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改进注重质量

    张彩梅 柴剑虹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敦煌学国内研究成果的翻译和对外宣传推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本文试以《敦煌文化关键词》（Key Concepts in Dunhuang Culture）一书为例，分析目前敦煌学论著对外翻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如何提高论著的翻译质量提出建议，以期对我国敦煌学研究的翻译和对外宣传推广工作有所助益。

    关键词：成果推广;翻译质量;建议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2-0102-05

    Improvement in Practice with Emphasis on Quality

    —An Overview of the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in the Translation of

    Domestic Research in Dunhuang Studies

    ZHANG Caimei CHAI Jianho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10007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om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translation and promotion of domestic research results of Dunhuang Studies in China，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obvious problem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book Key Concepts in Dunhuang Culture as an example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translation of Dunhuang studies research and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ranslation work.

    Keywords： promo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quality of translations; suggestion

    2018年11月19日，在《敦煌研究》编辑部与浙江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上，柴剑虹曾就敦煌学词语外译规范制定的迫切性和如何做好《敦煌研究》等学术期刊的对外宣传推广工作做了简短发言。柴剑虹认为，随着敦煌学及“一带一路”著作外译工作的加强，相关词汇、词语译文的标准化问题日益突出，需要国内外学者与翻译工作者共同努力，以承担和推进此项工作。以《敦煌研究》为代表的学术期刊在我国敦煌学研究成果的对外宣传推广方面有了可喜的进展。这与刊物本身加强了英文译名、篇名、内容提要等的翻译有关，一些学者携刊物进行对外宣传、交流，客观上也推动了宣传推广活动。但总体而言，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需要进一步做好向上、向下、向外的推介工作。向上，要定期向期刊管理、评审部门及相关专家学者和领导寄送刊物，介绍各期刊物的重点文章与特色，并附上必要的自我评价文字。向下，要做好刊物的报刊广告、网络宣传、会议发布与发行推广工作，通过和兄弟刊物互登刊讯，推介重点、热点文章，加强与基层图书馆的联络等方式，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向外，要进一步拓宽刊物对外推广的渠道，如，借助敦煌研究院、高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等平台，促进所刊文章的外译工作;赠送刊物给到国外访学的中国学者和来我国参加学术交流的外国学者，扩大刊物的影响力;举办刊物文章外译工作座谈会、研讨会，切实推进国内敦煌学研究成果的翻译工作。我们看到，上述两方面的工作已有进展，特别是《敦煌研究》期刊，尽管所刊国内学者敦煌学学术论文全文的外译推广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是论题与内容提要的英译质量得到学界认可，提高了推介效果。而从整个敦煌学著作的对外翻译、推广来看，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认真改进、解决的问题。

    一 敦煌学著作对外翻译常见错误举例

    众所周知，翻译追求的目标（或曰质量標准）是“信、达、雅”。当然首要是“信”，即确保对原文理解的准确无误。如果原文就不准确，或者译文不能通畅无误地表达原文内容，其结果可想而知。其中，制订敦煌学词语的外译规范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工作，兹以作为列入“中国思想文化术语多语种对外翻译标准化建设项目”的《敦煌文化关键词》[1]一书为例，谈谈在敦煌学著作对外翻译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

    首先，作为一本对外翻译的“标准化工具书”，该书《前言》称：“本书所选六大部类体现了敦煌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领域，所选关键词为各部类中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术语，基本涵盖了敦煌文化中最典型的文化概念。”检核全书，这六大部类的划分是否科学，能否体现敦煌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领域，在各部类之下选择的关键词又是否涵盖了敦煌文化中最典型的文化概念，这都是要打上问号的。就拿其中“文学文献”这个部类来说，它收入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类佛教典籍，且只列出了《华严经》和《涅槃经》。我们知道，即便是在敦煌遗书中占了绝大多数的佛教典籍，除《华严经》《涅槃经》外，还有《妙法莲华经》《金刚经》《金光明经》《维摩诘经》等写卷。藏经洞所出数量大约五六万卷（号）的写本、印本中，四部书、天文历法、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文献也蔚为大观，该书却没有相应的条目。同收入该书“音乐舞蹈”部类的“埙”“达腊鼓”之类关键词相比，上述的诸多方面似乎更能代表敦煌文化中的典型概念。另外，在“宗教文化”部类，摒弃了佛教、道教等典籍，只有寥寥的“禅定、禅观、供养人、祆教、摩尼教、《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密教”七个关键词，宗教典籍、图像等都被排除在“宗教文化”之外了。由于类别概念缺乏科学性，该书选定的一些“核心词语”，带有随意性和片面性，有些敦煌学界公认的重要词语没有收入，而一些并非至关紧要的词语却占据了相当篇幅。由于所选关键词无法涵盖敦煌文化艺术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其权威性自然也就令人质疑了。

    其次，一些词语的中文释文不准确、欠规范，甚至错误，据此译成的外文，焉能无误？如莫高窟第96窟（大像窟）的弥勒佛坐姿，该书第20页“九层楼”的释义是这样描述的：“九层楼高45米，依山崖而建，里面供奉着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盘腿而坐的泥胎弥勒佛塑像。”凡到过莫高窟九层楼的参观者都知道，该弥勒佛大像为端坐于座上兩脚自然下垂的“善跏趺坐”，而非“盘腿而坐”。之所以产生这个错误，我们怀疑是因不识“结跏趺坐”和“善跏趺坐”两种坐法的区别而导致的。自然，书中对应的英译Inside there is the largest seated clay sculpture of Maitreya Buddha in the world，也就错了。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第96窟的弥勒佛塑像也非泥胎，而是先镌刻石胎，在石胎之外敷上草麻泥，然后造像上彩的。又如该书对“裸体飞天”的释义中，认为它是“飞天中的一类，源于印度，天男、天女性别鲜明，全身裸露，挥巾起舞。敦煌裸体飞天出现较晚，仅见于莫高窟北周第290、428等窟，形象多为天男像和力士像，舞姿豪放有力”，也很不准确。

    第三，中文原文的释义有缺失，表述不严谨、不完整，也造成了译文的缺漏、不准确。如：该书“中心塔柱窟”的释义：“又称中心方柱窟、中心柱窟、塔庙窟，洞窟形制之一。此类洞窟由印度支提窟发展变化而成。洞窟平面为纵长方形;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顶，后部中央立方形塔柱。敦煌莫高窟现存28个中心塔柱窟。北朝以后，随着宗教礼仪的逐渐简化，中心塔柱窟失去了其原有功能，逐渐衰落直至消失。”释义中的“中心塔柱窟失去了其原有功能”这个表述让人疑惑，因为在它的释义中，并未提及中心塔柱窟的原有功能是什么，又何谈失去了其原有功能？笔者经过查核，发现这条释义文字来自《敦煌学大辞典》，该辞典的注释详细说明了“中心塔柱窟”这种洞窟形制的来源、在我国的分布情况、它发展的几个阶段以及在不同阶段中形制的变化，并指出“塔庙窟的宗教意义主要是为了‘入塔观像，早期洞窟中盛行塔庙窟，当与北朝时期流行禅修观像有关，以后随着佛教的逐渐世俗化，宗教礼仪的逐渐简化，塔庙窟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乃逐渐衰落直至消失”[2]。对比文字，可以发现《敦煌文化关键词》一书的编撰者只是部分地、“有选择地”抄录了《敦煌学大辞典》中的文字，撰写完成后又未仔细核查内容，于是就有了让人读来颇感疑惑的表述。又如该书对“禅窟”的解释：“洞窟形式之一，供僧人修行的洞窟。此类洞窟由印度毗诃罗窟发展变化而成。敦煌莫高窟的禅窟分为三类：（1）主窟开龛的殿堂窟附设成组的禅窟;（2）专为修行的单室禅窟;（3）多室禅窟。西千佛洞有禅窟若干，榆林窟也有禅窟痕迹。”这个词条的解释同样来自《敦煌学大辞典》，也只是截取了部分内容。《敦煌学大辞典》中“禅窟”词条中提到“敦煌莫高窟的禅窟绝大部分分布于北区，南区仅有第285、268、487三窟”，并对莫高窟内的禅窟形制、内部陈设、数量等做了详细介绍，该词条的结尾处写道“西千佛洞有禅窟若干，榆林窟也有禅窟痕迹”[2]22。《敦煌文化关键词》一书中对“禅窟”这个词条的释义，因为行文的欠缺和不严谨，很容易让人误认为只有西千佛洞和榆林窟中才有禅窟。

    翻译依据的原文不准确，译文自然跟着错，其推广、宣传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如前面提到的“中心塔柱窟”，它的释义中“洞窟平面为纵长方形;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顶，后部中央立方形塔柱”一句是这么翻译的：This type of cave has a rectangular floor plan， with a gabled ceiling in the front and a flat ceiling in the back.A square pillar stands in the center of the rear with Buddha niches，around which worshippers could circumambulate.英译中的around which worshippers could circumambulate（礼佛者可以围着它绕行），却找不到中文对应的表述。如果按照该书《前言》所说的“释义英译文以对中文的翻译为主，适当补充文化背景信息，如朝代的时间等”，即便是英译想补充一些文化背景信息，那么“绕行”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也并没有说明。

    此外，该书还存在着多处中文信息的漏译。如第78页中“禅定塑像”的释义为：“此像特征为身穿通肩或双领下垂袈裟，结跏趺坐，双手相叠施禅定印，低头做凝神思索状。”译文是：Characteristics of this type of statue include a kasaya covering both shoulders， a full-lotus position， and hands making the dhyana mudra signifying meditation.中文释义中的“通肩式”和“双领下垂式”，是敦煌石窟中佛像身着袈裟的两种形式，通肩式是用赤布僧伽梨（大衣）通覆双肩，包裹周身，襟交于肩后;双领下垂式即以袈裟覆双肩，双领下垂于胸前，形如对襟衣，露内衣僧祇支[2]217。而此处的英译中，通肩式与双领下垂袈裟直接用a kasaya covering both shoulders含糊带过，“低头做凝神思索状”则只字未提。学术著作对外翻译中，外文部分不影响基本内容的适当精简、提炼是允许的，但如果过于简省，乃至缺漏了基本含义，就很难达到“信”，即忠实于原著的目的了。这方面其他敦煌学著作的外译也有教训。如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英文对照本《敦煌史话》（柴剑虹、刘进宝撰著）的第一版俄文译本，将“引言”中引述的季羡林先生所讲的“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译成俄文时，省略了结论部分“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俄文读者一头雾水。是书翻译外国探险家、考察队劫掠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文字时，还删略了俄国奥登堡考察队等。后经原著者提出异议，才重新翻译改正。

    作为一本工具书，《敦煌文化关键词》的部分英译也还须斟酌。如该书第4页中“西千佛洞”释义中的“因地处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之西而得名”，英译为：It was so named because of its location to the west of the Mogao caves，also popularly known as the Thousand Buddha Caves.在敦煌，“千佛洞”是莫高窟的另一個特指性名称，而此处的翻译却容易让人产生歧义，以为西千佛洞也叫“千佛洞”，在这个译文中最好加一个非限定性指示代词更明确。又如第22页中“慈氏塔”条“建塔年代约在五代至宋初”，英译为：it was built sometime around the Five dynasties（AD 907—960）or the beginning of the Song dynasty（AD 960—1279）.此处的“至”译为“or”（或者），意思与中文表述就不一致了。再如第23页，“莫高窟六字真言碣”条言“此碑立于元代至正八年（1348年）”，英译为：This stele was erected in the eighth year of the Zhizheng Reig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in 1348.如果把这个英译回译为中文的话就是：“这个碑建于元代1348年至正第八年。”其实至正八年就是1348年，英译时间重复，在英译时括注公元纪年即可。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并无否定《敦煌文化关键词》一书的意思，只是因为它是一本新出版的“对外翻译标准化建设项目”的工具书，会对敦煌文化类著作的对外翻译推广产生较大影响，所以举其例以说明对敦煌学著作的外文翻译来讲，存在着两大难题，希望切实改进。第一，对论著所引述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文化遗迹、经典文献）的正确理解和翻译。第二，读懂敦煌学专有学术词语并在外文中寻得正确对应的翻译语汇。我们认为，敦煌文化翻译目前所处的困难境地，也是由其学科自身的特点造成的。敦煌文化包罗万象，内涵丰富，尤其是它的一些术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要想准确翻译出来实属不易;而敦煌学的国际性日益突显，又让我们对翻译的规范与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确实任重而道远。

    二 一些建议

    近些年来，为了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国家加强了图书对外翻译的资助力度，这推动了许多出版社申报“经典中国”“丝路书香”等外译工程项目。然而，一些翻译者、出版机构并不具备与相关专业相适应的资质和条件，又加上采取了“短平快”的做法，一拥而上，急功近利，导致翻译质量出现不少问题，直接影响了对外宣传的效果。为了认真推进敦煌学论著的外译工作并确保翻译质量，作为解脱“困境”的对策，我们在此提出以下建议，以供参考。

    第一，慎重遴选中文原著及译者。敦煌文化专业知识的准确掌握和积累对作者与译者都至关紧要。其中，中文文本的撰著是基础，应该优先选择既有学术水准又便于普及的学术著作和文化读本进行翻译推广。翻译者除了有较娴熟的驾驭外文语言的技能外，亦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学术积累，并了解所译目标语言读者的思维与阅读习惯，以推动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同时，作者与译者之间还应该有必要的交流（如果作者已去世，则译者应该对其写作特色有比较充分、深入的了解）。在翻译过程中，中文撰著者要对译者提出的疑难之处进行必要的诠释，为其释疑解惑，使其准确理解原文意思。同时，译者也要主动、及时与作者或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沟通，如果不打破自身的知识局限，没有专业知识的积累，就硬着头皮着手翻译，难免捉襟见肘。

    第二，学术界、翻译界应联合起来倾力打造高质量的敦煌学、敦煌文化专业翻译词语的工具书。记得20年前，启功教授曾就有译者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发表过关于译音用字的谈话，后嘱钟少华整理成文，提出：“不管是谁，译音译字，要能够规定统一一下，并不是一定用什么政治力量，或由国家文化教育部门，颁布说你必须怎样翻译……我听说日本把外来语译成日语，一年出版一本外来新语词典，这个办法好……所以我觉得有一种比较稳定的、大家用比较一致的词典，少些分歧。”[3]这个建议同样适用于敦煌学论著的外译。而“一本”或“几本”工具书的作者、译者，要结合权威准确的资料，遵守约定俗成的翻译规范，及时了解学界的相关动态，认真征求学者专家意见，对分类科学、选择精当的术语进行准确理解，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对译成书，而不是做简单的知识“搬运工”，仓促完工。

    第三，敦煌学界、翻译界、出版界要联手培养通晓敦煌学和多种外语的青年才俊。我们知道目前比较好的敦煌学著作外译本的译者，基本上是原书作者比较熟悉的国外汉学家及其培养的博士生，或者是国内精通外语又有敦煌学专门知识的教授，他们既能外译中，又能中译外，而且还能与作者及时沟通、商议。清末民初与严复、林纾一起被誉为清末“三大翻译家”之一的苏曼殊（1884—1918），精通英文、法文、梵文、日文等，他首次将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翻成中文，还翻译过拜伦、雪莱、彭斯、歌德等人的诗歌，以及印度小说和诗歌。他热心从事中华古诗词的英译本编选和翻译，将《诗经》《木兰辞》《长恨歌》等和李白、杜甫、苏东坡、王维、孟浩然等名家诗歌的英文译稿结集出版，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我们建议，《敦煌研究》和其他敦煌学期刊，是否可以加设一个青年学人的 “翻译园地”栏目，主要发表敦煌学论著的中译外作品，为培养相应人才提供窗口。同时，敦煌研究院可以利用本院文化弘扬部有多语种讲解员的优势，在总结多年积累的洞窟讲解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一本多语言文字对照的敦煌艺术词语手册，经逐年应用并更新后，争取编著成为一本翻译界通用的敦煌文化术语标准化工具书？譹？訛。

    第四，从书刊的出版角度而言，还应该切实提高编校质量。目前《敦煌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都有聘请专业学者做稿件外审的制度;《敦煌研究》编辑部还有中文论著的外文题目和内容提要的专家外审程序，保证了译文的质量，值得坚持和推广。另外，在外译论著的出版流程中，编辑部也要将三审三校制度落到实处，尽可能地避免一些常识性和专业方面的错误。相关的从业编辑要时刻牢记出版人的使命，有打造精品书刊的责任感，切实提高自身的编辑加工能力。编辑部要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将质检中发现的中、外文的问题分类记录存档，作为提供给作者、译者和编辑的必要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姜秋霞.敦煌文化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2]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22.

    [3]启功.启功谈译音用字问题[N].中华读书报，1999-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