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红色题材影视研究动态聚焦

    李荣

    传承革命文化和红色基因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不断推出讴歌党和祖国、讴歌人民和英雄精品力作的号召下,发展红色影视也就成了必然。红色影视是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重要资源和载体,能不能讲好中国革命故事,重现革命先辈艰苦奋斗、英勇斗争历史,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成为检验红色影视事业成败的试金石。红色影视研究由来已久,而近年来我国红色影视的发展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战狼2》《智取威虎山》《厉害了我的国》等影视作品掀起了讨论的热潮。对红色影视研究的总结和分析,有利于推动人文社科的发展,也有利于确保红色影视事业的科学发展。

    一、红色影视研究概述

    关于红色影视概念的界定,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具有鲜明阶级性、民族性、历史性的红色文化影视化表现。从广义上讲,红色影视是体现共产党人的爱国进步人士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作出的流血斗争,以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的影视作品。从狭义上讲,特指描述共产党和爱国人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先进事迹的影视作品。”[1]红色影视是中华文化的象征,近年来,围绕红色影视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趋势,研究领域逐渐扩大,研究方法也多元化,对红色影视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果,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当前研究文献为分析对象,可以看出当前研究的一些基本态势。

    首先,研究成果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以中国知网搜索到的文章和论文来分析,截至2019年6月30日,以“红色影视”为篇名查询,共查到168篇论文和学术文章,其中硕博论文15篇,中文核心期刊50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10篇,涵盖了《电影评介》《电影文学》《艺术广角》《文艺争鸣》等本领域近十种核心期刊。学术成果最早出现在2005年,随后逐年增加,2011年高达21篇,进入新世纪以来,红色影视研究成果每年稳定在10篇以上。这种研究发展趋势表明,红色影视已经成为国内人文社科专家学者较为成熟的研究对象和方向之一。

    其次,从研究的领域和范畴看,呈现从点到面、从肤浅到深厚的现状。红色影视研究涉及党史党建、政治学、历史学和新闻传播学等学科,当前研究从单一学科发展到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水平,研究的内容包括红色影视的本质问题探讨、外延影响以及相关话题,同时研究中也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运用发展和比较视角进行历史性分析,从而增强研究的学术性、学理性、科学性及现实性。

    再次,从研究方法来看,从一般理论演绎到个案与实证研究。抽象研究仍然是目前研究的主流和主要方法,对红色影视从总体上把握,探讨其内含的普遍发展规律;同时,研究也运用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方法,挖掘红色影视中的特例和具体项目。当前个案或实证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特定的红色影视进行分析,如在探讨影视剧改编时,大多就以某一特定影视剧为分析对象;二是对某特定区域内的红色影视问题进行探索,运用个案或者实证的研究方法,对红色影视发展的情况进行全面分析。

    总体来说,目前学术界对红色影视的研究涉及范畴较广、研究成果稳定增长,研究方法丰富多样。学术界关于红色影视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升温趋势。

    二、红色影视主要研究方向及内容

    红色影视是传播主流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涉及研究领域众多、内容丰富,对其研究是一项艰辛而又复杂的任务。目前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红色影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红色影视具有政治性、教育性、生动性、真实性、时代性、情感性等重要特征,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主要有宏观视角下的意识形态导向功能、中观视角下的社会调节功能、微观视角下的育人功能等。我们应确保红色影视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主题地位,顺应时代的步伐,提供红色影视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红色影视是传播主流价值观念的重要途径,是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手段,其蕴含的内容、目的、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在一致性,且载体形式广为人们所接受,发挥思想政治功能就成为其重要的责任。对红色影视发挥思想政治功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探索,是当今专家学者的一项重要内容。学者普遍认为,红色影视与思想政治教育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具有共通性,而红色影视作为综合性艺术,能以更直观的方式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文化的多元、多样、多变,影视作品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导向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等,都可以成为制约红色影视发挥政治功能的因素。针对以上问题,学者普遍认为要提高制作者的政治素质,增强红色影视对观众的吸引力。例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倔强却具有强烈原则性的石光荣、《雪豹》中英勇坚毅的周卫国、《智取威虎山》中机智侠义的杨子荣,他们的性格中都有着积极向上、永不服输的一面,为青少年提供了正面的形象与事例,他们的精神可以为成长道路中的青少年提供正确的引领。

    (二)红色影视创作系列问题

    这是从新闻学、传播学、影视学的角度对红色影视问题进行探讨,主要涉及红色影视创造中的精神引领、人物塑造、创作瓶颈、艺术体现等内容。有学者认为道德理想主义是红色经典的精神核心,强调红色经典影视中应该加强道德理想主义的构建。关于红色影视中的英雄人物,普遍认为原来呈现出脸谱化、程式化的特点,呈现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对立问题,敌我双方变得泾渭分明,非敌即友;而当代红色影视创作英雄人物应该呈现出形象的人性化、角色塑造的多元化、演繹的完整性,真正体现人物个性特征的彰显和现实主义人性的回归,对他们展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客观对待并给予充分的尊重,才能从影响力、传播力上更好地把握红色经典及其影视改编的当代影响。例如,新革命历史小说《亮剑》属于红色经典的衍生品,它吸取了众多红色经典著作的故事情节和创作模式,借鉴原有人物形象,重新塑造出为当代人所接受的新革命英雄形象:李云龙对革命忠心耿耿,在军事上谋略过人,同时具有侠肝义胆和草莽之气,人物形象生动、丰富。同时,《亮剑》能够以当代视角再现并反思历史,借助英雄人物的悲惨命运对革命本质和战争进行理性的思考,将红色经典的精神内核与当下文艺创作潮流相结合,在批判与反思之中实现了对传统革命历史重现的突围。

    关于红色影视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现在诸多学者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真实、客观地进行描述。学术界对红色影视价值表征进行了现代性审视,认为消费原则造成了红色经典隐喻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核心精神的延续,形成了一种文化症候。当前红色题材影视剧已经告别了主题先行、奉命创作、图解政策等弊病,真正实现红色影视文化的多元传播和有效传播。

    (三)红色影视改编及重塑

    红色影视在改革开放前后曲折中发展,并且进入新世纪又焕发出新的光彩,这种兴衰演变也就成了红色影视改编和重塑的重要背景。当前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红色影视改编的历程与原因、改编及重塑后产生的社会影响。首先,大家普遍认为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的历程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后至文革前、20世纪90年代后。红色影视改编热潮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转型时期的中国多元话语意义相互影响的结果。进入新世纪后,在主流意识形态机关的权力控制、市场经济规则的幕后操纵、转型期民众的特殊心理期待以及影视文化的自我继承创新等共同推动下,红色经典影视再度流行起来。其次,当前红色经典影像呈现已不同于传统的红色经典影像,这直接体现为当前红色经典影视改编中的叙事嬗变:叙事风格由宏大叙事走向个体叙事,叙事结构由线性演进走向多元共存,美学走向由适度夸张走向靠近真实。

    例如,经典红色影视作品《林海雪原》经历了三次影视改编,电影《林海雪原》(1960)对红色文化进行了初步建构;电视剧《林海雪原》(2004)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进一步展现;电影《智取威虎山》(2014)则在新时代对“红色经典”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徐克导演的《智取威虎山》在遵循主流价值观的同时,满足了消费文化时代大众的娱乐需求,在电影中强化了民间性、传奇性,加入了武侠元素,在保持原著精神內核的同时,更加贴近受众。与之前的版本相比,杨子荣的形象更贴近具有传奇人生与英雄气概的侠士,具有浓郁的江湖侠客气质,他睿智勇敢,同时也戏谑散漫。从“高大全”的个人英雄转变为江湖之中的一名匆匆侠客。影片完成了对过去的革命英雄完美化的形象塑造的消解,也代表了新的时代审美趋势。

    在改编与重塑的过程中,我们对红色经典影视作品的意义与重要性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即“红色经典”的价值在于传承,在于在文学、艺术、政治领域的蔓延与扩散,更在于对优秀历史文化的借鉴与创新。《林海雪原》《红岩》《亮剑》等“红色经典”的再建尝试让我们对“红色经典”产生了时代之思——如何对革命意义进行更加人性化的诠释。

    (四)红色影视在教学中的应用

    红色影视作品不仅是单纯的艺术作品,更是蕴含了思想财富、道德财富的文化产品,这种双重品质决定了其在各种教学中的重要应用。红色影视进入教学,必须做到三部曲:课前优化选择,确保内容上的正确性;课内转变形式,思想得以升华;课余拓展活动,提升教学效果,从而发挥寓教于乐、榜样激励的功效。学者普遍认为,红色影视应从两个方面应用于教学中去:一是显性课堂,就是传统的思想政治课;二是隐形课程,是由教师或学校自觉发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使学生无意识接受的、具有一定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课程。之所以选取红色经典影视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隐形课程教材,是因为二者都具备潜在性,它不是直接而公开地向学生施教,而是以隐蔽的方式将道德的、审美的、知识的等经验渗透到每个学生,隐形课程具有意识形态性、教育过程的无意识性、影响的长期性和间接性等特性。

    美国著名教育学者杜威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其内涵包括“教育即生活”“教育即成长”“教育即经验的改组或改造”,我国学者陶行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念。[2]鲜活的红色影视资源在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在潜移默化中为学生树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实事例,更能够让影视艺术融入生活中去,实现其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五)红色影视对大学生思想价值的影响

    红色影视承载着我国主流价值观和民族优良传统,对大学生的教育功能是其他文化艺术形式无法取代的,它影响着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价值取向,主要集中在世界观、人生观、择业观、婚恋观上,对此问题研究就成为时代要求。一方面,学者分析了红色影视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思想价值影响。基于我国处在转型期、传统伦理已经失落、新的伦理价值系统尚未建立的社会环境,大学生难免陷入精神困惑,而红色影视恰恰具有使人崇德向善、滋养精神世界的人文教育效果。国内学者运用通过文献分析、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等研究方法,从社会、学校、家庭以及自身等多个方面,结合人的需求理论、传播学理论、情境认知理论等提出相应解决问题的对策,对红色影视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进行了详细系统的分析。另一方面,对红色影视作品融入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论述。学者普遍认为,红色影视资源难以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去,主要是红色影视教育未引起教育者足够的重视、红色影视教育忽视了个体价值、大学生对红色影视教育的认同度不高主动性不强、西方影视作品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同时,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应的解决措施和发展路径。马健(2018)认为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思政课程引入红色影视文化、开设红色影视文化选修课程、组建红色影院社团、举办红色影视文化主题活动等。[3]这些探索都为红色影视在大学生思想价值形成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目标和方向的选择。

    结语

    当然,现阶段我国的红色影视研究尚且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从研究视角上看,学者主要关注红色影视与大学生群体内在关系,很少聚焦于中学,对幼儿和小学生影响研究处于空白。中小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对外来事物处于从无到有的感知过程,感知具有人生长期、持久效应。新时代红色影视如何进入中小学生视野,红色影视对其影响情况,以及影视制作与当前中小学生特质相统一等问题,都应该引起学者思考和探讨,但目前成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从研究方法上看,缺乏科学的量化分析方法。定量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基本研究范式,从定量研究中找到诸多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红色影视是在诸多因素中形成和发展的,这些因素之间缺乏一种量化指标或体系,这就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着眼点;从研究领域上看,多学科交叉力度不足。红色影视是多学科知识构成的艺术品,可以从多个领域分析,管理学中的框架分析、历史学中的历史演进、影视学中的艺术展现、传播学中的媒介控制等都可以作为研究红色影视的基础,相互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多方位联系为研究提供了方向。同时,当前研究文本表现上,出现了学术不严谨等问题,如红色影视、红色影视文化、红色经典、红色文化等不同术语,这些术语之间有混用现象,这些都是研究仍待解决的不足之处。

    总体来说,我国红色影视资源内容生动,兼备教育性与生活性;类型多样,兼备综合性与时代性;渠道多元,兼备灵活性与可控性,具有强大的应用价值。在影视视角下的红色文化建设不容忽视,从影视视角进一步理解红色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促进主流文化的宣传,可以坚定我国的民族文化自信,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1]安稳.红色影视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D ].广西大学,2018:12.

    [2]胡国枢.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28-32.

    [3]马健.高校红色影视文化育人路径探究[ 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1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