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重建
黄海烈 蒋 刚
提要：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之初，不免材料不足并有先天局限，但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壮大，其对中国上古史之重建的作用日益显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旧古史系统进行了摧毁性的批判，傅斯年、李济等人继之而起，开辟了重建之路。傅斯年为重建中国古史提供了体制保证并指明方向，李济则在理论和方法上提出了系统的方案。然而，李济等人限于当时条件，具体实践工作并不理想，而中国大陆考古学者们则做出了切实的贡献。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田野考古学取得极大的成就，苏秉琦等学者据此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说”，中国上古史重建已进入切实展开的时期。
关键词：考古学顾颉刚傅斯年李济中国上古史
一
20世纪初年，中国近代考古学刚刚建立，尚处于起步阶段，考古材料的搜集和使用必然受到诸多限制，一些历史学者对这些材料的使用还抱着存疑的态度。如陈寅恪就曾对王钟翰说：“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日朱日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顾颉刚此时也是充分预见到考古学的局限性，他说：“有许多古史是考古学上无法证明的，例如三皇五帝，我敢预言到将来考古学十分发达的时候也寻不出这种人的痕迹来。大家既无法在考古学上得到承认的根据，也无法在考古学上得到否认的根据，那么，希望在考古学上证明古史的人将怎么办呢?”。所以他认为单纯文献上的材料虽然不足以建设真实的古史，但研究古史传说的演变过程则是必须的。他说：“用了书本上的话来考定尧舜禹的实有其人与否固然感觉材料的不够用，但若要考明尧舜禹的故事在战国秦汉间的发展的情况，书本上的材料还算得直接的材料，惟一的材料呢。”。正是由于此时考古学发展的尚未成熟并且有着先天的局限性，导致顾颉刚认为考辨文献的工作也是必须的。他说：“我们先把书籍上的材料考明，徐待考古学上的发见，这不是应当有的事情吗?”
随着殷墟发掘的开展，中国近代考古学日益兴起，有关上古史的考古材料也日益增加，古史学界的风气也开始有所转变。李济的一位朋友就曾说，在20年代时，他在中学课堂上，弃三皇五帝而不谈，只讲石器时代，遭到了学生们的“大笑”，而10年后，连乡下的小学生都已经知道“石器时代”这个名词了。据此李济认为这一转变很可以代表“十年来我们对于历史观念的变迁。社会上对于三皇五帝的忆念，虽仍觉得恋恋不舍，然究竟敌不过石器时代、铜器时代所代表的观念的实在；石器铜器时代的史实一天一天地增加，现在差不多可以自成一卷历史。至于三皇五帝是否完全为一个神话，自然另是一个问题；但就是仍旧相信这些古圣人的人，对于他们所代表的内容也变更了许多。这一切我们可以说全是考古学发生出来的影响。”。这一古史观念的转变主要是由近代考古学两项重要成绩所造成的，“一为发现中国北部的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指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一为确定中国的青铜时代文化”，即是殷墟的发现与发掘。而在此前，传统的中国史家仍然笃信三皇五帝的传说，新派的史学家也只是怀疑这种传说而已。李济认为这两种古史学观点都无法最终改变中国古史学的命运，因为“这两种态度都只取得一个对象，都是对那几本古史的载籍发生的。直等到考古学家的锄头把地底下的实物掘出来，史学界的风气才发生些转变。”。李济虽然不免有些夸大的嫌疑，但近代考古学的壮大和发展，对中国古史观的影响是决然不可忽视的。
顾颉刚无疑也受到这一风气的影响，他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就表示要将研究阵线缩后，并且自我身份认同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他说：“我希望真能作成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破坏假的上古史，建设真的中古史”。此后，他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更是一改先前偏重传统文献的态度，认为对中国古史进行重建是离不开考古学的。他说：“古史材料在书籍里的已经整理完工了，那时的史学家就可根据了这些结论，再加上考古学上的许多发现，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上古史》了。而古史辨派及其追随者也出现了一些修正前时过激言论的态度和观点。如1933年，罗香林在评价顾颉刚和《古史辨》时，就将顾氏放在20世纪以来20年中国史学思想变迁的大势中加以探讨，提出可以将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划分为6种趋向，其一即是“兼采中西考古学方法，或从事古遗器物的研求，或专心致力地下古器物的掘发与考证而构成的一种运动”，并欲在《读顾颉刚先生(古史辨)》一文中独辟一章来专门讨论“考古学年代学的提倡与研究”。
二
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壮大，古史学者们开始利用考古新发现，对包括顾颉剐“古史层累说”在内的古史学研究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并认识到过分疑古客观上给中国古史研究造成的真空状态。1930年时，罗尔纲曾深受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影响，并有志于研究中国上古史，但已“不再疑古”的胡适却对罗尔纲说：“近年的人喜欢用有问题的史料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那是不好的事。我劝你还是研究近代史吧，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辨别真伪。”所以，这种上古史料出现的极端匮乏和难辨真伪的现象，最终成为罗尔纲转变研究方向的动因之一。针对这种现象，徐旭生曾指出：“我国极端的疑古派学者对于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更进一步对于夏朝不多几件的历史，也想出来把它们说作东汉人伪造的说法，而殷墟以前漫长的时代几乎变成白地董作宾在1951年所作《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一文中也谈到：“十大本《古史辨》，主要的观点只是一个‘疑，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信念之下的极端怀疑。这当然是属于革命性、破坏性的。我国古代文化所寄托的一部分‘纸上史料，经过这样一‘辨，几乎全部被推翻了。疑古的新史学影响所及，东西洋的汉学家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问题为之四顾茫然，不知所措。谨慎一点的人，只好从商代讲起，再谨慎点，最好讲春秋以后。”。面对此种尴尬局面，有学者便将矛头直指疑古学说，认为既然文献史料不可靠，那么只有发掘出土的实物史料才是解决古史问题的唯一方法。李玄伯说：“载记既不能与‘我们一个圆满的回答，我们只好去问第二种材料，‘古人直遗的作品。直遗的作品直接出自古人。古人所能看见的，除了缺破以外，我们仍能看见。所以他的价值远非传抄错误、伪作乱真的载记所可比拟……所以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有些态度更为激进的学者则更看重考古学在重建中国上古史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正式提出“中国古史重建”口号的韩亦琦在1942年时就已经认为，一般认知中的上古史料可靠的已很少，古史的重建只能寄希望于科学的考古发掘。认为如若考古学能发达，新材料不仅可以大量寻找出来，使古史之重建极为可能，而且这些材料将愈积愈多，使后人知道古代史更详细、更悠远、更确切，因为他们“可以利用颠扑不破的古代实物重建古史”。
民国时期的另一些新派学者们随即将史学界提出“中国古史重建”的口号付诸行动。其中，傅斯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顾颉刚到傅斯年再到中国古史重建，这正是中国现代古史学发展过程中一根环环相扣的链条。傅斯年与顾颉刚分道扬镳之后，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辟了新史
料学和比较语言学的研究道路；也正是傅斯年的另辟蹊径，帮助顾颉刚回应了其难以回答的一些问题，并找到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办法，为未来的中国古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所以，傅斯年是顾颉刚与中国古史重建之间的重要衔接，同时也为中国考古学和古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屈万里就认为，顾颉刚疑古辨伪的“破坏”工作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其表现为对大量的古籍和古史的分析和考证，特别是对长期以来人们迷信的儒家经典《尚书》、《易经》、《诗经》及孔子学说进行认真系统的考辨，推翻了尧舜禹文武周公的传统上古史体系，在上古史料的批判利用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他也看到在顾颉刚疑古破坏的背后又隐藏着局限性。“先破后立”，消极的破坏多于积极的建设，特别在带有明显形式主义偏向的“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口号之下，完全的存疑，就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破坏。“疑古的结果成了无古”，使得人们在古史面前四顾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屈万里总结说：“自从顾颉刚等竖起怀疑古史的旗帜，天下风起云涌，但他们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而历史语言研究所，则运用科学的可信的材料，从事本国史的建设，史语所替中国文史界开了一条大路，孟真先生本人则是开路的急先锋。”。在桑兵看来，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进程中，傅斯年的学术贡献远不及他的事功，史语所的突出成就恰是其史学革命胜利的象征，堂而皇之地组织起“元和新脚”的整齐阵容，迅速而有序地落实以往长期坐而言却不能起而行的学术主张，不必如顾颉刚所说等待10年以后。
傅斯年做为古史研究“有破有立”的倡导者，早在《新潮》社时期就主张文化改造中要“破中有立”。因为长期的破坏，不见建设的事业，要渐渐丧失信用；若把长期破坏的精神，留几分用在建设上，成就总比长期破坏多。面临着顾颉刚已为之扫除障碍的古史学说系统，傅斯年更提出，我们不是读书人，只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随着中国近代考古学在殷墟等处取得了重大成绩，傅斯年更加坚定了早年的看法，与顾颉刚在学术上的分歧日益明显。此时傅斯年主张“整体的历史观念”，认为考古材料是活的材料，可以“点活”传统文献材料，这样就可不再简单地拘泥于这些传统文献材料的真伪判断上，而是思考如何将它们盘活整合，用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傅斯年这些主导思想的忠实贯彻者和执行者就是李济。傅斯年“有破有立”的倡导与殷墟发掘无疑启发了李济对中国上古史的思考，李济曾说：“安阳发掘所得地下材料，它们所引起的问题，构成了一种崭新的挑战的阵势，包括的内容为先前治史学的人们想知道而无法知道的重要史实。有些可以说是在他们的想像中没出现过的事物。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应注意到，却是发现的新资料，更有很多可以与先秦的传说相互印证。”
三
李济于1934年就曾在《城子崖》序中对顾颉刚的疑古学说加以否定，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争论“尧、舜、禹的黄金时代”是否应该打倒的时候了，那样只不过会愈闹愈纠纷。应该跳出这些无谓的纠缠，因为这“仍是一个技术问题”。顾颉刚“古史层累说”也只能算一种推倒伪史的痛快的标语，用它是建立不起来真正的古史的，如果要将之奉为分析古史的标准，也要极审慎地采用。不然，就有被“引入歧途的危险”。从殷墟发掘的经验来看，“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帐。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重建中国古史的关键就在于，多找“真实可靠的材料”，处置这种材料的方法也应该与处置一切自然科学材料是相同的。如此，上古史中的价值观念一旦被摒除，“其余的就可迎刃而解了”。由此看出，在李济的观念里，原有对中国上古史中是非有无的问题，已经不算作问题了，现在的中心只是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获取和处置“真实可靠”的地下考古材料。
所谓的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在当时最为主要的即是田野考古发掘，而其之所以能够成为重建中国古史的核心，是因为它在性质和内容上与历史学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李济就认为“田野考古工作，本只是史学之一科”，田野考古者的责任就在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史学家采用，这本是一件分不开的事情，而与史学绝缘的考古学是不能有多大进步的。要建设一部信史，发展考古学是一种必要的初步工作。
对于如何重建中国古史的问题，李济在理论上也提出了系统的方案。1954年，李济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他的初步构想。在这里，他已经意识到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材料的范围发生了变化，随之研究的中心问题也有所转移。他说；“我们感觉到，并已证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记录以外，还有另外的来源；由这些来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经引导出来了不少新的问题，并且已经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们必须收纳考古学与民族学的资料；这些新资料，不但帮助他们解决旧问题，而且启发新问题。”新问题即是中国民族的原始和中国文化的原始。他认为只有抓住中国早期文化与民族这样的核心问题，并根据新材料来建立中国上古史，才可以说明中国上古史本身，并把中国文化在世界史的位置说明得很清楚。但这只是李济当时的初步构想，他主要是站在考古学家的立场，来说明若干考古工作对重建上古史的作用和贡献。
1962年，李济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完善和发展了他先前的这一构想，以历史学家的立场和眼光，把中国上古史相关问题，做了通盘的思考和讨论。他对“中国上古史”做了重新的界定。在“史”的方面，他认为史料已经不能用先前的眼光来看，不能完全以“有文字记录”的材料为限，不仅要照顾到那些新发现的“哑吧”材料，并且要给它们以很大的重量，以此作为历史研究的根据。在“上古”方面，他认为其时间也已经不可以用原有的范围来界定，而应将中国上古史的起点延长至人类最早在中国这一区域内演进之始。在“中国”方面，他认为其空间也不能单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限，还应涉及到自然环境如地理地质地貌方面的变迁。基于李济重新定义后的“中国上古史”，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内出现了自然科学研究的题目。由于在李济的研究概念中，“中国上古史”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手段经过了重新界定，他将中国上古史的史料重新划分为7大类：第一，关于“人类原始”的课题，相关材料大半属于人体解剖学与生物学领域，注意人类起源的问题，是世界性的学问。第二，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包括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等各项研究成果。第三，人类的文化遗迹。这实际上就是关于中国这一区域之内早期人类的史前考古学。第四，体质人类学，研究人类体质，尤其是在最近10000年内的人类体质演变的基本资料。第五，“狭义的”考古学所发掘出来的资料，指过去古器物学家一般所承认的考古资料，大半属于有文字记录的时期，大约是青铜时代及这时代以后的历史。第六，民族学家所研究的有关原始民族的文化与体质的资料。第七，历代传下来的有关秦朝以前的文献纪录，这是研究中国上古史最基本的资料。‘在李济所说的
七种材料中，第一、第三和第五种材料实际上属于考古学3个主要研究领域，即旧石器考古学，新石器考古学，历史考古学，而其余的则都属于考古学的相关或是辅助学科。所以从李济所说的材料范围来看，他是想通过考古学来重新构建中国上古史，所依靠的材料涵盖面相当之广，不仅有人文社会学科还有自然学科，不仅有考古学还有狭义的历史学，可以说李济的这一材料范围的划分，融入了他对中国上古史结构的整体思考，也是他重建上古史的理论精华。这一思想，后来被张光直所继承，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明确提出在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内的整合研究方式。
在中国上古史的基本选题方面，李济仍然沿用了他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中的基本认识，认为中国上古史的两个基本课题，应是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原始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本身，不但是体质人类学的课题，也是文化人类学的课题，更是历史的基本课题。在中国上古史重建中，中国考古学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将考古学资料串联成为一个整体，以此作为新的中国上古史的写作基础。李济认为，新的中国上古史应当以殷墟发掘所得的田野考古资料为基础，这不仅可以使历史学家全面了解殷商文化，而且可以把殷商文化的考古材料与史前的考古材料比较贯穿，通过比较研究找出它们可能的来源，最终将史前文化与历史文化连成一片。
李济不久便将这一系列关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看法运用到实践中。1955年，他去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学，把3篇讲稿编成书，标题就叫《中国文明的开始》，该书于1975年出版。1963年。他在台湾组织了一个中国上古史编纂委员会，自己担任主任委员，还编写有一份《中国上古史编辑要旨》，来指导上古史的编纂工作，力求实现他所主张的利用考古发掘及其他相关资料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愿望。李济在《(中国上古史)编辑计划的缘起及其进行的过程》中认为，50余年来，地下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已经累计到了一个颇为可观的数量，发表的报告不断地透露了远古时代中国民族与文化形成的消息。现在近乎已经到了史学家可以凭借校订比较完整的古籍与发掘出土的实物把中国上古史再作一番整理的时候。这个编辑计划完全是根据审查原始资料的性质而作出的，重心放置在民族的发展与文化的演进两组主题上，目的是编辑一部比较可信的中国上古史。该书至他去世时未能完成，他临终时还引以为憾。由于李济自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远离了中国考古学主流，对中国大陆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他晚年研究的基本课题仍然局限于“中国民族和文化的原始”这两个问题，所掌握的考古发掘材料，也只限于殷墟的材料，这就极大地阻碍了他的中国古史重建工作。而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考古学者们在考古学的发展和中国上古史重建等方面，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四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批史前与夏商周遗址被发现，考古学分期研究也随之扩大到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也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随着60年来中国考古学的迅速发展，中国大陆考古学家初步梳理了史前文化的发展谱系和复杂结构，基本弄清了农业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全国史前经济格局及其对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影响。对聚落都邑的研究又有力促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对夏文化的探索有显著的进展，对商周文化的研究也日益深化，对夏商周时代中原周围的区域诸多青铜文化也有了体系性的认识。
旧石器考古学方面，元谋人、兰田人、郧县人、北京人、和县人、南京人、丁村人、金牛山人、柳江人、大荔人、山顶洞人、涞水人等直立人和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化石以及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构建起了一个距今大约200万年至2万年的古人类体质特征及其文化演化的序列。这就为在世界范围内认识人种起源和中国民族之原始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材料。
新石器考古学方面，中国考古学者们在史语所殷墟发掘的基础上，保持对殷商文化起源的关注。随着龙山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以及一系列龙山文化的发现，中国考古学界针对安特生的仰韶文化分期进行了深入批判性研究。70年代以来，随着各地一系列石器时代遗址早中晚各个阶段代表遗址的确定，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的年代学序列最终确定，历史框架也日渐清晰。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桂林甑皮岩和邕宁顶狮山、河北徐水南庄头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老官台文化、兴隆洼文化、彭头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以及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一系列发现，构建起了距今10000年左右至4000年左右中国新石器文化从早到晚的发展序列及其区系类型体系。
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中国已经形成以粟、黍为代表的北方早作农业系统和以水稻为代表的南方稻作农业系统。这对后世中国历史上经济社会的构成和文化格局的分布有着重大深远的影响。华北地区是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起源地。20世纪50年代在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粟的朽壳，确认了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就已种植粟。370年代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发现的逾百座的粮食窖穴，把中国粟作的历史提早到了距今8000年以前。磁山遗址中窖穴里大量粟的存在表明这不是中国粟作的最初阶段。从这些遗址出土数量较多的粟朽灰和成套的农业工具来看，华北地区以粟、黍为代表的早作农业可能起源得更早。90年代初公布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碳十四年代测年结果表明其年代大约距今10000年左右。虽然在这个遗址中没有发现粟的朽灰，但是其有石磨盘、磨棒等加工谷物的工具以及猪、狗等家畜的存在，为寻找北方粟作农业更早的起源提供了一些线索。南方最早的稻作遗存是70年代发现与发掘的河姆渡遗址，碳十四测年表明此遗址的年代在距今7000至5000年。在遗址的第4层的上部即4A层发现了大量的水稻遗存。经过鉴定，稻谷有粳稻和籼稻两种。籼稻约占60％，属于人工栽培稻的籼亚种中晚稻型水稻，粳稻属于亚洲栽培稻。从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大量稻谷遗存以及大量的农业工具的存在来看，中国的稻作起源应当更早。80年代以后相继发现的湖南澧县彭头山、八十墙、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等遗址表明，中国南方稻作起源可能推至距今万年的时期。
20世纪初殷墟发掘以及甲骨的发现，使得学术界开始普遍关注中国文明的原始问题，并认为中国文明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50年代郑州商城的发现与发掘把中国文明提早到商代早期。50年代末以来，二里头遗址的不断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以及宫殿或宗庙的基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一个都城的观点，这表明中国文明至少应该追溯到夏代。随着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的增多，出土遗迹、遗物越来越丰富，学者们日益觉得二里头文化已经是比较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国文明的诞生可能更早。特别是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大量的带有防御城墙的城，说明中原地区是通过频繁的战争来集中权力，形成最早的国家。龙山时代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陶寺遗址。该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300余万平方米，据放射性
碳素断代并经校正，陶寺遗址的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至前1900年。经过多年连续的工作，考古学家在该地发掘了1300余座不同时期、不同规格的墓葬，获得了一大批重要的随葬品。2002年，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中期的大城和中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贵族居址、中期墓地及大墓、大型仓储区等。其中的中期大城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2003年，在陶寺的最重要的发现——大型圆体夯土建筑，使发掘者推测，其功能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么此圆体建筑就应是中国最早的观象台。于是，龙山时代尤其是龙山时代晚期备受学界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相信，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提早到至少是龙山时代。
近20、30年的考古发现表明，距今5000至4000年的考古遗存不仅有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还有诸如红山文化的坛、庙、冢，良渚文化的瑶山祭坛、反山贵族坟山，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宝山文化的古城址和刻划符号及大量玉器、铜器等具有明显文明特征因素的遗存，这些都为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提供了直接物证。文明起源的探索更重要的成绩是在中原以外的地区发现了代表文明曙光的考古遗存。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以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年代为公元前4200－前3000年。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红山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尤其重要的是，在辽宁建平与凌源县交接处的牛河梁发现了一处红山文化晚期的规模庞大的墓地群兼祭祀中心。。其坛、庙、冢的发现被认为已经率先跨入了国家形态演进的第一阶段，即“古国”阶段。良渚文化是以浙江省余杭市良渚遗址群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反山遗址是人工筑成的贵族坟山，瑶山遗址原来是建造在小山上的祭坛，后来改作贵族墓地。1987年在良渚遗址群中间偏西发现一座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台城”，其上有数万平方米的夯土基址，推测其是大型礼仪性建筑地基。这个文化已经具备相当发达的稻作、蔬果农业，竹、丝、麻制作工艺，更令人瞩目的是它的玉器，有琮、璧、璜、钺及动物形饰。玉琮上有近似微雕的王者形象或者神徽。良渚遗址群等级之高、规模之大、遗迹之丰富，成为良渚文化的中心。有学者甚至认为当时已经是文明社会，只是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还没有形成一尊统治的局面，而是被众多权贵分割统治的若干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的发现与发掘，反映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起源的过程。石家河遗址群位于湖北天门石河镇，年代约在公元前2600--2000年，是石家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聚落中心。以稻作农业为主。在遗址群中的邓家湾遗址发现了铜块和炼铜原料孔雀石，标志着冶铜业的出现。邓家湾遗址的个别地段，还集中出土了大批小型陶塑，有的一座坑中竟达数千件之多。琢玉工艺崛起，特色鲜明，玉器有人面雕像、兽面雕像、玉蝉、玉鸟、块、璜形器等，都属于小型玉器。石家河文化晚期大小墓差别悬殊，其中的肖家屋脊遗址一座大型土坑墓长3米多，随葬品百余件；另一座成人瓮棺中有小型玉器56件，是玉器数量最多的墓葬。钟祥六合遗址大多数瓮棺内随葬玉石器及玉石料。这些都表明，人们以玉器为财富。这些考古发现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方式、途径等重大学术问题具有深远意义。
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年代都比中原龙山文化年代早，而且发展水平也非常高。这些考古发现进一步验证和发展了顾颉刚“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的观点，‘改变了人们原有把黄河流域看成文明发源核心的“中国文明一元起源论”，提出了“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说”。而且各个地区都在向文明国家迈进，只是在夏代初年黄河流域中游的社会组织首先迈入国家的门槛，从此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
夏商周三代考古方面，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从考古学上找到了可以与有关文献记载联系起来探索夏文化的直接对象。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地区针对“夏墟”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二里头遗址。1977年，夏鼐用“二里头文化”来命名分布在豫西晋南地区的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此类遗存。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陶器、石器等遗物，还发现了宫殿、宗庙、贵族宅第、手工业作坊、墓葬等内容丰富的遗迹。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区域是河南西部伊洛流域，随着二里头文化的不断发展，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开始凸现，后来的商人西进、周人东伐都是以占据中原地区为目的。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来看，它是夏时期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区域内最发达、势力最强盛的文化，在这个地区发展出了灿烂辉煌的夏商周青铜文明。
先商文化、先周文化及夏商时期周边地区诸如岳石文化、夏家庄下层文化、吴城文化、马桥文化、三星堆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青铜文化的发现，为研究商、周文化渊源、中原文化与周边关系展现了广阔前景。特别是夏商周时期在中原地区以外的考古发现，给“中原中心论”的上古史观以极大的冲击，并重新绘制了上古史的地图。三星堆文化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主要是指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第二期文化内涵，时代相当于公元前1900－前1250或前1700－前1150年。三星堆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围绕着宽厚堆土城墙的古城都邑的面积达3平方公里。城中有宫殿区、作坊区等空间功能区分。城南三星堆一带是著名的神庙与祭祀遗址所在，在此发现了埋藏有大量面具、人像、神树、容器等金、青铜、玉、石、象牙物的器物坑。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表明，长江上游也有自己发达的青铜文化，并且与中原文化有过密切的接触和交流。在江西发现的吴城文化同样引人注目，其文化发展水平之高，表明这可能也是当时一个文化中心。遗址中大量的陶文和符号等实物资料，表明殷商时期赣鄱地区并非荒服之地，而是高度发达的文明区域。铸铜遗迹、工具和精美的青铜器的出土，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这里就和中原一样，熟练地掌握了铸造技术，生产高质量的青铜器，这解决了南方地区在殷商时期能否铸造青铜器的重大学术问题。大量的完整器物，特别是40多种印纹陶纹样，是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和年代学的“标尺”。
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遗址、洹北商城、邢台东先贤遗址、安阳殷墟等的发现，为研究商文化从早到晚的演变和都邑变迁找到了重要线索。20世纪50年代初，河南郑州二里岗发现比殷墟年代还早的“二里岗期”商文化。。随后，又在郑州地区先后发现了两座商代早期都城级商城，即1956年郑州商城和1983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一座有夯土城垣的商代城遗址，内城有3平方公里以上，外城近20平方公里。城内遗迹遗物较为丰富，有大型的宫殿区、墓葬、铜器作坊和窖藏、手工业作坊、蓄水排水设施等。偃师商城规模庞大，宫城内宫殿建筑密集，其二号宫殿是我国目前商代早期最大的宫殿单体建筑。这两座商代早期商城的发现，将商代的信史从晚期推至早期，涵盖了整个商代。而且，为商文化的分期，乃至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分期都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材料。邹衡就曾以郑州出土的早商材料建立了商代早期的文化分期，联系殷墟的文化分期，使整个商代的年代序列初具规模。以此为基础，上承二里头文化分期，下接两周文化分期，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分期也呈现在世人的眼前，从而中国考古学的基础性框架式研究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成果。
西周和东周都城、墓地、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发掘以及战国简帛文献的出土，为研究封国都邑地望、礼仪制度和社会结构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提供了实物资料。东周时期铁制品在多处地点的不断发现成为研究中国从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过渡的可靠素材。
总之，在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中国上古史重建的任务又重新回到了考古学者的视野里。先行者已经开始为如何重建中国古史进行框架内的理论思考，并提出根植于田野考古学基础之上的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说”，为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苏秉琦依据基础研究所提供的考古学材料，先后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古文化、古城、古国”研究文明起源、形成的三步骤；“裂变、撞击、熔合”文明产生的三形式；“古国、方国、帝国”文明发展的三阶段；“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文明起源的三类型；以及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这都成为指导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和方法。1991年，苏秉琦连续著文，倡议重建中国史前史，其要髓是号召中国考古学研究重点从搭建历史框架的研究转向研究这个框架里面的历史内容上来。苏秉琦重建中国上古史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实践举措就是在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负责编写《远古时代》卷。2006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本着多学科融合、文物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宗旨，组织专家编撰4卷本《中华文明史》。其中第1卷充分利用夏商周最新考古学成果，全面探讨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揭示了若干文明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这都标志着考古学在中国上古史重建中从此进入到一个新境界。虽然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工作有着艰巨性和长期性，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在路上。
[作者黄海烈(1979年－)，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讲师130012]
[蒋刚(1977年－)，重庆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副教授400047]
(责任编辑：李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