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柔和

    吕晨晨

    【摘 要】儒学作为官方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一直受到极大的重视,然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确立儒学独尊的地位以来,虽有一些细微的发展,却没有出现兴盛之势,但是到了宋朝却出现了二期儒学——宋明理学。为何理学会在军事上不强胜、地域上不广阔、民族问题上不统一,且还有积贫积弱之称的宋朝兴起?为何今天思想政治教育中需要融入理学思想?这是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宋明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现实价值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5-0068-02

    一、 理学的概念及其发展轨迹

    (一) 何谓理学

    理学,学术界对于其概念有一致的解释,即自宋以来把理气、心性等哲学问题作为讨论焦点的一种思潮,主要研究本体论、心性论、认识论三大问题,又称之为“道学”。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说,泛指一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焦点的思潮,其中有几个不同的学派,从狭义上来说,则为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学说。

    (二)理学的发展轨迹

    理学于北宋开始逐渐兴起,南宋时达到顶峰,自南宋以后由于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开始逐渐衰落。具体而言,理学的发展是以对道、佛两教的批判为初始的。“三教合一”的政策,使佛道两教与儒学开始并驾齐驱,正是由于佛道两教的繁荣,一些高瞻远瞩的儒学者内心的危机感油然而生。一些儒学者认为佛道吹鼓人们修行、修建庙宇,这不仅违背了忠孝之道,使人们的行为超越于礼法之上,还劳民伤财扰乱社会秩序。而另一些儒学者却主张儒释道共同发展,它们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甚至有儒者支持借鉴佛、道形而上的理论来完善儒学,使儒学体系更加完善。

    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新的政权的成立需要有一套强大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新儒学趁机发展起来而佛道两教理论日渐衰落。北宋政治革命家范仲淹、欧阳修等大力提倡儒家学说,认为应该将儒家经典作为治国理家的根据,还出现了胡瑗、孙复、石介,被称为“宋初三先生”。

    时至北宋中期,理学思潮一步步形成,并在当时的思想潮流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学术派别,如北宋时期周敦颐提出的濂学、邵雍主张的象数学、张载力争的关学、程颐程颢高唱的洛学等等,南宋时期朱熹的闽学、陆九渊的江西之学,明中期王守仁的阳明学等等。其中,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是最主要的两大学派。

    二、 理学在积贫积弱的宋朝兴起的原因

    (一) 宋朝商业相较繁荣

    宋朝在与金辽西夏的作战过程中,由于统治者谨记前车之鉴畏惧将领叛变,实施将帅分离的政策,致使士兵战斗力低下,败多胜少,再加上统治者自身厌恶战争,所以采取赔款方式以换来和平。统治者深知农业束缚农民,其本身并不能增加高额利润,能够大幅度增加利润的在于商业是否繁荣,故而对商业采取了较往朝宽松的政策,商业在此情况下出现空前繁荣之势,由张择端大师所绘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对宋朝商业繁荣的真实记录。据史记载,宋朝当时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占据世界的80%,现今美国如此强盛也远远达不到这一比例。北宋在与辽征战四十年后缔结澶渊之盟,对其赔款,规定每年宋给辽岁币银30万两、绢20万匹,但是这一赔款金额仅仅是北宋两个县的年收入。由此可见,宋朝经济实力之强。诚然,商业的繁荣带动文化的兴盛,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其中两项诞生于北宋,唐宋八大家北宋独占六席,新的哲学思潮应运而生。

    (二) 政治思想宽松致使私学兴盛

    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后,深知藩镇割据的危害性,于是吸取教训,不轻信武官,由此宋朝就形成了重文轻武之风,宋太祖不但杯酒释兵权为统治者常怀仁慈之心做了榜样,还留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的祖训,凡尽心进言者不会因为冒犯而定罪。所以宋朝的政治思想、文化氛围是比较宽松的,宽松的政治自然会激发有思想者的迸发。进而,重文轻武之风由上及下,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促使宋代私人讲学之风极盛。再者,安史之乱以来,社会动荡不安,一些儒学者为了逃避战乱,远离是非之地,纷纷选择在山林开馆受学。此等私人讲学以修身为主,甚少谈及政治,提倡经义研究,重视道德教育,合乎理学之求,为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相较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

    (三) 佛道兴盛冲击儒学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道两教迅速传播,凭借自身理论及修道的大众性吸引了众多信徒,佛教尤其受到信赖。到唐宋时期,“三教合一”的潮流弥漫到社会各个领域,对儒学形成了挑战。史书记载,唐朝佛学发展达到高峰,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此种局面,对儒家士大夫们敲醒了警钟,儒家伦理纲常受到佛学冲击而沦落,使他们痛心疾首,面对佛教发起的挑战,使他们极为愤怒,面对华人民族文化自尊自觉意识的丧失,使他们非常惶恐,正是佛教的刺激,激起儒学者重兴儒学。因此,唐宋儒学者不断进行思考和探索,并吸收和融合佛道两教的思想精华,完善儒学体系。可以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刺激理学兴起的最重大外缘。

    (四) 顺应时代潮流

    自安史之乱以来,农民起义频繁出现,战争的混乱摧毁了豪强地主的政治经济势力,宋太祖在陈桥发动兵变,重新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权的北宋王朝。原有的形成的各种关系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生产力有了极大进步,科学技术也有了重大成就。在此新的条件下,封建统治阶级需要一种能够维护统一的思想武器,理学便应运而生。

    除此,在唐宋以前印刷术没有被发明出来,书籍的复印誊抄只能靠手工来完成,数量的瓶颈限制了思想的传播。但是,时至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大大提高了书籍的复印速度,北宋毕昇对印刷术进行改进,研制出活版印刷术,传播载体技术的改进使书籍的复写更为便利,思想更有利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故而印刷术的改进也对理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三、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柔和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作为官方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其目的是统治者掌控主流思想,占据思想意识的至高地位,由此一来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就被有意识地强化,其修身功能被無意识缩小。尽管宋明理学对当时及其以后社会的人们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然而作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对维护统治者的阶级利益,对思辨哲学方面的发展,对中华儿女养成自强不息的性格,对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对人们至今的行为准则仍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因此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应汲取其中精华以实现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一)追求崇高的人格境界

    而今,在西方社会掀起了一股非理性主义思潮,这种思潮贬低了人性的伟大,轻视了人性的尊严,认为人只是生物性的本能存在,鼓吹随心所欲的顺应人的非理性本能,道德主体的地位不再属于人,由此人空虚了信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这一倾向尤为突出的表现出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国门在顺应世界潮流之势下打开,经济、政治的开放伴随的是文化的互相交流,进而这一思想冲击着我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心性未定的年轻人的思想。不可否认,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使人们认识到了人之本来的客观面目,粉碎了人们对人或物过于崇拜的神圣心里,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面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反思与重温宋明理学所倾心追求的崇高人格境界和人格理想,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协调人际关系与天人关系

    近代工业革命的爆发促使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也日益密切,由分工而产生的矛盾也日益增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恶化。再加上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领域不断扩大,使人产生了征服自然的念想。毋庸置疑,科技在方方面面都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由于没有考虑到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当代兴起的存在主义思潮,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坚持“他人即地狱”的原则,冰封了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们对人际关系蒙上了一层忧郁的阴影。然而,宋明理学主张“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应该顺其自然的混为一体,这一境界为如何协调人际关系,如何看待天人关系指明了前进方向!

    (三)提供精神寄托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繁华的世界,匆忙的脚步让人们对身边的事物存有走马观花的心态,只是看到了结果是否,而忽略了走在路上自己内心真实的体验。宋明理学教导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重感受、重体验,不断调节主体与外界的关系,保持自我身心的平衡和人格的完善。故而,当我们追求外在他物感到迷茫时,我们还可以从宋明理学之中汲取营养,获得心灵的放空。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理性精神曾多次唤起中国人的理性和良知,在黑暗的历史时期闪耀着理性的光芒。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宋朝理学的思想振兴,后来近千年的历史,将陷入何等糟糕的混乱之中!最能淋漓尽致表现这一观点的是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二战后殖民地独立浪潮中印度非暴力革命的成功,英联邦内的前殖民地的相继独立,而保持了与原宗主国较好的关系,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也避免了长期混乱的局面,莫不与英国的理性精神有关,这印证了理性精神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人类社会的理性,来源于限制,来源于各方面力量的制衡,靠的是社会各种力量的良性互动,其中包含诸多的宽恕、宽容、忍让、妥协、悲悯的精神,理性精神归根结底是通情达理。理的基础是知识结构、是理念系统,性的基础是人性、是良知,宋明理学的精神实质也就是从这些基本点出发的,主流社会权力阶层的理性精神,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在社会历史大变局面前,体制内的理性精神是如此重要如此珍贵,这是我们研究宋明理学应该注重的重中之重,也是倡导理学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之中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