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多重历史色彩及其时代价值转变
[摘要]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完全的、不妥协的反抗运动，它促使中国人从思想觉醒不断走向精神重塑。五四运动包含着多重历史色彩，主要有文学革命色彩、思想启蒙色彩、政治革命色彩、社会变革色彩。五四之后，人们从思想觉醒走向精神重塑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即以争取民族独立为核心塑造的伟大抗争精神、以寻求民主进步为核心塑造的伟大变革精神、以探索改革创新为核心塑造的伟大奋斗精神。新的历史时期，继续传承弘扬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发扬民主政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五四运动? 历史色彩? 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61?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9-4245（2020）01-0043-06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0.01.008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深刻影响了之后中国百年的历史走向，激励着人民求解放、图富强的复兴道路。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打开了进步的闸门，引起中国人在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上的巨大转变。五四以来的各个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始终弘扬五四精神，肩负使命担当，带领人民实现从思想觉醒到价值重塑的伟大转变。习近平给予五四运动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1]。
一、五四运动的多重历史色彩
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是指1919年发生的五四爱国运动，它是以学生和工人为代表的青年团体开展的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广义的五四指的是从1917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和解放运动。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和文化运动，还是一场伟大的爱国和社会革命运动。
（一）五四的文学革命色彩
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也是五四最直接和外在的表现形式。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2]。随后，陈独秀“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3]，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以实际行动来声援胡适，并称赞胡适是“首举义旗之急先锋”[4]。陈独秀立足“文学革命”的激进立场，提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5]。《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两篇文章成为文学革命的纲领和宣言。
如果说胡、陈是文学革命的“自然领袖”，那么钱玄同、刘半农等则是文学革命健将。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提到，“胡君所举八种改良，陈君所揭三大主义，及钱君所指旧文学种种弊端，绝端表示同意。”[6]钱玄同主张《新青年》刊发文章应“渐渐改为白话”，并表示自己会躬身力行。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进一步抨击了传统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这些文章的发表，猛烈地冲击着封建文学的堡垒，促进了文学革命的深入。文学革命在推翻封建文学、普及白话文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有利于思想启蒙和民主观念的传播，而且对政治革命和社会变革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7]
（二）五四的思想启蒙色彩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满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8]的豪情壮志，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自此展开。在反思近代历次求索失败后，陈独秀、胡适等人认识到民众思想中存在的劣根性，深切感受到改造“国民性”的紧迫性：“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9]他们以开启国人思想启蒙为己任，高举“科学”和“民主”两大旗帜，对传统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进行猛烈批判。
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地位，将批判的矛头深入封建专制体制和传统文化内部，通过“立人”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和伦理革命，来改变国民精神、唤醒民众觉悟，由立人而立国。这是一场彻底反对封建愚昧的批判斗争，其斗争的广度和深度在近代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正如习近平所说的，“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10]，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11]。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在内容上包含着民主和科学两层含义，在形式上体现着广泛性和深刻性两重色彩。正是由于这种特性，部分民主主义者转化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思想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12]
（三）五四的政治革命色彩
五四时期思想解放呈破竹之势，宣传各种主义和思想的学说竞相绽放，一时竟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错觉。十月革命的时代先声，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主动学习革命胜利后的俄国。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早期影响较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曾说到，十月革命“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3]。
毛泽东将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据此把中国革命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14]，这是中国革命新的历史特点。毛泽东还分析了五四前后中国革命领导力量的对比，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无产阶级还只是作为其他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在五四运动以后，“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15]。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予以高度肯定，并将它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历史阶段和領导力量等方面联系起来，使得五四运动的政治革命色彩更加突出和显著。毛泽东对五四的历史意义也做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16]。
（四）五四的社会变革色彩
1917年初，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此时的北大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吸引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加入。各社团、机构、杂志纷纷成立，一大批青年学子获得新思想的洗礼，自由、民主、科学的观念深植于他们心中。不久后，因私德不谨离开北大的陈独秀，毅然投身于社会运动中。他所分发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追求“倘政府不俯顺民意，则北京市民，唯有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的思想，完全表明他由“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并重而向“社会运动”倾斜。[17]
五四运动具有多重历史色彩，但无论是文学革命、思想启蒙还是政治革命，归根到底都是以社会变革为最终旨归。这一时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不是进行书斋式的研究，而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他们进入工厂，深入劳苦大众，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带领下，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还在东京、巴黎等地建立海外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和人才保障。
二、从思想觉醒到精神重塑：五四运动后时代价值转变的历程
近代以来战争不断，面对内部四分五裂、专制横行，外部侵略瓜分、任人宰割的局面，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国民心理遭受到沉重打击。五四运动的爆发，打破了国人怯懦畏惧、甘受奴役的心理，使民众对列强的态度发生根本的变化，并产生了新的理性认识，转向具有现代意义的反帝运动。在五四精神的激励和指引下，中国人民始终保持理论和实践上的守正创新，实现从思想觉醒不断走向精神重塑。
（一）以争取民族独立为核心塑造的伟大抗争精神（1917年—1949年）
纵观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只有到了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識分子才开始真正解决国人思想领域存在的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了反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文学革命、伦理批判和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在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先进青年先后举行示威游行、请愿和罢工等活动，表达了强烈的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主张;五四运动后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18]在五四精神的指引下，先进的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不断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改变了中国人长期以来落后自卑的民族心理，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塑造了崭新的精神风貌。
1921年7月，在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上海，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立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它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19]。作为党诞生地的上海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也是党诞生和起航的地方，在这里孕育的红船精神不断指引我们党和人民的前进。习近平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时将红船精神概括为“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20]，深刻诠释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此后，中国革命有了先进的指导思想和坚强的革命组织为保障，极大地塑造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如果说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次深刻的思想觉醒，那么抗日战争则是一场彻底的民族觉悟。在抗战过程中，人们提出的“收复失地，还我山河”、“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鲜明地反映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在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把抗战精神归纳为“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和“必胜信念”[21]。在抗战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塑造了人们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促进民族发展进步的信心和决心。抗战的胜利也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并引领中华民族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以寻求民主进步为核心塑造的伟大变革精神（1949年—1978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人民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束缚，结束了外国随意侵略欺辱的历史，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命运，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推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民族地位，掀开民族复兴的新篇章;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它极大地促进了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民族心理，为之后我国的社会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支撑，其带来的各种连锁效应是无可估量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三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统治地位，为中国之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人民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在发扬民主、促进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巨大优越性，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为提升，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面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经历了由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向“以苏为鉴”、独立自主的转变，逐渐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我国初期的建设提供了发展引领。全国人民秉承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不畏困难、敢于牺牲的行为品格，坚持在实践中奉献和提升自己。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如铁人王进喜、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等，都是社会变革精神的集中体现。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锻炼了自身能力，提高了品格修养，坚定了理想信念，成为那个时代最鲜明的榜样力量。
（三）以探索改革创新为核心塑造的伟大奋斗精神（1978年—? ）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局势的前提下，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不仅在理论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新成果，如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小康社会理论、姓“资”姓“社”理论、“白猫黑猫论”、“两条腿走路”等，而且在实践方面也推出了许多实质性的新做法，如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商品经济、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沿江城市等。改革开放的大潮不断改变着中国社会，也猛烈地冲击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生存方式，促进和激发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重塑。“勇于开拓、打破陈规的首创精神，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科学观念，勤劳致富、务实进取的价值取向，追求民主自由、维护自身利益的主体意识等”[22]，构成了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核心价值。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是伟大改革开放实践的思想结晶，充分体现了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首创精神的有机结合，成为我国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深化改革开放的现实基础和精神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后，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指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规划了时间表和路线图，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实现民族复兴的信心，塑造了人们在新时代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的精神面貌。新时代的精神内涵，既体现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体现在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既体现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又体现在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既体现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興的中国梦，又体现在实现每一个体的“个人梦”、“家庭梦”;既体现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又体现在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做出更大的国际贡献。总之，伟大的时代精神，体现了传承历史与弘扬现实、立足国内与放眼世界、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融合，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升华，成为新时代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五四精神时代价值的传承弘扬
五四运动顺应了民众呼声和时代旋律，成为那个时代最鲜明的价值特性。五四运动孕育的伟大五四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赋予其新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长期指引并激励着中国人追求民主进步和探索真理的脚步。正如习近平所说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我们今天依然要坚守和践行的价值观。”[23]
（一）爱国精神：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五四运动最主要和直接的诉求就是表现为爱国主义，五四运动直接迫使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表现出青年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怀。对于五四精神的看法，罗家伦认为是“学生牺牲”、“社会裁判”和“民族自决”[24]。陈独秀认为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25]。李大钊则认为是“爱国”、“直接行动”和“人类自由”[26]，并把“爱国”放在首要位置。作为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和领导者，虽然他们对五四精神有着不同的表述，但其核心内涵都离不开爱国。作为五四运动的核心，爱国主义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始终成为激励中国人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新时代条件下，爱国主义依然是全体中华儿女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两岸人民必须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旗帜，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凝聚海峡两岸人民的智慧和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27]，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促进国家统一事业发展。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人民群众，要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意识，自觉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二）进步精神：推进改革创新和时代进步的动力源泉
五四运动的进步精神，主要表现为破除一切封建落后腐朽的东西，追求促进社会进步的事物。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全民族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是对一切先进的新事物的肯定和追求，表现了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一大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毅然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在探索真理中传播新思想，破除封建主义的束缚，与封建腐朽的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作坚决斗争。在这一时期，“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等”[28]，都是进步精神的集中体现。“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进步的先进价值观。”[2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新的历史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破除的体制机制障碍越来越多，需要协调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前进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如何继续深化改革，如何把握改革正确方向，坚定不移把改革推向深处，则需要有进步的精神为引领，为改革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广大人民群众既作为改革过程的参与者、改革成果的分享者，同时也是继续深化改革的推动者，肩负使命担当，必须要以进步精神为引领，为改革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不断把改革推向深处。
（三）民主精神：追求民主政治和公平正义的价值旨归
五四运动的民主精神，主要表现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剔除国人思想中的封建专制因素，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和自由。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等，不断破除民众思想里的封建色彩。五四运动后期，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后，逐渐对民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感受到无产阶级民主的巨大优越性，进而追求惠及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民主。
追求民主政治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求索变革的核心要义，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进行的奋斗历程，从根本上说，就是保障人民获得民主权利的过程。从早期李大钊等人的“庶民主义民主观”，到苏维埃时期建立的工农民主专政，再到延安时期描绘未来中国的蓝图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最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确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正式写入宪法。[30]虽然“民主”的具体含义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别，但最终旨归都是更好地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牢牢把握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总要求，时刻明确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本质特征，充分认识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方略，把发扬民主作为主线始终贯穿民主政治建设的全过程。
（四）科学精神：探索真理价值和科学道路的行动指南
五四运动的科学精神，最集中地表现为改变一切落后腐朽的封建残余和被压迫、被奴役的生存状况，探索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陈独秀认为，“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不含着科学实证的精神。”[31]胡适也认为，“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32]在对待传统文学上，胡适提出自觉地“整理国故”，运用科学方法“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寻出一个“条理脉络”、“前因后果”、“真意义”、“真价值”，“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33]。胡适还提到，“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那个名词就是‘科学。”[34]五四运动的科学不仅是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追崇，更重要的是对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的向往，在民众思想和观念中培养了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学会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世界和指导实践。
新时代，继承和弘揚五四的科学精神，最根本的就是要求广大人民坚定不移地追求科学真理和探索科学道路。追求科学真理，就是要追求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断发展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探索科学道路，就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增强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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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韦自露
[基金项目]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YJC71003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魏强（1992—? ），安徽合肥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