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支持、监督响应与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

摘要: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对保障我国食品安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考察政策支持、监督响应与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之间的逻辑联系,对“在什么情况下企业绿色创业水平更高”给予合理的解释。结果政策支持力度越大,企业绿色创业水平越高;企业对公众监督的响应程度越强,其绿色创业水平越高;政策支持和监督响应对企业绿色创业的影响存在互补效应。企业规模、跨区经营及企业成长性对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规模越大,距区经营越强,成长性越好的企业,其绿色创业水平越高。
關键词:政策支持;监督响应;绿色创业;农业龙头企业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8)06-0121-08
收稿日期:20180323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8.06.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73111;71773045)
作者简介:朱红根( 1976-),男,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2015 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让“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立地”等发展理念。然而,在以利润为导向驱动下,大部分企业在创业过程中往往会过度利用劳动力、土地以及其他资源,这就不可避免地给环境带来污染,使生态遭到破坏。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城乡居民食品供给的重要途径,其绿色创业行为意愿不仅关系到农村资源可持续利用,而且关系到我国食品安全,因此,实证考察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及其影响因素,对政府制定促进企业绿色创业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文献回顾
对于企业绿色创业的研究,现有成果主要聚焦于绿色创业概念、内涵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关于绿色创业的内涵,很多学者站在各自立场的视角进行了相应的界定和定义[13]。例如,Hart S L认为绿色创业是整合商业创业和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共同发展[4];Ripsas S 认为绿色创业主要是指企业在绿色输入、绿色生产、绿色输出、绿色营销等一系列环节进行绿色化运营[5];李先江指出绿色创业是企业参与绿色产品市场创新[6]。关于影响企业绿色创业的因素,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和财务状况[78]、管理者个体感知[9]、制度环境[10]都是影响企业绿色创业行为意愿的重要因素。例如,Wei L K等认为管理者可持续发展态度是影响企业绿色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9];崔祥民等研究发现,政策感知对绿色创业意识有重要影响[11];李华晶等研究表明,环境激励和管制强度在绿色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调节作用[12]。
绿色创业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形式,要推动企业积极开展就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政策支持主要是通过弥补市场缺陷、形成政策导向从而促使企业绿色创业积极开展和顺利推进;公众监督可以弥补法律制度不足,对企业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从而驱动企业开展绿色创业。但是,公众监督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对企业绿色创业的影响效果最终取决于企业本身对公众监督的响应程度,积极的监督响应会使得公众监督对企业绿色创业的作用效果更好。
目前关于政策支持和监督响应对企业绿色创业影响的研究大多数仍停留于检验单一因素的影响,缺乏两者综合影响的考察。基于此,笔者重点探讨政策支持和监督响应对农业龙头企业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通过构建多维度的综合指标体系定量测度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行为;第二,从政策支持和监督响应视角研究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的影响因素;第三,实证检验在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的作用过程中,政策支持与监督响应之间是替代效应还是互补效应,从而进一步丰富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政策支持与农业龙头企业绿色企业
政策支持是政府为激发企业开展绿色创业活动而制定补贴、税收、融资、信贷及表彰的政策措施,政策支持不仅会催生更多绿色创业机会,营造更浓的绿色创业氛围[1314],而且会使企业有公平合理的利益诉求,从而促进其积极开展绿色创业。例如,崔祥民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感知比生态价值观对绿色创业意识的积极作用更大[11];倪嘉成等分析发现,政策导向为实施绿色创业的太阳能光伏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支撑和保障[15];李华晶以深圳市的案例研究表明,政策环境可直接促进电动汽车企业绿色创业的可持续性[16]。
相对于非农企业,农业企业赢利能力还不强,“自我造血”功能偏弱,加上自身拥有的资源有限,因此,农业龙头企业实施绿色创业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这不仅有利于降低农业企业的创业风险和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增强社会公众对绿色创业企业的认同。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政策支持越强,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水平越高。
(二)监督响应与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
公众监督有利于督促企业主动开展绿色创业或履行社会责任。通常,社会公众可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介获取有关信息,通过舆论方式间接地向企业施加压力[17]。吴德军研究表明,作为第三方独立的监督者,新闻媒体是推动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驱动力[18];Porter等认为媒体和政府机构是公司对其行为后果承担责任的重要源泉[19]。另外,企业管理层为了维持企业的良好声誉和社会形象,也会积极通过实施绿色创业来承担社会责任,并有针对性地就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积极回应[2021]。但是,公众监督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对企业绿色创业的影响效果取决于企业自身对公众监督的响应程度,积极的监督响应会促进企业投入更多资源开展绿色创业活动,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创业水平。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监督响应越强,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水平越高。
(三)政策支持与监督响应的交互作用
政策支持与监督响应对企业绿色创业具有直接作用,同时二者也可能通过共同交互作用促进企业积极实施绿色创业。因为出于合规管理和提升社会声誉的动机,绿色创业能促使企业活动更加合规化,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而较高的“合规性”和社会声誉则会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和更大的公众认可,从而促进企业进一步发展。因此,声誉动力和合规压力使得政策支持在促进企业绿色创业过程中具有增强效应,两者对企业绿色创业的影响可能存在互相促进的互补效应,当政策支持对企业绿色创业的影响较强时,监督响应对企业绿色创业的促进作用可能也更强。由此提出假设3:
假设3:政策支持与监督响应对企业绿色创业的影响存在互补效应。
三、数据说明与样本特征
(一)数据说明
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期间,课题组对江西省300家农业龙头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24份,问卷有效率为74.7%。
(二)样本特征分析
根据表1,农业龙头企业行业主要以种植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为主,分别占样本总数的28.1%和39.3%;企业创建年限在6~15年的居多,占了样本总数的65.6%,年限在5年及以下的占16.5%,在20年以上的占4.9%。企业总资产1~5千万元的占43.3%,5~10千万元的占27.2%,4亿元以上的占4.9%,而低于1千万元的占8%。农业龙头企业属于民营性质的居多,占了样本总数的90.2%,大部分农业龙头企业处于发展期和成熟期,分别占样本总数的71.4%和16.5%,而处于初创期和转型期的较少,分别只占样本总数的3.1%和8.9%。
四、变量测量与因子分析
(一)测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绿色创业。根据Ripsas S 对绿色创业的定义,认为其本质是在企业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实现绿色化运营,包括绿色输入、绿色生产、绿色输出、绿色营销和绿色服务[5]。因此,本文把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分为绿色采购、绿色生产、绿色管理、绿色营销等4个维度(不同测量指标见表2)。
2.政策支持。政策支持是指政府通过制定资金补贴、税收减免、融资支持、典型树立和公开表彰等相关政策措施,以激发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热情,促进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业活动。良好的绿色创业政策支持会催生更多创业机会,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降低企业从事绿色创业的交易成本,丰富企业社会资本,提高企业开展绿色创业的积极性。参考全球创业观察(GEM)全球创业观察(GEM)是一个旨在研究全球创业活动态勢和变化、发掘国家或地区创业活动的驱动力、研究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和评估各国创业政策的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笔者在此所指的政策支持主要通过“企业实施环境保护行为可获得政府资金支持或税收减免”“政府对实施清洁生产或有利于环境改善的企业给予融资支持”“政府高度重视对环境生产企业的表彰和宣传”等3个项目进行测量。
3.监督响应。公众监督是指社会公众为表达和传导自己的意见和看法,通过舆论宣传、传播媒介等方式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以矫正企业的行为偏差。这里所指的监督响应主要是企业就社会公众对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监督的重视程度。虽然公众监督对企业绿色创业行为有一定的影响,但其影响效果更取决于企业对公众监督的重视程度。
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法对绿色创业、政策支持和监督响应进行测量,“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不一定”“同意”“完全同意”等5个回答选项分别赋值为1分、2分、3分、4分和5分。
(二)因子分析
1.绿色创业的测量。对测量绿色创业的24个题项进行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946,Bartlett值达到了4 550.00,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累计方差解释率为56.302%,信度比较高,Cronbachs α系数达到了0.964。Hotellings TSquared值达到了210.259,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一量表的可靠度和收敛效度较高。
2.政策支持的测量。对测量政策支持的题项进行检验,结果KMO值为0.664,Bartlett值为267.679,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政策支持的因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累计方差解释率为74.132%, Cronbachs α信度系数达到了0.824,信度很高;Hotellings TSquared值达到了5.587,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政策支持这一量表的可靠度和收敛效度较高。
3.监督响应的测量。对测量监督响应的题项进行K检验,结果KMO值为0.725,Bartlett值达到了442.528,过了适合因子分析的显著性检验。政策支持的因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累计方差解释率为83.313%,Cronbachs α为0.899,表明信度很高;Hotellings TSquared值达到了1.346,通过了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监督响应这一量表的可靠度和收敛效度较高。
(三)模型变量的选取及描述
本文主要分析政策支持和监督响应对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行为的影响,因此,模型中的关键自变量是政策支持和监督响应。此外,结合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的实际情况,本文还选取了企业成立年限、企业性质、企业规模、跨区经营、业务成长以及投资收益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的含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5。
五、模型结果与分析
政策支持、监督响应对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的影响模型构建如下:
GE=β0+β1Year+β2Property+β3Size+β4Man+β5Growth+β6Profit+ε(1)
GE=β0+β1Gov+β2Ins+β3Year+β4Property+β5Size+β6Man+β7Growth+β8Profit+ε(2)
GE=β0+β1Gov+β2 Ins+β3Gov×Ins+β4Year+β5Property+β6Size+β7Man+β8Growth+β9Profit+ε(3)
其中,GE为模型的因变量,代表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Gov、Ins分别为政策支持和监督响应,Year、Property、Size、Man、Growth、Profit都为控制变量,分别代表企业创建年限、企业性质、企业规模、跨区经营、业务成长和投资收益。(1)式为只包括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2)式为包括政策支持、监督响应及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3)式为包括政策支持、监督响应及其交互项和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
模型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Ⅰ的 R2值为0.094,模型Ⅱ的R2值为0.160,比模型Ⅰ提高了6.6个百分点;模型Ⅲ的R2值为0.403,比模型Ⅰ提高了30.9个百分点;模型Ⅳ的R2值为0.412,比模型Ⅰ提高了31.8个百分点,说明加入政策支持和监督响应变量后,解释模型信息的能力达到了41.2%。所有模型的F统计值分别为都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整体显著。具体分析如下:
政策支持(Gov)变量在模型Ⅱ、模型Ⅳ和模型Ⅴ中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正,表明政策支持是影响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的重要因素,即政策支持力度越大,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水平越高。其原因可能是,政策支持越强,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就越小,并且绿色创业的交易成本也越低,从而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开展绿色创业活动。因此,假设1得到了验证。另外,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同意”和“完全同意”可获得政府资金支持或税收减免的企业,其绿色创业因子平均得分为0.014 6;而“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可获得政府资金支持或税收减免的企业,其绿色创业因子平均得分只有-0.672 5。也就是说,随着企业获得政府资金支持或税收减免力度的不断增大,其绿色创业水平不断增强。
监督响应(Ins)变量在模型Ⅲ、模型Ⅳ和模型Ⅴ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正,表明监督响应对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农业龙头企业对社会监督的响应程度越大,其绿色创业水平越高。其原因可能是,企业对社会公众的监督重视程度越大,其生产经营活动就越有可能符合社会公众的期望和利益诉求,从而使其绿色创业水平越高。因此,假设2得到了验证。调查结果也表明,“同意”和“完全同意”高度重视公众监督的企业,其绿色创业水平的平均因子得分分别为0.040 ;而“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高度重视公众监督的企业,其绿色创业水平的平均因子得分分别为-0.769。由此可见,随着企业对社会公众监督的重视程度增大,其绿色创业因子平均得分越低。
Gov×Ins的系数主要是用来检验政策支持和监督响应对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水平的交互影响。根据模型Ⅴ的结果可知,不仅政策支持和监督响应对企业绿色创业水平的影响显著正相关,而且两者的交互项Gov×Ins的系数为0.04,且在10%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政策支持和监督响应的交互项与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对企业绿色创业水平的影响中,政策支持和监督响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互相促进关系,即,当政策支持对企业绿色创业水平的影响较强时,监督响应对企业绿色创业水平的促进作用可能也更强。因此,假设3得到了验证,即政策支持和监督响应对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水平的影响存在互补效应。
表6还显示,一些控制变量对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有显著影响。(1)企业规模(Size)在所有模型中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正,表明企业规模对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有显著正影響,农业龙头企业规模越大,其绿色创业水平越高,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企业规模越大其受到的社会关注越高,并且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绿色创业活动;第二,规模大的企业其组织结构、内部管理更加健全,为绿色创业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第三,企业为了取悦政府或者寻租,规模大的企业更愿意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承担较多的绿色创业责任。(2)跨区经营(Man)在所有模型中都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并其系数符号为正,表明跨区经营对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有正向影响,其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跨区经营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获得协同财务效应及增强市场控制力,从而导致其绿色创业能力更高;另一方面跨区经营会产生共同保障效应,降低企业绿色创业风险。(3)业务成长(Growth)在所有模型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正,表明业务成长对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有显著正影响,表明业务成长越强的农业龙头企业,其绿色创业总体表现越好,主要原因在于成长性强的企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发展前景,并且会受到社会公众和舆论更多的关注,促使其绿色创业表现越好。(4)投资收益(Profit)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投资收益对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没有显著影响,与预期不一致,其可能原因在于投资收益强的企业在为其绿色创业提供财力支持的同时,由于其投资收益强,更可能满足于现状而缺乏绿色创业的动力。
六、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以224家农业龙头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策支持和监督响应对企业绿色创业的影响,并进一步考虑了两者的交互作用效果,研究发现:
1.政策支持力度越大,企业绿色创业水平越高。
2.监督响应越强,说明企业对社会公众的监督重视程度越大,其绿色创业水平则越高。
3.政策支持和监督响应对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的影响存在互补效应。
4.企业规模、跨区经营及业务成长对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规模越大、跨区经营越多、业务成长越强的企业,其绿色创业水平越高。
(二)启示
本研究丰富了企业绿色创业影响因素的文獻,对企业绿色创业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启示:
1.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税收减免、资金补贴、信贷支持、典型树立、榜样宣传等方面对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给予大力支持,从而降低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风险和成本,提升绿色创业企业的社会影响力,激发企业绿色创业水平。
2.在发挥社会公众对农业龙头企业绿色创业监督的同时,政府要注意引导和提升企业对公从监督的重视和响应程度,真正把公众监督转化为企业绿色创业行为的落实。
3.对于企业绿色创业的监督与提升还需充分考虑政策支持与监督响应的交互影响作用,在不同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同的监督响应程度下充分考虑两者中另一维度的改进,以尽可能提高企业的绿色创业水平。
4.进一步推进企业跨区经营,提升企业规模经济,建立绿色创业的共同保障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业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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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Support, Supervision Response and Green Entrepreneurship of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ZHU Honggen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Green entrepreneurship of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food safety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 China. Logical connection among policy supports, supervision responses and green entrepreneurship of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re discussed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an enterprise has a higher level of green entrepreneurship”.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tronger the policy, the higher the green entrepreneurship level; the stronger the enterprise response to public supervision, the higher the green entrepreneurship level; the effects of policy support and supervision response on green entrepreneurship are complementary. Besides, enterprise size, cross regional management and enterprise growth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reen entrepreneurship of agricultural leading enterprises, namely, the bigger the enterprises scale, the stronger the management in the distance area; the better the enterprises growth,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green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policy support; supervision responses; green entrepreneurship;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責任编辑:董应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