了史官据法典谏王的制度。《大戴礼记·保傅篇》称：“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食以礼，彻以乐，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三公进而读之，宰夫减其膳。”7又，《国语?周语》记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8《礼记·王制》篇也记载着天子受谏、百官受质之文，都是由太史典礼执简以记录的文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