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通史教学的“知常”与“察变”

2022年7月9日15:14:45中国近代通史教学的“知常”与“察变”已关闭评论
摘要

瞿骏 章士钊曾言:历史是一出“动动相续的整剧”,指定一时间点说“此某时代也”,“此某时代与某时代之所由分也”,是“皆权益之词,于理论未为精当”。①这个提醒无论对中学还是大学的中国近代通史教学都极为重要

    瞿骏

    章士钊曾言:历史是一出“动动相续的整剧”,指定一时间点说“此某时代也”,“此某时代与某时代之所由分也”,是“皆权益之词,于理论未为精当”。①这个提醒无论对中学还是大学的中国近代通史教学都极为重要。因为所谓“中国近代通史”,最重要的字眼落在“通”上,而非“近代”上。要真正将“通”落实,中国近代通史教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则仍有待继续思考,其中“变化”二字就相当值得关注。

    1840年以后的中国以“变”而著称,在一般意义上当然是不错的。但若要深入讨论,则以下问题也并非全无思考的必要。第一,所谓“近代”之前,中国绝非“停滞”,而是有多次巨大的时代变化。且从时人感受出发,周秦、唐宋、明清之际,他们对于时代之转折都有“天崩地裂”之感,读书人的感受还尤为强烈。那么何以认定1840年以后的变化就更为显著,更为广大?第二,所谓周秦、唐宋、明清之变,从其有迹可循到基本稳定,都有长达三四百年的历史过程,而1840年之后的变化满打满算至今不到200年,结果既未到呈现时刻,则起因大概仍然混沌。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即使近代以来是一个前所未有之“变局”,但也总有不变的部分,同时更有变化之前的模样。无论历史教学还是历史研究,若不能厘清不变的部分和变化之前的模样,则基本可断言“变局”也谈不清楚。从以上问题出发,中国近代通史教学的“知常”有待开展,“察变”也需要有不一样的思路。下面就先从“知常”谈起。

    一

    “知常”是读史过程中的难事,但又是必须要做的事。对于中国近代通史教学“知常”目的有三。第一是为了给学生讲清楚“历史条件”的重要性。不少人常认为“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此说大略可归在胡适名下,待考。这个说法的毛病在于,虽然指出了历史叙述的当下性与阐释性,但却忽略历史叙述的当下性与阐释性不是凭空的、任意的、想象的,而是制约于具体的、长程的历史条件。与“小姑娘论”相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论说历史如何“创造”无疑要深刻得多。马克思一方面承认“人类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另一方面强调人类创造历史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只能在直接面对的,已成事实的,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从马克思的“历史条件论”出发,目前的中学近代通史教学过于注重“历史结果”(当然是相对而言,如对比《中外旧约章汇编》中纷繁复杂的条约内容,教科书中关于各场战争之历史结果——“条约”内容也只是其中的九牛一毛,更无论其他),而在“历史条件”的呈现和分析上极为不足,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粗糙”到学生对变化之前的模样——那些历史条件如何“存在”,如何“影响”历史发展相当不了解,连教师自己是否很了解也可以打一个问号。这带来一个问题,即当你说某一事物发生变化,比如判断一个人由胖变瘦,若先前并不丰腴,而是相当苗条,那么接下来的分析岂非就全错?

    无视历史条件的例子在近代通史的叙述中相当不少,比如总要在“天朝上国”之后加“的迷梦”三个字。其实“天朝上国”无论在国家实力上,还是观念形态上都是当时的事实。僻远小国“夜郎自大”才是“迷梦”,中国本为世界大国、世界强国,为何就成了“迷梦”?难道非要乾隆帝远离中华文明特性,成为另一个争霸全球,殖民世界的彼得大帝,方为“梦醒”?其间的逻辑无视历史条件,希望乾隆能超越时代“先知先觉”,进而也在相当程度上贬低自己的文明,误解中国的历史。

    第二,知常是为了符合历史教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前后讲述逻辑的自洽。没有一位教师能精通所有历史,中学历史教师尤其会面对此种困境。从时间上讲,中学历史教师要从上古史讲到当代史,从空间上说,几乎涉及世界每个国家、地区的发展演变历程,还要加上一段时间内颇为时髦的“全球史”“环境史”“新文化史”等。因此“知常”追求的高境界当然是各通史和专史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基本要求应是前与后、中与外、部分与整体的逻辑自洽。

    比如中国近代通史教授的一个基点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若把封建看作中国传统的“封土建国”之意,则自秦以后中国就不是“封建社会”,由此中国近代社会基本性质的判断似乎出了偏差。其实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本就不是从书斋中冒出来的,而是发展于中国共产革命的伟大实践。其既具有对中国革命基础为何,该如何发展的深刻判断,又隐含着对共产国际一刀切路线的修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一环。但这样复杂的内容大概很难在中学课堂上传递。中学要做的是如何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为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做好前后历史与中外历史的自洽。既不必也不能否定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但讲到1840年前后的中国国力,讲到所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要更有分寸。因为若一味强调先前是自然经济,鸦片战争后才进入商品经济、外贸经济,就很难解释中国古代史上的市场问题,长途贸易问题,陆上、海上丝绸之路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何况在特定区域内即使没有欧美的外贸经济,也还有庞大的内贸经济和东亚、东南亚外贸经济。明清时代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依靠的就是政府内贸和东亚外贸。因此在江南,真正的历史演变逻辑是原本以政府内贸、东亚外贸为主体的江南商品经济,经过鸦片战争后渐渐转化为欧美国家外贸经济占据重要份额的经济形态,而如是解说会更加凸显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特征,而非消减。

    第三,知常是为了部分揭示历史中那个“无言”的世界。在中学历史教学的核心素养中,无论是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还是唯物史观、家国情怀,都包含着“有言”与“无言”的区分,即史料(文字、图像、实物)“有形而无言”,教师和学生需要用自己“有言”来提炼、证明和解释;围绕史料的历史情境更是“弥漫而无言”,需要教师和学生以时空之“有言”来定位,以史观之“有言”去認知,以情怀之“有言”来感悟。当《共产党宣言》中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①中国近代通史的教授或许需要反思我们是否太把教学的重心和中心放在“烟消云散”和“都被亵渎”上了,因为“消散”和“亵渎”都较为有迹可循,同时也更易于解说;但那些东西何以能够“坚固”、又何以能够“神圣”,却在相当程度上被简化,甚至被忽略。其实它们能够“坚固”,能够“神圣”恰恰是因为其与历史中千百年之“常”紧密联系,而习以为常会让人淡忘“坚固”自何而来,世间常事则让“神圣”一般未落笔纸端。但正因为有前述的紧密联系,被淡忘的、未落笔纸端的“坚固”与“神圣”就更应该被揭示,以展露历史中那些“无言”却极其重要的部分。

    二

    “知常”之后,“察变”也要有不一样的思路,简单说有两个大问题需要注意,第一个是变化类型的分析,第二个是变化层次的把握。先谈第一个问题。

    历史变化的类型从来不是单一的。胡适把历史变化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变化属于“一时的错误,無意的碰巧”;第二种变化是起初惊人,但其实际影响未如开始估计的那般剧烈和深远;最后一种变化是开始已经引人注目,其影响至今仍被低估。②胡适所言是相当重要的提示。就第一种变化来说,其道出了历史学中“察变”的软因果性和由软因果性构成的魅力。历史发展由“合力”推动,依据唯物史观“合力”有其发生准则,“合力”也取决于历史的发展趋向,历史学的规律性是一定的发生准则和一定历史发展趋向结合的产物,因此基本上不是那种“你推我一下,我倒下了”的硬因果性,而是风吹起,蒲公英向同一个方向飞,但在飞的过程形态不一的软因果性。这种软因果性和人之行动密切联系。人会犯错,事有凑巧,因此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有大人物的折戟沉沙,有小人物的无意破局,有人群的集体躁郁,亦有人心的千变万化。这些都构成历史学解说和解释的魅力所在,人生因错误和碰巧有无奈和失落,但更多带来的是希望和精彩,历史也正是如此。

    第二种变化则让教师思考中国近代通史中的大事件与变化之关系。目前讲中国近代通史大致以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大事件为历史节点和历史主干。这当然是一个经过多年锤炼,颇为成熟的基本框架。但这些大事件究竟带来哪些变化?其带来的变化是怎样的变化?仍然需要更有分寸,能抓住前后联系地解说。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带来的变化就不宜说得过满,因为在时人眼中,特别是北方人士看来此战不过是“岛夷骚动海疆”。辛亥革命也不应讲得过头。此次革命一方面终结了中国的帝制时代,这是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大变化;但另一方面,此次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之程度在报刊上与在实际中有一定的落差。目前教师讲辛亥革命之“移风易俗”,好引用上海《时报》上的一条材料,其中说革命后“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①这种以“兴灭”为标识的绝对化表述就需要警惕。1914年8月在美国的胡适于家信中询问:“吾邑自共和成立后,邑人皆已剪去辫发否?有改易服制者否?”②家中亲戚的回复是:当地城区剪发者甚多,但山区“剪发者只有半数”,服饰则更“类多仍前清之旧”。其他风俗习惯就更难改变,如科举时代之报条、报单仍在学生毕业时沿用。③从胡适家乡的情况可以看出革命过去两三年,变化确实在渐渐发生,但要完全、彻底的变化则还有待时日。

    第三种变化类型需要与第二种放在一起思考,典型案例是甲午战争。1894—1895年一役不仅有一个中日甲午战争的输赢结果,还有一个人心丕变的中长程结果,这个中长程的人心丕变,按照著名思想史家张灏的说法是一个从1895—1925年的30年大“转型时代”,期间跨越了帝制与共和;更有一个长达50年乃至百余年的另一个战争结果,即中华民族因甲午战败而走向觉醒之路,又进入复兴之途,而日本因一时胜利而陷入不断以战争来扩张兴国的迷梦,遂陷入以1945年惨败为标志的国家沉沦之深渊。这三种“结果”应放在一起考察,方能体味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命运、东亚态势和世界格局的大影响和长作用,而这方面依然有很多文章可以继续作。

    在分析了变化的各种类型后,对近代中国之“变”的层次把握也有不少需注意之处。首先大概要注意近代中国之变的地域之差。所谓“中国”一方面是一个政治的、文化的、认同的整体,但另一方面亦是由一个个差异极大的地域所组成。这话虽然简单,却是探寻历史中国奥秘的一个中心点。1922年梁启超指出:“古代社会交通甚笨,结合甚松,一个地方的腐败黑暗,不容易影响到别个地方”,即使到了当下(指1922年前后),“湖南、湖北、陕西等地,鬼哭神号,北京、南京还是弦歌不辍,上海、天津一样的金迷纸醉”,因此“拿某处所采几首诗,代表了完全社会现象,怕有些不妥吧”!④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近代中国之变不是沿海地区发生了什么变化,随后广袤内地就跟着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国各地变化的不同步调,各地变化的不同发生机制,以及种种变化与各地地方特性的联系都需要仔细考索,没有简单的、普遍性的答案。

    其次要注意到近代中国之变的群类之分。人的群类之分无处不在,而一群类的活动往往构成整体世界中的一个自有其运行机制和独特风貌的“亚世界”。以“五四”运动为例。受巴黎和会消息刺激最深的是读书人群类,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读书的年轻学生。因为这一群类的特点是报刊消息获取便利,对世界大势略有了解,同时血气方刚,热情洋溢,易鼓动且易结合。次深的则是工商业者群类。日本企业借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欧美企业无暇大举入华之机会深入中国市场,与中国工商业者形成直接竞争之势。当战争结束,欧美企业尤其是美资企业重新大举入华,中、日、美三者形成错综复杂之多角互动竞争关系。“五四”爱国运动的一大标志就是“反日”,这一群类中人遂深深卷入其中。在“五四”运动中其他的群类当然亦会与其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但这些联系既不能与年轻学生等量齐观,亦不可与工商业者同日而语。不同群类的不同历史变化值得在教学中再三注意。

    最后则要注意到近代中国之变的理想与现实。前文已提及在中国近代通史的认知中“变”占据近乎笼罩性的地位,因此会引发研究者和教学者的特别关注,在造成相当洞见同时亦造成各种各样的盲区。而一大盲区就是不注意区分留存史料中关于变化的描绘究竟是属于作者的理想,还是在当时真正发生。这种理想与现实的错位源自“变”从来不直接就等于“好”,但在进化史观影响下,“变”常默默转化为“好”。由此不少近代人物笔下或口中的“变化”经常不是在呈现事实,而是在述说理想。其心中多有来自欧美的模板,如英、美、法的革命,文艺复兴,大宪章运动等,然后依据这种种模板来寻找中国的“英、美、法革命”,中国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大宪章运动”。很多时候是求之而不得,有些时候是毫毛相似,则颠倒臆解以比附之。在这种其实是述说“理想”的史料中,因“比附”而看出的变化会特别凸显,好像它们成了时代转化的枢纽,其实未必是这样或根本不是这样。与颠倒臆解相伴随,以上人物对中国传统往往一知半解甚至刻意贬低,以致中国近代历史的“常”与“变”以一种双向滑脱的方式而离其本相越来越远。

    中国近代通史教学的“知常”无疑有助于察变,若能渐渐明确近代中国之常形与变态,则其多歧的、非直线性的那些变化就能有更多呈现,其曲折隐晦,却相当深邃的那些促动因素就能有更多揭示,进而研究与教学之“通”也就有了较大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