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译中的弊病谈林纾在中国翻译史的地位

    冯洁 赵亚珉 李佳悦

    内容摘要:林纾不懂任何外语,凭借“耳受手追”的翻译方法踏入译界,将外国文学与中文进行神奇的结合,尽管按照传统翻译标准,林译小说颇多弊病,然而,林纾译坛泰斗的地位无以撼动,其译作也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的奠基石,对我国近现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林纾 翻译弊病 评价 地位

    林纾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翻译家,翻译引进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带领中国读者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然而,一个举世皆知的事实是林纾既不懂外语,更不懂翻译。林纾走进了中国翻译史,一方面,林译小说成为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另一方面,林译中有目共睹的弊病也被译界严格指摘。然而,通过梳理林纾的生平和林纾跻身译界的背景,分析林译小说备受读者欢迎的鲜明特色和时代精神,揭示一代翻译奇家对当今学术界、翻译界以及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启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不懂外语的林纾

    林纾中举后7次考取进士皆以失败告终,政治上属于守旧派,但在文学翻译上,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先锋者。1897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开启了林纾的译书生涯,之后的20多年里他将西方多国出版的各类书籍,如小說和传记、史籍、剧本等一百八十多部作品译成中文,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林纾被尊称为翻译家,但令人称奇的是作为闻名中外的翻译大家,林纾却完全不懂任何外语。那么,林纾如何进行翻译呢?

    二.林纾的“翻译”

    1897年是林纾人生中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这位双目不识“蟹行文字”的落第举人,奇迹般地踏入译界的大门,开启了其漫长、繁复而硕果累累的翻译之旅。

    (一)跻身译界——《巴黎茶花女遗事》

    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描述了巴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对青年人的爱情悲剧。翻译该作品时,林纾正置丧妻之痛,无尽的思念使他更加同情女主人公——马克格尼尔的遭遇,将其全部的激情倾注在这部作品中。当时,中国传统爱情题材的作品大都结局美好,而《巴黎茶花女遗事》恰恰相反,小说一经发行就吸引了大批读者。就这样在会试道路上屡屡受挫的林纾,通过他人口译、自己笔述的方式走上了辉煌的文学翻译道路。

    (二)林译小说

    众所周知,林纾的翻译是与他人一起合作完成的。由合译者口述,林纾则进行笔译。在这种模式下,林纾与王寿昌、魏易等合作,把法语、英语等语种转换成汉语,再把听到的汉语整理记录下来。林纾以此方式翻译了一百八十多部西方小说,但并非都属上乘之作。梁启超曾评道:“亦有林纾者,译小说百数十种,颇风行于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1]因为林纾不懂任何外文,文本的选择权都掌握在与之合作的口译者手上,那些二三流的书很有可能与当时合作者所选的外文书籍有关,导致林纾很多的精力被虚耗,令人惋惜。

    尽管如此,林纾的“译述”因独具特色而闻名于世,人们把他翻译的小说统称为“林译小说”。林纾翻译得最多的属婚姻爱情类作品,主要传播西方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思想观念。“林译小说”中有关社会风俗的作品也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揭露当时的社会弊端,为受欺凌者诉说着他们的不幸。鉴于林纾古文功底深厚,其译作不受原语表达形式和创作手法的束缚,坚持本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恰恰顺应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文化和心理需求,因而其译作一经发行,便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

    三.林译的弊病及原因

    翻译界有句名言,翻译是门遗憾的艺术,即任何翻译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大大小小的错译难以避免,更何况不懂外语的林纾。伴随着林译小说的巨大声望,其译文中的弊病,也成为翻译家们的常谈。归纳起来,这些弊病大致包括误植、误译、删改等。

    (一)弊病

    1.误植林译中被指摘最多的是常混淆作家的国籍,如把易卜生的国籍挪威改为德国,把美国作家阿丁却变成了“英国人”,把包鲁乌因的儿童故事《梭伦格言》误收入托尔斯泰的《罗刹因果录》中,等等。

    2.误译林译中有不少明显的翻译错误,如《黑太子南征录》中有法语的译音“乌弗黎”、“燃西尔”,林纾特意加了中文注释,却把意思是“开门”的“乌弗黎”注为“工人”;意思是“谢谢”的“懋西尔”标为“不规则之英语”;又如《块肉余生述》第五十二章中:“不过,律师、鲨鱼、水蛭,都不是很容易就能满足的,这你知道!”林纾却译成:“天下有三种物,恒不知足,律师也,医生也,鲨鱼也。”这里的“水蛭”被他误译成“医生”。[2]

    3.删改删改是林译最大的弊病,几乎每部作品都有删改的地方。如莎士比亚的戏剧被林纾当成小说来译;雨果厚厚的《九三年》译成薄薄的《双雄义死录》。当然,林纾对于原著的删改常常有不得已的原因,如《块肉余生述》的这段译文:“余谢御者,即授以巾。遂视钱囊,囊为皮制,中藏光亮之三先零,此盖壁各德生平抚摩,故银光焕发至是。其中尤可宝贵者,尚有二半克郎,上有吾母手书:“赐大卫,吾爱汝之心,与此钱俱矣。”[3]对照原文,可以看出林纾基本没有对内容删减,只有改动,可惜两处重要的地方都改错了。一是那三枚先令(先零)发光并不是壁各德生平抚摩所致,而是用白粉擦亮的;二是大卫母亲的手书也并非写在那两枚半克郎上,而是写在包克郎的纸上。

    总之,林译中错讹很多,这一点连他本人也直认不讳。

    (二)原因

    林译中存在诸多弊端可以归因于特殊的时期、文人的身份和救国的翻译动机。首先,晚清时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爱国的林纾希望通过译著呼吁国人向西方学习,从而改变国家的局势。因此,林纾在翻译书名时采用的都是当时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的形式,如《黑奴吁天录》(今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块肉余生记》(今译《大卫·科菲波尔》);其次,林纾从读者角度出发,将译文译成国人所接受的内容,如《黑奴吁天录》。对于这部名为Uncle Tom's Cabin,原本带有强烈的宗教思想的废奴小说,林纾没有在其译本的序跋中提及原著的政治和宗教主题,对于原作者创作的目的也是只字不提。政治上的忧患意识和一腔爱国情怀,让他对黑奴悲惨的命运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以警示国人;最后林纾常常采用归化翻译的方法,对于原著中不合国情、不能给国人带来启发的情节进行删改,以达到“开民智”的翻译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