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恩来睦邻外交思想

    刘丹

    【摘 要】周恩来既是一位理想坚定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高风亮节、虚怀若谷的杰出外交家。周恩来在吸取传统文明精华的基础上从实践出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外交思想。其中睦邻外交思想作为周恩来同志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蓬勃发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周恩来;睦邻外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6-0016-02

    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伟大旗手,他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谱写了光辉篇章。睦邻外交思想作为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推动了我国与他国相互信任的良好合作关系,营造了中国发展的良好周边环境,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周恩来睦邻外交思想的形成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具有一定的渊源,周恩来的自身成长对他睦邻外交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恩来出身在淮阴师爷家庭,性格就像淮阴的地理位置一样儒雅大方、兼容并包。他从小饱读诗书,博闻强记,在上学期间也是学校的佼佼者。由于周恩来读书较多,使得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他今后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使周恩来能以谦和的心态对待外交中所遇到的棘手难题;老子所主张的“兼爱”、“非攻”等道家思想,使周恩来养成为事情提前做好准备的习惯,并采取以柔克刚的態度面对所遇到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孟子所推崇的诚信,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也得到了极好的体现。总之,这些传统文化都对周恩来的睦邻外交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除此之外,周恩来的睦邻外交思想也受到西方马列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周恩来继承发展马列主义思想,其中许多理论都运用到处理外交事务的问题上。例如,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矛盾思想,利用对立统一的规律,在面对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时会采取尊重他国方式,进而采取和平共处的原则外交所遇到的难题。例如,他根据实际的客观规律,寻求解决方案,解决国家难题。总之,周恩来善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进行指导他在外交过程中所遇到的复杂事务,使他更准确地分析国际形势。

    周恩来的睦邻外交思想还受一定的社会背景影响。新中国的成立初期,由于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和实际因素,即资本的掠夺及战争的长期破坏致使中华民族仍然处于危难之中。与此同时,国际上冷战开始,并形成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国在特殊的环境下必须做出选择才有利于长期的发展。为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和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需要中国具有良好稳定的周边环境,并与其他周边国家建立良好的、稳定的、和睦的、友好的关系。但在中国努力争取与其他国家形成良好外交关系的同时,中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在和其他周边国家同样遭受过殖民主义的侵略,周边国家可能对中国的这一举动产生怀疑,担心中国并不是为了和平而采取行动,恐怕中国插手其国内政,破坏领土完整。为了实现中国在经济上取得较为快速的发展,周恩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充分利用自己的才能,开辟了一条辉煌的外交之路。

    二、周恩来睦邻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周恩来睦邻外交思想的核心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作为外交事务的具体办事准则,具有深刻的内涵。第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互不侵犯原则;第三,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第四,平等互利原则;第五,和平共处原则。这五项原则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共同成为维护良好国际秩序的重要抓手,对促进国家之间共同发展意义重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在总结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第一次提出是在1953年12月31日,当时周恩来担任外交部长带领并代表全体中国代表团就西藏边界问题与印度政府进行激烈谈判。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1](P.118)1954年4月,作为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带领张闻天、王稼祥等代表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开会期间,抽空访问印度代表团时,又一次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联合声明中把“平等互惠”原则改成了四个字的“平等互利”原则。最终,周恩来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协定方案的序言写入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展现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提升了国际地位。同年10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来访客人时,也表达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深刻用意,希望与日本也建立良好的、稳定的合作关系,齐头并进。195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万隆会议,他在此次会议上把之前中印外交活动所提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宣告给了世界,会后形成了各个国家一致同意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完善和延伸形成的十项原则。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便认定为处理国际关系事物时的基本准则,各个国家对此都普遍接受。

    周恩来睦邻外交思想的另一重要观点是“求同存异”的思想原则。周恩来真正提出“求同存异”思想并应用到实践中作为一种基本原则是在1955年举办的万隆会议。当时在会议期间中国受到美国的恶意破坏,有些国家对中国产生了怀疑,使得其他国家的攻击矛头指向中国,会议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局面,而导致会议无法进行。此时,周恩来代表中国参加会议,在这种关键时刻他临危不乱并发表了重要演说,并提到“求同存异”这一重要思想。周恩来的发言使得会议朝着和平、团结、合作的方面发展,最终形成了“万隆精神”即周恩来的“求同存异”精神。此后,周恩来也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过“求同存异”这一思想,并将它作为对待外交问题的重要思想。“求同存异”思想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求同”和“存异”。第一,“求同”就是在处理各个国家的事务中寻找相通的地方,寻找利益的共同点,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些方面的共同之处,从而引导国际交流,最终达成共识。第二,“存异”就是在求同的基础上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可以将问题暂缓搁置,等到将来有机会时再试图解决。“求同”和“存异”是同一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对立统一,共同为实现国家间友好关系而存在。“求同存异”思想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方针,在外交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除上述所提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原则以及“求同存异”的重要思想,周恩来的睦邻外交思想还体现在一些实际活动中。例如,周恩来重视“首脑外交”,他在与其他国家首脑进行外交时可以表达出中国同其他国家希望真诚往来、友好相处的愿望。同时,周恩来同邻国相处时,展现出友好合作的一面。例如,1960年中国同缅甸国家为了促进两国关系朝着更加友好方向发展共同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这是其他各国之间解决边界问题的范例。1963年,周恩来又先后与蒙古、阿富汗、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国签订了边界协定和约。周恩来在与邻国签订条约的同时,解决了许多问题,例如华侨双重国籍的问题、一些经贸合作的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合同、军事问题等等。总之,经过长期的历史考察认定,无论是多么难解决的国际问题,只要双方保持睦邻友好合作的思想,就会对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作用。同时,由于睦邻外交思想的存在对于一些经济上的合作等事宜都起到了积极影响。

    三、周恩来睦邻外交思想的重要意义

    周恩来是著名的外交家,外交成就举世瞩目。著名作家迪克威尔逊曾对周恩来进行过高度评价,他说:“周恩来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的面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中国人。”[2](P.324)由此可见,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影响深远,立意高远,博大精深,具有极强的时代价值。其中,周恩来睦邻外交思想作为重要的精神财富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处理国际事务提供了重要遵循,为中国和世界的外交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周恩来的睦邻外交思想在一定行程度上解决了国家间的各类冲突,对世界和平发展意义重大。他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这个原则促进各个国家平等互利,和平解决政治、经济、文化上所遇到的难题,也希望各个国家在和平的基础上共建世界和谐景象。另外,周恩来用“求同存异”的思想引领国家发展,这也是我们在同其他国家交涉时的最佳思维方式,对我们的外交活动产生巨大启示。同时,睦邻外交思想在实践中作用也不可小视。总之,在与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周恩来所形成独特的睦邻外交思想并不是为了自私自利取得单方面的胜利,而是在顾全大局的基础上,希望实现国家间的共同繁荣进步。现今,各个国家扔存在着激烈的竞争,都希望自身在发展中取得最大成就,获得最大利益,但是在实现目标的前提下,首先要突破发展遇到的重重障碍,基于此,周恩来的睦邻外交思想更加重要,他明确号召广大国家要学会兼顾,要在自己发展的同时去帮助其他国家,进行利益共享,从而加强国家间的合作,促进国家形成共同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

    总之,周恩来睦邻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值得各个国家深入借鑒,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研究。我们国家处在改革攻坚期,学习周恩来的睦邻外交思想有利于更好地分析国际形势,同其他国家建立良好关系,从而更好地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十六大我们在继承周恩来的睦邻外交思想同时,又提出“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和平外交思想,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目标,为改善中国同其他邻近国家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总之,经过一系列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周边国家合作等方面都取得良好进展。尤其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周恩来的睦邻外交思想,要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更加注重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最终以良好的国际关系实现世界和平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84.

    [2]方钜成,姜桂依.西方人看周恩来[M].北京:中国和 平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