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轮代理的青春岁月
姜景寅
我今年91岁。1955年秋，我从山东大学英语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外轮代理公司上海分公司。当年风华正茂，如今已是耄耋老翁。1998年，我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在外代干了43年。
初到公司，事事都感到新奇，甚至连外轮代理公司是做什么的也不清楚。报到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难题。一艘英国货船在进港时，撞沉了一条中国小渔船，渔船上有人落水身亡。港监和公司领导约见英轮船长，让我这个英语系毕业生当翻译。当时，我认为 自己是能胜任的，在校时英语水平不错哦。在接待室见到了40多岁的英国船长，他是第一次当船长。我方和船长的寒暄很顺利，效果也好。但涉及海事业务，困难就来了。连中文业务词条都不懂，当然更谈不上翻译了。真的像钝刀割肉，勉强完成了任务，我感到非常尴尬。过后，一夜都没睡好。翌日上班，我到人事部门要求调动工作。领导问我：“你想做什么工作？”我说：“我看那文件收发工作还不错。”领导批评我：“真没出息！”我面红耳赤。对远洋航运业务一窍不通，不掌握专业词汇，不通专业外语，根本谈不到做好本职工作。从此，我专注于航运专业学习。
公司成立初期，所代理的外轮虽不多，可是能登轮工作的人更少，从而形成了船多人少的现象。当时的工作多是日夜兼程。驻船员往往是一艘船连一艘船地进驻。我尚未结婚，孤身一人，无家庭负担，不分昼夜地驻船工作。1956年春节，是我到上海后的第一个春节。除夕傍晚，我忙了一天后从码头回到公司，领导对我说：“小姜，今天是大年夜，组织上为照顾上海有家的老同志吃团圆饭，今夜让你值夜班，替替他们。”我二话没说，赶紧回到码头上船连续值夜班了。码头上停靠的是一艘卸载古巴糖的外轮。该轮是一艘破旧的老船，船舱漏水，糖包全都泡在水里，卸货非常困难。我在船甲板上来回走动了一夜，为卸货工人和船、货方当翻译。夜间寒冷，我冻得人发抖。舱里的糖豆化成了糖水了，卸货时，用水桶一桶一桶地倒到码头上的水斗车上，糖水滴在甲板上立刻凝成冰粒，人走在上面打滑，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翌日凌晨下班后，我渴望找个地方吃早点暖暖身，可是走了几条马路，也没找到卖早点的。我问路人：“为什么今天没看到卖早点的？”他说：“今天是大年初一呀！”太累了，又没吃上早饭，回到宿舍，我一躺下就睡着了。
宿舍离公司很近，夜间有紧急任务，公司总是派人到宿舍叫我，不论下雨还是遭遇台风，我总是随叫随到。当时政府规定，凡是外轮和港区、货主、海关、联检等单位联系工作，都必须由外代人员作翻译，外轮进出港的联合检查也须有外代驻船人员参与。
记得有艘我方外贸单位租用的英国货轮，在定海桥浮筒卸化肥，这艘老船的吊杆经常坏，码头装卸区一定要我公司派人日夜为之当翻译解决问题。公司实在派不出人手，我忙完手上接管的外轮工作，自告奋勇地去英国货轮，为船方和装卸区工人之间解决关于修理吊杆及装卸机的矛盾。日夜守在船上，每日三餐要乘着小舢板到岸上小食铺吃碗阳春面（公司规定不准在外轮上吃饭），来回需要一个多小时。一日三餐全吃阳春面（因为价钱便宜），在船上一个星期，大便都拉不出来啦！当时通讯设备不发达，和公司联系工作，只有上岸打公用电话，如遇上天气不好，坐着小舢板在黄浦江上，风浪很大，实在危险。
当时还有一项严格的规定，即外轮到港或离港时，驻船人员必须在现场。到港船的缆绳第一根在套上码头船柱之前；在浮筒靠泊时，大船的第一根缆绳套上浮筒的练环前，驻船人员必须到现场。外轮离港时，最后一根缆绳脱离码头缆桩或浮筒的练环后，驻船人员方能离去。挂靠浮筒的外轮离港，缆绳脱离浮筒练环，外代人员已在岸上，没法看清情况，驻船人员必须在轮渡码头听到外轮发出的汽笛声，才可离开现场。
公司规定：夜间开船，驻船人员可乘公交车；后半夜开船没有公交车，可以乘三轮车。有一次，一艘外轮离开安东路浮筒开船后，已是后半夜两点钟了，在路上等了很长时间，但等不到一辆三轮车。人很累但很无奈，我只能提着工作包，内有舱单和船方退回的借款等，在静静的马路上，从安东路步行到外滩海关大楼，已是凌晨四点钟。天快亮了，我只好在公司办公室拉过三把椅子，睡到六点钟，又开始了第二天的工作。
我一生中的三件大事都是在公司完成的。1956年，我在公司入党。1958年冬，我在公司外宾接待处举行婚礼。当日，我下班后坐着三轮车接新娘到公司，仪式很简单，买了一束花及一些糖果。公司三位经理都参加了婚礼，公司好多同事也都参加了，倒也非常热闹。然后，我们坐着有轨电车回新房，有两位经理和好几位党团员陪我到新房（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小房子）。当时，新娘和我丝毫没觉得寒酸，相反感到温暖。在党的关怀下，我有了工作和自己的家。
在我新婚的第二天夜里，有一艘外轮凌晨要开航，有急事要解决。公司调度派人到我家，叫我马上到船上去。我立刻行动，到船上解决了问题，船如期开航。我一早到了公司，领导才发现自己曾将该船的事项交给了另外一位同志。领导说：“小姜正是洞房花烛夜，怎么又把他拉出来了呢？”就这样，三天婚假就变成了一天。
我今年91岁。1955年秋，我从山东大学英语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外轮代理公司上海分公司。当年风华正茂，如今已是耄耋老翁。1998年，我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在外代干了43年。
初到公司，事事都感到新奇，甚至连外轮代理公司是做什么的也不清楚。报到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难题。一艘英国货船在进港时，撞沉了一条中国小渔船，渔船上有人落水身亡。港监和公司领导约见英轮船长，让我这个英语系毕业生当翻译。当时，我认为 自己是能胜任的，在校时英语水平不错哦。在接待室见到了40多岁的英国船长，他是第一次当船长。我方和船长的寒暄很顺利，效果也好。但涉及海事业务，困难就来了。连中文业务词条都不懂，当然更谈不上翻译了。真的像钝刀割肉，勉强完成了任务，我感到非常尴尬。过后，一夜都没睡好。翌日上班，我到人事部门要求调动工作。领导问我：“你想做什么工作？”我说：“我看那文件收发工作还不错。”领导批评我：“真没出息！”我面红耳赤。对远洋航运业务一窍不通，不掌握专业词汇，不通专业外语，根本谈不到做好本职工作。从此，我专注于航运专业学习。
公司成立初期，所代理的外轮虽不多，可是能登轮工作的人更少，从而形成了船多人少的现象。当时的工作多是日夜兼程。驻船员往往是一艘船连一艘船地进驻。我尚未结婚，孤身一人，无家庭负担，不分昼夜地驻船工作。1956年春节，是我到上海后的第一个春节。除夕傍晚，我忙了一天后从码头回到公司，领导对我说：“小姜，今天是大年夜，组织上为照顾上海有家的老同志吃团圆饭，今夜让你值夜班，替替他们。”我二话没说，赶紧回到码头上船连续值夜班了。码头上停靠的是一艘卸载古巴糖的外轮。该轮是一艘破旧的老船，船舱漏水，糖包全都泡在水里，卸货非常困难。我在船甲板上来回走动了一夜，为卸货工人和船、货方当翻译。夜间寒冷，我冻得人发抖。舱里的糖豆化成了糖水了，卸货时，用水桶一桶一桶地倒到码头上的水斗车上，糖水滴在甲板上立刻凝成冰粒，人走在上面打滑，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翌日凌晨下班后，我渴望找个地方吃早点暖暖身，可是走了几条马路，也没找到卖早点的。我问路人：“为什么今天没看到卖早点的？”他说：“今天是大年初一呀！”太累了，又没吃上早饭，回到宿舍，我一躺下就睡着了。
宿舍离公司很近，夜间有紧急任务，公司总是派人到宿舍叫我，不论下雨还是遭遇台风，我总是随叫随到。当时政府规定，凡是外轮和港区、货主、海关、联检等单位联系工作，都必须由外代人员作翻译，外轮进出港的联合检查也须有外代驻船人员参与。
记得有艘我方外贸单位租用的英国货轮，在定海桥浮筒卸化肥，这艘老船的吊杆经常坏，码头装卸区一定要我公司派人日夜为之当翻译解决问题。公司实在派不出人手，我忙完手上接管的外轮工作，自告奋勇地去英国货轮，为船方和装卸区工人之间解决关于修理吊杆及装卸机的矛盾。日夜守在船上，每日三餐要乘着小舢板到岸上小食铺吃碗阳春面（公司规定不准在外轮上吃饭），来回需要一个多小时。一日三餐全吃阳春面（因为价钱便宜），在船上一个星期，大便都拉不出来啦！当时通讯设备不发达，和公司联系工作，只有上岸打公用电话，如遇上天气不好，坐着小舢板在黄浦江上，风浪很大，实在危险。
当时还有一项严格的规定，即外轮到港或离港时，驻船人员必须在现场。到港船的缆绳第一根在套上码头船柱之前；在浮筒靠泊时，大船的第一根缆绳套上浮筒的练环前，驻船人员必须到现场。外轮离港时，最后一根缆绳脱离码头缆桩或浮筒的练环后，驻船人员方能离去。挂靠浮筒的外轮离港，缆绳脱离浮筒练环，外代人员已在岸上，没法看清情况，驻船人员必须在轮渡码头听到外轮发出的汽笛声，才可离开现场。
公司规定：夜间开船，驻船人员可乘公交车；后半夜开船没有公交车，可以乘三轮车。有一次，一艘外轮离开安东路浮筒开船后，已是后半夜两点钟了，在路上等了很长时间，但等不到一辆三轮车。人很累但很无奈，我只能提着工作包，内有舱单和船方退回的借款等，在静静的马路上，从安东路步行到外滩海关大楼，已是凌晨四点钟。天快亮了，我只好在公司办公室拉过三把椅子，睡到六点钟，又开始了第二天的工作。
我一生中的三件大事都是在公司完成的。1956年，我在公司入党。1958年冬，我在公司外宾接待处举行婚礼。当日，我下班后坐着三轮车接新娘到公司，仪式很简单，买了一束花及一些糖果。公司三位经理都参加了婚礼，公司好多同事也都参加了，倒也非常热闹。然后，我们坐着有轨电车回新房，有两位经理和好几位党团员陪我到新房（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小房子）。当时，新娘和我丝毫没觉得寒酸，相反感到温暖。在党的关怀下，我有了工作和自己的家。
在我新婚的第二天夜里，有一艘外轮凌晨要开航，有急事要解决。公司调度派人到我家，叫我马上到船上去。我立刻行动，到船上解决了问题，船如期开航。我一早到了公司，领导才发现自己曾将该船的事项交给了另外一位同志。领导说：“小姜正是洞房花烛夜，怎么又把他拉出来了呢？”就这样，三天婚假就变成了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