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定义中的殊相与共相
史宁中
提要；本文尝试用现代的语言和概念评析公孙龙子的《指物论》，从而讨论中国古代对于定义的把握，特别是对于定义中殊相和共相的把握。由于定义是深刻思维的基础，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本质问题是：在中国古代，是否在存过进行深刻思维的基础。
关键词：公孙龙子《指物论》殊相共相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一些东方学者也认为，在古代中国没有人对思维方法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因此也没有形成固定的思维方法论的体系。我原则上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并且在那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本文希望通过对公孙龙子的著作《指物论》的评析，讨论中国古代先哲们是如何把握定义的。因为定义是进行深刻思维的基础，因此，这篇文章是在讨论一个重要命题：中国古代进行深刻思维的基础是否存在。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定义是指：揭示思维对象内涵的逻辑方法。
公孙龙是战国时期的赵国人，据说当过平原君的客卿，生卒年大约是公元前320至前250年，是荀子(约公元前305至235年)同时代的人。公孙龙因为提出“白马非马”和“坚白论”而闻名于世。据他的弟子说，公孙龙之所以提出这些论述，是因为他对当时“名实混淆”的现象不满。公孙龙有6篇著作流传下来，合编为《公孙龙子》。我认为，其中《指物论》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详细地讨论了定义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如“殊相”和“共相”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指物论》是中国古代讨论形而上学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指物论》这篇文章是很难理解的，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公孙龙子》是诸子的书中最难读的一本，而《指物论》又是《公孙龙子》中最难读的一篇。正因为如此，对于《指物论》中多处论述的解释引发了几位现代著名学者之间的意见不同。在本文中，我参考几位先辈的论述，尝试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和分析《指物论》。这样做的目的，这是为了让现代的人们(包括西方学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方法。
为了解释和分析问题的方便，现将《指物论》抄录如下。原文不长，一共才267个字(后人又加上50个标点符号)，我们把文章分为5段：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非指者，天下无物，可谓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
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也；不可谓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也。
天下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不为指而谓之指，是无不为指。以有不为指之无不为指，未可。
且指者，天下之所无。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不可谓无指，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与物非指也。使天下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天下无物，谁径谓指?天下有指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径谓无物非指?且夫指固自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与为非指?
第二段第二句的原文为：“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谓指乎?”因此，有些著作断句为：“非指者天下，而物可为指乎?”俞樾认为，原文中的“而物”应为“无物”。据此，有些著作断句为：“非指者，天下无物，可为指乎?”。本文采用了这种断句的方法。还有的著作加了一个“指”字，则断句为：“非指者，天下无指，物可为指乎?”‘可以看到，因为改字和断句的不同，所表达的意思将会根本不同。
第四段第二句原文为：“不为指而谓之指是兼不为指。”因此，有些著作断句为：“不为指而谓之指，是兼不为指。”俞樾在同一本书中认为原文中的“兼”应为“无”(以及第五段第一句中的“无”原文也为“兼”，一并改过)。据此，有些著作断句为：“不为指而谓之指，是无不为指。”本文采用了这种断句的方法。
之所以把文章分为5段，是因为许多学者认为这篇文章的结构是一种辩论的形式，第一段是“正方”提出命题，然后是“反方”、“正方”、“反方”、“正方”这样的顺序交替问答。可能是理解得有问题，后面还会谈到，我并没有在这篇文章中读出辩论的焦点所在。当然，很可能辩论得并不激烈，远不像“白马非马”那样。因此我想，用现代语言表述这篇文章时，并不需要过分顾及问答的形式。但可以看到，上面的分段中有一个特点是明显的，就是“反方”的质问都是以“未可”结尾。
无论如何，公孙龙子的这篇文章实在是难以理解。在短短的267个字中，“指”字就有49个，“非”字有26个，“物”字18个，“无”字18个，把这4个字加起来有111个，占全文的40％以上。如果单纯从统计数据分析，这篇文章不是说车轱辘话就是绕口令了。在这4个字中有两个字是有确切含义的，即“指”和“物”，因此这两个字是这篇文章的核心；其余两个字是用于判断的否定词，因此可以推断，整个这篇文章应当是“指”和“物”这两个字在肯定与否定之中徘徊。我们先从定义语句的结构来分析“指”和“物”这两个字的含义，然后再分析这两个字是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之中徘徊的，从而了解中国古代的贤者们是如何把握定义的。
在现代汉语中，定义是由系词“是”构建的陈述句，这个系词的反义词为“不是”。而在古代汉语中，则往往是用“……者……也”这样的句式来构建定义的，虽然没有用系词，这样的句式对于定义的表达依然是清晰的。其实直到现在，在一些民族的语言中，还没有“是”这样的系词。。大约到了公元1世纪左右的汉代，中国语言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系词，表现在王充的著作《论衡》之中。。必须强调的是，在古代汉语中，与反义词“不是”对应的词是“非”，这在古代汉语中出现得却是很早的。因此可以断言，作为定义的语言形式在古代汉语中很早就形成了。
那么，人们是如何通过定义，或者说，是如何利用这种语言形式来揭示思维对象内涵的呢?我们来分析下面的句式：
孔子者人也。
在古代汉语中，称上面句式中的“孔子”为“实”、“人”为“名”，正如《墨经》经上81中所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这类似于现代语法中的“主词”和“谓词”，在哲学中则分别称为“殊相”和“共相”。我们必须注意到上面句式中的殊相是一个具体的存在，比较下面的句式：白马，马也。
这是《墨子·小取》中的语句，大概是反驳公孙龙子“白马非马”的。
可以看到，句式(2)中的殊相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而是由一些具体存在所构成的集合，因此与句式(1)是不同的。虽然公孙龙子阐述得不很明确，但是他大概注意到了这个区别。事实上，如何对待这个区别，是一个对于现代哲学来说也相当难以讨论的话题。罗素(Russell，1872—1970)认为不注意这个区别是可能出现问题的，他举例说明：
凡人都有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有死。
凡人都有死，所有希腊人都是人，所以所有希腊人都有死。
我们知道，前一个句式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B.C.384-322)用于解释三段论的名句，而后一个句式是罗素发明的。可以看到后一个句式的小前提项与“白马，马也。”是类似的。很显然，在
上面两个句式中，判断“苏格拉底有死”与判断“所有希腊人都有死”是不一样的，因为前者是具体的存在，而后者是一般的存在。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认真地讨论了“一般存在是否是现实的存在”的问题，在这里就不讨论了。我在这里希望说明的是，按照公孙龙子“白马非马”的论述，他所认取的定义应当是句式(1)的形式，而不是句式(2)的形式，即定义中的殊相是具体的存在。
现在我们就可以解释“指”和“物”这两个字的含义了：文中的“物”是指具体的存在，是被定义的具体，正如上面所谈到的，是句式(1)那样的具体的存在，相同地位的词有：实、主词、殊相、个体；文中的“指”是指的定义了的抽象，这种抽象了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通过每一个具体的存在而表明其存在的，相同地位的词有：名、谓词、共相、一般。我之所以用这么多同义词，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把表示概念的用语分割很仔细的。但是我们知道，不把用语分割很仔细是无法清晰地表达复杂概念的。我想，对于涉及到逻辑的古汉语的文献都应当采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否则很难让现代人理解，更难让西方的学者理解。
这样，公孙龙这篇文章的题目《指物论》可以表述为《论定义中的殊相与共相》。如果这个题目成立的话，那么，这个题目对于现代哲学都是相当难以讨论的，‘因为在以往的逻辑学、进而在以往的哲学研究中，学者们关心的是如何从个体中抽象出一般，因此更关心的是共相。而我们看到，在2000多年以前，公孙龙子就讨论了殊相与共相的关系。下面，我尝试性地用现代语言表述公孙龙子的《指物论》：
(命题)物都可以命名，而名不能再命名。
(质问)如果没有名，天下物就没有称谓了。但是，如果天下没有物，又怎么会有名呢?事实上，抽象的名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具体的物。用存在的物代替不存在的名，是不可以的。
(回答)即使没有名，具体的物也不是名；之所以不是名，因为个体不能代替一般；虽然不能代替—般，但个体蕴含着一般。既然物不能代替名，而物又都必须有所称谓，那么，就不能没有抽象的名。这就是我赢．的“物都可以命名，而名不能再命名”的道理。
(质问)所谓没有名，是因为万物产生时就各有其名，而这个名并不是命的名(不是抽象了的名)．用抽象的名来混淆原本的名，这不能说是命名。把原本的名说成抽象的名，是不可以的。
(回答)名，原本是没有的。原本没有名，但不能称万物为无名；不能称万物为无名，就必须有名：必须有名，物就都可以命名，但命名并不是原有的名，认为物与名同时产生是没有道理的。
假如万物没有具体的称谓，那么，如何谈论抽象的名呢?没有物，如何谈论名?假如只有抽象的名而没有具体的称谓，那么，如何谈论具体的物呢?如何谈论没有称谓的物呢?况且，名是不可以再命名的，那么，何必要找到不可再命名的对应物呢(抽象的对象是物，抽象的结果是名，既然名已经不是物了，那怎么能对名再抽象呢，或者说，怎么能对名再命名呢)?
在上面的表述中，用“名”代替了原文中的“指”。在分析《指物论》时，冯友兰认为：“公孙龙子以‘物表示具体的个别的物，以‘指表示抽象的共相。‘指的意思，有名词的意义，就是‘手指头；有动词的意义，就是‘指明。公孙龙子这是兼用这两种意义。”胡适说：“在学习以及研究哲学几年之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指这个字，在这里意即‘标志或者‘标记，即‘所指的东西。”我基本同意他们的看法，但应当比他们的看法更深入一步。我认为，公孙龙子并没有停留在用手指头“指”和“指明”的阶段，也没有停留在“标记”的阶段，他已经明确地表明了通过“指明”或者通过“标记”可以给出“称谓”，因为他说：“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这里，公孙龙子显然是用“称谓”来“谓物”。而物的“称谓”当然就是物的“名”了，因此，我在这里用“名”代替了原文的“指”。这样代替，与定义的语言结构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在现代语言中用“名”比用“指”更亲切，特别是，用“命名”比用“指明”表达含义更为准确。
此外，在上面表述的一些地方，用“个体”和“一般”、“具体”和“抽象”等现代语言作为“物”和“指”的替代词。我们已经说过，在公孙龙子的那个年代，是不可能对阐述概念的用语进行精细的划分的，但我们仔细分析原文可以感悟到，公孙龙子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使用“物”和“指”，是想表达出更精细的含义的。我的意思是说，公孙龙子可能想到了精细，只是苦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汉语中，关于逻辑没有足够丰富的词汇。
下面，我们对文章进行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进一步讨论上面的表述是否合理。文章的基本命题是：物都可以命名，而名不能再命名。所谓“名不能再命名”大概是指“抽象了的东西不能再抽象了”，文章的结尾对这个命题进行了很好的解释。我们重复上面表述中括号中的解释：抽象的对象是“物”，抽象的结果是“名”，既然“名”已经不是“物”了，那怎么能对“名”再抽象呢，或者说，怎么能对“名”再命名呢。我想，这样的论述在逻辑上是严谨的。
文章中的两个质问是有趣的。第一个质问的基本论点是：没有物就不可能有名，但是物不能代替名，因为物是存在的，而名是不存在的。我想，这个基本论点很可能是针对“物都可以命名”这个命题提出的质问，但这个质问的针对性不强，与其说是为了质问还不如说是为了引出下面回答的命题：为了物的称谓，不能没有名。
第二个质问的思想方法是不可思议的，或许在那个时代确实有人是那样想的：万物产生时就有了名，因此不需要“命名”。这个命题显然是不成立的：如果一个人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怎么可能同时知道这个东西的名字呢?因此回答是有力的：名，原本是没有的。这样，接下来的解释也就明晰了：原本只有物，是由于对物进行了“命名”才产生了名，因此在现实世界中名是不存在的，但是名依附于物；正因为名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名不能再命名。
如果上面的解释能够表达公孙龙子的原意，我们可以看到，公孙龙子对于定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都赞同“抽象的名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具体的物”这个命题，由此可以推断，这个命题所表述的思想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一种普遍的认识。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认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命题在西方哲学界争论了2000多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在本质上是人文的、实用的，关心的是人的修养和社会的安康。因而，对于诸如“人是如何思考问题的”或者“人是如何获取知识的”这类问题不感兴趣。这样，就不需要对于“知识的存在性”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可以凭借直观得到那个命题。事实上，许多问题凭借直观就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想得多了，反而会引发出其他许多问题。
通过对公孙龙子《指物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有一批先哲已经能够清晰地把握定义，并且能够深刻地理解定义中殊相与共相的关系。因此，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进行深刻思维的基础是存在的。
责任编辑韩东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