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基本问题

    王浩斌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在时空上是一种非线性的实践生成论,其核心议题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改革以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合问题,而这种结合所形成的专布性取向与泛布性支持之间的关系问题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内蕴着巨大的价值张力,而价值张力的有效化解则内在地发挥了适应、目标获得、模式维持以及整合等功能,客观上形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模式、大众文化体制以及和谐社会的运作机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布性取向;泛布性支持;价值张力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着意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中国实现作为一种模式来进行研究,并试图揭示这种中国化模式的运作机制、发展规律及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模式的内在规律及机制的深刻揭示和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高度总结和抽象,其所要关注的核心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改革以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合问题,而这种结合所形成的专布性取向(即最为基本的价值原则的不可移异性)与泛布性支持(即价值实现的多样性和价值表达的扩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其他问题都是在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发展或衍生出来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展开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改革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以不断实现其中国化、本土化的历史性飞跃,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过程。结合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这并不是说只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简单结合就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也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加就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中国模式。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中国模式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的展开,有着独特的展开逻辑。

    从空间逻辑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的展开,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条件如传统文化、实践主题以及主体条件等的有机结合,这种有机结合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中国实现,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俄国实现、古巴实现、越南实现等是有着实质性差异的。从时间逻辑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的展开,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时代特征以及中国历史主题的有机结合。这里有两种历史时间:一种是世界历史时间,突出地体现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整个世界由传统和封闭向整个世界有机联系转变的世界历史时代;另一种时间是中国历史时间,主要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各个历史阶段的变迁,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大跃进”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摸索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世纪发展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进时期等。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模式的形成或展开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开始就朝着一种固定的模式转换,即不是一种预成论或目的论,而是在实践中逐步生成的,体现为一种非线性的实践生成论。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有机结合,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专布性取向,就是在结合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具有专布性的指导原则或运作机制等,譬如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以及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等;一种是泛布性支持,就是在结合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具有散布性或泛布性倾向的元素,表现为不同历史阶段上不同内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时期的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跨世纪发展时期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进时期的科学发展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这种结合所形成的专布性取向与泛布性支持之间的关系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基本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基本问题的价值张力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改革以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专布性取向与泛布性支持之间的关系问题内蕴着巨大的价值张力,而价值张力的有效化解则内在地发挥了环境适应、目标获得、模式维持以及价值整合等功能,客观上形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模式、大众化文化体制以及和谐社会的运作机制,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模式论的核心内容。

    1.基本问题的适应功能:价值张力在经济领域的体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HT]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中国模式看成是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必须在不断适应外在变化着的环境的过程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即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模式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它必须具有适应功能。这种适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中国实现必须不断顺应客观环境条件的变迁;另一方面是

    改造,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中国实现必须不断改造外在环境条件或创造更好的有利于模式维持的环境条件。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之时,世界正处于在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驱动下以现代工业文明替代传统农耕文明的历史过程中,那种封闭的、彼此孤立的民族史逐步为世界历史所取代;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由被动社会现代化转变为主动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这种转变的经济动因就是世界性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市民社会在中國的畸形发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其解决了中国社会现代化或“振兴中华”这一根本任务而具有中国化的合法性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具有专布性的价值诉求,那就是在中国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市民社会、积极推进社会现代化。

    然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之时,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不是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市民社会以及积极推进社会现代化,而是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尤其是提供政治保障。因为外国列强与本国反动政权的相互勾结使社会现代化缺乏领导权威。所以,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模式的适应功能就突出地表现为改造外在客观条件,并创造有利于模式维持的环境条件,即为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发展市场经济以及培育市民社会作准备,建立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权威,推翻帝国主义与反动政权的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同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坚定走社会现代化、培育中国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这一总的历史要求即专布性要求的前提下,出现了泛布性的价值诉求和实践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分两步走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创造条件,即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而奠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客观基础;其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培育问题上存在着多种实现途径,如以计划为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以市场为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其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等多重关系的协调和发展问题。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所形成的泛布性要求,即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鼓励个体积极性充分发挥及在满足个体利益前提下确保社会公正的实现等。

    2.基本问题的目标获得功能:价值张力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中国实现,必须拥有确立总体目标的目标获得功能。这种目标获得功能体现为一个发展过程,包括确立目标和组织社会成员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付诸实践。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专布性和泛布性要求在经济领域中发挥了适应功能,并事实上促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健全,那么它们在政治领域中则发挥了目标获得功能,并事实上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健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时,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在政治上建设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权威的问题。

    近代以来,同市场经济及市民社会的发展相适应,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也逐渐深入人心。不管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形式化以及名不副实的倾向,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同封建专制相比,这种政治是积极的政治实现形式,至少这种民主政治的外壳同现代化经济发展以及市民社会培育是相适应的。这就是辛亥革命尽管未竟全功,但其民主共和的观念却深入人心的原因。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无论是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还是同中国改革以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其专布性要求无疑是在政治上必须体现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1]。正是因为我们一贯倡导人民民主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较为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并促进了各方面的团结,从而确保了革命及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上是在民主政治的旗帜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彰显出结合过程中的泛布性支持:其一,实施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方式,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是民主和集中的有机统一;其二,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结合在一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主要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的反抗、破坏,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此基础上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其三,实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同时壮大爱国统一战线,确保各个政党、各个民族以及各个阶层民主权利的实现。

    3.基本问题的模式维持功能:价值张力在文化领域的体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中国实现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的形成,必须要有一整套具有模式维持功能的机制才能够实现。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改革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有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及文本视域、世界现代化的时代文化视域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之间的视域融合。通过视域融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视域,而这种文化视域承担了模式维持的基本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视域充分体现了基本问题的专布性要求,也就是必须适应世界现代化大潮的实际需要,弘扬现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文明。因此,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当然,以科技文明为内核的现代工业文明所倡导的科技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尽管极大地释放了蕴含于个体劳动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有它自身的弊端,即过分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物欲倾向容易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紧

    张,引发社会道德危机和自然生态危机。为了克服现代物质主义文化所引发的社会道德危机和自然生态危机,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泛布性的价值诉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其二,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其三,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其四,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4.基本问题的整合功能:价值张力在社会领域的体现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在形成及维持的过程中,必将面临众多异质性因素所引发的矛盾冲突。为此,必须进行必要的整合,以维持模式的正常运转。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专布性取向和泛布性支持之间的逻辑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挥了整合的功能,在社会领域中充分实现了功能性整合、制度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的有机统一,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在此意义上,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整合各种社会领域中的异质性因素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实现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所谓功能性整合,指的是从统一社会劳动的角度出发,对伴随社会分工而出现的职业异质性进行的整合。它是一种社会分化过程中形成的自然整合,其主要目的是使社会资源按照专业化分工的要求和效率优先的原则进行合理配置,从而使经济运行遵循客观规律的发展要求,适应现代化变迁的需要。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基本问题的专布性取向就是要求我们适应市场经济以及市民社会的发展要求,而事实上这种专布性要求正促进了功能性整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深化改革,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促进合理的自然分化,充分发挥功能性整合的基础性作用。然而,功能性整合毕竟是一个自然整合过程,有局限性,因其受利益最大化的驱使而容易引发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道德危机。因此,要运用各种政策、法律、法规等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合法化与条理化梳理,这事实上就是制度性整合。

    制度性整合尽管解决了无法可依的问题,但不能解决有法不依的问题。因此,必须进行认同性整合。认同性整合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思想

    整合,它通过社会化的学习过程让人们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达到认识上的一致,避免因价值观的不同而产生紧张和冲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等就是这种认同性整合的集中体现。如果说功能性整合充分反映了基本问题的专布性取向,那么制度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则充分体现了基本问题的泛布性支持,成为促进有效整合的有益的和必要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