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论爱国
石宏亮
陈独秀对爱国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的，经历了由浅及深、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他对爱国的探讨和思考始终是围绕救国的主题出发的，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一直局限在改良的思维模式之中。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才真正地认识到爱国并不能解救中国，唯有革命，才能一新中国，挽救中国危机。
陈独秀被称为“终生的反对派”，一生蹉跎，反清、反袁世凯、反国民党，甚至与他主创的中国共产党发生分歧，最终形同陌路、分道扬镳，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不管人们对陈独秀如何评价，但陈独秀的拳拳爱国之心却是举世公认、无人质疑的。陈独秀政治实践的成败得失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行为和言论都是基于朴素的爱国情感出发的。爱国是贯穿于陈独秀复杂人生的主基调。在陈独秀的政论中，曾多次论及爱国主义，对爱国有着自己的深刻见解与认知。今天重温陈独秀的爱国论，仍不失其精神价值。
一
近代中国由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而积贫积弱，屡遭帝国列强侵略凌辱，处于瓜分豆剥的悲惨境地，危在旦夕。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怎样摆脱厄运？一大批仁人志士在苦闷中沉思、摸索，努力寻求救国济世的良方和出路。
1903年沙俄野蛮侵占东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一批爱国人士群情激奋、奔走呼号。4月，陈独秀由日本返回安庆，发起成立安徽爱国会。5月17日，安徽爱国人士集会安庆藏书楼，陈独秀登台发表演说。陈独秀痛陈沙俄对中国提出的无理要求以及沙俄在东北的残暴行径，并对中国人的态度和表现表示忧虑：“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在外敌入侵、劫掠中华的危机时刻，许多中国人却蒙在鼓里，认不清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局，有些即使认识到国家面临的处境，仍然熟视无睹，没有奋起抗争、保家卫国的念头。这一现象的背后，实质上是中国人缺失爱国心。为了进一步予以说明，陈独秀继而将中外国民性质做一对比，“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外国人性质，只争荣辱，不争生死，宁为国民而死，不为奴隶而生。”他还借用外国人之口揭露出中国人无爱国心的状况，“故各国人敢于出死力以侮我中国者，皆云中国无爱国心，只知贪生畏死，虽如何辱之，彼亦不敢反抗，即瓜分之，中国人决不敢多言。”在陈独秀看来，既然国家危机的根由在于人民爱国心的缺失，那么唤醒中国人的爱国心，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国家亡国灭种的危局自然可以破除。对于如何提升中国人的爱国心，陈独秀作了一番分析，他认为：“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激，以私见蔽其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陈独秀只看到表面现象，忽视了内在的因素，简单地以为，中国人的爱国心不发达，是由于无人提倡刺激，因此通过“刺激”和“拨动”，中国人的爱国心可以激活、焕发。陈独秀对此抱有期望，并自觉地承担起“刺激”和“拨动”中国人爱国心的重任。他身怀救国济世的雄心抱负，明确表示：“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庶使后世读中国亡国史者，勿谓此时中国无一人也。”
此时的陈独秀心系国家安危，淳朴的爱国情感浓烈而炽热。但受康梁改革思想和传统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他简单地把国家的落后与衰败归因于中国人爱国心的缺失，希图通过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激发中国人的爱国心这种改良方式予以解决，尚未建立革命意识和思维，无法找到国家落后的根源和根本的救国之道。
二
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陈独秀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的转变，他对爱国的认识也随之发生变化。1914年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再次细述他对爱国的理解。他直截了当地指出爱国心对于国家生死存亡的意义：“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在他看来，国家的兴衰成败与国人有无爱国心关乎极大。有爱国心是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之一。人民无爱国心的国家则难逃厄运、终将灭亡。在这一点上，与先前的认识近乎一致，只是更加明确清晰了。
陈独秀不再关注如何激发中国人爱国心的问题，而是集中思考爱国的精神内涵和该不该爱国的问题。在爱国的内涵上，陈独秀引进了西方学说，做了另一番的解释，颠覆了传统的认识。陈独秀将中外国家观和对爱国的理解进行了对比：“惟中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盖以此国家，此社稷，乃吾若祖若宗艰难缔造之大业，传之子孙，所谓得天下是也。若夫人民，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焉。”“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欲以爱国诏国人者，不可不首明此义也。”显而易见，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陈独秀对中国人的国家观和爱国观念持否定态度，赞同和宣扬西方的价值理念。在该不该爱国的问题上，他断言：“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岂吾民获罪于天，非留此屠戮人民之国家以为罚而莫可赎耶？或谓恶国家胜于无国家？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他根据西方的国家观念，确立了该不该爱国的标准：一个为人民谋福祉的国家，值得为之献身，而一个专制、损害人民利益的国家，并不值得去爱惜、付出。当时的中国，虽然挂着民国的招牌，但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独断专权，倒行逆施，实质上与封建社会毫无二致，人民生活毫无改善。在陈独秀看来，这样的国家与其奋力保卫，不与任其灭亡。这一论调显然有些极端，反映了当时陈独秀对国家爱之深、恨之切的复杂情感。
三
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1915年陈独秀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传统文化宣战，将文化启蒙和救亡运动联系起来，企图通过文化的启蒙和改造达到救国的目的。1916年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再次谈起爱国问题。陈独秀虽然对保家卫国的爱国行为仍表示敬佩，“我爱国诸青年乎！为国捐躯之烈士，固吾人所服膺，所崇拜，会当其时，愿诸君决然为之，无所审顾” 。但经过重新思索，他不再倡导这样的爱国行为和举止，认为此种爱国行为，“乃一时的而非持续的”，不能消除国家衰败的根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危亡的问题。只有找到国家衰败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找到良方。从文化的角度审视，陈独秀指出：“一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上者，一时遭逢独夫强敌，国家濒于危亡，得献身为国之烈士而救之，足济于难。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其亡自亡也，其灭自灭也。”用这样的道理来观察中国，陈独秀发现：“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言下之意，中国的危局表面上是独夫强敌所致，但究其根源，还是民族道德水平整体低下所造成的。因此，要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质，才能挽救国家危亡的颓势。他认为真正的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为此，他主张从改造国民性入手，并提出“勤俭廉洁诚信”六字格言，号召人们以此为行为标准和规范。他强调，上述数德，“固老生之长谈，实救国之要道。人或以为视献身义烈为迂远，吾独以此为持续的治本的真正爱国之行为。”按照陈独秀的思维逻辑，国民的素质和觉悟提升了，国家自然会强大起来，帝国列强则断然不敢侵略中国。国民素质和觉悟低下，纵使国家危难之时，有舍命抗争者，也无法改变国家命运。这一观点在今天来看不免有失偏颇，但在当时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振聋发聩的。
显然，此时陈独秀对爱国的认识有所复归。他在如何爱国的问题上做了进一步的思考，他从治标还是治本的角度进一步揭示爱国的内涵，认为改造好国民性质才是真正地爱国，才是救国之道，才能使国家立于不亡之地。由于陈独秀尚未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对爱国的认识尚停留在改良的思维框架之内。
四
1919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北洋政府欲放弃青岛的权益，一时举国哗然，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陈独秀对北洋政府失望透顶，积极投身到五四爱国运动之中。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发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标题上就鲜明地提出应当不应当爱国的疑问，引起人们的思考。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刺痛了陈独秀的敏感神经，在脑海中盘旋着这样的问题：这等专制损害人民利益的国家还值不值得去爱惜？陈独秀再次明确：“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此时的陈独秀又回归到1914年的逻辑思维，反对盲目地不加分辨地爱国，进一步明确爱不爱国首先要作出价值判断。陈独秀说：“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与当时的国家形势联系起来，陈独秀实际上不主张爱国，其原因在于，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军阀割据，年年混战，人民苦不堪言，这样的国家并不值得去爱惜。
此后，陈独秀很少再论及爱国的问题。五四运动以后，通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陈独秀逐渐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陈独秀终于认识到国家的衰亡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的落后，欲改造旧中国，解人民于倒悬之中，一切改良的办法都无济于事，必须通过阶级斗争，从根本上废止旧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真正保障人民权利、谋益人民幸福的新式国家。从此，陈独秀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激进的革命阵营之中，为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目标奋斗，成为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
综上所述，陈独秀对爱国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的，经历了由浅及深、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他对爱国的探讨和思考始终是围绕救国的主题出发的，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一直局限在改良的思维模式之中。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才真正地认识到爱国并不能解救中国，唯有革命，才能一新中国，挽救中国危机。陈独秀为此奋斗了大半生。
今天，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早已远去，社会主义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踏步前进，日益繁荣昌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居安需要思危，西方一些国家仍然对中国持敌视态度，尽力遏制中国的发展。在此战略形势下，中国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团结一心，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当然，今天爱国的概念与民主革命时期已发生变化，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全体中国人应该深刻领会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深刻道理，自觉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周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拥护祖国统一，使祖国日益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