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电影《调音师》中“盲”的隐喻叙事解码
李明娟 徐玉梅
印度电影《调音师》于2019年4月3日在国内上映以来，获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调音师》讲述的是穷困潦倒的钢琴师阿卡什为了凑足20万卢比去伦敦参加比赛，通过假扮盲人来获得尊重与机会。岂料这种行为给他带来的是危机四伏的困境，甚至生命的危险。这部电影因循了同名法国微电影的核心创意点——一桩被无意撞见的谋杀案。这种互文性，引发了观众对作品和先在作品之间关系的解读兴趣。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文艺观念，互文性强调在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挖掘作品的意义。如果说微电影《调音师》只是给观众留下了一个悬念，电影《调音师》则是在此基础上挖掘了人性的种种可能。“盲”作为电影中的疾病意向，具有强烈的隐喻性，也是文本的叙事线索，是创作者表达意义的载体。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说：“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1]《调音师》以“盲”作为引发叙事的关键点和探索人性的手段，挖掘电影文本的内在深度，思考叙事主体的叙事动机，引领观众关注叙事表层背后的深层社会心理。
一、一条危机四伏的个体求生路
《调音师》的故事设置悬念层层，险象环生。
整个影片最和谐的场景是在一开始的部分。在阿卡什的钢琴弹奏声中，灵活的猫爬上楼梯。阿卡什与猫呈现出一种和谐的互动关系。窗外的光影打在他的脸上，阿卡什显得安静祥和。戴着墨镜的阿卡什拿着盲杖下楼，与楼下小男孩周旋、去理发店刮胡子、在乐器行谈论关于去伦敦参加比赛的理想、到餐厅吃饭也不忘模拟弹琴动作。
行动具有一种强烈的力量，人只有行动才能向他人展示自己是谁。表面看上去，阿卡什是一个主动的行动者。在现代汉语中，行动有三层含义：行走，走动;为实现某种意图而具体地进行活动;行为，举动。[2]阿卡什这种追求自我的行为具有强烈的目的性与欺骗性。如果将“装瞎”这一行为从整个电影故事中分解出来，我们会发现创作者对于阿卡什所赋予的意义。阿卡什是一个隐藏自我的人。他有自己的本能欲望，但是这一本能欲望的实现不是靠着自我的努力，而是靠着一个假性自我来完成。为了让自己适应盲人的感觉，他白天戴上隐形眼镜，晚上睡觉也要带着眼罩。他精打细算假扮盲人的好处在于——政府组织给残疾人住的房子，每个月租金只有500卢比。
在这些极具日常性的行为背后，是本能的压抑与意志的自我之间的矛盾。弗洛伊德将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失衡状态，行为就会造成偏差。一方面是生存的欲望和对爱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欲望所带来的恐惧。两种矛盾的本我相互撕扯，让他没法面对真实的自我。他选择了用谎言来掩饰自己：“我14岁的时候被板球打中了头，结果视觉神经受损。”由于与苏菲的偶遇，阿卡什获得了去弗朗科餐厅演奏的机会。阿卡什渴望成功，于是通过行动来获取自己想要的荣耀。与苏菲短暂的的交往是他性本能的冲动和释放，但是这并没有让他撕开假性自我的面目，而是选择继续对苏菲隐瞒真相。
在餐厅广受欢迎的阿卡什受昔日明星普拉默的邀请，去后者家里为他的妻子西米演奏，以庆祝他们结婚三周年纪念日。可当阿卡什来到普拉默家中时，无意中撞见了西米与情夫杀害普拉默的事实。阿卡什佯装镇定，演奏过程中眼睁睁看着西米和情夫清理完现场。“盲人”这种身份认知，一方面可以让阿卡什获得安全感，但同时也将限制行动主体的自由发展。惊慌失措的阿卡什叫了一辆突突车到警察局报警，却发现自己要举报的杀人犯正是警察局的老大曼诺拉。由于无法证明自己能够看得见的事实，阿卡什只好放弃了说出真相的机会。
在普拉默的葬礼上，唱着“我已经迷失”的阿卡什已经彻底迷失自我。与阿卡什的懦弱相比，邻居迪萨太太显得勇敢无畏，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向曼诺拉的警察同事举报西米所说皆是谎言，但是却因此被西米杀害。而阿卡什由于撞见西米杀害迪萨太太的经过，最终被西米下毒致使其真的双目失明。
至此，整个故事几乎可以画上句号。这种文本是可以被观众轻而易举解读的。但是，艺术与不可知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正是这种不可知，给电影带来了解读的乐趣。当逃脱警察曼诺拉的魔掌后，阿卡什又落入一群底层人民的手中。这里有卖彩票的老妇人，有开突突车的中年男人莫里，有自称医生的斯瓦米。他们在一起只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将阿卡什的肾脏取下来卖掉，售价是20万卢比。在这些人的眼里，同样只有本能的欲望，没有理性的自我。我们知道，自我是通过对本能与非理性的控制，按照人类社会的行为准则行事。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的时代，对个体欲望的重视，使得“自我”与“自私”之间的界限模糊。对物欲的留恋是与精神的迷茫交织在一起的。不能认识自我的合理需要，便不能知道自己究竟是谁。
在危机时刻，自救愿望迫切的阿卡什被激起一股强烈的能量，这个能量是复仇与反抗。“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调和，以致必须压抑性地改造人的本能结构了。”[3]在生死抉择中，生的本能让他逃避死亡，选择生存。他一面告诉医生“我是你这辈子的终极大奖”，许诺可以给这些人弄来1000万卢比，一面打着借钱的幌子把西米引到了这帮人面前。经历了一系列搏斗之后，医生和阿卡什开车经过了一棵树，驶向远方。这正是故事的本来面目。他和医生贩卖了西米的肝脏，并移植了西米的眼角膜，顺利来到伦敦演出。故事进行到这里，由电影一开始对本我的驾驭失控，到最后自我从本我生存欲望中获取能量，在叙事动力上是符合逻辑关系的。
当然，这样的结局是通过“以惡制恶”的方式实现的。
二、一曲关于罪恶的社会咏叹调
艺术是社会的切片。整个影片叙述的是无处不在的罪恶——杀人者若无其事，目睹罪行者视而不见。这正是“盲”的隐喻，体现了人与世界的话语关系。《调音师》大胆揭开了印度社会不堪入目的各种异化与矛盾——心理问题、精神空虚、家庭解体、阶层对立、不正当的性关系、执法无力、地下器官交易……整个故事就像是一首多声部演奏。在阿卡什假扮盲人这一主声部下，其他线索交织在一起奏响了关于“恶”的咏叹调。正如本片的电影海报上，有钢琴、枪、子弹、尸体、行李箱、钱、猫、针头、手术刀、咖啡杯、点心、盲人手杖。从海报便可以看出，电影文本是一个自身包含多种声音的意指过程。
假扮“盲人”的表演行为是带有“脚本”性质的。阿卡什的表演能否进行下去，取决于周围的人是否完美地配合这场演出。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阿卡什假扮盲人的行为很快因为西米所做的一切被破坏。西米的罪恶也是源于对欲望的不断追求。她嫁给普拉默的真正原因，只是贪念他的名气与金钱。她让丈夫给自己寻求机会去做演员。而且西米对家庭生活明显不满意，只不过她善于伪装，甚至可以将自己的罪行加在他人身上。陷入罪恶泥沼中的西米没有就此收手，在阿卡什毫不设防的情况下，给他吃了有毒的祈福会供品，导致阿卡什双目失明。
而警察曼诺拉的形象带有强烈的讽刺性。一方面，他在城市居民面前扮演保护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他又是最大的恶人。在西米给阿卡什下毒之后，曼诺拉想斩草除根杀了阿卡什。曼诺拉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毫无道德底线，屡屡以身试法。这是作为警察的曼诺拉对自我身份的否定。
除此之外，要摘取阿卡什肾脏的医生斯瓦米、开突突车的莫里、卖彩票的老妇人，也是狼狈为奸的作恶者。见阿卡什无亲无故，没有朋友，这些人假装要给阿卡什治疗眼睛，其实是要合伙摘取他的两个肾脏。当助理认为把两个肾脏都摘除的做法过于残忍时，老妇人开始鄙夷这种恻隐之心：“让你妈妈为了养你去讨饭难道好吗？”在阶层差异化的社会，社会鸿沟与个体的痛苦是分不开的。如何获得自我实现？《调音师》中所有的人物，选择的都是用欺骗、盗取的方式获得一己之利。即使阿卡什楼下的小男孩，也是以贩卖他人的隐私来获取利益。
因此，“盲”一方面是感官的丧失，更重要的隐喻则是道德的缺失。阿卡什后面的报复行为陷入了疯狂。他绑架了西米，要求西米把眼角膜给自己，否则就得拿出1000万卢比。这时候电影的插曲音乐响起：“勇气和真心有什么用，肾脏才是最宝贵的。树敌不花一文，挚友千金难买。你的心是黑的还是红的？”为了实施“正义”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不是也是一种“邪恶”的行径？
影片最后，苏菲在伦敦遇到正在演出的阿卡什。在阿卡什对苏菲的描述中，他和斯瓦米医生开车带着昏迷的西米去给酋长的女儿做肝脏配型。不料在后备箱的西米中途醒来，将过来查看的医生反杀，然后上了驾驶座继续开车。阿卡什蒙在鼓里，还在替西米向医生求情。西米动了恻隐之心放走阿卡什。转念之间，又动了杀心的西米调头要撞死阿卡什的时候，被突然跳出来的兔子打碎挡风玻璃，车毁人亡。如果按照阿卡什的叙事，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既惩罚了作恶之人，又维护了自己善良的一面。
对于这部电影，还有一种理解。阿卡什被下毒之后，其实有一只眼睛是看得见的，只不过他为了保全自己一直在装瞎。或者说，他有一只眼睛盲得没那么严重，可能在中途得到了恢复。这正对应了开头——瞎了一只眼睛的兔子在菜地里跑来跑去，一个猎人正举枪瞄准。或许兔子根本就是阿卡什幻想中的产物，是阿卡什对自己形象的映射。而这也正寄托了创作者的良苦用心。创作者希望阿卡什的心有一部分是给明亮的世界的，是还有良知的。这种道德部分的“超我”，代表了理想，是一种至善原则。但是，按照这种理解，阿卡什对西米的恻隐之心如果成立，那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恶”？正像作家格·格林所说：“恶在世间畅通无阻，善却不能闲庭信步。”
对影片善恶的理解，是一种生活态度或者生活观念。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就像身体的疾病不能到我们身体之外去寻找一样，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成为我们自己的医生。”[4]电影剖开社会的毒瘤，揭示人性的黑暗，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艺术的作用正在于此。《调音师》对社会中的罪恶进行整合，引起对人性的思考以及人类生存境遇的反思，还寄托着观众还原事实真相、惩恶扬善的集体心理诉求。洛克在《人类理解论》里说：“事物所以有善、恶之分，只是由于我们有苦、乐之感。所谓善就是能引起（或增加）快乐或减少痛苦的东西;要不然它亦得使我们得到其他的善，或消灭其他的恶。在反面说来，所谓恶就是能产生（或增加）痛苦或能减少快乐的东西;要不然，就是它剥夺了我们的快乐，或给我们带来痛苦。”[5]
三、一个真真假假的叙事主体
如果仅仅把“盲”隐喻为罪恶的不被昭示，那就扼杀了隐喻的活力。在眼“盲”的背后，是更严重的“心盲”。
在和苏菲分别之后，阿卡什用自己的盲杖打飞了脚下的易拉罐。这便意味着阿卡什和苏菲所说的一切是一个谎言。至于谎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两种思路。第一種理解是在车辆经过的那棵树的附近，后备箱的西米醒来弄出了很大的动静，因此医生下车去查看，车子停下来。第二种理解，整个电影可能是阿卡什讲述的一个故事，因为电影一开始便是阿卡什的旁白：“说来话长，咖啡？”也就是说，故事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叙事迷宫。而在原版法国微电影《调音师》开场中，一个穿着裤衩的钢琴演奏者，背后站着一个只能看清轮廓的人。随着一声枪响，出现字幕“调音师”。微电影最后尽管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但是开头已经预示了调音师被枪杀的结局。因此，对《调音师》的解读是多面性的。所以说，文本的意义是在吸取了过去的文本之上的回应与重新改造。因此文本也在创造历史。
当叙事形式成为一种主题，叙事主体的需求便值得推敲，也就是叙事认同问题。遇到苏菲之后，阿卡什是有机会向苏菲坦诚的。很快，这种机会被偶发事件所阻拦，然后他变成真盲。两年之后再次遇到苏菲，在观众盼望两个人重归于好冰释前嫌之时，出现了整个影片里面的高潮，或者说是反高潮的一幕——阿卡什依旧在装瞎。捡回一条命的阿卡什描述了一个完整的结局，恰恰这个完整的结局是最大的谎言。正如苏菲在谈到阿卡什的钢琴曲时所说：“有些东西不完整才更好啊。别添太多免得毁掉它。”这不该是真爱重逢应该有的模样。虽然苏菲与阿卡什的爱情只是电影中的一个情节点，但是它向观众展示的正是本片的主题：人与人是否可以信任。这是阿卡什代表创作者向观众发出的疑问，也是本片最大的悬疑。
阿卡什的遭遇让人同情。正如一开始阿卡什的画外音说：“艺术给了我很多东西，但它也收取了高昂的代价。”但是，给他带来痛苦的，并不是艺术，而是他无法面对自己内心的代价。他用“装瞎”这一苦行之旅当作他上升的渠道，却受到更大的伤害。
无论哪一种理解所呈现的主题，都是人性是否可以相信。作恶者西米杀了丈夫又害了邻居，并且将阿卡什毒瞎，还会残存最后一丝善良放走阿卡什？如果西米答应阿卡什，借给他100万卢比去治疗眼睛，阿卡什还会不会绑架她？如果卖彩票的老妇人不是信仰湿神婆，还会不会放弃摘走阿卡什的肾脏？如果阿卡什一开始就选择了报警，还会不会被曼诺拉追杀？即使连最善良的苏菲，如果一开始苏菲选择相信阿卡什，会不会给与他保护？一切没法假设。
“悲剧的开头极为美妙、宁静，它的结局却或退场却险恶横生，令人恐怖……而喜剧虽然引进某些尖锐的矛盾纠葛，却带来了幸运的结局……”[6]从这个角度来讲，《调音师》是一个悲剧。在这段人生体验中，阿卡什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到底如何？他是否获得了一种透视世界表象的能力？这是一个由精神的瘫痪到精神的顿悟过程。毕竟，认识困境时为了摆脱困境，精神之死是为了精神重生。
结语
在阿卡什生气地用盲杖打飞易拉罐的那一刻，观众便不自觉地参与到阐释中，进入了解读的狂欢化状态。这种叙事上的不确定，将观众的思考引向了认识论的道路。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构想了宇宙、艺术家、读者之间，形成一个以作品为中心的批评坐标。《调音师》正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艺术欣赏不但是一种审美活动，也是一种创造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建构可以共同感知的世界。
置身于社会的个体，反复将自己置身于选择中，每一次选择都是未知的。故事中行动主体的选择显然是背离道德的。作为观众，到底眼睛看到的是不是真实？到底该怎么做？该不该涉险？这是电影代替观众询问的。这正是影片叙事的方式。不但要研究故事是什么，更要理解故事是怎么说的，以及这么说的意义如何。
“大众自我传播是通过创造性受众实现的意义的互动生产，自我在创造的过程中得以实现。”解释世界的方式，必然会改变世界。[7]观看《调音师》就像是一种体验。电影像一面镜子一样让观众感受到置身其中的自我。在这镜子中，观众看见自我，凝视自我。“让眼睛一直看着光明，”托尔斯泰说，“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参考文献：
[1][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3.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08.
[3][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1996年政治序言）[M].黄勇，薛为民，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19页.
[4][美]道格拉斯·所希奧.哲学导论——智慧的典范[M].王成兵，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7.
[5][英]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99.
[6][加拿大]诺斯罗普·弗莱.喜剧：春天的神话[M].傅正明，程朝翔，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204.
[7]戴俊潭.当代网络社会的公民新闻与舆论引导[ J ].编辑之友，2019，278（10）：49-53.
【作者简介】 ?李明娟，女，山东临沂人，临沂大学传媒学院讲师;
徐玉梅，女，山东临沂人，临沂大学传媒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影视剧跨文化传播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基于国家形象构建的主旋律影视剧海外传播研究”（编号：19BXW067）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