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研究的归纳与演绎，定性与定量方法”之迷思与体认

    赵智

    摘要：翻译研究中，归纳法遵循“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而演绎法则恰恰相反，按照”自上而下“的路径研究;定性研究使用言语描述作为数据，而定量研究以具体数字作为数据形式。在翻译研究中，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往往相辅相成。本文拟用具体研究个案展示以上研究方法在具体研究中的应用。

    关键词：翻译研究;翻译学;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18-0062-03

    美国的十大著名品牌公司：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伯克希尔哈撒韦、脸书、摩根大通、强生、埃克森美孚。当听到这些词汇时我们不禁想到“咋译”？但我们又深知，“译文要像中文”。我们再次打了个激灵，不禁开始思考，何谓“译文要像中文”？为此，我们一起来探源、求索[1]。

    （1）汉语行文讲究“四、六、八”，以充分体现汉语自身的传统特色和深厚文化底蕴。反复咀嚼，独具韵味。

    （2）结合《笔译理论与技巧》《中式英语之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不自觉地发现，在进行官方性文件英语口译时，如2011—2020《政府工作报告》，可摸索出其特点“某某原则、理念为先;阐明事件;说明结果。”故，在汉语文章中“明显的逻辑指示”并未“彰显”，可实际已蕴含。

    （3）我们在阅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环球时报》等纸质版汉语文章时，发现报纸中在指代性表达时“对象是明确化的”且“汉语指代表达趋于统一”，这均在《VOGUE》《National Geographic》《Family Circle》等英美杂志中得证。

    （4）前面谈到“四六句”，除此，在英译汉时，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将英语形容词性表达译为“……的……”，发现“的”现象频现。诚然，“译文要像中文”这一理念确实在我个人“口译实践”中有所深刻体悟，经常自认为说得“不像人话”。为此，资深译者便推荐“长念诵优美文章、辅以背诵来增益译语”。我曾口译过这样一个句子，“50% of the population are now living in cities and towns”。当时口译为，“该城镇、农村居住率为50%”，译后回味，总感觉哪里“火候欠妥、意义倥偬”。后来，知晓“宏观化处理”，即尽可能跳出英语思维或结构的束缚。故可译为，“城镇化率达50%”，顿感“凝练简洁，符合汉语特色”，也即“译得像中文”。遂得其要旨。

    适逢“抗疫”，中国为全球抗疫注入蓬勃力量，每一个国人深受鼓舞！为此，我们想到，特别是不同种族、民族、地域、肤色的人如何能更为高保真地传达彼此之意？（包括对源语的理解和目标语的构建）基于此，“翻译”之思之义、之地位赫然彰显[2]。

    提及“品牌翻译问题”，笔者想在继续讨论之前，先说说这一年以来学习翻译的感受，先谈“翻译”，再论“品牌翻译”，旨在回应理性、学历阐释。

    中国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在《翻译的艺术》中写到，“大翻译家都是高明的‘文字的媒婆，她得具有一种能力，将两种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是冤家的文字，配成情投意合的一对佳偶。”那“品牌汉译或英译”如何“情投意合”？我们知道，产品是做为商品向市场提供的，引起注意、获取、使用或者消费，以满足欲望或需要的任何东西。而品牌是指消费者对产品系列的认知程度，是商品标志，由名称、名词、符号、象征、设计或它们的组合构成。这样，产品就是个“结果”。“品牌汉译”，是译“意念”，让消费者“脑中有印象”;还是译“结果”，令消费者熟稔其“功效”？我们不禁想，这里，谁是“情”，谁是“意”？据此，深度剖析：

    首先，欧美品牌在译入中国的过程中一般采用意译或音译，且这两种翻译方法都有相对固定的翻译策略，意译主要可分为“半意译半改译法”“完全意译法”“完全改译法”“半音译半意译法”，而音译则可分为“全音译法”与“省音译法”。此外，译者在汉译化妆品牌时会有固定的英语单词音节处理策略、英语音标-汉语拼音的对应策略以及汉字选择策略[3]。

    经调查得知，“在太平洋时尚网登载的397个欧美化妆品牌及其汉语译名中，仅有86个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约占总品牌数的21.66%），这些采用意译翻译的品牌名一般具有两个特点：（1）品牌名中存在具有實际意义的单词;（2）单词在汉语中同样存在与商品相关的指代物。在86个品牌中，5个为‘半意译半改译，29个为‘完全意译，23个为“完全改译”，29个为‘半音译半意译”。同时，在该网站上登载的397个欧美化妆品牌及其汉语译名中有311个采用了音译的翻译方法（约占总品牌数的78.34%），说明音译法应该是欧美化妆品牌翻译方法的主流。结合前面谈到的“情投意合”，说明“汉语译名需要在语音上与原品牌名相同或相似，且汉语译名需要在意义上与产品功效相关”，由是，得解。

    其次，接着来说说“音节处理”。

    我们知道“英语中的音节有五种组合方式：（1）元音，如obesity的o;（2）元音+辅音，artificial中的ar;

    （3）辅音+元音，obesity中的be;（4）辅音+元音+辅音，dictation中的dic;（5）辅音+辅音，beauty中的ty。而汉语拼音的组合方式只有两种：（1）元音：蛾（é）;（2）辅音+元音：飞（fēi）。所以，我们在对于英文进行音节处理时，需要适当“补元”，即对于辅音结尾的音节组合补充或更改元音（韵母），使其满足汉语拼音组合的规则。例如，Coach需要补元为Coa[=kou]ch（i），即kou chi，所以Coach可以音译为“蔻驰”;再如Cober可以补元为Co[=ke]be[=be（i）]（e）r，即ke bei er，所以Cober可以音译为“可贝尔”[4]。

    1汉字的选择

    品牌名在被翻译成中文时，不论译者对其意译还是音译，都会选择一些较为常用的汉字， 或者某一类汉字。如在音译时，品牌名中一些音节对应的拼音会有比较规律汉字选取的方式[5]。

    譬如，a或ar就会对应“雅”，如Avene（雅漾），Artdeco（雅蔻）;bi，bor，be三个音节则倾向译为“贝”，如 Benefit（贝妃玲），Bioderma（贝德玛）以及 Borghese（贝佳斯）;cal，ca，car，gar 会对应“卡”，如 Calvin Klein（卡尔文·克莱恩），CAMAY（卡玫爾）;man， mar，men，mont，me 则会相应被译为“蔓”或“曼”，如 BERGMAN（褒曼），Beauty Med（蓓缇蔓）。

    查阅资料得知，综合意译与音译的选字，译者多偏向于选择褒义词、与自然相关、与女性相关及玉石有关的词。例如，褒义词有：依，曼，丽，仙，褒;与自然相关的有：蔓、蓓、蔻、薇、菲、莉、蕾、朵、柏、采、杰、森、兰、玫、馥、香、芬（与草木相关）以及露、汀、水（与水有关）;与女性有关：姿、婷、娜、妙、婕;与玉石有关：玛、琳、珂、玖、珍、珀[6]。

    2结论

    欧美化妆品牌在译入中国的过程中既有被意译的，也有被音译，且音译在翻译过程中占比较大。意译主要可以分为半意译半改译法、完全意译法、完全改译法以及半音译半意译法;而音译中：全音译法适用于人名音译、实意单词音译及假词音译，省音译法则多用于半品牌名音译与去音节单词音译中。此外，译者在汉译化妆品牌时会有相对固定的英语单词音节处理策略、英语音标-汉语拼音的对应策略以及汉字选择策略，这三者并不孤立存在，而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为意译和音译奠定了文字处理基础。策略既非规定、亦非标准，其只是为译者在某一领域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提供有前例可依的参考。某一领域的翻译策略归纳，应当反映的是该领域翻译的特点，为这一领域翻译的后续发展提供助力。这就从某种程度上很好地解决了笔者口译相关“名”时的艰难和阻滞，艰体现在“字词选择”，而“滞”体现在“输出困难”。

    3“翻译目的论”与“定性和定量法”

    “翻译策略和方法事实上是由靶语语篇的目的做决定的”且“复合词的抽象性不仅影响译文的加工效果，而且影响译文的准确性”。对此，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在“自选实践”中，当笔者数次倾听原音频并扎实做好记录再翻后，产生的结果就是，“在情感上离作者更近了，在文意上离作者的心不远了，在文字表意上更加真实了”。故，对待翻译，要以“整体为单元”，反复“咀嚼品味”，似品茗一般。这里，不得不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或讲述人的意图”和“文本”两个概念。

    接受者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并且他们自身也有着对译者译文的期待及交际需求，若按照弗米尔先生的说法，那么“原文在目的论中的地位则明显低于其在对等中的地位”。若从“结果决定方法”这一角度考虑，那么“译文在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中实则产生交际功能”。故，不难看出，“语境”似乎隐隐地决定着“翻译方法”是直译还是意译，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诚然，译出的结果须是令受众可读、可接受的，但译的“忠实程度又取决于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它们可谓是“彼此相连、环环相扣”。

    撰文过程中通过归纳整理北航、台湾国立大学、厦门大学等院校的英译名，提出了十种翻译目的与翻译方法。“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应以目的原则和忠诚原则为指导，用合适作为评价译文的标准。与传统‘等值观不同，德国功能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而是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译文的预期功能为出发点，根据各种语境因素，选择最佳处理方法。也就是说，译者的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的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即所谓的‘目的法则。在注重译文功能的同时，该理论同时强调译文在译语环境中的可读性，即‘连贯法则，以及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语际连贯，即‘忠实原则，但后两者都必须服从于目的原则。”定性与定量皆取决于文本和环境，包括译者本身。

    此次撰文，再次激发了笔者对翻译研究的热情，可谓感慨良多。对“翻译”生发深度敬畏：翻译并非只是逐字逐句地换成另一种文字，扎扎实实的翻译远胜于拼拼凑凑的撰稿。我们意识到，有灵性的译文，就像破茧而出的蝴蝶，宛若焕然一新的再生。有人说，翻译是在“戴着镣铐跳舞”，要“跳”出精彩的舞蹈，译者需比作者更费力、费心。愿翻译学人继续脚踏实地、不断追求，“跳”出自己。

    参考文献

    [1]王伟，周卫红.试论由翻译引发的现代标准汉语西化[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360-365.

    [2]王伟，周卫红.从丰富现代标准汉语的角度论为何选择异化策略[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2）：8-13.

    [3]王伟，温剑波.单向性：语法化的一种强烈倾向[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4）：32-39.

    [4]周卫红，王伟.试论语法化理论在对比语言学中的应用：以英汉语篇中替代类型之对比研究为例[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1）：25-28.

    [5]王伟，温剑波.方言岛述论[J].新余高专学报，2011（2）：63-66.

    [6]王伟，周卫红.一项对中国专职兼职翻译人员的问卷调查和统计结果分析[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1）：130-136.

    （责编：赵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