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档案知识管理理论范式的形成与发展
原宜青 丁敬达
摘? 要：基于档案知识观理论取向，以库恩的范式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以后保管模式为代表的理论成果和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认为档案知识管理理论范式在国内已经形成，其具有重视档案资源的组织开发和档案知识服务以及档案知识管理技术研究等特征，未来该理论范式将向以人为本、资源共享和智慧管理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档案学;档案知识管理;理论范式;学术共同体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regarding archive as knowledge and the paradigm theory of Thomas Kuhn，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represented by the Post-custodial Paradigm for Archives an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ies represented by RUC Schoo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archival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etical paradigm has been formed within Chinese Mainland. Meanwhile，its characteristics are summarized，including emphasizing the organization & development of archive resources，improving archival knowledge servi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 archival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people-oriented ethics would be strengthened，resource sharing would be promoted and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would move towards wisdom management.
Keywords： Archival science; Archival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etical paradigm; Scientific community
从1571年亚克博·冯·拉明根的《综合报告——怎样才算一个完美的登记室》以及《论登记室及其机构和管理》在海德堡印刷出版算起[1]，世界范围内的档案学研究已走过近五百年的历程。如今，文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和电子文件的大量使用，使得来源原则、全宗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等档案学基础理论在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冲击下发生了动摇和转变，因此有必要借助“范式”理论探讨档案学的发展脉络和趋向。范式的提出者托马斯·库恩对范式这样陈述：“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范式与学科的建构密切相关，“没有学科范式，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积累和进步”[2]，可见它对于学科发展和自我审视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1 文献综述
加拿大學者休·泰勒（Hugh Taylor）于1987年提交的加拿大档案研究者协会年会论文《档案学的转变：技术调整还是范式转变》[3]中引入范式转变的角度构思档案学观念的转向[4]。我国学学者张国樑和潘天虹于1991年合作发表了论文《档案学的范型》[5]，第一次将范式[6]引入档案。2004年丁华东和李珍发表了《范式理论与档案管理探略》[7]。
此后，档案学范式研究方向开始分化。以丁华东为代表的学者以研究管理范式为主;以陈祖芬和孙大东为代表的学者以研究基于库恩范式的元科学或学科范式为主。陈祖芬在其专著中对档案学的理论发展历程有较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基于库恩范式理论中的学科发展模型提出我国档案学正处于常规科学阶段[8]。孙大东以批判性的观点对档案学范式进行研究，如《基于批判性视域的中国档案学范式研究》[9]一文按照档案学范式研究发展的时间顺序，分别对潘连根、陈祖芬和丁华东等学者的观点进行评价;随后他在此基础之上发表了《中国档案学范式尚未形成——基于批判性视域的考量》[10]，认为当时已有的档案学范式定义尚不完善且档案学研究未形成相应范式。
之后学科范式的研究势头逐渐减弱，档案管理范式逐渐转向档案学理论范式。其中，在整个档案学界较有代表性且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是丁华东提出的：我国档案学理论从民国时期（20世纪30年代初）诞生以来，经历了的一系列范式转变过程——档案史料整理理论范型、档案文件管理理论范型、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理论范型、档案知识管理理论范型和档案社会记忆理论范型[11]。这一范式转变过程中，蕴含的是社会对于档案基本属性的判断和对档案价值审视的变化过程。国内关于档案知识管理理论范型的研究，从检索到的资料来看仅有丁华东的少量文献涉及;换言之，学术共同体专门以档案知识管理范式为主题的研究也仅限于此。
国内对档案知识管理的研究始于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特里·库克（Terry Cook）提出“后保管模式”，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意识。大体上看，档案学界对知识管理与档案学的结合持积极态度，关于档案知识管理的理论基础已有不少论证。如徐拥军在《档案管理与知识管理的关系研究》中对档案管理和知识管理进行了比较，并认为二者发展是相辅相成的[12];他还在《档案后保管范式与知识管理》中提出后保管范式体现和反映出档案管理向知识管理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13]。档案知识管理技术方面的相关研究也有一定成果。如张斌等人在《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的总体构建》[14]中提出了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数字资源组织和技术实现方案;牛力等人在《面向政府决策的档案知识库构建研究》[15]中提出了知识库构建的总体设想和架构方案。从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来看，我国档案知识管理的研究呈现出扁平状的特点——相关研究涉及多行业多领域，但内容上仍然是基础理论研究占大多数，知识服务和技术研究等个别研究领域具有较深的理论深度。
2 范式与档案学理论范式
2.1 范式的内涵及其形成
2.1.1 范式的“成分”。范式本身并不具体指代科学研究中的经典模型或著名观点——而是研究者最终“信仰”的、心中笃定的一套“真理”。尽管库恩用大量的篇幅对范式进行了论述，但是范式的内涵仍不够精确。库恩本人在1969年为《科学革命的结构》所写的后记中从四个方面表达了范式的内涵：符号概括、范式的形而上学部分[16]、价值和范例。
库恩的四类成分抽象性过强，不易寻找对应的实例;并且范式内涵是开放的，没有固定的标准。为了方便从具体的方面入手，本文将范式的内涵“浓缩”为以下三类[17]：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意识——对人大脑中的认识和抽象思维的概括，建立在学术共同体的意识基础之上;学术共同体公认的学术成果——近似于“符号概括”，也包括“范例”意义上具体的学术成果;学术共同体采用的研究方法——泛指研究中较具体的实践方法。
2.1.2 学术共同体。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18]是由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于1942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19]。库恩借用了这个术语，但是内涵稍有改变：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2];科学共同体因其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而结合，自认为且被认为拥有共同的研究目标（包括培养接班人）[20]。不难看出，范式与学术共同体是相伴而生的。
范式可以划分不同层次，不同层次的范式对应不同的学术共同体。此外，学科的边界总是模糊的，一位学者可以同时涉及多个领域——他可以同属多个学术共同体。因此，找到精确、边界严格的学术共同体是不可能的。虽然无法定义严格的学术共同体，但是可以参考有形的学术机构，以其相关学者中的核心成员为重点进行研究。
2.1.3 范式形成的表征。范式本身的意涵十分抽象，从定义或描述入手寻找其形成的依据是困难的;之前对范式内涵的浓缩和具体化，是为了方便将其转化为判断范式形成的依据。范式形成的根本标志，是成熟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这里的“成熟”来源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的描述：“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2]尽管库恩没有对这里“成熟”的内涵进行说明，但是可通过学术共同体的特征来判断它的成熟与否。因此，确定范式形成的基本思路是：以学术共同体作为出发点，通过他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来判断学术共同体是否成熟，从而推出相应范式是否形成。
2.2 档案学理论范式的建构
2.2.1 档案学理论范式的提出。2004年，李珍与丁华东发表了《范式理论与档案管理探略》[7]，第一次使用“理论范式”一词，对这一术语使用的解释[21]是从理论取向的角度来考查范式;原文虽不是正式提出这个概念，但是“理论范式”的内涵已具雏形。2005年，丁华东提出了“管理范式”的概念及其内涵：“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的体系范畴，包括管理的理念、理论、结构、模式、方式、方法、手段和操作等”[22]。显然，此处管理范式中已经包含了从理论角度出发对范式的考查，理论范式思想已经蕴含其中。在之后的文章中，丁华东不再使用“管理范式”這一概念，而是改为使用“理论范式”这一术语进行表述，提出档案知识管理理论范式和档案记忆理论范式，与他原先提出的档案史料管理（研究）范式、档案实体管理（研究）范式和档案信息资源管理范式相衔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档案学理论范式演变过程。
2.2.2 “范式”移植档案学的合理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对范式的论证是基于自然科学背景的，而作为社会学科的档案学在范式理论的适用上与自然科学存在着些许不同。西方学者对社会学范式有两种观点——“无范式”说与“多范式”说。无范式说的代表观点认为社会学理论的严密性、精确性和确定性上不满足形成范式的要求;多范式说则认为同一时空下允许多种范式的同时存在[11]。
本文认为，在档案学的范围内多范式说是成立的。在我国档案学的发展中，一系列的档案学理论范型——档案信息资源管理、档案知识管理和档案社会记忆理论研究是共存的，而社会中档案文件管理、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和档案知识管理分别在档案馆、部分大企业和智慧档案馆中实践应用。从多范式说的角度出发，范式理论在档案学领域的应用是合理的。
2.2.3 档案属性——档案学理论范式的建构基准。档案属性就是对档案的性质和状态的抽象描述。档案实践活动决定了学术共同体看待档案的基本观点和角度，而这种观点和角度又反作用于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活动。相应地，不同档案属性反映不同的社会档案实践需求。因此档案基本属性决定了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取向，从而成为档案学理论范式的建构基准。不难发现，上文提到的一系列档案理论范型中，每种范型名称都是名词+“理论范型”的组合;此处的名词就是档案基本属性观的体现，反映的就是一定范围内学术共同体对档案的基本认识。
3 档案知识管理理论范式
3.1 档案知识管理范式的构建
3.1.1 标志性的理论成果。特里·库克于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提出“档案后保管模式”（the Post-custodial Paradigm for Archives）[23];然而，后保管模式并不是在1996年提出的。它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74年10月13日，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第38届年会上协会主席杰拉尔德·汉姆（F. Gerald Ham）所做的名为《档案边缘》（The Archival Edge）的报告;报告虽未直接使用“后保管模式”一词，但是以知识为中心的档案观已初步形成[24]。1991年，汉姆在《后保管时代的档案战略》中首次提出了“后保管时代”（post-custodial era）一词[13]。“后保管范式”在本质上是“以来源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的管理”[25]。
从汉姆提出“后保管时代”到库克提出“后保管范型”，历经了十余年的论证和发展，“后保管”这样一种带有知识管理色彩的档案观经过西方档案学者的酝酿和打磨逐渐发展为成熟的理论成果，引起了国内档案学界的广泛讨论。国内档案学学术共同体在文章中表达出对后保管模式的认同，并且在档案学教材和教学活动中使用它作为培养未来成员的范例之一。后保管模式之所以能够成为标志性的理论成果，不仅在于它本身提供了克服档案工作严峻挑战的思路，更是在于得到了档案学界的广泛认同。
3.1.2 档案知识管理学术共同体。本文挑选了研究方向中包含“知识管理”的学者并对他们相关成果进行了调查[26]。从范型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理论探索推动了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徐拥军从2004年起发表了若干关于档案知识管理基础理论的文章，得到了广泛的引证，其中《基于知识服务的档案管理模式的理论探索》[27]被引次数最多，已有72次。
在中国知网期刊、学术辑刊、硕博及国内外会议库中，以检索式“TI =‘档案×（‘知识+‘知识管理）-‘产权”为条件进行检索，可以得到1584条结果[28]。
将结果按照机构与作者对前20名进行分组。其中10篇以上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南京政治学院、黑龙江大学、上海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苏州大学;10篇以下的有：广西民族大学、南京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山东大学、郑州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安徽大学、中山大学、赤峰学院、河北大学、湘潭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的发文量远超其他机构，为44篇;从第六名开始出现了机构排名并列的情况，其后的机构分布在趋势上符合洛特卡定律。可以认为，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人民大学为核心的档案知识管理学术共同体。
3.2 档案知识管理理论范式的特征
3.2.1 注重档案资源忽略工作人员的智力资产。我国现有的档案知识管理研究中，对档案知识资源的关注导致档案机构或其他社会机构中档案工作人员这一角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档案工作人员智力资产进行管理的观点在理论成果中鲜有提及，更是没有学者对档案机构中实行知识管理的详细方案进行论述。目前，档案学中知识管理理论的应用还是有限的，以档案资源知识属性和用户服务为主要内容，对发挥档案工作人员知识价值的关注不大。
3.2.2 档案知识服务受到普遍重视。档案知识管理的研究中并不是没有涉及人的因素——以用户为中心的档案知识服务作为后保管范式内容的一部分，自提出以来就一直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持续关注。
档案知识服务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服务理念或服务方式，而是一整套对档案资源进行组织、开发、利用等的工作理念、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周毅早在2002年就提出知识服务是档案管理部门的新目标，从信息来源范围、信息加工特点、实现保证和工作内容四个方面对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和档案知识管理进行了比较，勾勒出档案知识服务的大致模式和特征[29]。知识服务作为后保管范式内容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了解决信息爆炸的环境和利用者知识渴求之间的矛盾，其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持续关注是必然的。
3.2.3 档案知识管理技术研究初有成果。在档案知识管理的技术方案方面，青岛市较早地进行了历史知识库的建设和运行，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智慧档案馆的建设实践;虽然“智慧档案馆”中没有使用“知识”一词，但在欧盟委员会对“智慧城市”的定义[30]中体现了对知识服务应用和质量的重视。在理论上，学者从智慧档案馆的平台架构、技术运用（大数据、边缘计算等）、建设思路等方面进行研究并产生了一定的成果。
4 档案知识管理理论范式发展展望
4.1 强化以人为本。档案知识管理中有知识管理建构的部分，并且在档案工作中人是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的必要主体;那么知识管理理论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势必会注入到档案知识管理之中。
从用户角度看，以用户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已成为学界共识，以用户为本的知识服务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从档案工作者的角度看，需要接受新范式，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在机构的层面上，如何像企业知识管理中那样利用内外部的“智力资产”解决遇到的技术等运营难题，是机构发展和转型的关键。档案机构要想完成向后保管范式、向档案知识管理的转变，强化以人为本的管理是必经之路。
4.2 推进资源共享。知识管理的共享性要求与部分档案资源的封閉现状存在一定的矛盾，这是档案知识管理研究的方向之一。同时，要推进档案知识资源共享还需要建立一套模式以打通机构之间知识交流的渠道，甚至是将机构所持有的知识资源进行整合以高效地统一对外提供知识服务。只有在未来打破档案知识共享的障碍，建立档案知识共享网络，实现推进档案知识资源共享，才可能充分发挥档案知识资源价值，提高档案的社会地位。
4.3 打造智慧管理。孙大东借用信息资源管理中的DIKW模型论证了档案学的发展趋势[31]。档案学的发展与信息资源管理息息相关，从理论范式的角度来看，信息资源管理的相关理论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档案属性观。同理，知识管理的出现也导致了档案知识观的出现，依据模型来预判档案智慧管理的到来也是合理的。
一些档案机构的实践活动也在逐渐使这种趋势变为现实。档案信息资源管理范型，对应的是国内较为广泛的数字档案馆;而其进阶智慧档案馆，虽然直接使用了“智慧”一词，但它仍是介于知识和智慧之间的一种实践形式：智慧档案馆依托知识服务为社会提供服务，采用更加先进的智能技术应用，向着“智慧”的方向发展。尽管知识的定义本就众说纷纭，而智慧的具体内涵更是不够明晰，但是知识管理理论的完善会不断为智慧管理提供理论基础，随后就像新的范式产生一般，档案智慧管理未来也将会出现。
5 结语
本文从档案知识管理理论现有的成果中寻找理论范式形成的表征，回溯档案知识管理这一前沿领域的发展历程，以审视其学术特征，作出对未来发展的预测。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一是资料来源较单一，已有的研究成果数量也较为稀少;二是如果从隐性学术共同体出发可以得到更精确和多样的研究角度;三是本研究偏重理论思辨，现有的数据难以支撑可信的实证研究，并且范式概念本身的抽象性也限制了实证研究的发挥空间。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黄霄羽，主编.外国档案管理学[M].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TAYLOR H.Transformation in the Archives： Technological Adjustment or Paradigm Shift？[J].Archivaria，1987，25：12-28.
[4]丁华东.中外档案范式研究现状及其理论思考[J].档案管理，2008（01）：25-27.
[5]张国樑，潘天虹.檔案学的范型[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06）：80-82.
[6]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提出，可以在不同层面上使用“范式”概念.为了表述的方便，在本文中“范型”或“理论范式”是“范式”在具体理论或学科层次上的表达.
[7]李珍，丁华东.范式理论与档案管理探略[J].湖北档案，2004（10）：10-11.
[8]陈祖芬.档案学范式的历史演进及未来发展[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9]孙大东.基于批判性视域的中国档案学范式研究[J].中国档案研究，2015（00）：237-246.
[10]孙大东.中国档案学范式尚未形成 ——基于批判性视域的考量[J].档案学研究，2016（05）：16-20.
[11]丁华东.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M].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12]徐拥军.档案管理与知识管理的关系研究[J].山西档案，2008（01）：17-19.
[13]徐拥军.档案后保管范式与知识管理[J].档案学通讯，2008（02）：27-31.
[14]张斌，梁瑞娟，薛四新.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的总体构建——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建设研究之一[J].档案学通讯，2015（01）：18-23.
[15]牛力，王为久，黄蕊，韩小汀.面向政府决策的档案知识库构建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5（04）：56-60.
[16]原文中提到也可使用“形而上学范式”一词，但其容易被理解为“形而上学”的“范式”，故在本文中不使用此种表述.
[17]此处名词的使用参考丁华东在《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中的相关描述.
[18]本文使用“学术共同体”一词是为了强调档案学研究群体的学术特点，其内涵与“科学共同体”一词含义大致相同.
[19]胡洁.波兰尼科学共同体思想探析[D].湖南师范大学，2018.
[20]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M].范岱年，纪树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88-289.
[21]原文为：“……根据不同理论之间的一些差异而把它们称作为不同的理论范式……”.
[22]丁华东，李珍.档案管理范式研究引论[J].中国档案，2005（07）：19-20.
[23]特里·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C]//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143-176.
[24]HAM F.The archival edge[J].The American Archivist，1975，38（1）：5-13.
[25]冯惠玲.电子文件时代新思维[J].档案学通讯，1998（6）：48.
[26]主要涉及张斌、徐拥军、王应解等人.
[27]徐拥军，周艳华，李刚.基于知识服务的档案管理模式的理论探索[J].档案学通讯，2011（02）：24-28.
[28]检索时间：2019年4月26日 10：30，总结果数为1651条，剔除明显无关的主题“知识竞赛”的67条后为1584条结果.
[29]周毅.知识服务：档案管理部门的新目标[J].中国档案，2002（05）：48-50.
[30]檀竹茂.智慧城市背景下档案管理范式的转换——以青岛市智慧档案馆为例[J].档案，2014（03）：15-17.
[31]孙大东.基于DIKW模型的中国档案学发展研究[J].中国档案研究，2017（02）：125-134.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来稿日期：2019-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