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第一个民间摄影团体

    王学斌

    

    北京光社[1]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是中国第一个业余摄影家的艺术联盟,它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一代文化人与摄影艺术结缘的同好组织”,[2]社员将近30人,活动时间达10余年。它于20世纪20年代初举起摄影的旗帜,以卓著的创作成绩和论著,揭开了中国艺术摄影发展的帷幕,把摄影推上了艺术的舞台。光社使得北京的青年学子中不少人走上了摄影的道路,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摄影艺术家,他们对中国摄影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引领作用,并做出了开拓者的卓越贡献。

一、北京光社的设立过程

    自从西方国家发明摄影术之后,它就逐渐被应用到各个领域;同时,一些专门研究摄影的团体也应运而生,“摄影先进国家,有政府倡导于前,社会赞助于后,集会结社以专门研究之。团体林立,互相切磋,以提高艺术”。[3]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摄影术在中国亦渐渐传播开来。由于中国古代就有文人雅集的传统,但通常都是文人、书画家封闭的小圈子,属于松散的集会,没有固定的组织。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大城市相继成立了各种现代化的民间摄影团体。这些社团大都分布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沪、宁、杭、苏、粤与京津地区。由于摄影团体自身带着西方沙龙的特点,“所以它与穿西服、扎领带、戴礼帽一样,最初被国人贬为假洋鬼子式的时髦。”[4]尽管摄影活动最初遭到舆论的打压,但是民间摄影团体还是很快站稳脚跟,为中国摄影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北京作为当时全国政治和文化的集散地,自然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

    早在1918年之前,北京各高等院校中就涌现出一批业余摄影爱好者,他们学习了摄影技术,加之辛亥革命后,北京的许多皇家禁苑逐步开放,因此经常结伴浏览京畿名胜,拍摄照片。据许智方回忆,北京的几位摄影爱好者,常以照相作为消遣。“在春色弥漫的季节里,他们总不会让它轻易地过去,每当丁香花开放的时候,就到法源寺去拍丁香;当牡丹香意正浓的时候,就同到崇效寺去照牡丹。每逢假期就结伴游览北海、景山……这些风景宜人的好地方,到那里都是以拍照为中心的。”[5]1919年,北京大学的摄影爱好者由黄振玉和陈万里召集,在校内举办了第一次摄影作品展览,以后每年举办一次,此时他们已经有了组织一个“照相同志会”的想法,但“盖有游览摄影团体之精神,而尚无会社之组织”。[6]直到1923年初,这种想法才得以付诸实践。当时在国立北京大学的校园内,陈万里、黄振玉、吴辑熙、褚保衡等在一起商议,订立简章、征收会费、订阅摄影书报,一个名为“艺术写真研究会”的摄影组织正式成立,这个小小的文人团体就是“光社”的前身。当时会员只有“陈万里、钱景华、吴辑熙、黄振玉、吴郁周、刘玄虎、老焱若、褚保衡等八人”[7],该会没有固定会址,初设通讯社于北京西城舍饭寺达智营胡同陈万里寓所,1924年夏随陈万里迁租到西城太平仓平安里居所。[8]光社早期会员都是在北京大学任职的教员,组织起来后,不断地开会讨论、研究,互相观摩作品。彼时“七八人的力量虽是脆弱,七八人的呼声虽属微细,七八人的成绩尽觉幼稚而无一可观,不过依科学的立场,从事于研究摄影之团体,艺术写真研究会,可以说是首先发难的陈陟了”。[9]艺术写真研究会成立以后,因为是北京大学校内摄影组织,并没有在社会上广泛发展会友。鉴于此,一些会友开始酝酿将“艺术写真研究会”扩大到社会,并于1924年将“艺术写真研究会”改名为“北京光社”。冠以北京二字,目的是吸收社会上的摄影爱好者入社。光社的宗旨是“集合非职业的摄影同志,交换智识、研究艺术”,它不参与政治,只研究纯粹的美术摄影,该社不设会长,所有日常会务由常任干事12人负责办理。到1926年,光社社员已经发展到20余人,其中,吴郁周、钱景华、陈万里和老焱若一起被称为“光社四杰”。

    此时,光社会员已经不再局限于北京大学,任何对摄影喜爱的人都可以加入光社。光社的社员对摄影都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各各依着自己的意兴做去”,正如刘半农在《北京光社年鉴》的序中所写:“光社是个非职业的摄影同志所结合的团体……我们在一件特别嗜好的事物上用功夫,其目的只在求得自己的快乐,我们只是利用剩余的精神,做一点可以回头安慰我们自己精神的事;我们非但不把这种的事当作职业,而且不敢藉着这种事有所希求。”[10]光社社员们平时除了个人随时收集材料外,彼此的鼓励和帮助也不少,大概每月组织一次例会,例会地点视情况在会员家中、中央公园、餐馆等地举行。“会中大家商议一个题目,比如春、静物、雪景等,大家就根据这个题目去找材料,到下次例会,大家排好交卷彼此观摩、研究。会后聚餐一次,总是尽欢而散。这样,每次将佳作积攒起来,大约一两年的光景就公开展览一次。”

    

二、北京光社的社會活动和影展

    北京光社从成立开始,即着手准备公开展览有关事宜。其中第一届展览自1924年6月14日至15日,为期两天,每天有两三千人参观。关于这次展览会的具体情况,因年代久远已经难以再现,甚至光社成员在事后回顾时也没有详细提及。但顾颉刚在日记中却记载了这次展览会,甚至保留了作者名单。因顾颉刚与光社的许多社员交好,因此经常与其聚会,在展览开始的前一天,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到公园,助缉熙挂照片,吴匡时题名。此次展览会共三百片。光社照片展览会出品人名:钱景华、老焱若、陈万里、吴郁周、吴辑熙、黄振玉、褚保衡、凌同甫、张君维、王梅庄、吴匡时、夏白民、张云阶、庄更生。”[11]这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次由民间摄影团体举办的摄影艺术展览。这些参展作品充满诗情画意,展现在当时只见过照相馆人物照的观众面前,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当时北京、天津的许多报纸刊物和画报争相进行报道,并刊登光社的作品,“十三年夏,会在北京中央公园董事局开第一次摄影作品展览会。先定三日后,复延长两日,参观者约万余人”。[12]在第一次展览成功举办后,光社社员受到鼓舞,此后又连续举办数次,每届展会地点均选择在北京中央公园董事会所办的“来今雨轩”大堂。

    光社的历次展览均允许广大观众自由参观和品评展品,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创举。上海《时报》的主笔万叶(吴灵园)还写了数千言的文章来介绍光社影展的作品,使光社名声大振,影响很快超出北京范围,成为全国文化界瞩目的摄影组织,并促使“非职业的摄影,有一日千里之势,同时社会方面,对于摄影的眼光,也起大变化”。[13]光社影展作品都是社员“完全出于兴趣”业余进行创作的,在光社前四次展览时,社员参加展出的作品均无须经过评选,每次展览之前,每人拿出自己的作品随意参展,并没有正式选择和评判的手续。第一次影展结束后,陈万里在观众和朋友的鼓动下,从自己参加展出的60余幅作品中选出12幅,编辑成《大风集》出版,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摄影艺术作品集。第四、五次影展后,光社在刘半农的主导下又编辑出版了《北京光社年鉴》第一、二集,这是中国最早的摄影艺术作品选集。

    北京光社的活动持续了十余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政治机构的南迁,光社一些主要人员如陈万里、黄振玉等南下沪宁,并在上海成立“华社”,留在北京的部分社员因忙于工作,对摄影无暇顾及,社务活动逐渐减少直至停顿。目前所知光社最后的一次活动是1934年初刘半农日记中所述:“正午到华美开光社月会,汪孟舒、吴郁周作主人。饭罢,与汪孟舒同逛厂甸……”[14]而全国业余摄影活动的中心,随着政治经济局势的变迁,渐渐在上海形成。

三、北京光社的影响和历史地位

    

    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中国唯一的摄影杂志《天鹏》在“卷首缀语”中写道:“国中影坛,光社矗立于北,华社峙立于南,粤之冷庐景社,亦卓然并雄。其中人才之美,作品之精,皆为人所钦仰。其他各地摄影会之组织,尤指不胜屈,若万峰竞立,冈峦叠起,前程蓬勃,未可限量。”[15]与华社、景社相比,光社作为近代北京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成立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中国匠人手中的照相变为艺术。它于近代中国首倡艺术摄影(美术摄影),并批驳了摄影不是艺术,学习摄影之人是艺术的低能儿等论调;光社社员以新颖的创作形式取得的成绩和论著,已经走在中国艺术摄影发展的最前列。虽然广州景社也成立于1923年,但是它并没有像光社那样打出摄影艺术的鲜明旗帜。此外,光社成员几乎全部都是知识分子,并且处于社会的中上层,他们有着自己的文化背景资源,一些主要成员还具备较为广泛的政治资源。“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方文化不断进入中国,受过西方艺术熏陶的一批文人学者、书画家加入摄影队伍中来,形成了中国摄影艺术发展史上第一个繁荣期,光社集中展现了西方艺术生产到商品化的过程,即结社—展览—出版—评论—收藏的链条。

    光社是摄影艺术的传播者。在光社成立初期,它就利用新闻媒介的传播效应为艺术品推广服务。1925年之后,北方报纸纷纷增加以摄影图片为主要内容的副刊,并有了专职的摄影记者,这些画刊需要大量摄影图片,题材广泛,给摄影爱好者们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平台。1929年,光社社员郑颖荪在《摄影与画报》一文中提道:“在此一年中,北平画报,风起云涌,增至十余家之多。而画报之材料,又莫不以照片为主要成分。就此看来,北平爱读画报者与摄影家之增多,若计其数量,当在万人以上,实为艺术界之良好现象。”[16]1930年官方统计,当年北京人口为137万左右,大约每百人中就有一人关注摄影艺术。

    在光社的影响下,1929年北京大学还成立了一个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摄影组织——“北大摄影研究会”,并聘请刘半农、吴郁周为研究会导师。北大摄影研究会吸收了光社的理念和经验,在作品收集、评定和展出等方面加以制度条文规定。这些条文规定更有利于摄影艺术在大学生中的普及,对在校学生文艺素养的普遍提升大有裨益。虽然光社存在时间较短,但是在“光社精神”的影响下,中国摄影成为一种艺术形式发端于业余摄影家群体,并以社员作品的美学特征写入了中国摄影艺术史册。

    

    *本文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21年研究生科研立项“照相与民国时期北京社会生活研究(1912—1937)”(项目编号:2021LS02)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北京光社,正式成立于1924年,1928年国都南迁后改称为“北平光社”。为行文流畅,全文皆采用“北京光社”,对地名亦均称为北京。

    [2]陈申,徐希景.中国摄影艺术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204.

    [3]胡伯翔.中華摄影杂志发刊词[J].中华摄影杂志,1931(1):4.

    [4]赵俊毅.中国摄影史拾珠[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3:210.

    [5]许智方.忆光社[J].中国摄影,1957(3):47.

    [6]汪孟舒.北京光社小记[Z]//刘复.北京光社年鉴(第一集).北京:光社,1928:1.

    [7]陈万里.“五四”时期的摄影生活回忆[J].大众摄影,1959(4):10.

    [8][11]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2011:497,515.

    [9][13]陈万里.北京光社年鉴.小言[Z]//刘复.北京光社年鉴(第一集).北京:光社,1928:2-5.

    [10]刘半农.光社年鉴序(第一集)[J].世界画报(北京),1928(116):1.

    [12]亭亭.北京光社纪略[J].紫罗兰,1926(20):1.

    [14]刘小蕙.父亲刘半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50.

    [15]林志鹏.卷首缀言[J].天鹏,1929(8):1.

    [16]郑颖荪.光社摄影专刊[J].北京画报,1929(28):3.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