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控行动下京津冀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评价
吴丹 李昂 张陈俊
摘要：京津冀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已成为京津冀政府管理部门和学者们高度关注的学术热点和研究领域。现有文献主要采用经典的脱钩判别框架，偏重于京津冀地区用水总量、工业用水的短时序脱钩态势评价与驱动效应研究。鲜有学者在脱钩评价模式中凸显双控行动的导向性作用，统筹考虑不同规划期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行业用水的脱钩关系，揭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行业用水脱钩的内在机理。为此，基于驱动力-压力-响应分析视角，构建双控行动下京津冀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评价模式。采用Tapio弹性系数法，动态对比评价不同规划期京津冀地区及其行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态势。采用完全分解模型，通过京津冀地区不同行业用水脱钩的驱动因素分解，深度解析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行业用水脱钩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①河北双控行动成效显著，北京次之，天津较弱。京津冀整体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自“十五”时期开始呈现稳定的“强脱钩”态势。但京津地区仍处于“弱脱钩”态势，而河北呈现“强脱钩”态势。其中，京冀地区工农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呈现较稳定的“强脱钩”态势。河北对京津冀整体用水、北京服务业对北京用水、津冀地区工农业对津冀地区用水的“强脱钩”影响显著。②京津冀地区行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显著，成为推动京津冀地区用水脱钩的关键驱动因素，而结构调整效应仍未发挥显著作用。仅至“十三五”前半段，京津冀地区农业用水的结构调整效应显著，成为实现京津冀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与其用水脱钩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但京津冀地区服务业仍未达到用水顶峰和用水增量“拐点”，亟须通过提升水利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服务业用水强度，加速服务业结构转型升级，发挥结构调整效应对服务业用水脱钩的驱动作用。
关键词：京津冀;水资源利用;脱钩;模式;驱动因素;机理
中图分类号TV213.4;F127文献标識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21）03-0150-11DOI：10.12062/cpre.20200902
面对我国日益复杂的水问题，国家“十三五”规划强调，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强化水资源消耗利用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转型。《“十三五”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方案》提出，坚持双控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结合原则，逐级建立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责任制。《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将“总量强度双控”作为重点行动之一，加快推进我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这些政策举措明确了以双控行动破解我国用水需求持续增长难题。京津冀地区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京津冀水利协同发展专项规划》等政策文件的出台，明确了2020年和2030年京津冀用水控制性指标，充分凸显了京津冀政府管理部门对京津冀用水需求重大挑战的积极响应。强化京津冀地区双控行动，倒逼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用水强度，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已成为京津冀政府管理部门和学者们高度关注的学术热点和研究领域。
1文献综述
20世纪60年代，全球首次提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脱钩”热点问题[1]。并于20世纪末明确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投入占经济产出比重，实现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脱钩，推进可持续发展”这一重要论断[2-3]，从而打破“资源消耗”和“经济财富”之间的联系[4-5]。进入21世纪以来，水资源、能源消耗利用与经济增长脱钩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部门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6-10]。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降低水资源消耗利用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实现绿色增长成为全球共识[9-10]。有学者提出通过加强工业用水网络建设，从水资源流入端、流出端进行工业企业全过程技术创新，有效减少水资源消耗利用，以加快工业经济增长与水资源利用脱钩[11-12]。目前，国内外经济发展与水资源消耗利用的脱钩研究逐渐趋于成熟，脱钩理论体系逐步完善。形成了经典的OECD脱钩判别框架[13];划分了脱钩、负脱钩和连结3种脱钩类型，并细分为8类脱钩态势[14];建立了Tapio脱钩模型、IPAT脱钩指数法、IGT方程模型法、弹性系数法、差分方程法、水足迹法等脱钩评价方法[13-18]。
现有文献和实践研究成果，为我国开展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评价提供了宝贵经验。借鉴脱钩理论与国际经验，我国学者对国家和地区层面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文献梳理可知，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政策举措的影响，是人均GDP、人均综合用水量等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达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结果[19-21]，主要表现为约束型与自由型两种脱钩模式[22]，技术进步、需求结构、行业间需求结构等成为实现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的主要驱动因素，其关键驱动力重点表现为节水型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行业与整体用水效率提升[23-24]。不同行业生产用水的脱钩效应主要体现为真实节水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结构调整与疏解效应[25]。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工农业用水呈现较稳定的强脱钩状态，我国用水总量正逐步从弱脱钩转变为强脱钩阶段[26-28]。在遵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前提下，通过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强化双控行动，2030年左右我国有望实现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绝对脱钩[22，24]。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近两年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问题逐渐引起学术界关注。从现有成果看，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已由弱脱钩的初级协调过渡到优质协调的发展阶段[29]。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对工业用水的脱钩水平较高且脱钩状态稳定，技术效应成为推动京津冀地区工业用水脱钩的关键驱动力[30]。北京真实节水效应已到达瓶颈期，资源配置效应、结构调整和疏解效应对于脱钩效应的显著性较强[25]。梳理文献可知，目前京津冀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评价存在一些不足：①从研究方法看，现有成果主要依据经典的OECD脱钩判别框架，结合经济产值和用水总量两个指标，进行用水脱钩评价。但脱钩评价模式没有凸显双控行动的导向性作用。②从研究视角看，现有成果主要围绕2007—2016年京津冀地区用水总量脱钩、2001—2017年京津冀地区工业、1997—2012年北京农业与制造业的用水脱钩问题进行探索。但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行业用水脱钩的驱动机理不尽相同。综上，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评价仍存在两个问题亟须进行补充性探索研究：一是如何辨识京津冀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是否已存在脱钩关系，凸显京津冀用水脱钩的双控行动成效？二是如何明确京津冀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的关键驱动因素，揭示京津冀经济发展与行业用水脱钩的内在机理？
为此，围绕京津冀地区及其行业的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变化，首先，借鉴经典的OECD脱钩判别框架，将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同时纳入脱钩判别框架之中。结合人均产值、用水总量与用水强度三个指标，基于驱动力-压力-响应分析视角，构建双控行动下京津冀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评价模式。并采用Tapio弹性系数法，动态评价不同规划期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态势。从而判别京津冀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关系，凸显京津冀用水脱钩的双控行动成效。其次，将用水总量、工农业和服务业等行业用水进行统筹考虑，采用完全分解模型，进行京津冀地区不同行业用水脱钩的驱动因素分解，明确京津冀经济发展与行业用水脱钩的关键驱动因素，揭示京津冀经济发展与行业用水脱钩的内在机理。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京津冀政府管理部门加快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提供决策支撑。
2研究方法设计
构建的京津冀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评价方法主要由脱钩评价模式及其驱动因素分解模型两部分组成。其中，通过京津冀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评价模式的设计，辨识京津冀地区及行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之间的脱钩关系，凸显京津冀地区及行业用水的双控行动成效。通过京津冀经济发展用水脱钩驱动因素分解模型的构建，明确京津冀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的关键驱动因素，揭示京津冀经济发展与行业用水脱钩的内在机理。
2.1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评价模式
借鉴OECD构建的脱钩判别框架[4]，将京津冀地区的人均产值、用水总量、用水强度分别作为驱动力指标、压力状态指标、响应状态指标，基于驱动力-压力-响应分析视角，构建双控行动下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评价模式，确定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弹性系数，判别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态势（表1）。
表1中，采用Tapio彈性系数法，确定京津冀地区及行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弹性系数，可用公式表示为：
Tt1i=ΔWt1i/Wt0i
ΔGt1i/Gt0i
Tt1ij=ΔWt1ij/Wt0ij
ΔGt1ij/Gt0ij（1）
式（1）中，Tt1i表示第t1时期京津冀第i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弹性系数（i=1，2，3，4分别代表北京、天津、河北和京津冀整体）。其中，ΔWt1i表示第t1时期相对于第t0时期，京津冀第i地区的用水总量增长变化;Wt0i表示第t0时期京津冀第i地区的用水总量;ΔGt1i表示第t1时期相对于第t0时期，京津冀第i地区的经济产值变化;
Gt0i表示第t0时期京津冀第i地区的经济总产值。Tt1ij表示第t1时期京津冀第i地区第j行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弹性系数（j=1，2，3分别代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未考虑生态用水变化）。其中，ΔWt1ij表示第t1时期相对于第t0时期，京津冀第i地区第j行业的用水量增长变化;Wt0ij表示第t0时期京津冀第i地区第j行业的用水量;
ΔGt1ij表示第t1时期相对于第t0时期，京津冀第i地区第j行业的经济增加值变化;Gt0ij分别表示第t0时期京津冀第i地区第j行业的经济增加值。
2.2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的驱动因素分解模型
在构建双控行动下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评价模式基础上，对京津冀地区第t1时期第i地区的用水总量增长变化进行行业分解，可用公式表示为：
ΔWt1i=3j=1ΔWt1ij=
3j=1（ΔWt1ij-ΔWt0ij）
=3j=1
Gt1i·Gt1ijGt1i·WGt1ij-
Gt0i·Gt0ijGt0i·WGt0ij（2）
式（2）中，ΔWt1i表示第t1时期相对于第t0时期，京津冀第i地区的用水总量增长变化;ΔWt1ij表示第t1时期相对于第t0时期，京津冀第i地区第j行业的用水量增长变化;
Gt1i、Gt0i分别表示第t1时期、第t0时期京津冀第i地区的经济总产值;
Gt1ij、Gt0ij分别表示第t1时期、第t0时期京津冀第i地区第j行业的经济增加值;
Gt1ijGt1i、Gt0ijGt0i分别表示第t1时期、第t0时期京津冀第i地区第j行业的经济增加值占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即行业结构占比）;WGt1ij、WGt0ij分别表示第t1时期、第t0时期京津冀第i地区第j行业的万元增加值用水量（即用水强度）。
根据式（2）可知，京津冀地区不同行业的用水量变化主要受到行业经济增加值、行业结构与用水强度的变化影响。即京津冀地区不同行业用水脱钩的驱动因素可分解为结构调整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为此，确定京津冀第i地区第j行业用水脱钩的结构调整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可用公式表示为：
ΔWt1ij=ΔWt1ijs+ΔWt1ije
ΔWt1ijs=
WGt0ij
（Gt1i·Gt1ijGt1i-
Gt0i·Gt0ijGt0i）+
12（WGt1ij-WGt0ij）
（Gt1i·Gt1ijGt1i-
Gt0i·Gt0ijGt0i）
ΔWt1ije=
Gt0i·
Gt0ijGt0i
（WGt1ij-WGt0ij）
+
12（WGt1ij-WGt0ij）
（Gt1i·Gt1ijGt1i-
Gt0i·Gt0ijGt0i）
（3）
式（3）中，ΔWt1ijs表示第t1时期相对于第t0时期，京津冀第i地区第j行业用水量变化的结构调整效应，即行业转型升级引起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的用水量变化;ΔWt1ije表示第t1时期相对于第t0时期，京津冀第i地区第j行业用水量变化的技术进步效应，即行业技术进步引起用水强度变化导致的用水量变化。
综上，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调整效应是保障实现京津冀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的主要驱动因素。根据表1和式（1）—式（3），动态对比评价不同时期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行业用水脱钩态势，揭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行业用水脱钩的内在机理。
3实证研究
京津冀地区人口、生产总值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北京市统计年鉴》《天津市统计年鉴》《河北省统计年鉴》，京津冀地区用水数据主要来自《中国水利统计年鉴》《中国水资源公报》《北京市水资源公报》《天津市水资源公报》《河北省水资源公报》。
3.1京津冀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态势评价
根据表1和式（1），明晰京津冀地区经济结构变迁与双控行动成效、京津冀地区行业用水结构变迁与双控行动成效，确定京津冀地区及行业的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弹性系数，评价京津冀地区及行业的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态势。
3.1.1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态势评价
“八五”时期至“十三五”前半段，伴随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加速，京津冀地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工农业结构占比持续快速下降，服务业结构占比持续快速上升（图1）。北京经济发展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以服务业为主。其中农业、工业结构占比均值分别从6.28%、38.75%降至0.45%、15.22%，服务业结构占比均值从47.16%升至80.59%。天津经济发展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服务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但工业结构占比仍较高。其中农业、工业结构占比均值分别从7.07%、51.44%降至1.04%、37.36%，服务业结构占比均值从36.20%升至57.74%。河北经济发展仍处于工业化中期，至“十三五”前半段，服务业结构占比均值超过工业，工业和服务业并重发展。其中农业、工业结构占比均值分别从20.57%、41.39%降至10.28%、40.08%，服务业结构占比均值从32.94%升至43.98%。
结合表1和式（1），评价不同时期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态势，见表2。
根据表2可知：①从脱钩评价指标变化看，“八五”时期至“十三五”前半段，首先，京津冀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总体呈现下降态势，从高速发展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其次，京津地区与河北用水总量增长变化的差异性较大，京津地区呈现“先减后增”趋势、河北呈现“先增后减”趋势。其中，北京用水总量增长总体趋于下降，从3.76亿m3降至1.10亿m3;天津用水总量增长总体趋于上升，从1.17亿m3升至2.72亿m3;而河北从“十五”时期开始实现用水负增长。再者，京津冀地区用水强度变化指数始终小于1，“八五”至“十一五”时期，用水效率快速提升。但从“十二五”时期开始，用水强度变化指数趋于扩大，用水效率提升较慢。②“八五”时期至“十三五”前半段，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弹性系数与脱钩态势表现较大差异性。首先，从脱钩弹性系数来看，京津地區呈现“先缩小、后扩大”趋势，而河北呈现“先扩大、后缩小”趋势。其中，北京总体略有扩大，天津总体明显扩大，河北从“十五”时期开始缩小为负值。其次，从脱钩态势来看，京津地区呈现“弱脱钩-强脱钩-弱脱钩”交替变化态势，河北呈现由“弱脱钩”向“强脱钩”转变态势。其中，北京除“九五”至“十五”时期，呈现较稳定的“弱脱钩”态势;天津除“十一五”时期，呈现稳定的“弱脱钩”态势;河北自“十五”时期开始呈现长期稳定的“强脱钩”态势。总体来看，京津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仍处于“弱脱钩”态势，而河北处于“强脱钩”态势。③受京津冀三地用水的叠加作用影响，“九五”时期京津冀整体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正处于由“弱脱钩”向“强脱钩”态势转变，脱钩弹性系数趋于零，仅为0.001。自“十五”时期开始，京津冀整体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呈现长期稳定的“强脱钩”态势，进入“经济发展正向增长，用水总量有效控制、用水效率持续提升”的理想状态。
3.1.2行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态势评价
根据表1和式（1），“八五”时期至“十三五”前半段，京津冀地区行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态势，见表3。
从行业用水结构调整看，“八五”时期至“十三五”前半段，京津冀地区工农业用水结构占比持续下降，服务业用水结构占比持续上升。但各地区行业用水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至“十三五”前半段，北京农业、工业、服务业用水结构占比均值的变化幅度分别表现为下降34.32%、下降22.09%、上升24.8%，从农业用水结构占比均值最大（47.34%）、转变为服务业用水结构占比均值最大（46.34%）。天津农业、工业、服务业用水结构占比均值的变化幅度分别表现为下降9.25%、下降12.09%、上升3.44%，农业用水结构占比均值仍最大，仅从48.66%降至39.41%。但从“十一五”时期开始，服务业已逐渐超过工业的用水结构占比均值。河北农业、工业、服务业用水结构占比均值的变化幅度分别为下降12.36%、下降1.79%、上升8.95%，农业用水结构占比均值仍最大，仅从81%降至68.64%。但至“十三五”前半段，河北服务业已超过工业的用水结构占比均值。
从行业用水双控行动成效看，“八五”时期至“十三五”前半段，首先，北京工农业用水均为负增长（仅“八五”时期工业用水增长），服务业用水量增长变化趋势为总体下降，从4.73亿m3降至0.90亿m3。天津农业用水量增长变化趋势为波动式下降，逐渐实现负增长。工业用水量变化趋势为波动式下降，从0.80亿m3降至0.13亿m3。服务业用水量增长变化趋势为波动式上升，从0.25亿m3升至2.52亿m3。河北工农业用水总体为负增长。服务业用水量增长变化趋势为总体下降，从“八五”时期的10.50亿m3降至“十一五”时期的0.30m3，至“十三五”前半段升至3.35亿m3。其次，京津冀地区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用水强度变化指数始终小于1，用水效率持续提升（仅“十三五”前半段天津工业、服务业用水强度变化指数大于1，用水效率未得到有效提升），但提升空间逐步缩小。其中，北京工业用水效率提升最快，天津服务业用水效率提升最快，河北工业用水效率提升最快。北京比津冀地区的工业用水效率提升快，天津比京冀地区的服务业用水效率提升快，河北比京津地区的农业用水效率提升快。
从行业用水脱钩态势看，首先，“九五”至“十二五”时期，北京工农业用水的脱钩弹性系数为负值，呈现稳定的“强脱钩”态势。至“十三五”前半段，北京工业用水维持“强脱钩”态势。由于农业增加值下降，农业用水呈现“衰退性脱钩”态势。“八五”时期至“十三五”前半段，北京服务业用水的脱钩弹性系数总体下降，但始终呈现“弱脱钩”态势。其次，“八五”至“十二五”时期，天津工农业用水的脱钩弹性系数正、负值交替出现，均呈现“弱脱钩-强脱钩-弱脱钩”变化态势。同时，天津服务业用水的脱钩弹性系数正、负值交替出现，呈现“弱脱钩-强脱钩”交替变化态势。至“十三五”前半段，由于农业增加值下降，农业用水呈现“衰退性脱钩”态势。同时，由于工业、服务业用水强度变化指数大于1，工业、服务業用水分别呈现“强负脱钩”“扩张性负脱钩”态势。再者，“八五”至“十二五”时期，河北工农业用水的脱钩弹性系数总体为负值，呈现较稳定的“强脱钩”态势。至“十三五”前半段，由于农业增加值下降，农业用水呈现“衰退性脱钩”态势，但工业用水保持“强脱钩”态势。“八五”时期至“十三五”前半段，河北服务业用水的脱钩弹性系数总体下降，始终呈现“弱脱钩”态势。
综上，根据表2和表3可知，河北对京津冀整体用水“强脱钩”的影响显著，北京服务业对北京用水“强脱钩”的影响显著，津冀地区工农业对津冀地区用水“强脱钩”的影响显著。
3.2京津冀行业用水脱钩的驱动因素分解与驱动机理
根据式（2）和式（3），测算京津冀行业用水量变化的结构调整效应、技术进步效应，明确京津冀行业用水脱钩的关键驱动因素，揭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行业用水脱钩的内在机理。“八五”时期至“十三五”前半段，京津冀行业用水脱钩的驱动因素分解，见表4。
3.2.1北京行业用水脱钩的驱动因素分解与驱动机理
根据表4可知，“九五”至“十二五”时期，北京工农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显著，是实现北京工农业用水脱钩的关键驱动因素。至“十三五”前半段，北京工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显著，仍是实现北京工业用水脱钩的关键驱动因素。同时，北京农业用水的结构调整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均显著，共同成为实现北京农业用水脱钩的关键驱动因素。
“八五”时期至“十三五”前半段，北京服务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显著，但北京服务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绝对值仍低于其结构调整效应，尚未实现北京服务业用水脱钩。
综上，北京行业结构转型升级、强化双控行动的成效显著。虽然工农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显著，成为加速工农业发展与用水脱钩的主要驱动力。但服务业用水的结构调整效应仍未发挥显著作用，北京尚未完全达到用水顶峰和用水增量“拐点”，北京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总体为“弱脱钩”态势。
3.2.2天津行业用水脱钩的驱动因素分解与驱动机理
根据表4可知，“八五”至“十二五”时期，天津农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显著，但除了“十一五”时期，天津农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绝对值仍低于其结构调整效应，尚未实现天津农业用水脱钩。至“十三五”前半段，天津农业用水的结构调整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均显著，共同成为实现天津农业用水脱钩的关键驱动因素。
“八五”至“十二五”时期，天津工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显著，但除了“九五”和“十五”时期，天津工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绝对值仍低于其结构调整效应，尚未实现天津工业用水脱钩。至“十三五”前半段，天津工业用水的结构调整效应显著，但技术进步效应不显著，致使工业用水未实现脱钩。
“八五”至“十二五”时期，天津服务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显著，但除了“十五”和“十二五”时期，天津服务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绝对值仍低于其结构调整效应，尚未实现天津服务业用水脱钩。至“十三五”前半段，天津服务业用水的结构调整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均不显著，致使服务业用水未实现脱钩。
综上，天津行业结构转型升级、强化双控行动的成效不明显。虽然工业、服务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显著，但尚未实现工业、服务业用水脱钩。同时，至“十三五”前半段，工农业用水的结构调整效应开始发挥作用，但服务业用水的结构调整效应仍未发挥显著作用。受不同行业用水的叠加作用影响，天津仍未达到用水顶峰和用水增量“拐点”，天津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呈现较稳定的“弱脱钩”态势。
3.3河北行业用水脱钩的驱动因素分解与驱动机理
根据表4可知，“八五”至“十二五”时期，河北工农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显著，是实现河北工农业用水脱钩的关键驱动因素。其中仅“九五”时期，河北农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绝对值低于其结构调整效应，未实现河北农业用水脱钩。至“十三五”前半段，河北工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显著，仍是实现河北工业用水脱钩的关键驱动因素。同时，河北农业用水的结构调整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均显著，共同成为实现河北农业用水脱钩的关键驱动因素。
“八五”时期至“十三五”前半段，河北服务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显著，但河北服务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绝对值仍低于其结构调整效应，尚未实现河北服务业用水脱钩。
综上，河北工农业结构转型升级、强化双控行动的成效显著。河北工农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显著，成为加速工农业发展与用水脱钩的主要驱动力。但河北服务业用水的结构调整效应仍未发挥显著作用，服务业用水仍未达到用水顶峰和用水增量“拐点”。在严控工农业用水的导向作用下，河北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呈现稳定的“强脱钩”态势。
总体来看，自“九五”时期开始，随着京津冀地区地方政府加大节水减污政策力度，促使工业企业加快改进生产工艺，提升用水效率，京冀地区工业用水量得到控制。其中，北京工业结构最优，低耗水、低污染、高附加值的工业行业占据主体地位。相对于天津和河北，北京节水减污政策的制定标准高、监管措施严、落实力度大，有效激励北京工业企业加速节水型技术进步，提升北京工业用水强度。尽管河北工业结构相对落后，高耗水、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工业行业占比较大，但河北积极推广各类节水技术，提升工业用水强度。而天津工业用水仍维持低速增长，说明天津工业节水理念尚未得到严格落实，在节水减污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注重短期目标，不利于增强节水减污目标落实的长效性。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天津仍存在以提高水资源消耗利用量为代价、稳定经济增长的现象。但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主要载体及我国主要工业城市和航运中心的功能定位，天津工业经济地位持续上升，对实现天津工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强脱钩起到一定约束性。因此，天津亟须提高工业用水强度，提升工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加快推动天津工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此外，京津冀地区亟须通过提升水利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服务业用水强度，并加速服务业结构转型升级，共同发挥结构调整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对服务业用水脱钩的驱动作用，保障实现京津冀地区服务业经济发展与用水脱钩。
4結论及讨论
在构建双控行动下京津冀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评价模式后，动态评价了不同规划期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态势。通过京津冀地区不同行业用水脱钩的驱动因素分解，揭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行业用水脱钩的内在机理。研究提出的京津冀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评价方法重点强调针对不同规划期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态势进行测算，主要是考虑到京津冀地区各规划期内不同年份之间用水增长的波动性不明显，因而逐年计算得到的经济发展与用水脱钩态势就不具备较强的显著性，且无法突出京津冀地区用水总量与强度双控行动成效。为此，通过对不同规划期京津冀经济发展与用水脱钩态势进行测算，可充分体现用水总量与强度的显著变化，得到的脱钩状态判别结果更突出双控行动成效。
研究表明，京津冀地区与我国主要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行业用水受区位要素、水资源禀赋约束和相关政府政策影响较大，京津冀地区水资源禀赋与行业用水结构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工业仍是天津和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实现脱钩的主要短板在于结构调整效应不显著。随着京津冀地区行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京津冀地区行业用水的结构调整效应正逐渐与技术进步效应一起发挥显著作用，加快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至“十三五”前半段，京津冀地区农业用水的结构调整效应开始发挥显著作用，与技术进步效应均实现负增长，成为加快推动京津冀地区农业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的驱动力。
为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必须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加快制定水利绿色发展规划，加大政府管理部门对水资源环境考核或节水减污、水资源保护政策的实施力度。并打破行政壁垒，加速推进节水型技术在不同行政区间流动，强化技术进步效应的导向作用。在严控京津冀地区农业用水零增长的前提下，加大津冀地区工业结构调整力度，提高天津工业用水强度，提升天津工业用水的技术进步效应。同时，因地制宜强化服务业转型升级与双控行动政策的导向作用，优化服务业结构，提升水利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服务业用水强度，共同发挥结构调整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对服务业用水脱钩的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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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onthedecouplingbetweentheeconomicdevelopmentandwaterresources
utilizationintheBeijing-Tianjin-Hebeiregionunderdualcontrolaction
WUDan1LIAng2ZHANGChenjun3
（1.SchoolofEconomic&Management，North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Beijing100144，China;
2.ChinaInstituteofWaterResourcesandHydropowerResearch，Beijing100038，China;
3.BusinessSchool，HohaiUniversity，ChangzhouJiangsu213022，China）
AbstractThe‘decouplingbetweentheeconomicdevelopmentand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intheBeijing-Tianjin-HebeiregionhasbecomeanacademichotspotandresearchfieldofgreatconcerntotheadministrativedepartmentsinthegovernmentsofBeijing，TianjinandHebeiandrelevantscholars.Theexistingliteraturemainlyusestheclassicframeworkofdecouplingdiscrimination，focusingonthetotalamountof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intheBeijing-Tianjin-Hebeiregion，orshort-termdecouplingsituationevaluationanddecouplingeffectofindustrial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intheBeijing-Tianjin-Hebeiregion.Fewscholarshaveemphasizedtheguidingroleofdualcontrolactionintheevaluationmodeofdecoupling，tookthedecouplingrelationshipbetweentheeconomicdevelopmentandindustrial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ofdifferentplanperiodsintheBeijing-Tianjin-Hebeiregionasawholeconsideration，andrevealedtheinternaldrivingmechanismof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decouplingintheBeijing-Tianjin-Hebeiregion.Therefore，basedontheanalysisperspectiveofdrivingforce-pressure-response，thisstudyconstructstheevaluationmodeofdecouplingbetweeneconomicdevelopmentand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intheBeijing-Tianjin-Hebeiregionunderdualcontrolaction.TheTapioelasticcoefficientmethodisusedtodynamicallycompareandevaluatethedecouplingsituationofeconomicdevelopmentand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intheBeijing-Tianjin-Hebeiregionanditsindustriesindifferentplanningperiods.Theinternaldrivingmechanismof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decouplingisanalyzedindepththroughthedrivingfactordecompositionofdifferentindustriesintheBeijing-Tianjin-Hebeiregion.Theresultsshowthat：①DualcontrolactioninHebeihassignificanteffect，followedbyBeijingandTianjin.SincebeginningofthetheTenthFive-YearPlanperiod，theoveralleconomicdevelopmentofBeijing，TianjinandHebeihasshownastable‘strongdecouplingtrendfrom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However，BeijingandTianjinarestillina‘weakdecouplingsituation，andHebeiProvinceisina‘strongdecouplingsituation.Amongthem，theindustrialandagriculturaleconomicdevelopmentand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intheBeijing-Hebeiregionpresentsarelativelystable‘strongdecouplingsituation.Hebeisoverall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hasasignificantimpactonthe‘strongdecouplingoftheBeijing-Tianjin-Hebeiregion，Beijings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oftheserviceindustryhasasignificantimpactonthe‘strongdecouplingofBeijing，andthe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oftheindustryandagricultureintheTianjin-Hebeiregionhasasignificantimpactonthe‘strongdecouplingofTianjin-Hebeiregion.②Theeffectoftechnicalprogressofindustrial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ontheBeijing-Tianjin-Hebeiregionissignificant，whichisthekeydrivingfactorof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decouplingintheBeijing-Tianjin-Hebeiregion.InthefirsthalfoftheFifteenthFive-YearPlanperiod，thestructuraladjustmentofagricultural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hasbecomeoneofthekeydrivingfactorstorealizethedecouplingofagriculturaleconomicdevelopmentand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intheBeijing-Tianjin-Hebeiregion.However，theserviceindustryintheBeijing-Tianjin-Hebeiregionhasnotyetreachedthe‘inflectionpointofwaterconsumptionpeakandwaterconsumptionincrement.Itisurgenttoenhancethecapacityofwaterconversancyscienceandtechnologyinnovation，increasetheintensityofwateruseintheserviceindustry，andspeedup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theserviceindustry，soastoexertthedrivingeffectofstructuraladjustmenton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oftheserviceindustryintheBeijing-Tianjin-Hebeiregion.
KeywordsBeijing-Tianjin-Hebeiregion;waterresourcesutilization;decoupling;mode;drivingfactor;mechanism
（责任编辑：李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