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仁心与共同体美学
饶曙光 马玉晨
2020年开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肆虐中国，武汉更是被笼罩在病毒侵袭的重重阴霾之下。在疫情中，医护人员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救治力量。面对严重的疫情，我们看到医护人员成了最美“逆行者”，冲向对抗病毒的第一线，冲向最危险的地方，为患者治疗，呵护他们的健康，为防止疫情的扩散全力以赴。在本应与家人团聚共度春节的时刻，众多医务工作者舍弃团聚的机会，冒着生命危险，勇敢逆行，支援湖北，支援武汉，和狡猾多变的新冠病毒作殊死搏斗。多少医生护士冒著被感染的风险救治病人，甚至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令人痛惜。这些白衣天使秉承高尚的职业操守，怀着奉献之心救护同胞，彰显大爱，他们值得被铭记、被书写。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承担着记录时代、讴歌时代的职责与使命。[1]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在此次疫情中，医护人员无私奉献，涌现出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我们可以通过影视剧的形式讲述这些故事，让世人铭记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医务工作者。电影人不能“失语”，要为危机中做出贡献的医务工作者发声，深刻、准确、真实、充分地捕捉他们的故事，并且用影视工作者的专业态度创作出反映现实、人物立体、情感丰富的优秀影视作品，记录下疫情中医护人员的闪光人性。
一、人性光辉与行业现状：医疗题材影视剧的价值内核
作为重要的影视创作题材类型，医疗题材影视剧在我国有长久的发展历史与独特的传统。在我国电影和电视史上，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医疗题材作品。影片《李时珍》以人物传记的方式讲述了明朝名医李时珍为重修中医本草的坎坷一生，他将毕生经历投身于《本草纲目》的著写，为我国中医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护士日记》塑造出了护士简素华的艺术形象，她不顾艰难险阻投入到东北工业基地建设中，保障工人们的身体健康，在与自然环境、同事刁难、事业爱情权衡的矛盾中化解困难，收获成长，找到了人生奋斗的目标。《白求恩大夫》则聚焦于支援我国抗战的加拿大籍医生白求恩，通过充满生活情趣的故事展现白求恩大夫与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医疗题材影视剧，一般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来描写医务工作者的故事，通过表现医生护士们对职业的热爱和对人民医疗事业的热情，鼓舞广大人民投身祖国建设发展的事业中去，从中展现勇敢奉献、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强调个人对集体的服从与奉献。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电影《人到中年》为代表，展现医生在家庭、职业之间的两难，通过一个女医生的视角表现改革开放背景下个人的迷茫与困惑。尽管面临着沉重的家庭负担，主人公陆文婷依然是一位恪尽职守的好大夫。新时期初期的影视作品注重人物个性的表现，注重个人的境遇，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写和呈现，有效地缩小与观众的心理距离、情感距离，与思想启蒙、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与思潮相一致。
进入21世纪，我国医疗题材影视剧的创作更加专业化，类型更为多样，也更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医务人员的生存状态。既有传统的人物传记类型，聚焦于医护人员的工作发展历程和感人事迹，如《精诚大医》《王忠诚》《我是医生》《门巴将军》等，反映医疗人员的先进事迹，歌颂他们舍生忘死的精神;也有许多电视剧对准医护群体，表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群像，如《心术》《急诊科医生》《外科医生》等作品，以贴近生活的表现手段讲述医务工作者的日常遭遇。其中，《急诊科医生》中表现医院收治感染埃博拉病毒病人的情节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从中展现出医疗人员在处理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的职业素养，展现他们的奉献精神和高尚操守。
当下的医疗题材影视创作更具有现实性，直面医疗体系和行业的现实问题。《生死拯救》《你若安好》等作品直面医患关系，彰显医者仁心和人间大爱;《我是植物人》揭露药品行业的黑幕，叩问药品安全，开启医疗题材现实性与类型创作结合的创作道路;更有曾经大热影片《我不是药神》，以小人物视角切人，直面医疗行业的医患关系和医药问题，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更推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整改医药行业。在虚构故事片之外，近几年以纪录片形式拍摄的作品如《生门》《人间世》，则呈现更加真实的医疗救治工作状况，直接展示医疗工作的艰辛和残酷，让世人更了解医务人员的工作，更理解他们的付出。
纵观我国医疗题材影视剧的发展，可以看到我国的医疗题材影视作品一方面关注具体医务工作者在故事中的人性光辉，这是传统医疗题材影视剧的主题和内容;另一方面则更加深入，直面医疗行业的问题，通过实际的人的遭遇反映行业体系的弊病，希望能以影视剧的影响力推动行业体制的完善和进步。
医疗题材影视剧的价值既在于歌颂人性，彰显高尚道德和职业精神，也在于反映行业现实状况;既是对普通民众进行知识科普，也是反思行业问题，以期推动医疗事业的进步。
首先，在体现人性价值上，彰显医务工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从他们的故事中体现人性的光辉，是医疗题材影视剧最重要的精神内涵。这是医务工作者职业价值和职业精神的核心。作为医学行业“圣经”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在誓词开头如是说：“作为一名医疗工作者，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人类;我将首先考虑病人的健康和幸福;我将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尊严;我要保持对人类生命的最大尊重……”这一誓言代表着医疗行业从业者职业生涯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而近代护理教育事业创始人南丁格尔也强调医者用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无私奉献，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一精神一直影响着医学护理事业。我国传统中医同样强调医德的重要性，《大医精诚》有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中医不仅是治病的医术，还是治人的医道。所谓“医者仁心”，即是一名医者，不光要有精湛的医术，还要有良好的道德，最重要的是怀有仁心。医务工作者的职业直接与人的生老病死相关，这要求这一行业的工作者投入和奉献，源于医务工作者的职业特性，有时需要舍弃部分个人利益而为病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医疗工作者的职业特性，为医疗题材影视剧提供了天然的戏剧冲突，医疗题材影视剧通常通过表现人物在“小家”和“大家”中抉择的两难境地以及尖锐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人物形象，展现人物性格，“通过主人公面临‘救己与救他‘崇情与尊法等剧情矛盾时的抉择，让主人公在‘为他‘为情‘为集体的行为中凸现人性的光芒，阐释爱与责任的价值，表达着人类内心深处最单纯、最耀眼的品质”[2]。正如影片《人到中年》的主人公陆文婷，面对家庭生活的重担和医院工作的繁忙，她依然坚强面对困难，以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服务态度收获病人的爱戴，这是她的大爱和责任。她的病倒既是个人迷茫与困苦的外化，也折射出我们对医护人员的忽视和关心的不足，他们的奉献和牺牲、他们的责任与担当应该得到全社会的重视。《我不是药神》的主人公程勇冒着违法的风险，为病人的救治奔走，从为己到为他人的心理转变，展现人物内心的善良与坚定，因此在最大程度上与观众达成共情、共鸣、共振，建构起了“共同体美学”，获得了观众空前的热烈追捧，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平衡与统一。医务工作者也是普通人，正是这些“小人物”的一言一行才表露出人间最美好的品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战，展现了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我们要向他们致敬。发展中国医疗题材影视剧，是对医务工作者无私奉献精神的赞颂，是对医者仁心的宣扬，这是对传统中医医德的传承，用影像来书写医务工作者的高尚情操，实现医者精神的中国化表达。
其次，医疗题材影视剧的价值还在于对医疗行业现状的展现。小到具体医务人员、医药公司的工作，大到整个医疗行业的行业运作状况，都是这一题材影视作品需要讲述和反映的，这不仅仅是从影视创作的角度而言，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和使命。通过影视作品表现医务人员的日常工作，以虚构的作品与现实的问题对话，反思行业行事规范和准则的漏洞，以影视剧的影响力吸引社会民众的关注，让他们产生共鸣，从而倒逼行业改革，推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医疗体制的不完善，我们的影视剧创作需要将焦点放在这方面，通过影视作品疗愈疫情中人们遭受的心理创伤，也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警示，引起全行业、全社会、全民众的“疗救”，这也是创作医疗题材影视剧独特的价值、独特的魅力所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君健表示，优秀的医疗题材影视作品记录和分享了人类面对疾病时的全力以赴和理性抉择，既为社会提供了警钟效应，也一次次地确认和鼓励了同情、勇气、诚实和担当等社会正面价值。[3]我们的医疗题材影视剧创作应以上述内容为目标，彰显医疗题材影视作品的价值。
二、医疗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现实感与现实主义走向
从前文对我国医疗题材影视剧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影视作品越来越贴近现实生活，创作风格越来越趋向现实主义，影像视听语言更具有现实质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关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现实主义是医疗题材影视剧当下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用作品反映现实状况，解决现实问题。
（一）医疗题材影视剧的现实主义深化与人性表达
医疗题材影视剧本身就具有现实主义的品格，它的故事植根于现实生活，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感情息息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我国影视产业的发展和影像创作技术的提高，影视作品不断深入现实生活。区别于“十七年”时期影片遵循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方针，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影视工作者推崇的诗意现实主义。现实性之于当下的影视剧创作，首先体现在对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展现，重点关注人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冲突和抉择。在当下的医疗题材影视作品中，不管是处在治疗方的医生护士，还是被治疗的病患，或者是利益相关的医药工作者，都更关注人物在行动过程中面临的多方压力以及他们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
对于作品的现实性内涵而言，并不是事件全方位全过程的展现，而是有所选择，创作者的目标不是事无巨细地还原现实，而是在于展现生活的“真實”本质。当下的作品通常从普通人的视角切入，以以小见大的手法展开叙事进行全片架构，其实目的是将人与人的关系、将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矛盾集合到一个或几个人物身上的一件或几件事上，用浓缩的精炼的戏剧事件凸显生活的意义。
《我不是药神》就是展现作品现实风格的典型例子。尽管改编自真实事件，影片出于戏剧冲突的考虑，简化了原型事件中的复杂矛盾，专注于描写主角在情与法中的困境。主角团队面临的不仅是警察追捕的压力，还遭遇假药贩子的刁难，同时又承担着救治广大病患的压力，他们需要权衡情、理、法的关系，从中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结构全片叙事的内核冲突。而观众在观看影片时所感受到的现实性，一方面来源于对病患群体的描绘，他们不是影片的叙事对象，但他们的反映代表着现实中病患的反映，是影片的现实底色;另一方面，现实性来源于具有现实感的视听语言，通过手持摄影、低调不光与低饱和色彩建构画面，营造影片整体的现实主义风格。比《我不是药神》更早上映的影片《我是植物人》，某种程度上算是开创了医疗题材影视作品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影片的内核是主人公找回自我的矛盾和救治病患与医药公司审批漏洞矛盾双重矛盾的交织。影片选择从医药公司职员的角度切入，直击医药行业内幕，在影像风格上同样用手持摄影和低饱和色彩营造整体风格。从《我不是药神》《我是植物人》可以看出，当下医疗题材影视剧的现实性，其内核仍是戏剧冲突，而这样的冲突更多的是人物内心的挣扎，所有外在的矛盾都是人物内在矛盾的外化，观众所感受到的真实，正是这种人性的真实，角色从开始的挣扎，到最后的选择，他们收获了自我的成长，实现了人格的升华，观众也随着人物的故事进展得到了精神上的洗礼，这是当前医疗题材影视剧现实主义创作的核心。在医疗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面对现实事件的多方面意义，尤其是医疗题材影视作品中人物关系的复杂，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关系。我们的目标是要通过主人公在和他者的互动中展现人性，在戏剧冲突中建构真实感，在作品中传达正确的价值观，所以需要我们在创作中对现实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以更适合影视作品的表达方式。尽管对现实有选择的展现容易脱离对现实环境背景的讨论，使作品缺乏直至现实的艺术张力，这是创作者面临多重复杂现实语境的有意选择。[4]因此，要想影视作品具有现实深度，更需要我们处理好作品与现实的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中涌现的许多医护人员的感人事迹值得用影视作品来展现，我们在作品中如何塑造这些医务工作者的形象，如何把他们的故事讲述好，需要创作人员的投入和智慧。在创作中，关键是对人性的把握和捕捉，看到医务工作者的牺牲和奉献，看到他们的大爱无疆，这样作品才能走进人心，以创作上的温暖现实主义路线感动观众。
（二）细节的力量：我国医疗题材影视剧的专业性缺乏
医疗题材影视剧是对医疗行业的观察和反映，从内容上讲也属于表现某一职业的影视作品。因此在创作相关题材作品时，我们不应仅仅关注情绪情感的表达，还要注重对行业具体工作状态的展现。正如前文所述，影视作品需要戏剧冲突，而这些冲突和矛盾的产生来源于医务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来源于医生护士们日常与病人的接触。这需要我们创作者对医疗行业的运作和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具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一部好的医疗题材电影，需要大量鲜活的生活细节来支撑，这些细节一定是你无我有的、独特的、观众不能脑补的。这就需要在真实生活中提炼，向生活区讨教，同时进行冷静、理性的思考后再进行创作。[5]通过影像的细节汇聚出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击观众，以影像感受生活的真实。
当前，我国医疗影视剧最被人诟病的便是对医务工作者的工作专业性展现不足，缺乏对职场环境的细致描绘，即使是大热的影视作品，其本质都是医疗题材外壳下的情感剧，医护人员工作的严谨和繁忙被插科打诨和情感表达所替代，就连医院环境的布置、医护人员的着装这些基本的细节也做得不到位，这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现实质感。我们要求影视剧作品能反映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但如果我们对现实认识不足，又怎么能够切入现实问题的核心和本质？国外优秀的医疗题材的影视作品如《豪斯医生》《良医》等，都是建立在大量展现医院工作环境的细节基础上讲述具有人文价值的故事。因此，对于影视创作者医疗专业知识的补充，对具体医疗救治工作内容的充分了解，是目前进行医疗影视作品创作的提升之道。以反映医患关系问题的影视作品为例，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医闹”事件频发，影视作品也将这一现实问题放入作品中讨论。如若我们不了解医患矛盾背后反映的行业和体制问题，不了解患者及其家属为何而“闹”，那么作品只会浮于表面，既无法触动观众也对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没有任何帮助。我们需要能影响观众、推动现实进步的影视作品，而这种影响力正来源于作品对现实的细致反映，在现实与影像的互动中让观众反思现实。
新冠肺炎疫情中医护人员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拯救了许多病人的生命，对于他们救治工作具体过程的展现必不可少。医护人员之所以值得尊敬，在于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与死神搏斗。我们需要通过影视作品展现他们的职业操守，展现他们的工作环境，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医务人员的工作，才能明确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帮助他们，为我国医疗事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医疗题材影视作品的现实主义选择
在虚构故事片创作之外，近几年还出现了几部以医疗为题材的纪录片，这些作品深入医疗救治工作的细节和病患的日常生活。这些纪录片以更加真实和贴近生活的方式，对观众产生更大的冲击力。《人间世》《生门》等作品引起社会的热议，这些作品既有展现医生面对病症难题的苦恼，也有患者在病痛中的痛苦和欢乐。这些纪录片以扎实的内容赢得良好的口碑。《生门》的制作团队耗时700余天的时间深入医院病房，不回避残酷现实，同时记录病房的人间温情，医患间的交流、手术后医生的微笑，这些都被真实地拍摄下来。
若说故事片以凝练的真实唤醒观众的情感认同，那么纪录片则以纪实性震撼观众。纪录片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态，它以记录和表达真实为目标，但是又往往无力真正解决它所暴露出的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期待纪录片为现实社会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但它至少能够带领我们深入到真实的场景中，去直面现实的复杂、多元和不确定性，改变我们的简单思维和旁观视角，帮助社会对医疗人员和患者達成理解与共情，进而让我们以更加多元的态度进行沟通，并通过理解和沟通凝聚成一个更有力量的整体。[6]
综上，现实主义是当前医疗题材影视剧创作的主要方向，随着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他们对影视作品现实性的感受力也更加细致。在医疗影视剧的创作中，我们需要作品的现实性进一步深化，需要作品面向当下现代社会，呈现出与以往作品不一样的现实质感。这需要我们创作者体察现实，观照现实，深入生活，用影像如实反映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更需要在反映现实环境的基础上，塑造“真实”的人物，这些人物来自于现实生活，又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浓缩，让观众从人物身上感受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些酸甜苦辣，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当下的医疗影视剧创作需要我们以更体察人心的视角，表现人物内心的挣扎，以内心化的叙事，展现真实的人性，以此吸引观众，产生心理认同和情感认同，从而引发观众的思考，促使他们行动，达到作品影响现实的目的。当然，医疗影视剧的发展还需要扩大作品的体裁和形式，鼓励更多类型和不同题材的作品创作，多方面多手段反映现实，扩大医疗题材影视剧的影响力。
三、医疗题材影视剧的类型创作与审美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建构
医疗题材影视剧是面向主流大众的作品形式，类型创作时这类题材的主要创作方法，要保证作品的受众范围。类型创作是作品创作者、观众以及作品本身三者互动的过程，类型创作将创作者、作品与观众结合进同一个审美共同体之中。创作者运用类型手段对现实进行凝缩，结构作品的戏剧冲突，将影片的叙事功能发挥到最大，以达到强有力地反馈现实的目标。尤其是医疗这种故事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影视题材，是对作品现实性、艺术价值和价值观表达三者的平衡，医疗影视剧既需要贴近现实生活，又要有效吸引、感染观众，同时又能传递创作者的价值观，类型策略与手段可以有效实现对这三者关系的“缝合”。《我不是药神》就是很好的例子，既有现实质感，同时兼具成熟的类型手法，类型化的剧作结构、类型化叙事和人物，再配合现实主义的影像风格，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听冲击和情感冲击。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而言，医疗题材影视剧的类型化创作，有利于我国电影类型的发展，在类型创作和现实质感的融合中，发展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医疗影视作品。
（一）医疗题材影视剧的类型叙事与人物塑造：平民英雄的成长
类型创作首先在于叙事的类型化。目前医疗题材影视剧的叙事模式遵循二元对立的模式，聚焦于主人公处理情与法、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关系，以此结构展开影片叙事，在两难的困境中塑造人物形象，以此表达作品的价值取向。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其内核在于展现人物在对立中的人格的升华和人性本质的凸显，重点是人物在两难的困境中如何转变，如何获得成长，这个成长的过程构成了整部作品的叙事。如果不能理解这种叙事模式的内涵，作品没有充分的故事细节丰富二元对立的叙事架构，则很容易导致这一模式的僵化，容易为了冲突而冲突。有时作品中会出现刻意制造的冲突矛盾使角色陷入困境，这样的处理既缺乏现实的逻辑，也造成了人物形象的片面。在这里不是否定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而是强调故事中的戏剧冲突不是简单地说明是非对错，我们需要丰富它，关注对立双方的“中间地带”，这是作品戏剧张力的来源。在《我不是药神》中，主角程勇的人物性格前后发生了转变，同样是处在情与法的矛盾关系中，人物转变的动机和原因便是以此对人物形象的丰富，让人物更加立体，也让人物的行动有充分的动机，从而丰富作品的戏剧性。有时作品又过分注重矛盾而忽视了人物的主体地位。人物在困境中的行为，在两难中的选择和坚守，是他们主动性的表现。正是这种主动性才能体现人物的个性，让观众理解人物为何这样做。
医疗题材影视剧故事来源于现实，本质上是对人的描写，在类型上遵循英雄叙事。以往我国的医疗题材影视剧偏向于关注传统英雄人物，这些人物通常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形象积极正面，作品通常通过展现他们的工作过程，表现他们对病人、对集体、对国家的无私奉献，以直接描写的手法展现英雄人物的崇高和伟大。而现代类型创作将焦点移向普通人，专注普通人的故事，这些人物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性格缺陷，同样面临着生活的欢乐和苦恼，尽管平凡，但更加真实，贴近生活。通过普通人的故事，通过展现他们的挣扎，彰显人性的本质，表现人的善良品质。现代医疗题材影视剧的人物是“人性化的英雄”，叙事依据两方面冲突展开：一方面是人物与事件相关人物、环境的冲突，另一方面是人物自我的冲突。作品的结局既要让人物目标达成，这是第一种冲突的解决，又要有人物战胜自我的性格缺陷，实现自我成长，这是第二种冲突的解决。现代医疗题材影视剧的类型人物，不能忽视对第二种冲突的描写，这是核心的冲突，通过这样一种“英雄成长式叙事”，展现人物的精神，传达影片的价值。
有时医疗影视剧不仅展现单个人物，而且展现群体人物，这又牵涉到对群像英雄的塑造。[7]通过讲述团体在危机状况中的行动，表现团队内部的冲突与挣扎，表现团队成员的互帮互助，从团队内的冲突到冲突的解决，最终，团队齐心协办战胜困难逃脱危机。与单个英雄的成长叙事相似，群像式英雄一方面展现团体作为整体面对外部的冲击及其解决，一方面展现团队内部的冲突及解决。危机让所有人陷入相同的命运困境中，使不同性格的人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抵御危机，群像式英雄的成长叙事，正在于人物群体如何组合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及最终完满的结果。
医疗题材影视剧的类型叙事以“人”为重心，关注故事中人物面临的困难，遭遇的创伤及其克服困难收获成长的心路历程，以“隔离—启蒙—回归”式的英雄成长叙事模式[8]，讴歌勇敢无畏、舍生取义的平民英雄与群像英雄，凸显普通人身上的人性光辉，表达集体主义精神与命运共同体美学。以人物在困境中的挣扎和成长，使受众在观影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产生认同，达到共鸣。
除人物形象塑造之外，类型作品还通过一定的视听模式构建观众的集体想象，以达到传递价值观的目标。我国的影视剧类型创作在处理二元对立时，往往忽视了对观众想象的建构，通常是作品背后的创作者在述说、在阐释，而缺乏作品与观众的互动，这不能有效地发挥类型作品的价值传达作用。要让作品的意义能有效地呈现，需要观众在观看作品时的参与，需要他们在观影时主动思考。讲述安乐死话题的美国影片《死亡医生》同样以情与法的冲突结构全片叙事，影片展现了主人公为争取安乐死的合法不断与法律作斗争，这看似是对医生行为的赞赏，但在影片最后，在主人公面临最终审判时，法官质问医生是否真的具有替病人决定生死的权力，这一问题问出了安乐死背后的伦理本质。我们看到影片并没有一味地赞扬主人公的做法，反而引发观众的思考：即使病人倍受痛苦和折磨，医生是否有权力掌控病患的生命？这样的处理并没有跳出类型创作的范畴，影片没有给出最终定论，而是用意味深长的结尾表达生命的可贵和法律的权威这一价值取向，给予处在迷茫困惑又担心安乐死是否真的会实现的观众以确定的价值意义。这样的处理并没有站在某一方的立场指责另一方，也没有判定人物行为的对错与否，反而丰富了影片的内涵。
医疗题材影视剧的类型创作，目的在于让观众在类型叙事中进行价值认同，形成一个价值共同体。尽管观众的审美感知各有差异，但在观众与影视作品的互动中，我们追求的是观众能從影片展示的医务工作者的风险中体味人性的价值，传达人文诉求，在尊重审美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观众审美感知的“最大公约数”，通过共情、共鸣、共振建构起共同体美学。
（二）动人故事与影像奇观的融合：影像语言的再现代化
医疗题材影视剧是按照作品内容所产生的分类，在类型创作中，可以寻求与其他成熟类型题材的融合。医疗工作的一大主体是救援，这使得医疗题材与灾难类型的融合成为可能。在灾难类型作品中讲述医护人员的救援工作，在生死存亡中彰显人性光辉与人间大爱。一些外国作品如《流感》《传染病》等，便是灾难与医疗题材融合的代表，通过灾难片的形式表现病毒肆虐下的众生相，展现医护人员为拯救全人类的努力，以此歌颂人性的崇高和伟大。同时以高投入制作的影像奇观令观众震撼，一种末世感的塑造更具有警示意义。这些作品都十分贴近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值得我们学习。又如创造票房记录的国产影片《战狼2》则是医疗题材与军事（战争）、动作类型结合的典范，以我国军人医生支援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为故事背景，宏大的叙事配合紧张刺激的打斗场面，为观众带来丰富的视听体验，同时也引起社会对海外救援的关注，展现我国军人和医务工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大国担当。
医疗题材影视剧的类型杂糅，是在内容叙事的类型创作之外寻求作品视听语言的革新，当类型叙事走向现代化，相应的影响语言、影像技术也要实现现代化，以符合当下观众的观影审美需要。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李陀、张暖忻提出电影语言现代化之后，影像语言的再一次现代化改造，是提升我国影视作品艺术价值、提升我国本土电影美学水平、实现“电影语言再现代化、新现代化”的时代需求。
类型化的创作既是一种创作技法，强调叙事的有效性和人物塑造的合理性，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和意义的表达方式，通过对现实的凝练给予观众想象和联想，向观众传递某种价值理想，实现价值共同体的形成。医疗题材影视剧的类型走向又是类型与现实的融合，将画面的感性呈现与故事内涵的理性反思结合，以“接地气”的想象力，表达深刻的现实意义。用高工业规格的影像技术，讲述最为动人的故事，以此吸引观众，影像现实，实现对社会的推动。类型创作以其广阔的受众影响力，将社会绝大部分人集合为一个审美共同体，既感受作品中人物的成长，在影像与现实的互动中形成观众与人物的情感认同，同时通过人物的成长和故事中体现的人性光辉，通过影像语言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与内涵，实现观众与作品创作者的情感认同、心理认同、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
结语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有太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发生，也有危机中普通百姓的种种艰难处境，这为影视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现在正是我们借此进行影视创作的时机，影视工作者需要为疫情中做出牺牲的医务工作者发声，捕捉他们的动人故事。疫情中已有许多人拿起摄影机记录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的工作。而中影公司已着手筹备相关作品，反映疫情中医护人员的动人事迹，其中反映女医生甘如意骑车4天3夜赶回工作岗位与疫情抗争的微电影剧本已经完成，即将进入下一阶段的创作。由四川省文联参与出品的微电影《逆行者》，展现了奋战在一线的抗疫人员的艰辛与坚守，收获大家的好评和认可。
以医疗为创作题材，以医护人员为主角进行影视作品创作，如何把他们的故事转化为影视作品，架构起有张力的作品叙事，是影视创作者需要思考的话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性的灾难，这是属于人类的创伤，所有人集合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为创作史诗性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影视创作的机会，影视工作者应该创作出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铭记那些灾难中感人至深的故事，尤其是医务工作者的故事;这是疗伤的过程，我们要牢记这些平民英雄，这些值得载于历史中的伟大人物，用影像书写其医者仁心。因此，我们需要拿出影视工作者的专业精神，走进医护人员的工作和生活中，捕捉他们的情感，同时辅以理性、冷静的思考。影视创作也需要像医疗工作一样一丝不苟，以细腻的情节充实作品，以符合现实逻辑的故事和立体的人物形象感染观众，用温暖的故事感动人心，以此影响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影视工作者无法到最前线抗击疫情，因此用影像反映抗疫故事是影视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用影像支援抗疫，用影像铭记医务工作者的奉献，铭记人性的崇高和可贵。以此为契机，进行医疗题材影视剧的创作，推动我国影视作品类型化发展和影像语言再现代化，强化类型叙事和类型人物塑造，推动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以及现代价值观的传播，在命运共同体中构建价值共同体和审美共同体，以价值共同体和审美共同体推动命运共同体的成长和壮大。包括医疗题材的影视剧在内的中国电影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行，与世界同行，建构起基于民族精神与中国经验、同时又与世界电影艺术经验、美学经验、文化经验“相约相通”的“共同体美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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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陈旭光，张明浩.灾难电影中的英雄成长叙事及对当下的启示 [N/OL].南方日报，2020-03-28（8）.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20-03/28/content_787533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