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测算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吴武林+周小亮
〔摘要〕 包容性绿色增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是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成果共享、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运用熵权法测算中国1999-2015年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及维度指数的结果表明：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问题十分突出，东部经济强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整体领先，但也表现出停滞不前或降低态势；中西部经济弱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普遍落后，但多数省份呈现显著上升态势；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省际差距明显，但总体趋势在缩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有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其溢出效应则抑制相邻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有正向影响；而城镇化水平能促进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但对相邻地区却存在抑制作用。
〔关键词〕 包容性绿色增长；收入效应；社会机会效应；环境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1-0027-11
一、引言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等突出问题，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可以归结为传统增长方式的“包容性”不强和“绿色”缺失所致。十九报告还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则处于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时期。因此，如何在保障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和资源环境改善，增强人民的获得感，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Nag（2012）曾经指出亚洲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同时追求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两者是同步的过程，而不应该单独进行。〔1〕根据具体国情，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设置了一个走“包容性绿色增长”之路的愿景。事实上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提出为中国解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契机和方向，是“五大发展理念”内涵的高度概括，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内在要求。尤其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方式将帮助中国解决社会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等问题（Khoday和Perch， 2012）。〔2〕然而，目前对于什么是包容性绿色增长，如何评价包容性绿色增长，以及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因素等核心问题的探讨尚无明确结论。本文将针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期更完整地界定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内涵，进而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实践成效，实证分析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因素，从而探索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实现路徑。
二、包容性绿色增长：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方式
包容性绿色增长在2012年“里约+20”峰会被首次提出，目的是将工业化国家的利益同绿色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的包容性增长相结合。2016年3月，随着联合国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公布，许多国家开始采用以“包容性绿色增长”为核心的新发展战略〔3〕（Albagoury， 2016）。World Bank（2012）指出，为了满足世界贫困人口迫切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经济必须保持快速增长，但如果增长不具备绿色和包容性特质，长期而言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应倡导包容性绿色增长以实现可持续发展。〔4〕
有关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定义可谓莫衷一是，概括起来现有结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进行界定，例如，World Bank（2012）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属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强调可持续发展需要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而具备包容性与对环境友好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5〕世界银行的观点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能够清洁、有效率地利用自然资源，能够控制污染对环境的影响，并且这种增长具有包容性（Spratt，2013）。〔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则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支柱，基于公平、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原则，通过创造绿色就业、可持续能源、低碳技术和可持续的城市生活而减少贫困（Spratt，2013）。〔7〕二是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进行界定，例如，Slingerland和Kessler（2015）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必须强调增长是包容性和绿色的，增长考虑社会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增长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提高社会福利。〔8〕Bouma和Berkhout（2015）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强调增长、绿色和包容性之间的权衡，存在短期与长期的、社会与环境的成本和效益，需要同时考虑当前和未来几代人的福利增长。〔9〕Albagoury（2016）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种同时提高当代人和后代人福利的经济增长方式。〔10〕Dhingra（2015）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种能够产生广泛利益、确保所有人机会均等的增长，有助于扩大获取机会、能力和安全的规模与范围。〔11〕综上分析，现有文献的结论主要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没有阐明包容性绿色增长与绿色增长、包容性增长的内在逻辑关系；二是忽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核心要义在于“包容性”“绿色”和“增长”三者的协调并进特征，即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系统相辅相成。
本文以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两大理念的有机结合，要求经济增长必须同时具备可持续性、包容性和对生态环境友好的特质，因此它是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绿色增长强调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必须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自然资源有效利用〔12〕（OECD，2011；UNEP，2011；Dinda，2013），重点是关注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性。包容性增长强调增长的可持续性、机会平等、收入分配公平和减少贫困〔13〕（Ali和Son，2007；Rauniyar和Kanbur，2010；Klasen，2010），重点是关注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性。显然，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都强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时各有侧重，即绿色增长侧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相辅相成，包容性增长侧重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协调并进。对此，Albagoury（2016）概括性地指出，包容性增长更关注当代人的福利，而绿色增长更关注后代人的福利。〔14〕进一步的，绿色增长不一定是包容性的，绿色增长的结果可能有利于穷人，也可能使穷人遭受更多的不公平，正如Resnick等（2012）指出，由于转向绿色增长战略，穷人可能成为潜在的输家〔15〕，但这取决于政府是否制定了足够重视穷人利益、确保穷人平等分享绿色增长成果的特殊政策。经济增长应该有效利用自然资源，而对于环境污染及相关不利影响则应力争最小化，使增长结果具有包容性〔16〕（Nagaraja，2016）。以上观点表明，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都无法单独反映现阶段中国发展的新内容和新要求，需要倡导内容更丰富、内涵更全面、逻辑更新颖的包容性绿色增长理念。
相比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包容性绿色增长拥有更为丰富和全面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增长过程的全民平等参与是其逻辑起点，增长内容的协调可持续是其理论特征，增长成果的全民共享是其应有之义，增长促进收入水平提高和贫富差距缩小是其核心要义，增长提供就业机会和提升社会平等是其价值取向，增长改善环境质量和提升资源效率是其本质要求。只讲绿色和包容而不求增长，是缘木求鱼；只求增长而忽视绿色和包容，是竭泽而渔。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核心在于“既要绿色和包容，又要增长”，强调“包容”“绿色”和“增长”三者协调并举和不可偏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重新诠释经济、社会与环境三者的关系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扭转资源环境困局，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因此，本文将包容性绿色增长定义为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成果共享、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系统相辅相成的重要途径。
三、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算评价
（一）指标体系构建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个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关联维度的综合概念，不能以单一指标衡量，需要构建一个由多维度、多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进行测算，从而获得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现有文献中关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算分析仍然鲜见，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增长（李晓西等，2014；郭玲玲，2016）和包容性增长（于敏和王小林，2012；郭苏文，2015）两方面。〔17〕通过梳理发现，当前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选取基础指标时主要考察经济与社会、抑或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关系，忽略增长过程中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应该协调并举，即经济增长既要讲绿色，又要讲社会包容性；二是基础指标选取过于简单化，不能全面地反映相关概念的真实水平。
本文根据包容性綠色增长的理论内涵，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系统出发，同时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绿色化问题，将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概括为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经济增长的社会机会效应、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三个维度，并按照全面性、代表性和可获得性原则分别选取三个维度的有关基础指标共同构成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标体系，以期能够更全面客观地揭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绿色化”水平，结果如表1所示。
1.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
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是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核心要义，是改善民生和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同时重视数量和质量目标。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包括增长水平和收入水平两方面，共含六项基础指标：（1）增长水平选择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和第三产业比重三项基础指标作为代理变量。其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反映一个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体现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第三产业比重标志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方向，这三项基础指标分别从经济增长的数量、速度和结构共同反映经济增长水平。（2）收入水平选择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比三项基础指标作为代理变量。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指农村住户当年所有收入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城镇居民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该比值越大，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但依然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十分明显，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仍然有待提高。而相关的三项基础指标分别体现了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客观地揭示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的中国城乡发展失衡状况和增长成果分配不包容问题。
2.经济增长的社会机会效应
经济增长的社会机会效应是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价值取向，强调经济增长对机会平等、过程公平、成果共享的包容性。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经济增长的社会机会效应包括市场机会、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和医疗机会四方面，共含八项基础指标：（1）市场机会选择本地市场潜力和国内市场潜力作为代理变量，这两项基础指标从需求侧反映一个区域潜在的经济机会，强调所有周边地区及自身对本地区产品的潜在需求。按照通常做法，利用本地市场潜力和国内市场潜力的计算公式即可获得指标数据：LMQi=（pi×pGDPi）/dii，DMQi=∑30j=1（EDi×EDj/dij）。其中，dii=Ai，i，j均表示省份；LMQ，DMQ，pGDP，ED，P，A分别表示本地市场潜力、国内市场潜力、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经济密度、人口密度、省域面积；dii是省内距离，dij是两省之间的距离，用省会城市之间的铁路里程表示。（2）就业机会选择二三产业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代理变量。二三产业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从正向和逆向反映一个地区的社会就业水平，二三产业就业率越高、城镇登记失业率越低，说明该地区整体就业机会越充足，人们在参与经济增长过程中拥有更加平等的发展机会。（3）教育机会选择教育经费投入强度和每万人拥有的教育资源作为代理变量。教育经费投入强度是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每万人拥有的教育资源是指每万人拥有的各类学校数量，两者作为衡量教育机会的基础指标反映人们平等地享有和使用教育资源的权利。其中，各类学校数量包括高等学校、普通中学、普通小学、特殊教育学校、职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因数据缺失严重而予以剔除。（4）医疗机会是指人们公平地享有保障自身健康的基本医疗资源，通常选择代表性的医生数和床位数两项基本医疗条件衡量医疗机会水平，具体指标为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和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3.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
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是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本质要求，强调的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相辅相成，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约束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将有效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在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包括绿色生产与消费、环境复原与保护两方面，共含8项基础指标：（1）绿色生产与消费选择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废水排放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硫排放量4项基础指标作为代理变量。提高能源效率和降低污染排放是促进绿色生产与消费的关键途径，绿色生产与消费的实现将有效节约资源、提升经济增长的环境效益。这4项基础指标从逆向共同反映生产与消费的绿色化水平，其指标值越小，说明能源效率越高、相关污染排放水平越低，则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绿色生产与消费水平越高。（2）环境复原与保护选择水环境自净能力、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自然保护区占辖区面积比重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强度4项基础指标作为代理变量。其中，水环境自净能力作为环境复原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环境维护自身净化的一种自然趋势，体现了生态环境自我保护的特殊功能。按照通常做法，利用水环境自净能力的计算公式即可获得指标数据，具体表达式为：M=4logR。该式中，M表示自净能力等级，R表示产水模数，即本地区水资源总量与省域面积的比值。城市公共绿地和自然保护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自然保护区占辖区面积比重越大，表明城市和辖区的绿化水平越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是环境治理主体为了修复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系统而采取的一系列环境治理投入措施，是弥补人类活动给环境造成负面效应的有效手段。由于我国工业生产活动是环境污染排放的主要源头，因此采用“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强度的具体指标。
本文样本数据来源于2000-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二氧化碳数据来自CEADs数据库。为了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折算成以1999年为基期的实际值。
（二）测算方法说明
测算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关键环节是指标权重的设置，当前常用的权重确定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本文选择使用典型的客观赋权法——熵权法，根据指标的信息熵和相关信息量计算指标权重，然后基于权重将所有指标进行加权，最终获得综合得分。相对于主观赋权法，熵权法具有计算精度高、适用范围广和不易受主观因素影响等优点，因此结果更贴近实际。熵权法测算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基本思路如下：
1.原始数据无量纲化处理。由于不同指标的属性和含义不相同，无法直接计算，必须先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根据指标属性，本文运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作如下转换：
（三）测算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1999-2015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乏，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的面板数据，根据熵权法进行指标赋权，测算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指数、经济增长的社会机会效应指数和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指数，并以年平均值形式呈现，结果如表2至表5所示。
根据表2，1999-2002年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別为0.7616、0.5273和0.3844；最低的省份是河南、重庆和贵州，分别为0.1541、0.1382和0.1343。2003-2006年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7523、0.4991和0.3949；最低的省份是河南、重庆和贵州，分别为0.1572、0.1501和0.1386。2007-2010年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6947、0.4884和0.3799；最低的省份是河北、河南和贵州，分别为0.1754、0.1654和0.1651。2011-2015年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6733、0.4884和0.3799；最低的省份是河北、山西和河南，分别为0.1905、0.1859和0.1834。纵观1999-2015年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北京、上海和吉林表现出下降态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和广东总体保持稳定状态，山西和辽宁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倒U形状，而黑龙江、江西、海南、云南、陕西、青海、宁夏和新疆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U形状态，其余省份则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
根据表3，1999-2002年收入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浙江，分别为0.2181、0.1851和0.1338；最低的省份是云南、贵州和甘肃，分别为0.0321、0.028和0.0275。2003-2006年收入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浙江，分别为0.2047、0.1741和0.1346；最低的省份是云南、甘肃和贵州，分别为0.0348、0.0312和0.0296。2007-2010年收入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1781、0.1591和0.1198；最低的省份是山西、甘肃和新疆，分别为0.0414、0.033和0.0324。2011-2015年收入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1805、0.1693和0.1504；最低的省份是新疆、河南和青海，分别为0.0504、0.0496和0.0481。纵观1999-2015年收入效应指数，北京、上海、浙江、江西和广东呈现下降态势，福建、宁夏、新疆和黑龙江表现为先降低后上升态势，河北、辽宁、广西和青海总体保持稳定状态，其余省份呈现波动上升态势。
根据表4，1999-2002年社会机会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4746、0.2449和0.172；最低的省份是贵州、四川和广西，分别为0.0376、0.0361和0.0348。2003-2006年社会机会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浙江，分别为0.4847、0.2333和0.1788；最低的省份是江西、四川和广西，分别为0.0391、0.0363和0.0358。2007-2010年社会机会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4637、0.2605和0.1942；最低的省份是四川、福建和湖北，分别为0.0453、0.044和0.0405。2011-2015年社会机会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4459、0.2561和0.2102；最低的省份是湖南、内蒙古和黑龙江，分别为0.0483、0.0468和0.045。纵观1999-2015年社会机会效应指数，吉林、上海、内蒙古和黑龙江表现出下降态势，湖北、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表现为先降低后上升态势，河北、山西和辽宁总体保持稳定状态，其余省份呈现波动上升态势。
根据表5，1999-2002年环境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云南、广东和四川，分别为0.1263、0.1178和0.1086；最低的省份是陕西、重庆和山西，分别为0.0555、0.0463和0.0461。2003-2006年环境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四川、广东和云南，分别为0.1291、0.1086和0.1054；最低的省份是宁夏、陕西和重庆，分别为0.0568、0.0522和0.0466。2007-2010年环境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四川、广东和山东，分别为0.1133、0.1113和0.102；最低的省份是河南、贵州和上海，分别为0.0584、0.0575和0.0529。2011-2015年环境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广东、四川和内蒙古，分别为0.1216、0.1181和0.1048；最低的省份是河南、山西和上海，分别为0.0569、0.0525和0.0469。纵观1999-2015年环境效应指数，河北、内蒙古、江西、山东、重庆、四川和陕西表现出波动上升态势，北京、天津、上海、河南、湖南、云南和新疆呈现下降态势，江苏、福建、湖北和青海总体保持稳定状态，而山西、甘肃和辽宁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状态，其余省份则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U形状态。
综合而言，1999-2015年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经济强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整体领先，但也有停滞不前或者降低的态势，这些省份主要来自东部地区，其因一方面得益于较高的收入效应指数和社会机会效应指数，另一方面则受收入效应指数和环境效应指数显著下降制约；第二，经济弱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普遍落后，但多数省份表现出显著上升态势，这些省份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原因为相关省份的三个维度指数偏低，但总体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第三，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省际差距明显，但总体是缩小态势，例如1999-2002年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前三位均值（0.5578）是后三位均值（0.1422）的3.9倍，但2011-2015年的相应均值差距降低到3倍。由此可见，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问题十分突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尤其显著，通过研究明确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因素显得愈发急迫。
四、包容性绿色增长影响因素的空间面板模型分析
（一）解释变量描述
关于包容性绿色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缺乏，相关文献集中在绿色增长（钱争鸣和刘晓晨，2013；斑斓和袁晓玲，2016）和包容性增长（马强文和任保平，2012；刘长庚等，2016）两方面〔18〕，这些研究在影响因素的选择上相对集中，在方法的使用上比较多元化。考虑到所有经济社会活动总是基于一定空间范围的，本文選择空间面板模型探讨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因素。借鉴上文分析，结合包容性绿色增长理论内涵，引入技术创新（Tech）和经济制度变迁（Inst）作为核心变量，选择人均受教育程度（Edu）、基础设施水平（Infra）和城镇化水平（Urban）作为控制变量。
技术创新指标在现有研究中所选择的代理变量存在不一致情况，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技术创新投入；二是技术创新产出。由于技术创新具有多要素投入和多种类产出的特点，使用单一指标反映技术创新水平显然不全面。本文采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每百万人口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作为技术创新投入指标，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重、每百万人口专利申请授权数作为技术创新产出指标，并运用熵权法将四个指标合成技术创新指数以综合反映技术创新水平。
经济制度变迁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包容性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本文将从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产权多元化程度和开放程度四方面反映经济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用“非国有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表示，其中非国有资产投资包括自筹投资、外资投资和其他投资；政府干预程度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表示，比重越大，说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强；产权多元化程度用“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表示，比重越大，说明非国有经济的多元化水平越高；开放程度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表示，比重越大，说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越大。运用熵权法将上述四个指标合成综合指数以衡量经济制度变迁。
国民教育不仅是技术进步的根本保障，也是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的重要途径，因此有可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影响。本文采用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反映人均受教育程度，将各阶段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设定为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则有：Eduit=6Primit+9Midit+12Highit+16Univit，其中Primit，Midit，Highit，Univit分别表示i省份t年的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数占6岁以上人口总数的比重。
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成果惠及民生的重要体现，是增进社会福利的主要途径。本文采用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作为反映基础设施建设的指标。交通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水运和航空等，1999-2015年中国公路和铁路总客运量占全国98%，总货运量占全国87%，因此公路和铁路能较好地反映交通基础设施的存量水平。本文以公路和铁路密度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代理变量，具体以“公路和铁路的总里程除以省域面积”计算。
城镇化是驱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相对于农村，城镇的资源依赖性更加突出，但城镇在改善民生福利、提高资源效率和污染治理水平方面拥有绝对的制度和技术优势。城镇化对于人均收入水平、城乡发展差距和社会就业显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作为反映城镇化水平的指标。
（二）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空间面板模型的使用必须满足被解释变量存在空间相关性的条件，Moran指数是判断某一属性是否具备空间相关性的典型指标。根据Moran（1950）的公式〔19〕，本文基于Rook邻近矩阵，以对数形式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LnIGG）为观测值，计算1999-2015年全局Moran指数，结果如表6所示。根据表6，1999-2015年LnIGG的Moran值大致在0.189-0.292区间内变化，且至少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在全局范围内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即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较高的省份一般倾向与其他高水平省份相邻，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较低的省份一般倾向与其他低水平省份相邻，各省份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并非呈现随机分布状态，而是表现为“俱乐部”式集群样态。这也说明省际外部性是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将空间影响因子纳入计量模型。
式（5）中，λt和μi分别表示时间和空间的特定效应，但属于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有待进一步检验（见表7）。根据表4的固定效应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的LR统计量分别为774.44和139.71，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模型的空间和时间效应均显著存在。基于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LM检验结果显示，对于空间滞后影响，传统的LM检验和稳健LM检验均在1%或10%水平上显著，说明SLM模型成立；对于空间误差影响，传统的LM检验均在1%或5%水平上显著，但稳健LM检验在包括时间固定效应、双固定效应时不显著，说明接受SEM模型不成立的原假设。
式（6）中，Wij是根据Rook原则构建的0-1空间权重矩阵，x′jt是由5个解释变量组成的1×5维空间滞后解释变量向量；θ是5×1维不随时间变化的待估参数向量。根据表5可知，在双固定效应和双随机效应模型下，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的Wald统计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SDM模型优于SLM模型和SEM模型。最后，Hausman检验的统计量为8.3693，对应P值为0.6799，不能拒绝λt和μi属于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因此本文选择比SLM模型和SEM模型更广义的形式，即双随机效应SDM模型。这是因为固定效应模型的空间单位数量较多，估计参数的增多会降低自由度，而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能有效避免自由度的损失，从而获得更准确的实证结果。
根据表8第三列，除空间滞后变量W*LnUrban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外，其余变量的估计系数都至少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包容性绿色增长不仅受本地区技术创新、经济制度变迁、人均受教育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影响，还受到邻近地区技术创新、经济制度变迁、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表明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高将对相邻地区产生积极影响。
具体而言，LnTech的估计系数为0.038，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本地区技术创新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弱。而W*LnTech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相邻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将抑制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可能的原因：其一技术创新短期内不一定促进增长方式转变，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对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21〕；其二技术创新内容缺乏合理安排，技术创新取向可能更侧重经济效应，忽视社会和环境效应，这种增长导向型的技术创新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但不一定有利于提高增长的绿色和包容性；其三地区竞争可能促使创新资源集聚分布，技术创新水平领先省份往往经济发达，而这些地区凭借优势汇集了大量人才和资金，导致相邻地区创新资源相对流失，并最终制约包容性绿色增长进程的推进。
LnInst的估计系数为0.135，且在1%水平上显著，意味着经济制度变迁指数每提升1%，将促使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提高0.135%，说明本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正向作用。而W*LnIns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相邻地区经济制度变迁的加强将抑制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可能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中国告别原先的计划经济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更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极大地激发了经济活力，显著地增进了人均收入、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二是全面深化改革，政府逐步减少了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增强服务意识，更加重视经济、社会和自然三大系统的协调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推进包容性绿色增长奠定了基础；三是经济制度是地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仅能优化本地区资源配置，还能有效地吸引相邻地区的要素流入，进一步服务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显然会对相邻地区产生负外部性，从而制约包容性绿色增长进程。
此外，lnEdu、LnInfra和LnUrban的估计系数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人均受教育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将显著促进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高。W*lnEdu和W*LnInfra的估计系数也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邻地区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反过来也验证了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具有显著溢出效应。而W*LnUrban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相邻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变动对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三）空间影响效应分解
LeSage和Pace（2009）认为使用空间回归模型的点估计检验空间变量是否存在溢出效应而获得的结论有偏误，并提出应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按来源不同，利用求偏微分法将其系数估计值分解为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22〕本文基于SDM模型的估计结果，得到技術创新、经济制度变迁和控制变量在随机效应模型下的变动及其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产生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结果如表9所示。
根据表9，LnTech和LnInst对LnIGG的直接效应估计系数为正，溢出效应估计系数为负，且至少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技术创新和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即技术创新和经济制度变迁对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但两者的溢出效应将抑制相邻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具体而言，LnTech对LnIGG的直接效应估计系数为0.036，溢出效应估计系数为-0.145，总效应估计系数为-0.109，表明技术创新水平每提升1%，将导致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下降0.109%。其中，本地区技术创新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提升作用为0.036%，而相邻地区技术创新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抑制作用为0.145%。LnInst对LnIGG的直接效应估计系数为0.133，溢出效应估计系数为-0.096，总效应估计系数为0.037，表明经济制度变迁每提升1%，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将提高0.037%。其中，本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提升作用为0.133%，而相邻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抑制作用为0.096%。通过比较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发现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小于溢出效应，而经济制度变迁的直接效应大于溢出效应，表明技术创新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负外部性超过正外部性，而经济制度变迁的效果相反。
此外，lnEdu和LnInfra对LnIGG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和总效应均为正，且至少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均有正向作用。lnEdu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和总效应估计系数分别为0.726、0.756和1.482，表明人均受教育程度每提升1%，将促使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提高1.482%，其中，本地区和相邻地区人均受教育程度的作用分别为0.726%和0.756%，说明人均受教育程度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基本相当。LnInfra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和总效应估计系数分别为0.06、0.108和0.168，表明基础设施水平每提升1%，将促使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提高0.168%，其中，本地区和相邻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作用分别为0.726%和0.756%，说明基础设施水平的溢出效应是直接效应的近两倍。城镇化水平虽然在直接效应上明显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但相邻地区的溢出效应和总效应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所以，应科学安排城镇化速度、提高城镇化质量，充分释放城镇化过程中的发展红利和溢出效应。
五、主要結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重新界定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内涵，从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社会机会效应和环境效应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测算了1999-2015年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及维度指数，运用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有：第一，东部经济强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整体领先，但也表现出停滞不前或降低态势，中西部经济弱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普遍落后，但多数省份呈现显著上升态势；第二，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省际差距明显，但总体趋势在缩小；第三，技术创新和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即技术创新和经济制度变迁对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溢出效应将抑制相邻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第四，包容性绿色增长不仅受本地区人均受教育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正向作用，也受到邻近地区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的正向作用，但邻近地区城镇化水平会抑制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
上述研究结论对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路径选择具有明确的政策意义。首先，提高经济增长的绿色和可持续性，关键应重视技术创新，提高技术成果的转化率及其对经济绿色增长的贡献。具体措施是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合理安排技术创新的方向与内容，重点开展有助于资源效率提高和生态环境改善的绿色技术发明与推广。其次，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现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提升。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应重点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为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缓解社会不平等程度；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发挥产权清晰产生的效率优势，促进国企和民企在不同领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配合；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制度理念，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再次，合理安排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投入，政府应从政策上对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农村加以倾斜，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的提升工作，大力推进精准脱贫、帮助贫困群体致富，消除社会矛盾与贫困代际转移，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科学推动城镇化和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促进资源在城乡之间、省份之间合理流动，引导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从东部流向中西部，最终缩小城乡之间、省份之间的差距。最后，建立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绩评价机制，引导和鼓励各级管理部门按照包容性绿色增长目标主动作为，全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增长的绿色化和包容性水平，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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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琦）
〔摘要〕 包容性绿色增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是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成果共享、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运用熵权法测算中国1999-2015年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及维度指数的结果表明：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问题十分突出，东部经济强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整体领先，但也表现出停滞不前或降低态势；中西部经济弱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普遍落后，但多数省份呈现显著上升态势；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省际差距明显，但总体趋势在缩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有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其溢出效应则抑制相邻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有正向影响；而城镇化水平能促进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但对相邻地区却存在抑制作用。
〔关键词〕 包容性绿色增长；收入效应；社会机会效应；环境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1-0027-11
一、引言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等突出问题，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可以归结为传统增长方式的“包容性”不强和“绿色”缺失所致。十九报告还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则处于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时期。因此，如何在保障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和资源环境改善，增强人民的获得感，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Nag（2012）曾经指出亚洲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同时追求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两者是同步的过程，而不应该单独进行。〔1〕根据具体国情，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设置了一个走“包容性绿色增长”之路的愿景。事实上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提出为中国解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契机和方向，是“五大发展理念”内涵的高度概括，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内在要求。尤其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方式将帮助中国解决社会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等问题（Khoday和Perch， 2012）。〔2〕然而，目前对于什么是包容性绿色增长，如何评价包容性绿色增长，以及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因素等核心问题的探讨尚无明确结论。本文将针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期更完整地界定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内涵，进而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实践成效，实证分析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因素，从而探索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实现路徑。
二、包容性绿色增长：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方式
包容性绿色增长在2012年“里约+20”峰会被首次提出，目的是将工业化国家的利益同绿色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的包容性增长相结合。2016年3月，随着联合国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公布，许多国家开始采用以“包容性绿色增长”为核心的新发展战略〔3〕（Albagoury， 2016）。World Bank（2012）指出，为了满足世界贫困人口迫切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经济必须保持快速增长，但如果增长不具备绿色和包容性特质，长期而言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应倡导包容性绿色增长以实现可持续发展。〔4〕
有关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定义可谓莫衷一是，概括起来现有结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进行界定，例如，World Bank（2012）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属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强调可持续发展需要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而具备包容性与对环境友好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5〕世界银行的观点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能够清洁、有效率地利用自然资源，能够控制污染对环境的影响，并且这种增长具有包容性（Spratt，2013）。〔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则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支柱，基于公平、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原则，通过创造绿色就业、可持续能源、低碳技术和可持续的城市生活而减少贫困（Spratt，2013）。〔7〕二是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进行界定，例如，Slingerland和Kessler（2015）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必须强调增长是包容性和绿色的，增长考虑社会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增长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提高社会福利。〔8〕Bouma和Berkhout（2015）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强调增长、绿色和包容性之间的权衡，存在短期与长期的、社会与环境的成本和效益，需要同时考虑当前和未来几代人的福利增长。〔9〕Albagoury（2016）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种同时提高当代人和后代人福利的经济增长方式。〔10〕Dhingra（2015）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种能够产生广泛利益、确保所有人机会均等的增长，有助于扩大获取机会、能力和安全的规模与范围。〔11〕综上分析，现有文献的结论主要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没有阐明包容性绿色增长与绿色增长、包容性增长的内在逻辑关系；二是忽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核心要义在于“包容性”“绿色”和“增长”三者的协调并进特征，即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系统相辅相成。
本文以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两大理念的有机结合，要求经济增长必须同时具备可持续性、包容性和对生态环境友好的特质，因此它是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绿色增长强调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必须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自然资源有效利用〔12〕（OECD，2011；UNEP，2011；Dinda，2013），重点是关注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性。包容性增长强调增长的可持续性、机会平等、收入分配公平和减少贫困〔13〕（Ali和Son，2007；Rauniyar和Kanbur，2010；Klasen，2010），重点是关注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性。显然，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都强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时各有侧重，即绿色增长侧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相辅相成，包容性增长侧重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协调并进。对此，Albagoury（2016）概括性地指出，包容性增长更关注当代人的福利，而绿色增长更关注后代人的福利。〔14〕进一步的，绿色增长不一定是包容性的，绿色增长的结果可能有利于穷人，也可能使穷人遭受更多的不公平，正如Resnick等（2012）指出，由于转向绿色增长战略，穷人可能成为潜在的输家〔15〕，但这取决于政府是否制定了足够重视穷人利益、确保穷人平等分享绿色增长成果的特殊政策。经济增长应该有效利用自然资源，而对于环境污染及相关不利影响则应力争最小化，使增长结果具有包容性〔16〕（Nagaraja，2016）。以上观点表明，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都无法单独反映现阶段中国发展的新内容和新要求，需要倡导内容更丰富、内涵更全面、逻辑更新颖的包容性绿色增长理念。
相比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包容性绿色增长拥有更为丰富和全面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增长过程的全民平等参与是其逻辑起点，增长内容的协调可持续是其理论特征，增长成果的全民共享是其应有之义，增长促进收入水平提高和贫富差距缩小是其核心要义，增长提供就业机会和提升社会平等是其价值取向，增长改善环境质量和提升资源效率是其本质要求。只讲绿色和包容而不求增长，是缘木求鱼；只求增长而忽视绿色和包容，是竭泽而渔。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核心在于“既要绿色和包容，又要增长”，强调“包容”“绿色”和“增长”三者协调并举和不可偏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重新诠释经济、社会与环境三者的关系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扭转资源环境困局，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因此，本文将包容性绿色增长定义为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成果共享、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系统相辅相成的重要途径。
三、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算评价
（一）指标体系构建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个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关联维度的综合概念，不能以单一指标衡量，需要构建一个由多维度、多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进行测算，从而获得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现有文献中关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算分析仍然鲜见，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增长（李晓西等，2014；郭玲玲，2016）和包容性增长（于敏和王小林，2012；郭苏文，2015）两方面。〔17〕通过梳理发现，当前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选取基础指标时主要考察经济与社会、抑或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关系，忽略增长过程中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应该协调并举，即经济增长既要讲绿色，又要讲社会包容性；二是基础指标选取过于简单化，不能全面地反映相关概念的真实水平。
本文根据包容性綠色增长的理论内涵，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系统出发，同时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绿色化问题，将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概括为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经济增长的社会机会效应、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三个维度，并按照全面性、代表性和可获得性原则分别选取三个维度的有关基础指标共同构成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标体系，以期能够更全面客观地揭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绿色化”水平，结果如表1所示。
1.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
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是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核心要义，是改善民生和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同时重视数量和质量目标。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包括增长水平和收入水平两方面，共含六项基础指标：（1）增长水平选择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和第三产业比重三项基础指标作为代理变量。其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反映一个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体现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第三产业比重标志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方向，这三项基础指标分别从经济增长的数量、速度和结构共同反映经济增长水平。（2）收入水平选择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比三项基础指标作为代理变量。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指农村住户当年所有收入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城镇居民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该比值越大，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但依然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十分明显，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仍然有待提高。而相关的三项基础指标分别体现了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客观地揭示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的中国城乡发展失衡状况和增长成果分配不包容问题。
2.经济增长的社会机会效应
经济增长的社会机会效应是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价值取向，强调经济增长对机会平等、过程公平、成果共享的包容性。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经济增长的社会机会效应包括市场机会、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和医疗机会四方面，共含八项基础指标：（1）市场机会选择本地市场潜力和国内市场潜力作为代理变量，这两项基础指标从需求侧反映一个区域潜在的经济机会，强调所有周边地区及自身对本地区产品的潜在需求。按照通常做法，利用本地市场潜力和国内市场潜力的计算公式即可获得指标数据：LMQi=（pi×pGDPi）/dii，DMQi=∑30j=1（EDi×EDj/dij）。其中，dii=Ai，i，j均表示省份；LMQ，DMQ，pGDP，ED，P，A分别表示本地市场潜力、国内市场潜力、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经济密度、人口密度、省域面积；dii是省内距离，dij是两省之间的距离，用省会城市之间的铁路里程表示。（2）就业机会选择二三产业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代理变量。二三产业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从正向和逆向反映一个地区的社会就业水平，二三产业就业率越高、城镇登记失业率越低，说明该地区整体就业机会越充足，人们在参与经济增长过程中拥有更加平等的发展机会。（3）教育机会选择教育经费投入强度和每万人拥有的教育资源作为代理变量。教育经费投入强度是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每万人拥有的教育资源是指每万人拥有的各类学校数量，两者作为衡量教育机会的基础指标反映人们平等地享有和使用教育资源的权利。其中，各类学校数量包括高等学校、普通中学、普通小学、特殊教育学校、职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因数据缺失严重而予以剔除。（4）医疗机会是指人们公平地享有保障自身健康的基本医疗资源，通常选择代表性的医生数和床位数两项基本医疗条件衡量医疗机会水平，具体指标为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和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3.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
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是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本质要求，强调的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相辅相成，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约束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将有效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在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包括绿色生产与消费、环境复原与保护两方面，共含8项基础指标：（1）绿色生产与消费选择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废水排放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硫排放量4项基础指标作为代理变量。提高能源效率和降低污染排放是促进绿色生产与消费的关键途径，绿色生产与消费的实现将有效节约资源、提升经济增长的环境效益。这4项基础指标从逆向共同反映生产与消费的绿色化水平，其指标值越小，说明能源效率越高、相关污染排放水平越低，则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绿色生产与消费水平越高。（2）环境复原与保护选择水环境自净能力、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自然保护区占辖区面积比重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强度4项基础指标作为代理变量。其中，水环境自净能力作为环境复原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环境维护自身净化的一种自然趋势，体现了生态环境自我保护的特殊功能。按照通常做法，利用水环境自净能力的计算公式即可获得指标数据，具体表达式为：M=4logR。该式中，M表示自净能力等级，R表示产水模数，即本地区水资源总量与省域面积的比值。城市公共绿地和自然保护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自然保护区占辖区面积比重越大，表明城市和辖区的绿化水平越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是环境治理主体为了修复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系统而采取的一系列环境治理投入措施，是弥补人类活动给环境造成负面效应的有效手段。由于我国工业生产活动是环境污染排放的主要源头，因此采用“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强度的具体指标。
本文样本数据来源于2000-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二氧化碳数据来自CEADs数据库。为了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折算成以1999年为基期的实际值。
（二）测算方法说明
测算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关键环节是指标权重的设置，当前常用的权重确定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本文选择使用典型的客观赋权法——熵权法，根据指标的信息熵和相关信息量计算指标权重，然后基于权重将所有指标进行加权，最终获得综合得分。相对于主观赋权法，熵权法具有计算精度高、适用范围广和不易受主观因素影响等优点，因此结果更贴近实际。熵权法测算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基本思路如下：
1.原始数据无量纲化处理。由于不同指标的属性和含义不相同，无法直接计算，必须先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根据指标属性，本文运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作如下转换：
（三）测算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1999-2015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乏，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的面板数据，根据熵权法进行指标赋权，测算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指数、经济增长的社会机会效应指数和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指数，并以年平均值形式呈现，结果如表2至表5所示。
根据表2，1999-2002年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別为0.7616、0.5273和0.3844；最低的省份是河南、重庆和贵州，分别为0.1541、0.1382和0.1343。2003-2006年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7523、0.4991和0.3949；最低的省份是河南、重庆和贵州，分别为0.1572、0.1501和0.1386。2007-2010年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6947、0.4884和0.3799；最低的省份是河北、河南和贵州，分别为0.1754、0.1654和0.1651。2011-2015年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6733、0.4884和0.3799；最低的省份是河北、山西和河南，分别为0.1905、0.1859和0.1834。纵观1999-2015年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北京、上海和吉林表现出下降态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和广东总体保持稳定状态，山西和辽宁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倒U形状，而黑龙江、江西、海南、云南、陕西、青海、宁夏和新疆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U形状态，其余省份则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
根据表3，1999-2002年收入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浙江，分别为0.2181、0.1851和0.1338；最低的省份是云南、贵州和甘肃，分别为0.0321、0.028和0.0275。2003-2006年收入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浙江，分别为0.2047、0.1741和0.1346；最低的省份是云南、甘肃和贵州，分别为0.0348、0.0312和0.0296。2007-2010年收入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1781、0.1591和0.1198；最低的省份是山西、甘肃和新疆，分别为0.0414、0.033和0.0324。2011-2015年收入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1805、0.1693和0.1504；最低的省份是新疆、河南和青海，分别为0.0504、0.0496和0.0481。纵观1999-2015年收入效应指数，北京、上海、浙江、江西和广东呈现下降态势，福建、宁夏、新疆和黑龙江表现为先降低后上升态势，河北、辽宁、广西和青海总体保持稳定状态，其余省份呈现波动上升态势。
根据表4，1999-2002年社会机会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4746、0.2449和0.172；最低的省份是贵州、四川和广西，分别为0.0376、0.0361和0.0348。2003-2006年社会机会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浙江，分别为0.4847、0.2333和0.1788；最低的省份是江西、四川和广西，分别为0.0391、0.0363和0.0358。2007-2010年社会机会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4637、0.2605和0.1942；最低的省份是四川、福建和湖北，分别为0.0453、0.044和0.0405。2011-2015年社会机会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4459、0.2561和0.2102；最低的省份是湖南、内蒙古和黑龙江，分别为0.0483、0.0468和0.045。纵观1999-2015年社会机会效应指数，吉林、上海、内蒙古和黑龙江表现出下降态势，湖北、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表现为先降低后上升态势，河北、山西和辽宁总体保持稳定状态，其余省份呈现波动上升态势。
根据表5，1999-2002年环境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云南、广东和四川，分别为0.1263、0.1178和0.1086；最低的省份是陕西、重庆和山西，分别为0.0555、0.0463和0.0461。2003-2006年环境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四川、广东和云南，分别为0.1291、0.1086和0.1054；最低的省份是宁夏、陕西和重庆，分别为0.0568、0.0522和0.0466。2007-2010年环境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四川、广东和山东，分别为0.1133、0.1113和0.102；最低的省份是河南、贵州和上海，分别为0.0584、0.0575和0.0529。2011-2015年环境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广东、四川和内蒙古，分别为0.1216、0.1181和0.1048；最低的省份是河南、山西和上海，分别为0.0569、0.0525和0.0469。纵观1999-2015年环境效应指数，河北、内蒙古、江西、山东、重庆、四川和陕西表现出波动上升态势，北京、天津、上海、河南、湖南、云南和新疆呈现下降态势，江苏、福建、湖北和青海总体保持稳定状态，而山西、甘肃和辽宁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状态，其余省份则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U形状态。
综合而言，1999-2015年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经济强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整体领先，但也有停滞不前或者降低的态势，这些省份主要来自东部地区，其因一方面得益于较高的收入效应指数和社会机会效应指数，另一方面则受收入效应指数和环境效应指数显著下降制约；第二，经济弱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普遍落后，但多数省份表现出显著上升态势，这些省份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原因为相关省份的三个维度指数偏低，但总体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第三，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省际差距明显，但总体是缩小态势，例如1999-2002年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前三位均值（0.5578）是后三位均值（0.1422）的3.9倍，但2011-2015年的相应均值差距降低到3倍。由此可见，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问题十分突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尤其显著，通过研究明确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因素显得愈发急迫。
四、包容性绿色增长影响因素的空间面板模型分析
（一）解释变量描述
关于包容性绿色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缺乏，相关文献集中在绿色增长（钱争鸣和刘晓晨，2013；斑斓和袁晓玲，2016）和包容性增长（马强文和任保平，2012；刘长庚等，2016）两方面〔18〕，这些研究在影响因素的选择上相对集中，在方法的使用上比较多元化。考虑到所有经济社会活动总是基于一定空间范围的，本文選择空间面板模型探讨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因素。借鉴上文分析，结合包容性绿色增长理论内涵，引入技术创新（Tech）和经济制度变迁（Inst）作为核心变量，选择人均受教育程度（Edu）、基础设施水平（Infra）和城镇化水平（Urban）作为控制变量。
技术创新指标在现有研究中所选择的代理变量存在不一致情况，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技术创新投入；二是技术创新产出。由于技术创新具有多要素投入和多种类产出的特点，使用单一指标反映技术创新水平显然不全面。本文采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每百万人口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作为技术创新投入指标，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重、每百万人口专利申请授权数作为技术创新产出指标，并运用熵权法将四个指标合成技术创新指数以综合反映技术创新水平。
经济制度变迁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包容性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本文将从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产权多元化程度和开放程度四方面反映经济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用“非国有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表示，其中非国有资产投资包括自筹投资、外资投资和其他投资；政府干预程度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表示，比重越大，说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强；产权多元化程度用“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表示，比重越大，说明非国有经济的多元化水平越高；开放程度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表示，比重越大，说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越大。运用熵权法将上述四个指标合成综合指数以衡量经济制度变迁。
国民教育不仅是技术进步的根本保障，也是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的重要途径，因此有可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影响。本文采用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反映人均受教育程度，将各阶段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设定为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则有：Eduit=6Primit+9Midit+12Highit+16Univit，其中Primit，Midit，Highit，Univit分别表示i省份t年的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数占6岁以上人口总数的比重。
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成果惠及民生的重要体现，是增进社会福利的主要途径。本文采用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作为反映基础设施建设的指标。交通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水运和航空等，1999-2015年中国公路和铁路总客运量占全国98%，总货运量占全国87%，因此公路和铁路能较好地反映交通基础设施的存量水平。本文以公路和铁路密度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代理变量，具体以“公路和铁路的总里程除以省域面积”计算。
城镇化是驱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相对于农村，城镇的资源依赖性更加突出，但城镇在改善民生福利、提高资源效率和污染治理水平方面拥有绝对的制度和技术优势。城镇化对于人均收入水平、城乡发展差距和社会就业显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作为反映城镇化水平的指标。
（二）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空间面板模型的使用必须满足被解释变量存在空间相关性的条件，Moran指数是判断某一属性是否具备空间相关性的典型指标。根据Moran（1950）的公式〔19〕，本文基于Rook邻近矩阵，以对数形式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LnIGG）为观测值，计算1999-2015年全局Moran指数，结果如表6所示。根据表6，1999-2015年LnIGG的Moran值大致在0.189-0.292区间内变化，且至少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在全局范围内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即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较高的省份一般倾向与其他高水平省份相邻，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较低的省份一般倾向与其他低水平省份相邻，各省份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并非呈现随机分布状态，而是表现为“俱乐部”式集群样态。这也说明省际外部性是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将空间影响因子纳入计量模型。
式（5）中，λt和μi分别表示时间和空间的特定效应，但属于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有待进一步检验（见表7）。根据表4的固定效应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的LR统计量分别为774.44和139.71，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模型的空间和时间效应均显著存在。基于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LM检验结果显示，对于空间滞后影响，传统的LM检验和稳健LM检验均在1%或10%水平上显著，说明SLM模型成立；对于空间误差影响，传统的LM检验均在1%或5%水平上显著，但稳健LM检验在包括时间固定效应、双固定效应时不显著，说明接受SEM模型不成立的原假设。
式（6）中，Wij是根据Rook原则构建的0-1空间权重矩阵，x′jt是由5个解释变量组成的1×5维空间滞后解释变量向量；θ是5×1维不随时间变化的待估参数向量。根据表5可知，在双固定效应和双随机效应模型下，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的Wald统计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SDM模型优于SLM模型和SEM模型。最后，Hausman检验的统计量为8.3693，对应P值为0.6799，不能拒绝λt和μi属于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因此本文选择比SLM模型和SEM模型更广义的形式，即双随机效应SDM模型。这是因为固定效应模型的空间单位数量较多，估计参数的增多会降低自由度，而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能有效避免自由度的损失，从而获得更准确的实证结果。
根据表8第三列，除空间滞后变量W*LnUrban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外，其余变量的估计系数都至少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包容性绿色增长不仅受本地区技术创新、经济制度变迁、人均受教育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影响，还受到邻近地区技术创新、经济制度变迁、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表明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高将对相邻地区产生积极影响。
具体而言，LnTech的估计系数为0.038，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本地区技术创新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弱。而W*LnTech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相邻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将抑制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可能的原因：其一技术创新短期内不一定促进增长方式转变，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对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21〕；其二技术创新内容缺乏合理安排，技术创新取向可能更侧重经济效应，忽视社会和环境效应，这种增长导向型的技术创新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但不一定有利于提高增长的绿色和包容性；其三地区竞争可能促使创新资源集聚分布，技术创新水平领先省份往往经济发达，而这些地区凭借优势汇集了大量人才和资金，导致相邻地区创新资源相对流失，并最终制约包容性绿色增长进程的推进。
LnInst的估计系数为0.135，且在1%水平上显著，意味着经济制度变迁指数每提升1%，将促使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提高0.135%，说明本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正向作用。而W*LnIns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相邻地区经济制度变迁的加强将抑制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可能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中国告别原先的计划经济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更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极大地激发了经济活力，显著地增进了人均收入、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二是全面深化改革，政府逐步减少了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增强服务意识，更加重视经济、社会和自然三大系统的协调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推进包容性绿色增长奠定了基础；三是经济制度是地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仅能优化本地区资源配置，还能有效地吸引相邻地区的要素流入，进一步服务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显然会对相邻地区产生负外部性，从而制约包容性绿色增长进程。
此外，lnEdu、LnInfra和LnUrban的估计系数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人均受教育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将显著促进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高。W*lnEdu和W*LnInfra的估计系数也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邻地区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反过来也验证了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具有显著溢出效应。而W*LnUrban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相邻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变动对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三）空间影响效应分解
LeSage和Pace（2009）认为使用空间回归模型的点估计检验空间变量是否存在溢出效应而获得的结论有偏误，并提出应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按来源不同，利用求偏微分法将其系数估计值分解为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22〕本文基于SDM模型的估计结果，得到技術创新、经济制度变迁和控制变量在随机效应模型下的变动及其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产生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结果如表9所示。
根据表9，LnTech和LnInst对LnIGG的直接效应估计系数为正，溢出效应估计系数为负，且至少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技术创新和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即技术创新和经济制度变迁对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但两者的溢出效应将抑制相邻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具体而言，LnTech对LnIGG的直接效应估计系数为0.036，溢出效应估计系数为-0.145，总效应估计系数为-0.109，表明技术创新水平每提升1%，将导致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下降0.109%。其中，本地区技术创新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提升作用为0.036%，而相邻地区技术创新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抑制作用为0.145%。LnInst对LnIGG的直接效应估计系数为0.133，溢出效应估计系数为-0.096，总效应估计系数为0.037，表明经济制度变迁每提升1%，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将提高0.037%。其中，本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提升作用为0.133%，而相邻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抑制作用为0.096%。通过比较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发现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小于溢出效应，而经济制度变迁的直接效应大于溢出效应，表明技术创新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负外部性超过正外部性，而经济制度变迁的效果相反。
此外，lnEdu和LnInfra对LnIGG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和总效应均为正，且至少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均有正向作用。lnEdu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和总效应估计系数分别为0.726、0.756和1.482，表明人均受教育程度每提升1%，将促使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提高1.482%，其中，本地区和相邻地区人均受教育程度的作用分别为0.726%和0.756%，说明人均受教育程度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基本相当。LnInfra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和总效应估计系数分别为0.06、0.108和0.168，表明基础设施水平每提升1%，将促使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提高0.168%，其中，本地区和相邻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作用分别为0.726%和0.756%，说明基础设施水平的溢出效应是直接效应的近两倍。城镇化水平虽然在直接效应上明显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但相邻地区的溢出效应和总效应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所以，应科学安排城镇化速度、提高城镇化质量，充分释放城镇化过程中的发展红利和溢出效应。
五、主要結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重新界定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内涵，从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社会机会效应和环境效应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测算了1999-2015年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及维度指数，运用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有：第一，东部经济强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整体领先，但也表现出停滞不前或降低态势，中西部经济弱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普遍落后，但多数省份呈现显著上升态势；第二，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省际差距明显，但总体趋势在缩小；第三，技术创新和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即技术创新和经济制度变迁对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溢出效应将抑制相邻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第四，包容性绿色增长不仅受本地区人均受教育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正向作用，也受到邻近地区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的正向作用，但邻近地区城镇化水平会抑制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
上述研究结论对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路径选择具有明确的政策意义。首先，提高经济增长的绿色和可持续性，关键应重视技术创新，提高技术成果的转化率及其对经济绿色增长的贡献。具体措施是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合理安排技术创新的方向与内容，重点开展有助于资源效率提高和生态环境改善的绿色技术发明与推广。其次，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现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提升。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应重点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为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缓解社会不平等程度；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发挥产权清晰产生的效率优势，促进国企和民企在不同领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配合；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制度理念，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再次，合理安排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投入，政府应从政策上对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农村加以倾斜，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的提升工作，大力推进精准脱贫、帮助贫困群体致富，消除社会矛盾与贫困代际转移，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科学推动城镇化和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促进资源在城乡之间、省份之间合理流动，引导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从东部流向中西部，最终缩小城乡之间、省份之间的差距。最后，建立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绩评价机制，引导和鼓励各级管理部门按照包容性绿色增长目标主动作为，全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增长的绿色化和包容性水平，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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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