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精神意蕴的诗意表征
[摘 要]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化预期”旨在表明: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永不放弃的批判精神和不可超越的根本特性,我们别无选择地要受它的方法的内在牵引。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必须对其进行认真筛选,抛弃对它的盲目崇拜,拒斥对其作纯学理的分析和抽象性的表述。国际上反马克思主义的“驱魔”运动反而使它保持了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继承其实践批判精神。我们必须重新回到、走进马克思,让那些富于后现代意蕴的精神在当代思想集体中复活,从而更好地发挥它对当代社会实践的精神塑造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德里达;后现代主义;实践批判精神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志码]A
此次源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心脏华尔街、由金融风暴演绎出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使近年来在西方已持续了一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热再次升温。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英国伦敦,马克思100多年前的著作热销不衰,人们似乎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他不仅没有故去,而且就在我们身边,并正在评说着在他身后100多年所发生的这场经济动荡。这种情势,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幽灵化预期”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储蓄,我们别无选择地要受它的方法的内在牵引
20世纪末,苏东剧变后,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狂潮,西方一些理论谋士及政要曾兴高采烈地鼓噪:马克思主义终结了,社会主义终结了,人类历史终结了,一个真正的时代——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开始了!并很快组织起一只规模像样的“为马克思主义送葬”的队伍,迫不及待地要为马克思主义做最后的祷告。此时,作为后现代主义大师的德里达却一反常态,从原来不相信甚至反马克思到急转身走近马克思,并热情地与他握手和拥抱。德里达在关键的历史时刻,以敏锐的洞察力、鉴别力和独特的政治视角,直接或间接地预测到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端倪和走势。在他看来,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如何走进并继承马克思的精神瑰宝,这些问题至关重要。
为了表征继承并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德里达再三地将之作为政治责任加以强调。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1](P21)中,德里达信誓旦旦地向世人昭告: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我们就会失去未来、失去向导;无论如何要有马克思,要有他的才华,至少要有他的精神和符号。德里达已然看到:苏东剧变恰恰是把披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那种机械性的政治外衣彻底甩掉,把堆砌在马克思主义头上的那些非法性建筑全部推倒;步入后原理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在与后现代主义的牵手中,以黄钟大吕之音催生了一次宏大的精神报晓。德里达至少以幽灵化的精神预期的方式,及时地向全世界报道:一场狂飙、一场毋庸置疑的思想狂飙,将把世界理性及其文化天庭横扫,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借助某种后学意蕴,将成为永远的光荣和不死的事业,它将永远固守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情操,通过并借助于后学资源展现出不同寻常的精神风貌;而且,如果真有一种我们永远也不打算放弃的马克思主义精神,那么,它作为一种全新的话语实践——批判精神和实践格调,将会在与时俱进、与时偕行中永葆思想青春;苏东剧变只是意味着传统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垮掉,而民族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不但没有外逃,反而成为吹响时代前进的号角和引领社会变革的先导,它早已四处弥漫、普遍播撒,深入人心,并成为大众文明和时代意识的构成材料。[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角,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储蓄物,我们别无选择地要受它的方法的内在牵引,无论如何绕不开它的“幽灵”对我们的缠绕。
二、必须认真筛选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彻底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崇拜
研读马克思的文本必须面向世界和未来、面对生活和实践,把理论与实践内在地予以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能不断获得重大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某种传统马克思主义(如苏东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消散,使马克思主义甩掉了教条式的沉重负担,实现了一次超越性的解脱和本质性的还原,从而可以集中精力深入研究专属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东西,使马克思主义极易融入实践,在内在超越的基础上实现某种层次上的跃迁。基于此,德里达认为,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遗产必须基于时代发展的最新需要而对之加以认真筛选,原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记忆的诱惑”(盲目崇拜),使我们在实践中吃了大亏,必须加以彻底扭转。但作为“在我们的整个一生中共同享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个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曾经是”、“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绝对地”既精美又完善,这使得今天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在一种不可估量的深度上仍然保留着这一遗产。[1](P21-22)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为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四处飘荡的“幽灵”,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储蓄物和最基本的文化底蕴,不管你是否真的信仰它、是否意识到它、是否把它作为自己的真实意愿,它对今天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在产生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就在于其方法,必须将之置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予以估算。一个人即使接受了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只要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那就是对它的真正背叛;与此相反,一个人即使对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存有异议,根本不相信它的那些最重要的结论,但他只要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真正典范。正如卢卡奇[3]所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不加批判地对马克思的各种研究成果全盘接受,不是指对这种或那种论点的信仰,也不是指对“圣书”的注解和固恋,正统性是指方法,根本不包括观点。方法就是一切,与其他内容并不相干。德里达甚至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肯认,并不一定要求我们完全放弃自己的一切传统和先见,哪怕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者,也完全可以肯认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付诸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犹如一个“幽灵”,它无处不在,飞扬在人类文化和时代意识的思想空间,而且已经渗透到大众生活的各个角落和方方面面,不论它显现自身的方式是可见抑或不可见,我们根本不能拒绝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们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它的方法对我们的精神牵引。
德里达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这些观点,既带给我们很深刻的理论启示,又提醒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后学境遇作具体分析。首先,马克思主义既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又是最根本的世界观,其结论与方法的有机统一表明,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但在具体使用中,方法的意义和价值的确又高于或大于结论;如果结论是金子,那么方法就是点石成金的金鞭。因为方法不仅能够扩大结论的使用范围,实现转识成智,而且能够把具体实践中那些带有普遍性的经验通过特定的方式集中起来,经过蒸馏、升华和凝练,将之提升到较高的理论层面。其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一般地说,这句话并没有说完,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有许多层面,既有核心又有外围还有中间,有的适用范围较窄、有的适用范围较宽,很显然,我们“不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所有论述为指导,而应当是以他们思想中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并且具有普遍意义(即对中国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为指导”,只有这些理论才能付诸实践。[4]马克思主义在具体实践中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的确需要进行功能选择、方向凝练和价值判断,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需要,有时把这一理论或那一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提到首位并加以有针对性的强调和宣传,这并不是对它的“抽象肯定加具体否定”,更不是在搞实用主义,而恰恰是其辩证性的最高体现。
三、拒斥对马克思主义作纯学理的分析和抽象性的表述,强调其实践性,将它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改造世界,并以这种方式复归它的真正本性、实现其意义的新生和再生
苏东剧变后,西方一些谋士及政要一再声称,马克思主义按其自身的本性,不能与政治直接发生关系,不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将马克思主义视作政治的附庸,强调要客观地研究它,要倡导保留一种研究的原旨主义理论特征。与早先恶意地阉割和篡改相比,这应该是一种进步。但若完全割断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政治的纽带,拒斥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干预并拒绝它与政治的内在融通,我们将“平和地、客观地、不带偏见地”伤害它的精神机理和内在魂灵[1](P46)。果如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将被阉割得干干净净,它也不是作为理性批判和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而存在,而是作为停留在高楼深院、书斋讲坛内供人把玩的马克思主义而苟生,作为一种“无害的偶像”的“纯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而偷生。[1](P46)若这样回到马克思、走近或走进马克思,那会对之造成严重的精神内伤,甚至直接危及其生命。
?24?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在德里达看来,其实马克思主义不专属于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也不专属于某些政党和政治集团,他的著作应列入世界政治哲学的伟大经典之列,它们被排斥在这个行列之外太久了,现在必须强调回到马克思并复归它的真正本性。对此,西方人一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误解,认为苏东剧变意味着共产主义事业的破产,残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发生严重扭曲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方向,就是干脆放弃了社会主义的选择而掉进资本主义的陷阱,因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正在日益消亡。所以尽管它的“幽灵”四处游荡,它对当今世界造成的“威胁”已微乎其微。德里达[1](P55)却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要是“幽灵”,“它总要化成肉身”,实现一次精神转生和意义升腾,“本质上,那幽灵就是未来,它总归会到来”,总要构成新的“威胁”,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一次较大的震动。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当代价值,仍然是当代最伟大的真理,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并没有倒下,仍然是当代人值得追求的目标,即使“在一种新的世界紊乱试图安置它的新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位置之际”[1](P53),任何对之的断然否定,都无法摆脱马克思的“幽灵”,相反,仍然要以之作为昭示自己前进的塔灯。
不论西方谋士炮制的新自由主义如何诋毁马克思主义,如何急于埋葬马克思主义,他们仍然无法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和再生,无法抗拒马克思主义完成引领整个世界文化蓬勃发展的神圣使命。其实,马克思主义早已成为现时代的主流话语和生活意境,一种文化不论以什么面目出场,它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强大的文化氛围之中。即使像后现代主义那样一味解构马克思主义,也仍然无法彻底消解它,反而又使一个解构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昂首挺立,并以否定的形式将之拉上后学平台,经过再三的解读使之某一方面的内容得以重新聚焦而复活,并在不经意间大放光明。
四、国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驱魔”并没有使之销声匿迹、人亡政息,反而使之以变化了的姿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
西方某些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化针锋相对、格格不入,是实现全球化的最大障碍和宿敌,只有对之展开“驱魔”运动,才能使全球化运动进展顺利。“当今世界上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抑或毋宁说是正在走向统治地位的过程之中的话语,它是关于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的话语……关于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话语,关于马克思主义所启发的革命模式或多或少的缓慢瓦解的话语。”[1](P75)这一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经常以狂热、兴奋和惶惑人心的形式(弗洛伊德将之描述为哀悼活动中的欢乐场面),喋喋不休地施展着自己的魔力,咒语不断地重复且变成了固定的仪式,煞有介事地向世人宣告:马克思主义已死、共产主义已亡,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它的希望、它的理论、它的实践、它的话语,都将灰飞湮灭、不再继续,随着历史和人的最后终结,一个伟大的时代——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将隆重开启。但吊诡的是,当此西方“驱魔”运动开展之际,一些谋士虽竭力欲致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于死地,另一些谋士却看到了一个新问题:若马克思主义长时段地保持其原生形态,保持过去为人们所习惯借以辨别和批判的旧面貌,那么要铲除之就极其容易;若马克思主义不断改变形态,不断增殖新的意义,使之变成与新的形势完全适应的新马克思主义,此时要想颠覆之则困难至极。因而他们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感到恐惧,因为它行将就木、会很快死去;而对那种与时偕行的马克思主义则备加忧虑,因为他们“尚未练好本事”,常常不知如何回击。鉴于此,德里达郑重地告诫我们,必须有选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在它的精神遗产中,并非所有部分都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它的遗产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加以改造,才能符合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才能赢得并见重于当代的主流话语。马克思主义经常在使用中被重申,这一重申既应忠实于那些与马克思主义要求相一致的东西,又要在总体上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原有意义和根本旨趣。[5]我们向来将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的继承看做是一种庄严的使命,从来不是简单的拿来。只有敢于融入社会实践,敢于对时代主题积极发言,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开辟出新的自我生成之域。
五、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继承它的实践批判精神,随时准备进行自我革命,以彻底瓦解对它的那些非法的思想禁锢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必须有所选择、有所扬弃,继承它最有活力的部分——实践批判精神及其立场、原则、方法和灵魂,而非它的框架、个别观点和具体结论。当然,继承必须忠实原意,但这还远远不够,必须使之以发展的姿态在当代社会实践的新土壤中重新扎根。因为继承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凭借拥有一些文本而迅速在精神上暴富,继承的内容也不是那种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在具体实践中那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勇往直前的实践批判精神。继承它的思想、捍卫它的立场、固守它的灵魂,自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又不能因此而故步自封,更不能只满足于或拘泥于现有的结论。
德里达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遗产学,首先强调继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精神。在他看来,西方谋士及政要的“驱魔”运动,是在竭力美化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原则,大力宣扬一种荒谬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及其自由民主制度“解决了当代社会中的所有重大问题”[6],从而自动刹住了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历史已经开始终结,而我们也将成为历史上最后的人。这种“历史终结论”,旨在美化新自由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大力颂扬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和资本,认为它们推动了社会变革、实现了技术创新、传播了现代文明、拯救了受苦难的人们,吹嘘这种剥削制度将获得永存;而马克思主义则已失去了批判对象,它将自取灭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精神也同样烟消云散,成为碎片化的死去的鬼魂。但德里达却认为,即使我们不一定认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只要从中汲取灵感,就不能回避它的实践批判精神,而且,在当代“为了在一种必然的无限进程的过程中使‘现实适应‘理想,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不争之论,“如果人们知道如何使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适应新的条件……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仍然能够结出硕果”,开拓进取,常变常新。[1](P120-122)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养分,就必须忠实于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基因,那就是要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以便能够对之强基、培根和固本。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的自身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肯认。基于此,我们应把它与其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做原则上的区分,把那些固定在马克思主义学说躯干上或假定系统的、形而上学的和总体性中的荒谬之论,固定在它的有关劳动、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等基本概念中的个别观点和具体结论,通通拉上当代实践的平台,进行一番理性的拷问。
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并不仅仅局限于理论上或思辨层面上的重申,而是要把它的思想与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只有融入实践才能复归自己的本性,使之在一切方面回到它自身。再进一步延伸,只有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才能真正消解附着于其上的“虚构的精神花朵”,使各种错误思想和观念荡然无存,这种大胆的消解显然是一种“冒险的姿态”[1](P124)。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职责和本分,不如此就不足以消解曾长期固定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上的许多过时的、无用的东西,只有拿起这种批判武器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继承和保存。
六、我们必须重新鼓起勇气回到、走近并走进马克思,让那些富有后现代意蕴的精神经受全球化的洗礼而获得新生,以变化了的姿态在当代思想集体中复活,从而更好地发挥它对当代社会实践的精神塑造作用
首先,面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尴尬处境,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异化为幽灵,是由于它遭遇到了酷似当年它产生时所面临的西欧“神圣同盟”的敌对状况,国际反马克思主义势力对之进行集体“驱魔”,且这次大规模的文化围剿充满了密谋式的勾当,表明围剿者对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恐惧心理以及急于在精神领域建立权威形式和新秩序的迫切心情。面对“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死亡论”、“告别革命论”及其他祷告之声,德里达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死亡”,死亡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躯体”,即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政权以及各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而它的灵魂或“幽灵”,即它的“激进的批判精神与方法”则会获得永生。[7]
其次,关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命运会如何的问题,德里达[1](P23)认为,这“其实是一个重复已久的话题的回声”,关于马克思主义已然终结的这一“末世学的话题”,是在许多年以前就“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了”的一种怪影。但今天旧话重提,于我们则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和新的使命,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如何、如何摆脱它的尴尬处境,的确是一个摆在我们同时代多数人面前的棘手问题。苏联及东欧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幽灵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根本不同,苏东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并不等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消解和死亡。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具有“幽灵的生产方式”[1](P138),“马克思主义已死”的叫嚣声愈高,愈能把它激活,并使之处于来临状态,凸现自身在场的丰富性,从而激发人们以之为批判的武器,去重新安排周围的世界,并在改变世界中获得意义再生。
再次,面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德里达预言,党治的时代即将结束,马克思主义不可能通过政党统治的形式来显现原形,苏东剧变已在事实上对之予以确证。但党治的终结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不等于它丧失了实际在场的可能性,它还有多种多样的存在方式和出场路径,它完全可以说不同的语言、穿不同民族的服装、有各种不同的名称。
现在看来,如果德里达仅仅停留在“幽灵化预期”的范围内,通过分析“幽灵”的种种特性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价值和实践品性,那么,这种阐明尽管富有特色,但还是表面化的、从而也是缺乏说服力的论证。所幸德里达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在遗产学中做了进一步的表征,指出遗产从来不是一种给予,它向来是一项使命,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创新中才能实现新生和再生。但这种论证还是因为太间接、太笼统而缺乏穿透力。为了表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德里达在价值学中又对它做了重大选择和文化提升,再三指认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全部价值都归结为它的实践批判本性,它的全部意义就取决于它可用于分析当代人和当代社会的精神疾病,只有融入实践才能找到真正的出口,冲出令人窒息的牢笼。[8]
七、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不可超越的意义视域
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学说确有一个时代的局限性问题,许多具体的结论随时代的变迁已变得脱离实际、不合时宜,故而时代的变迁需要人们从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这样才能从自身发展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实现开拓进取和自我革新。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遗产具有局限性,并不是一个已经说尽真理的完美无缺的体系,所以才需要我们去选择、去分析。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哲学的、政治的、科学的等多种声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混合性的文化基因库和意义复合体,多样性的力量、多样性的形式、多样性的声音和多样性的话语,虽说都是必要的,但也难免相互分离。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只有深入到使之分离又使之结合为一的思想基地或内在本源处,去运思、去凝练、去提取,才能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固有精义,并使之以新的形式和新的姿态进入我们当代的文化氛围。同时也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意义弹性和内在张力,这种弹性和张力不仅不会滋生混乱的逻辑和含糊不清的学理,不会削弱其影响力、降低其生命力或导致其多元化存在的悖反性格局,反而正是它作为改变世界的理论所特有的能力展示,是其理论在实现自身过程中因把握住了实践的需要并与之相互作用、相互改造的特殊状态,是其实现自我反省、自我超越的内在依据。它呈现出的内在紧张意味着它正面临着理论创新的压力和动力,而克服内在矛盾的过程也就是它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最大胜利。可见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面向实践、面向未来的理论特质和基于实践需要而不断实现自我革命的内在生长机理,正是由于它自己的这种实践性品格和把握实践矛盾的内在魅力,才使之赢得并见重于时代和未来,成为永远的光荣和不可超越的意义视域。[9]
德里达认为,继承马克思主义决不是要求我们把今天的时代立场全部放弃,不折不扣地去承继来自于经典著作中的那些固定的僵化逻辑,而是要去继承通过它、借助它来到我们面前的东西。我们今天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矛盾和差异,意在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于它的既成结论,不能停留在原有的多样性统一的危险境地,而必须对之悬置、分离和过滤,只有将其精髓付诸实践并对可贵的经验认真汲取,才能激活它的那些更重要、更珍贵的生命活力。我们不能只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纯粹的学术话语体系,停留在精神的或抽象的状态,满足于某种虚幻的幸福期许,而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的最好继承和接续。[10]只有突破自身并参与时代变革,我们才能真正回到马克思的精神故里。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挺立时代潮头,积极对时代主题发言,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实践最鲜明的主题和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11],为此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这一最大的实际内在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构筑起符合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最新发展的思想价值体系;同理,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立足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积极开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建构起属于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2]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体系承载了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部意义,如果没有它的召唤和牵引,那么一切都将成为过去。
[参考文献]
[1][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朱荣英.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后学困厄”及其实践超越[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69.
[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47-48.
[4]庞元正,董德刚,韩庆祥.哲学二十二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24.
[5]杨耕.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重大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7(5):33.
[6]姚大志.现代之后[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199.
[7]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12.
[8]侯惠勤.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紧张”[J].中国社会科学,2007(3):54.
[9]陈晏清,赵前苗.后形而上学转向与政治思维方式的变更[J].天津社会科学,2006(1):4.
[10]陈学明,马拥军.走进马克思——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11]王信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