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侯巴：从放羊娃到副省长
程起骏
1965年冬天的一个早上，都兰县委组织部长领着一位藏族青年，走进了县人委农牧科的办公室，给大家介绍说：“这位是新来的县委农牧部副部长希侯巴同志。” 希侯巴身着一件很旧的羊皮藏袍，个头不高，敦厚结实，堪称虎背熊腰。“察日夏”羔皮帽边下闪烁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以真挚友善的眼神打量着我们几个部下，并一一握手。他的手劲很大，掌心粗得像磨石。给大家的第一印象是，这位领导更像是一位朴实精干的牧民。粗豪的外貌中，却透出一种焕然大气。
希侯巴从副部长到县委副书记，主管农牧口，他的大部分工作地点在农村牧区。因此，我多年跟随他进昆仑、入大漠、访农舍、串帐房，共同经历了几多风风雨雨，结下了一种同志加朋友的情谊。他的精神风貌、思想品德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现就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作一表叙，虽属挂一漏万，但也能见其人之一斑。
敢于实事求是的人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在政界中人人亦知，也是从政的要旨。故编在书上，印在纸上，刻在墙上。但在社会实践中，特别是六十年代初的社会大背景下，要做到实事求是却并不容易，这中间的原委人人心知肚明。要想实事求是，需要勇气和决心，只有心中确实装着人民疾苦的人，敢于为民请命的人，也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1966年的冬天，希侯巴已任副县长之职。我随他去省上开会。会议主题是总结当年工作，安排下年任务。临近结束，突然增加了追加粮食征购任务的议题。最后在西宁宾馆小礼堂召开大会，各县负责人在大会上作表态性发言，前面发言的几位县领导都表示“要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而东部一位农业大县的书记慷慨激昂地表示：“向省委保证！坚决超额完成追加的粮食征购任务”。获得了领导带头的热烈鼓掌；轮到希侯巴发言，他语气平稳地反映了当年都兰县的农业生产情况，说遭了旱灾，收成大不如上年，征购任务没变，群众口粮已从450斤减到400斤，磨成面，每天口粮不够一斤，这对劳动强度大，又无其它副食相补的农民来说，实在不够吃，再增加征购任务，就只能动农民的口粮。他的这番发言，使与会领导和全体人员大感意外，全场顿时哑然无声。一位领导当场开导他，但希侯巴直面训戒，坚持已见。弄得会场气氛有些紧张。另一位领导插言解围，会议才就此结束。会后有关领导叫他去做“个别操练”。但他始终没有松口。事后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要不就真得搞农口夺食。”
按他当时的职务级别，省委下达的任务，他只管领受下来，然后向县委如实汇报，即可交差，其他人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但他出身牧民，在农村牧区工作多年，深知当时的情况，口粮就是农民的命根子，他要坚守，这也是他做人做官的底线。最后的结果是省上下调了都兰的追加任务，具体数字已忘记了。但这件事我铭记在心，至今难忘。顺便说一句，那位慷慨陈词的大书记，因为征购太过头，把群众柜子里的面粉挖出来凑数。第二年夏，那个县的农民大批逃荒讨饭，他本人也得了一个“挖面书记”的名号。当地农民对他的“善举”至今牢记在心，念念不忘。
坚持原则的做人理念
解放初期，青海牧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成份，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党中央的这项英明政策，使极贫极弱的牧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各方收益，特别是广大贫苦牧民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但从“文革”开始，又要重新划定成份。在当时，这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都兰地区自然也要贯彻执行。希侯巴被任命为沟里乡“划定”工作队的队长，率领工作队进入沟里乡，笔者任队部秘书。
在当时的形势下，阶级斗争的弦拧得越来越紧。什么“宁左勿右，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等理论，在一些人的思想里根深蒂固。希侯巴认为这种观点和议论有悖于党的一贯主张，在划定阶级成份这样的重大政治工作中，更需要按党的政策办事。所以他在工作队和公社党委扩大会议上，再三强调：“划成什么成份，对一个人和他的家庭来说，可是影响一生一世甚至子孙后代的大事，一定要慎重。深入调查研究，吃透政策，绝不能错划一个人。”对于“可划可不划者，一般不上划”的政策一定要应用好。
在他的主持下，沟里划定阶级成份的工作进行的稳妥扎实，没有返工现象，得到了县委的表扬。其中有关牧民青措的成份，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工作队进驻之前，各乡实际上已做了这方面的工作，青措被内定为富牧（相当富农）。工作队进村不久，就有人反映，青措有不满党的言论，还在帐房中不挂毛主席的宝像，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希侯巴叫工作组组长杨本甲和我去做调查落实工作，行前又对我俩做了有关政策的叮嘱。再三强调，剥削量和不满言论是两个概念，要分别搞清楚，不要相互影响，更不要先入为主。
我俩骑马走了多半天，才到达青措的帐房。这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寡妇，但有三个小女孩，最小的只有一岁多，最大的也才十一岁。她的帐篷小的不能再小，生活用品也少的不能再少，真看不出她“富”在何处。她心直口快，还没等茶烧开，她就“瓦盆里倒核桃”似地说出了过日子的艰辛。她说，我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可队里把我安排到最高最远的草场上来“改造”。顾了牲口，顾不上孩子，这里狼多，隔三岔五地围着畜圈要吃羊。我的手里只有一个“果列郭里”，她拿给我们看，原来是一件类似绳镖的打击器。又说，本来还有一只手电筒。还能吓狼，可电池没电了。狼也欺我是个女人，前天晚上就在我的眼前咬死了一只羊。我给队里干部反映了几次，不但没人管，还说我的态度不端正，不好好改造。这女人说得语气激愤，但并无乞求之意，是个个性倔强的人。
当我们问她为啥不挂毛主席宝像的事，她却突然哭了起来，说：“毛主席的大像框我有哩，在冬窝子上，搬帐房时我怕碰碎了，没敢带上，但小的像还是带来了。她从帐房杆子上拿下一个红布袋，里面装着一面用红布包着的毛主席像。她说，这两天常下雨，怕淋湿了，就没打开。她抹干眼泪说，有人想欺辱我，我不同意，他就到处说我的坏话。
“宝像”和“不满言论”之事基本调查清楚了，晚上我俩详细了解她家解放前三年和后三年的剥削量，她说得十分清楚明白，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剥削对象”，原来是她母亲的新表侄，是个孤儿。母亲在时，吃住她家，帮她娘俩放羊帮工。说这人还在秀毛大队，她叫我们去调查，这些情况我们都做了详细的笔录。
夜深了，她拿了一张山羊皮去羊圈睡觉，叫我俩睡在帐房。临走时，她摸了摸大女儿的头说：“央吉，今晚上有两位阿爸在，你们就好好睡一觉吧。”到半夜时分，一声长长的狼嚎声惊醒了我和杨本甲。我俩立即披衣出外，天地黑得像个锅，惟见青措站在羊圈的短墙上，手舞绳镖呼呼作响，并不停地大声呵斥着，但看不见狼在何处？我俩也大声吼喊，抛出了几个满把石，狼嚎声才逐渐远去。我俩心情沉重，一夜再没来瞌睡。
我们回来后向希侯巴作了如实的汇报。只见他的眼中透出了少有的恼意，连中午饭没吃，骑马去了青措的那个队。最后，终于搞清了青措的所有问题，青措被下划为中牧，帐房也搬下了高山。
划成份的事，文革后被全盘否定，但这件事使我沉思了很长时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句人人会说的命题，也要看情况而定。
为民族的文化事业和牧区稳定到处奔走
1977年，希侯巴当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青海省副省长兼省民委主任。官做得很大了，但这位放羊娃出身的人，他的心一直和广大群众的心连在一起，群众的疾苦他始终装在心间。
当时牧区的各项建设比较滞后，广大牧民群众行路难、上学难、看病难……这些困难他最为了解，也最为关切。他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多方呼吁，四处奔走，办了很多有意义的实事，此处难以详说，只挑其中的三件事作一叙说。
藏医学精深博大，历史悠久。但是藏医学又与藏传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所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青海的藏医学正处在自然消亡之中，希侯巴是建立青海藏医院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他的多次提议和坚持下，终于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意创建青海藏医院。万事开头难，最早的藏医院只在西宁尕庄租了几间平房，藏医人才不少，但当时的情况下，大都散落在广大农村牧区，有的僧医还俗放羊、种地，有的改行干裁缝、搞副业。希侯巴跑遍青海各地，搜寻了一批身怀绝技的藏医人才。不少人到西宁身无分文，也无处居住。这些人白天在藏医院上班，看病制药，晚上就吃住在希侯巴家中。我亲眼看到他家的客厅、走廊铺满青毡，最多时有九位“曼巴”吃住在他家，一住就是几个月。后来藏医院盖了宿舍，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藏医院也逐渐走向正规。
现在青海藏医院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藏医高等学府，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藏医专家和医生。科研成果累累，藏医学文化得到了发扬光大，为青海的医疗事业作出了独特的一份贡献。
电影是广大牧民最喜爱的文化品类，也是教育群众最得力的媒体之一。但当时绝大多数电影产品，特别是文艺类的电影一律是汉语道白，这对多数不懂汉语的藏族群众来说，实在是一件窝心之事。希侯巴最能理解群众的心意，他多次进京，上访有关部门，专门反映这一事关千万牧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大事，最终得到中央、省上的支持。1980年在省电影公司译制科的基础上，成立了青海电影译制厂，还从中央调来专用器材和专业人员。这个专门为青海藏族文化事业服务的机构，迅速发展壮大，日新月异。满足了广大牧民群众的精神诉求。先后得到了国务院及国家民委、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全国文联等部门的十多次奖励，成为青海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牌。
希侯巴作为副省长，他所到之处都讲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他讲得联系实际亲切生动，绝少官话套话大话，所以能够深入人心，不少藏族群众把他的讲话录音保留至今。
他也是一位维护团结稳定的身体力行者。1979年6月，黄南州泽库县宁秀公社和甘肃玛曲县发生了重大草原纠纷。省上命他为青海一方的代表，带队赴宁秀加以解决。他日夜奔跑，深入到双方当事人的帐房，做干部、群众和民族宗教界人士的思想工作。“讲解政策，弄明真相，提出建议，共同协商”，诚心所至，金石为开。经过十五天的艰苦努力工作，特别是在嘉木样、贡唐两位活佛的鼎力相助下，终于和甘肃一方，圆满地解决了这起极为复杂的草原纠纷。希侯巴十五天衣不解体，大部分时间住在帐房中。回来后才发现虱子、虮子已在他的内衣中安营扎寨了。
留在人世的最后一瞥━━如秋水蓝天
希侯巴出生在热水乡扎玛日村的一个贫苦牧民家中。父亲早逝，因此，他七岁时就帮富人家放羊，很早就经历了人生的坎坷。1951年，人民政府保送他去民族公学读书。三年的学习期间，他刻苦用功，成绩优良，不但掌握了汉藏文字，还学会了一口标准的汉语普通话，更重要的是树立了要为民办实事，不为自身谋私利的人生理念；他无论走到哪里，工作对象是那个民族，他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群众都把他当自家人看待。他的子女众多，其中有一位残疾人，妻子没有工作而且多病，但他一生清廉，说他清贫一生也绝不为过。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去他扎玛日的家中，那是三间土担梁的低矮小屋，坑上铺着几条旧青毡，兴时的家俱，只有一件做工粗糙的五斗柜，这与一个普通牧民的家景没有任何区别。我曾建议他把妻子安排到“家属创业队”，挣几个钱以补家用。他说，有的同志比我更困难，就算了吧。他烟酒不沾，常年穿着一件旧军装，下乡总是那身旧藏袍。就这样，他还是入不敷出，多次向亲友借钱就急，但从不向组织上说穷伸手。这样的好官本来是能为百姓做很多好事的，但世事难料，他在五十岁时，就匆匆而去，令人神伤。
1984年9月20日天快黑时，县委书记宽太加同志突然通知我：“老程，西宁来了电话，希侯巴病得很重，我们连夜下西宁吧！”同去的还有民政局长丁尕。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默默无言，就连平时最爱说笑的司机小潘也一声不吭。宽书记和希侯巴是一个部落的人，从小就在一起，情同弟兄，后来又一起工作，志同道合，此刻的心情自然十分悲伤。
丁尕是一位壮实的蒙古汉子。当他明白了此行的原因时，突然呜咽着，喃喃自语：“你好苦吃了，别人没吃得你吃了……”他的自语无人应对，但我却知道他说得“好苦”所指。
那是1971年冬，都兰遭数十年不遇的大雪灾。受灾最重的是蒙古族香加乡和藏族沟里乡。县上成立了抗灾保畜指挥部，指挥部设在香日德镇，希侯巴任总指挥，丁尕和我是指挥部的工作人员。
那可是一场真正的与天老爷的战斗。连下了几天的大雪仍然是停停下下，没完没了。那时只有手摇电话，通到两个乡的乡政府，下面的情况无法及时全面的反映上来。希侯巴把工作人员都打发到第一线，只留我在他身边搞综合。临时从各单位抽调的几辆大卡车，日夜不停地往灾区送饲草、饮料和口粮。希侯巴每天守在电话机前，一直到深夜。再三叮嘱车要装满装足。说了不算，他每天一大早就守在路边，看着每一辆车在他面前通过，每次他都要紧握司机的手，说上几句暖心的嘱托话。我在旁边看着，心里老觉得他那神态语气，好像这些司机要去救他老爸老妈的命。
有一天，先已进点的丁尕带来了一张纸条，说他在的那个牧业点是重灾区，病人一大片，烧的也没有了，有人已在烧驮鞍做饭。希侯巴立即决定亲自去看看，他叫上一位乡干事作向导。我们骑马走在茫茫的雪野上，大雪已封了山，路在何方？连向导也十分为难。此时，满天大雪又纷纷扬扬的下了起来，那阵势不是在下雪，而是在倒雪。寒风挟着雪片打在脸上，如刀割一样渗痛，在没膝的深雪中，我们跌跌撞撞，二十公里路走了三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蒙古族老乡们从各自的毡包中走出来迎接我们，带头的是丁尕。他埋怨地说：“希书记，你派个人来就成了呗，你看你的脸都冻青了！” 希侯巴和群众一一握手道辛苦，有的老人和妇女流着眼泪说个不停，希侯巴一脸酸楚，但他很快镇定下来，通知召开户主会议。他走进毡包，还没坐定就伸手向胸口摸去，我以为他是要掏笔记本，谁知他却掏出了一个拳头大的冰疙瘩，放在炒面匣子上。丁尕惊奇地问：“希书记，你拿出得是啥东西？”希侯巴笑着说：“这是我给你带来的一点小礼物，瓜子不饱人的个心么。”满毡包的人都被他的话惹笑了。原来，他穿得军大衣第一扣子丢了，领口敞着，雪钻进了他的胸口结成了冰团。一心赶路的他竟然浑然不觉。丁尕感动地说：“啊！从雪灾来临，我们已忘记了笑，希书记你一来，这不大家又会笑了。”
希侯巴以他特有的工作作风，简单明快，直奔要害，作出了几条决定。其中一条是他亲自给县医院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派出十名医生，带上足够的治感冒、冻疮的药，限时进入各重点灾区。在他的有力领导下，八方支援，团结奋斗，很快就缓解了灾区的形势。我知道此刻的丁尕一定是在回忆这段极为艰苦的日日夜夜。
吉普车不停地奔了一夜，第二天早八点，我们站在希侯巴的病榻前。他的妻子诺巴泪汪汪地说：“人已昏迷不醒两天了，就等你们来哩。”希侯巴面孔十分消瘦，双目紧闭。宽太加靠近他的耳旁，轻身叫了几声，也许“娘家人”的声音具有特殊的力量。希侯巴终于睁开了双眼。宽太加便说：“丁尕、老程我们看你来了。”希侯巴的眼光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脸上转了一圈，并努力做了一个点头的姿势。就慢慢地闭上眼睛。站在后面的医生说：“人已去了。”
此时，病房中无声无息，此前也没来得及握手话别，更无豪言壮语留世，但此时无声胜有声。
事后，我根据宽书记的所托，帮诺马料理后事。这时才发现希侯巴竟没有一份钱的积蓄。一个笔记本的最后一页，记着他的月工资240元，他借亲戚朋友的三笔债，共计2800元。其中两笔后面注明：年底还清。桌椅沙发都是公家配备的，最高档的家俱是那件“老资格”的五斗柜，另有大小不一的几只旧木箱。一位现职副省长，清贫如此，若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
他就这样走了。他留在人世的最后一瞥，眼神是那样的澄澈清亮，如秋水蓝天，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