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化身体的伦理反思
张灿
摘 要： 现代技术日益深入身体内部进行改造、设计和建构，从而形成技术化身体。身体的技术化拓展形式可以分为四类：身体的技术化修复、身体的技术化编码、身体的技术化交互、身体的技术化虚拟。技术化身体的形成导致人和技术的界限日益模糊，由此，人从传统生物学意义上的“确定性存在”转变为“不断增强和超越”的人技混合存在，其不可避免地涉及伦理问题。在技术层面，技术化身体伦理问题主要包括人的有限性与尊严、认同与本体性安全;在技术人工物层面，技术化身体伦理问题主要包括知情同意权、身体生物数据信息隐私安全。在技术化身体时代，“无身”的道德原则已经无法满足技术化身体的伦理讨论，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伦理到底应该如何关切身体。
关键词： 技术化身体;人技合一;身体的修复、编码、交互与虚拟;无身道德原则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8-0091-07
身体日益成为新兴干预技术改造、设计和建构的对象。技术不仅从外部扩展身体的空间性，不断提升人类身体的功能性，更为重要的是技术日益侵入身体内部，从微观尺度上对身体进行塑造和建构。进一步而言，人类身体干预技术使得人类改造的对象从外部身体到内部身体，从简单地提升人的性能到人的技术改造和融合——人技合一，由此，人类从传统生物学意义上的“确定性存在”转变为“不断增强和超越”的技术化身体的混合存在。技术化身体导致人和机器、自然和文化、天生和制造、有机和无机、生命和非生命等概念差异和实践边界作为人类传统思想范式正在遇到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赛博格（cyborg）更多地作为一种隐喻表示人机界限的消失，那么技术化身体已经从科幻小说走向现实：诸如人造假肢、人造耳蜗、人造心脏和大脑神经性植入物。但是，技术化身体在增强人的生理能力、感知能力和精神能力，在修复、拓展和替换人的器官过程中也具有科学风险和道德风险。
一、技术化身体的界定
由于身体之缺陷，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的本质在于技术代具性。按照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解释，技术的本质是人类“身体的代具”。“代具从字面意义而言指用于代替肢体的器具，而人的本质属性在于没有属性，和其他动物不同，人的身体没有任何特定的、使人赖以生存的机能，所以为了生存，人只能依靠技术，运用工具，以弥补身体的不足，所以代具在此意义上泛指一切人身体之外的技术物体。” ① 所以说，没有代具，人就无法生存。人必须借助于技术代具，不断地发明、创造和实现自己的性能。
技术不仅成为身体的代具，更成为身体与生活世界之间的中介。按照唐·伊德（Don Ihde）的观点，技术成为人身体与世界互动的中介，其主要包括四种类型。“首先，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技术被使用者具身化，从而将技术或人工物融入身体的经验之中，导向环境中的行为或作用于环境，成为身体的延伸;其次，技术成为人的经验的界点（terminus of our experience），在这种它异关系（alterity relation）中，人与技术设备进行互动，例如人们通过ATM获取钱币。第三，人与技术的关系是一种解释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在这种关系中技术提供了对现实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需要进行解释从而构建一种感知——就像温度计一样，温度计本身无法产生实际的热或冷的感受，但是却传递了一种需要我们去阅读从而获得温度的价值判断。第四种关系是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在此关系中，技术没有被直接经验到，而是通过创造我们感知的背景，例如空调或者冰箱的自动开和关闭等等。” ②
技术不仅成为身体与世界互动的中介，而且还具有引导身体行为和经验的意向性。“技术的中介性赋予了技术人工物能够形成意图。技术在人与现实之间具有调节作用。核心理念是当技术使用的时候，经常在人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技术能够使我们执行行为且拥有之前可能无法拥有的经验。技术同样塑造了我们如何行动和经验事物。技术不是中立的工具，而是积极能动的调节者，从而帮助重新塑造人与实在的关系。这种中介具有两个导向：一种是务实的，关涉行动;另一种是解释的，关涉意向。” ③
如果说技术代具与中介更多地是针对身体的功能与经验，而新兴技术则正在微观尺度改造和建构内部身体，从而导致身体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以形成技术化身体。具体而言：“技术不仅能够支配我们所处的基于工作的背景和其他背景，而且技术与知识都在向内部移动，侵入、重构并愈益支配身体的内容。这就使得我们身体的有机属性的空间安排和功能安排有可能已经被改变，以符合社会结构。” ④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的观点，技术化身体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身体的替代（physical substitution），例如修复术的恢复性发展;第二，身体拓展/改进（physical extension/enhancement），旨在補充并提高我们的身体与环境结合的能力与机会;第三，虚拟身体共同体转变（communal/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⑤ 身体的替代常常诉诸修复技术，身体的内在被各种非人材料加以补充和改变，以求检测、修补和替换受损器官。身体拓展在于技术提供超出人身体生理能力的限制，从而大大拓展和增强了身体行动的范围与效用。虚拟身体共同体是由赛博身体（cyberbody）组成，其摆脱了生物身体共同在场的局限。
技术化身体的形成导致人和技术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在人身体内嵌入和添加的技术人工物日益增多。长久以来，人类可以轻易地区分自身与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然而，我们的生活却越来越与机器纠缠在一起，或者说与技术融合在一起，人类身体的某些部分逐渐被技术取代或补充。由此，人逐渐成为一种赛博格（cyborg），即半机械人。赛博格一词是由控制论（cybernetics）与有机体（organism）两个词组成，既是一种有机生物体，同时又是机械体。其最早是被用来描述一种基于改变人类身体功能，以满足外星环境需求的网络生物。随着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指出：作为有机物和机械混合的生物控制系统的赛博格导致动物和人类的界限、有机体和机器的界限、物质和非物质的界限的消失 ⑥ ，赛博格的概念也随之扩展，其更多地是指人与技术融合在一起的混合实体（hybrid entities）。
二、技术化身体的建构
在现代新兴技术时代，诸如在会聚技术、基因技术、神经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等技术实践中，身体与技术的界限日趋消融且不断融合。由此，新兴技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和虚拟层面干预和建构人类身体，从而形成技术化身体。按照技术建构身体的目的与方式的不同，可以把技术化身体分为四种类别：身体的技术化修复、身体的技术化编码、身体的技术化交互与身体的技术化虚拟。
1.身体的技术化修复
基于身体修复的医学干预技术主要目的是通过替换肢体或者器官恢复个人的原始能力或功能。现在许多人依靠技术的干预而生存下去，从人造假肢、人工耳蜗、人造心脏到神经性植入物，这些干预技术要么直接替换机能损伤的生物原件，要么作为一种辅助手段，确保身体的正常运行。最早的身体干预技术主要是针对残疾病人的辅助性设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很多人肢体残疾，这也促使了很多国家有关假肢的发展。1945年，美国陆军外科医生在芝加哥召开了义肢研究的科学与工程研究学术会议，以促进修复技术和矫正技术的发展。当前，身体修复技术主要包括：假肢系统、身体动力设备、肌电设备、肢体矫正器。当然还有更进一步合并身体和机器的仿生修复和矫正技术，其利用生物运动原理的方法以及人体自身骨骼设计的架构来推动身体和仿生辅助技术的深度融合和行动。 ⑦ 如果人造肢体更多地是修复、恢复人的身体器官功能，而以人工耳蜗为代表的干预技术则直接改变人的感知能力。人工耳蜗不再是作为外在肢体工具，而是植入体内与神经系统相连，从而深刻地改变了自然听觉能力。其并不能放大声音，而是通过直接刺激耳蜗内剩余的听觉神经和电场来工作。
2.身体的技术化编码
如果说身体修复技术是在摩尔身体层面进行干预，那么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则是在分子层面对身体进行编码。所谓的摩尔身体（molar body）是指在器官、组织和血液流动尺度上显现的身体，主要是为了把隐藏的器官显现出来，因此具有可见性和呈现性。这种身体器官的可见性表现出的技术维度主要是听觉表象（听诊器）、视觉表示（图形）和数字（温度测量）等。而分子身体（molecular body）则是从更加亚微观的分子层面理解、编码和可视化身体，分子身体被认为是含有可转变的基因信息构成。 ⑧ 例如，通过核苷酸碱基编码、分子调控基因表达、蛋白质功能特性等来解释身体。分子身体概念的形成得益于诸如合成生物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等新兴生物技术的产生。例如，我们可以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对身体的天然基因进行修改和取代，对基因密码进行测序和操控。由此分子身体被解读为基因编码、DNA构成、神经元活动、化学物质构成、血液浓度等因素构成，在此意义上身体成为一种具有流动性的身体，其可以在分子层面进行重新设计、定制、解码、编码。这种流动性消解了摩尔身体的整体性和连贯性，身体不再是各种器官的组合，而是各种微观元素的构成。分子身体的理解方式也就变成了一种编码的信息范式。所谓的信息范式是把身体的遗传信息、生物构成、基因元素进行信息编码、储存和检索。 ⑨ 例如身体的组织、细胞和DNA片段都被读写为一系列数字信息，从而形成一种数字化人体，是确定基因组所有的生命代码，是拥有远程持续监控身体的所有生命指證能力，是对身体所有部位进行成像处理、进行三维重建的能力。 ⑩ 由此，身体编码使得身体组织、细胞、DNA都是可分离的、可分解的、可储存的、可重新设计的和可商品化的。更为重要的是，身体编码使得生物医学技术不仅是满足治疗需求的技术，更是控制和管理身体的技术;不仅是有关健康的技术，更是有关生命的技术。“甚至我们都变成了笛卡尔主义者，把身体当作一种机器，可以对身体零件进行随意的操纵和架构，甚至可以通过干预技术来设计未来身体形态——设计婴儿;通过身体干预技术来重塑我们的情绪、情感和欲望，增强我们的认知能力和智商;来重塑肉身自我的概念。”
3.身体的技术化交互
身体的技术化交互主要是指脑机交互。脑机交互（brain-computer interface）是指不依赖于常规的脊髓/外周神经肌肉系统，在脑与外部环境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信息交流与控制通道，实现脑与外部设备之间的交互。 ?简单而言，脑机交互就是把想法转化为行动。例如，严重瘫痪的病人通过使用脑机交互技术来恢复一些沟通和运动能力。基于此种身体干预的前景，全世界各地的研究实验室开始进行脑机交互的机器人操纵、虚拟计算机和机器人轮椅的研究，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正在探索一种更加全面的通信和控制应用程序以帮助残疾的和健康的用户，这些探索主要包括脑控制的虚拟处理系统和神经反馈装置等。现在脑机交互技术的应用主要包括用于预防癫痫发作和治疗儿童多动症的医学干预。例如，当检查到自身神经兴奋状态异常的信息时，癫痫病人可以学会控制他们的大脑活动从而减少癫痫的发作。
相比较于身体修复和编码更多地针对身体的生理功能，脑机交互干预的对象则是身体的神经功能和认知功能。例如，瑞士的达尔摩尔人工智能感知研究所开发的脑机交互技术系统，利用了神经—认知建构的特征：不同的精神任务以不同的方式激活当地的皮质区域，通过信号采集、信号分析和信号翻译，将大脑的分类判断与外在的BCI计算机的高级控制命令相连从而进行控制。在未来，我们甚至可以创造出基于神经修复术的脑机交互技术，从而通过思想来控制外界的物体，例如电脑的光标或机械手臂。
4.身体的技术化虚拟
身体的修复、编码抑或是交互都是针对有机身体而言的，而虚拟身体则是一种“脱离”肉身的生成身体。大致而言，身体与技术互相建构的界面存在三种形式：第一类是有机身体，即我们的血肉之躯的物质表征;第二类是再现身体，即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手段把有机的身体在技术系统如电视媒介和网络媒介中再现出来;第三类是生成身体，是指通过最先进的数字技术生成的与有机体相似的身体。 而以虚拟现实技术为背景构建的“虚拟身体”，成为当前生成身体的主要形式。虚拟现实技术通过以计算机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制造逼真的人工模拟环境，建构出逼真的触、听、视一体化的虚拟环境，而用户则可以借助各种输入输出设备以自然的方式与虚拟环境的客体进行互动，从而可以自由地感知，以获得一种沉浸体验和临场感。其核心是为了实现人类主体在虚拟环境中与虚拟数字化对象的信息互动。 ?而这种虚拟世界的互动依赖于人的人替（avatar）以代替身体作为可感的标识进行交流互动且获得在场体验，人替将取代自然身体成为视听场域中心的主体表征。
虚拟身体是虚拟现实中的身体。按照迈克尔·海姆（Michael Heim）的观点，虚拟实在具有模拟性、交互性、人工性、沉浸性、遥在性等特征。虚拟身体同样具有如上特征。一是虚拟身体具有模拟性。这种模拟性体现在“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个体既可以以自己的仿真形象又可以以自己设计的虚拟形象参与到网络社会的交往活动”。二是虚拟身体具有交互性。交互性是指虚拟现实技术的使用者通过和虚拟环境的物体和环境进行交流，从而得到反馈，并通过自身的行为，将信息进一步反馈给虚拟环境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虚拟身体交互性不仅体现在自我身体与虚拟身体的交互，还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互动。具体而言，甲方身体与乙方虚拟身体的互动可以转化为甲方身体与乙方身体的互动。三是虚拟身体具有人工性。有机身体来自自然，而虚拟身体则是由人基于虚拟世界进行设计、模拟、可视化和建造而成的。四是虚拟身体具有沉浸性。沉浸性又称为临场感，是指用户感觉自身是虚拟环境的一部分从而具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主体不仅通过感知和认知介入虚拟环境，而且可以通过完整的有机身体融入虚拟系统中，从而能够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有机身体的各种生理活动和心理感知，把虚拟实在当作现实世界。五是虚拟身体具有遥在性。遥在性又称远程显现，能够让主体获得远程性感觉且可以进行远程操作。
三、技术化身体的伦理问题
由于新兴技术化身体干预技术涉及不同的技术，从而具有不同层面的伦理问题。在不同层面，伦理的分析对象和问题也不同。具体而言，“在技术层次，技术是由众多技术组合而成，而这些技术具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领域或功能性特征。其伦理问题更多地涉及技术固有的一般伦理问题。在人工物层次，伦理分析应当集中在人工制品和程序可能导致的伦理问题”。
1.技术化身体技术层次的伦理问题
第一，技术化身体涉及人的有限性和尊严问题。从身体视角而言，人的有限性主要包括身体结构的有限性和身体功能的有限性，有限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性之一，而人类却一直依靠技术不断提升身体功能从有限走向无限，那么科技不断超越身体有限性从而塑造无限身体是否会导致人成為上帝？是否会导致人性的丧失和尊严受损？对此，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人性是一个重要的有意义的概念，提供了人作为一个物种稳定和持续性特征的根基，界定了人的最基本的价值。而生物技术会改变人性和后代特征。诸如神经药物的出现和发展，可以改变人的注意力和自尊等特性;干细胞技术则可以生产任何身体组织;而器官移植技术和基因改造技术则可以按照自我期待和社会期待改造自我身体。而人体重塑之际，即灵魂死亡之时。”进一步而言，福山认为人性的基础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道德理性和道德能力，而是建立在共同的基因性质和天赋特性，因而技术干预身体内在的基因会污染和损害人独有的天性从而损害道德秩序。而超人类主义学者则对此持相反的看法。超人类主义认为人性缺乏统一的基础，人性最大的特征是不断超越自我的有限而提升和增强自身。“超人类主义者认为人类通过技术控制自身进化，以此来提升人的智力、体力和心理能力，从而极大地拓展人的潜能或从根本上改变和设计人的条件是人自古已有的愿望和权利。”
第二，技术化身体涉及认同与本体性安全问题。“涉身自我强调自我与躯体的不可分，主体的形成依赖于身体，因为涉身性不只是拥有身体的问题，或者说把身体当做一种工具，而是身体成为自我的条件。”由此，身体与自我具有内在的本质关联，即在于身体的在场和定位。就是说，“完整的自我形成是身心交织的过程，一方面身体为心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心融入身体之中”。身体不是笛卡尔范式中的与心灵截然对立的存在，相反，身体持续不断地与世界互动、经历、行动且寻求意义。按照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观点，身体是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场所，构成了我们积极主动的“生存于世的载体”。但是，技术化身体的干预叙事导致身体与心灵的疏远与背离。诸如基于身体器官的修复、替换与增强，导致异质存在的人技混合体存在自我认同危机。其突出的表现在身体器官移植者的自我认同困境。认同不是一个纯粹的心灵与精神问题，而是与身体在环境中的经验密切相关。身体器官移植与重构导致身体的生理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也导致身体主体对建构身体的外在社会文化、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器官移植接受者的焦虑、不安和对身体的多疑与断裂感。进一步而言，身体的实在性变得日益不确定，成为技术控制、分割的对象，导致了自我可靠性感觉的消失和本体性安全的消解。
2.技术化身体人工物层次的伦理问题
技术化身体人工物的目的是干预身体的有机器官、大脑，旨在修复、增强人的生理能力和认知能力，大部分是基于医学善的目的，但是由于涉及控制人自身，其潜在的负面效应导致相应的伦理问题产生，在此，知情同意是首要问题。迄今为止，大多数医学人体植入物都处于实验阶段，其科学有效性和潜在风险基于一种均势原则进行研究和发展。基于这种均势原则的随机实验对于知情同意原则具有内在的需要。但是，作为病人或植入物的对象由于生理和心理状况需要代理人进行决策。但关键的问题是：代理人在什么方面、基于何种判断标准进行“替代判断”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涉及身体生物数据信息隐私和安全问题，此问题可以从生物识别系统和虚拟身体技术系统的伦理问题进行分析。生物识别系统利用身体独有的生物特征进行高效和安全的身份认证。其主要包括人脸识别、指纹识别、掌纹识别、虹膜识别、声纹识别等技术人工物系统。但正是由于生物识别技术系统具有快捷、准确、高效的特性，导致其信息隐私安全方面面临困境。身体生物的复杂性和唯一性特征使其具有高安全性，但是身体的生物信息的唯一性决定其一旦被泄露、盗用、复制和错用，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虚拟系统的身体信息的伦理问题会更加突出。
第一，在虚拟现实系统中，物理身体隐喻性地融入虚拟环境中，作为一种虚拟现实信息，用户自身和其他人可以通过虚拟系统的场景进行解读且做出决策，由此我们可以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进行移动，构成了一种生物—人造和物理—虚拟的连续体。而虚拟与现实的身体互动使得身体物化为一种可以通过网络连接进行可储存和可检索的存在。特别是当我们的身体在虚拟世界进行进入、退出、感知、关注、交流、分享等实践活动的时候，其具有潜在的身体行为信息泄露和认知行为信息泄露的双重风险。
第二，基于虚拟现实的虚拟身体会面临与现实世界中的生物身体不同的伦理问题。尽管二者的基本伦理原则一致，比如维护人的尊严、安全与社会公平、正义，但是由于虚拟身体的虚拟性和人替的转换，导致一种双重责任主体且创造了真实世界中没有的可能性与能力。在现实世界中，生物身体可能是丑陋的、年老的、软弱的、孤独的、怯懦的、脆弱的，但是虚拟身体则可以是美丽的、强壮的、完美的。基于身体符号的现实交往和虚拟交往会互相混合和陷入一种道德沉浸，从而给人类的道德责任带来挑战。例如，在虚拟世界中虚拟身体受到另外一个虚拟身体的攻击，但是现实世界二者身体并无此行为，那么他们之间需要为此承担道德责任吗？换一种说法，如果伦理主体在虚拟世界中进行了虚拟身体的交互，从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与信任，那么这种基于虚拟身体符号的信任与感情能够超越虚拟空间扩展至物理世界的伦理主体之间吗？如果说虚拟身体交往导致道德原则的模糊性，那么虚拟身体暴力则是更富有争议的伦理问题。基于虚拟世界的可能性与可操控性，虚拟身体可以任意进行各种暴力行为，甚至摧毁世界，对于现实世界道德准则，此类行为自然无法得到辩护。但是，部分学者认为虚拟身体暴力并不会破坏现实意义上主体的完整性，因此并不是一个“坏”的行为。反对者则认为虚拟身体的暴力行为会影响现实身体的道德认知和行为。例如，虚拟世界的游戏玩家经常不停地射击，从理论上而言他们受过射击训练，这种训练使得虚拟身体获得射击技能和技术习惯，而这种射击习惯成为一种感知和思考的方式，会影响现实主体的思维方式，使其具有潜在的暴力倾向。
四、技术化身体时代伦理到底如何关切身体
身体伦理面临一个问题：伦理如何关切身体？特别是在技术化身体时代，伦理如何与身体同在？
1.身体与伦理的内在联结
从历史上看，身体往往被看作是缺乏限定的肉身，被赋予消极的意义，与伦理无关。苏格拉底认为：能够持久的幸福并不来自会腐朽的身体，而得经由不朽的灵魂。身体死亡和灵魂永恒的对立成为柏拉图身体—灵魂观，从而赋予了心灵优越于身体、心灵是身体的主宰的地位。此观点经由笛卡尔进一步推进成为近代哲学的身心二元论。在笛卡尔看来，我可以怀疑包括我的身体在内的一切事物，但是唯独不可以怀疑心灵。心灵被赋予自由的意志，而身体则是广延的物质实体。此种身体观一直占据着近代哲学的主导地位，即便是各种思想尽出的启蒙运动时期，身体观仍然没有得到改变：身体仍然是被当作自由心灵的累赘与束缚，是主体理性行为的限制。正如康德认为的，身体不是行为动机价值的标准，亦不是善恶评判的标准。由此可见，个体只有超越身体的自然属性才能到达“善”。总而言之，在传统的身体观中，身体是机械的构成，是冷冰冰没有灵性的肉体存在，是可以进行修复、替换和改变的存在物，即是与伦理无涉的关系。
赋予身体与伦理内在联结关系是从哲学家尼采开始的。为了反对笛卡尔式的身体意识哲学，尼采提出心灵不过是身体的派生物。“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的某物的称呼，所谓心灵者，也是你身体的一种工具。”身体成为理解人自身与行为的关键，自然涉及伦理问题。而梅洛·庞蒂基于身心合一基础之上提出的涉身伦理则赋予了身体内在的伦理性。其拒绝把身体看作是被动的客观对象，身体是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场所，构成了我们积极主动的“生存于世的载体”，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外在世界的认知与情感体验。“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而言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于其中。”由此，身体成为主体定位于社会的源泉、场所与手段。
2.超越二元对立范式的身体伦理
而真正提出身体伦理的学者是马格瑞特·舍尔德瑞克（Margrit Shildrick）和罗仙妮·麦基丘克（Roxanne Mykitiuk）。她们在《身体伦理学：后传统的挑战》论文集中提出，传统的生命伦理学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范式之上的，例如，身体与心灵、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但是，在后现代社会，随着生物技术、基因技术的发展，身体日益模糊不清，而以身体为基础的自我概念也难以界定。“在现代社会，身体与主体是不确定的，具有实时性并不具有固定性，特别是物质身体与概念身体的分离使得具身主体与他者之间具有根本上的不确定性。”为了应对这种理论困境和实践困境，她们提出了身体伦理学（ethics of body），身体伦理学并不是有关身體的生命伦理学（bioethics about the body），而是拒斥以普遍原则为基础的传统生命伦理学，提出一种新的视角。而按照周丽昀的观点，“涉身和伦理学密不可分，建立在涉身自我的身体伦理学更加关注身体的文化差异和体验，能够促进自我反思的生命伦理学的理论重构。而这种涉身自我具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强调自我与躯体的不可分;另外是强调身体含混性和可变性”。正是基于涉身自我基础之上，伦理成为身体的不可或缺之义。
在技术化身体时代，无论是身体修复与身体增强的伦理问题，抑或者是身体设计与虚拟身体的伦理问题，身体日益变得不确定，诸如器官移植的身体、义肢混合的身体、辅助生殖中的身体、变性的身体等，身体本身的模糊性不断消解传统的、普适的伦理原则。更为重要的是，身体内化技术本身导致身体的实践也日益模糊，例如，自然身体与人工身体的界限消融、身体治疗与身体增强混合不清。身体实践的不确定性导致普适性的尊重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和公正原则面临挑战。“无身”的道德原则已经无法满足技术化身体的伦理讨论。换言之，身体成为理解现代技术的独特视域，许多现代技术的伦理问题都是通过身体显现而出。以身体作为研究技术与伦理的独特视域，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反思现代性的困境与出路，还能为探讨人与社会、人与技术的关系提供广阔的空间。
注释
①[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60页。
②参见Verbeek P-P. Cyborg intentionality： Rethinking the phenomenology of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 2008，Vol.7， No.3， pp.387-395.
③Kroes P， Vermaas P. E， Light A， et al.， ?Philosophy and Design： From Engineering to Architecture ， Dordrecht： Springer， 2007， p.93.
④⑤[英]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8、204、8、9、59页。
⑥参见Haraway D.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 1987，Vol. 2， No.4， pp.1-42.
⑦参见Herr H. Whiteley G. P， Childress D， ?Cyborg Technology——Biomimetic Orthotic and Prosthetic Technology ， Washington： SPIE Press， 2003.
⑧⑨参见Sharon T. ?Human nature in an age of biotechnology： The case for mediated posthumanism ， Dordrecht： Springer， 2013， pp.116-118.
⑩田海平：《大数据时代的健康革命与伦理挑战》，《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参见Rose N. Molecular biopolitics， somatic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biocapital， ?Social Theory & Health . 2007， Vol. 5， No. 1， pp.3-29.
孙锴、王跃明：《脑机交互研究及标准化实践》，《信息技术与标准化》2015年第4期。
参见Tamburrini G. Brain to computer communication： eth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action models， ?Neuroethics . 2009， Vol. 2， No. 3， pp.137-149.
参见陈月华：《革命：从虚拟身体到“电子情人”》，《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第4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论文集》，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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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英瑾：《虚拟现实：比人工智能更深层次的纠结》，《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24期。
计海庆：《关于虚拟世界扩展的伦理问题——翟振明教授访谈》，《哲学分析》2010年第3期。
參见[美]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钢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1—118页。
毛牧然、 陈凡：《哲学视野中的虚拟现实 （VP）——兼评戈登·格雷厄姆 VP 技术哲学思想》，《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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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Brey P. A， Anticipatory ethics for emerging technologies， ?NanoEthics . 2012， Vol.6， No.1， p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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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ukuyama F.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3.
[加]威廉·斯威特：《转化人类主义与人格的形而上学》，计海庆译，《哲学分析》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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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坤如、刘丹：《技术介入主体及其伦理规约探析——以生物识别技术为例》，《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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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Coeckelbergh M， Human being@ risk： Enhancement， technology， and the evaluation of vulnerability transformations， Dordrecht： Springer， 2013， pp.130-135.
[德]尼采：《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7—28页。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6页。
参见Shildrick M， and Roxanne Mykitiuk， eds. ?Ethics of the body： Postconventional challenges ， Cambridge： MIT Press， 2005.
周麗昀：《技术、伦理与身体的当代联结》，《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责任编辑：思 齐
Ethical Reflection on Technologized Body
Zhang Can
Abstract： Technologized body is formed in the process in which modern technology is increasingly deeply embedded in the bod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he expansion forms of body technologiz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he technical repair of the body， the technical coding of the body， the technical interac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technical virtualization of the body. The formation of the technologized body leads to blurring human being and technology， thus human beings are transformed into the man-technology hybrid with constant enhancement and transcendence from the deterministic existence in the traditional biological sense， the technologized body inevitably involvingg ethical issues： in terms of technology level， the ethical issues include the dignity， limitation， identity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of human being; in terms of technical artifacts， the ethical issues mainly include informed consent right and privacy security of body physical data. In the age of technologized body， the moral principle of "no body" has not been able to meet the ethical discussion of technologized body. The issue that should be reflected is how ethics concern body.
Key words： technologized body; the man-technology combination; physical repair， coding， interaction and virtualization; disembodied moral principle
摘 要： 现代技术日益深入身体内部进行改造、设计和建构，从而形成技术化身体。身体的技术化拓展形式可以分为四类：身体的技术化修复、身体的技术化编码、身体的技术化交互、身体的技术化虚拟。技术化身体的形成导致人和技术的界限日益模糊，由此，人从传统生物学意义上的“确定性存在”转变为“不断增强和超越”的人技混合存在，其不可避免地涉及伦理问题。在技术层面，技术化身体伦理问题主要包括人的有限性与尊严、认同与本体性安全;在技术人工物层面，技术化身体伦理问题主要包括知情同意权、身体生物数据信息隐私安全。在技术化身体时代，“无身”的道德原则已经无法满足技术化身体的伦理讨论，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伦理到底应该如何关切身体。
关键词： 技术化身体;人技合一;身体的修复、编码、交互与虚拟;无身道德原则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8-0091-07
身体日益成为新兴干预技术改造、设计和建构的对象。技术不仅从外部扩展身体的空间性，不断提升人类身体的功能性，更为重要的是技术日益侵入身体内部，从微观尺度上对身体进行塑造和建构。进一步而言，人类身体干预技术使得人类改造的对象从外部身体到内部身体，从简单地提升人的性能到人的技术改造和融合——人技合一，由此，人类从传统生物学意义上的“确定性存在”转变为“不断增强和超越”的技术化身体的混合存在。技术化身体导致人和机器、自然和文化、天生和制造、有机和无机、生命和非生命等概念差异和实践边界作为人类传统思想范式正在遇到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赛博格（cyborg）更多地作为一种隐喻表示人机界限的消失，那么技术化身体已经从科幻小说走向现实：诸如人造假肢、人造耳蜗、人造心脏和大脑神经性植入物。但是，技术化身体在增强人的生理能力、感知能力和精神能力，在修复、拓展和替换人的器官过程中也具有科学风险和道德风险。
一、技术化身体的界定
由于身体之缺陷，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的本质在于技术代具性。按照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解释，技术的本质是人类“身体的代具”。“代具从字面意义而言指用于代替肢体的器具，而人的本质属性在于没有属性，和其他动物不同，人的身体没有任何特定的、使人赖以生存的机能，所以为了生存，人只能依靠技术，运用工具，以弥补身体的不足，所以代具在此意义上泛指一切人身体之外的技术物体。” ① 所以说，没有代具，人就无法生存。人必须借助于技术代具，不断地发明、创造和实现自己的性能。
技术不仅成为身体的代具，更成为身体与生活世界之间的中介。按照唐·伊德（Don Ihde）的观点，技术成为人身体与世界互动的中介，其主要包括四种类型。“首先，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技术被使用者具身化，从而将技术或人工物融入身体的经验之中，导向环境中的行为或作用于环境，成为身体的延伸;其次，技术成为人的经验的界点（terminus of our experience），在这种它异关系（alterity relation）中，人与技术设备进行互动，例如人们通过ATM获取钱币。第三，人与技术的关系是一种解释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在这种关系中技术提供了对现实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需要进行解释从而构建一种感知——就像温度计一样，温度计本身无法产生实际的热或冷的感受，但是却传递了一种需要我们去阅读从而获得温度的价值判断。第四种关系是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在此关系中，技术没有被直接经验到，而是通过创造我们感知的背景，例如空调或者冰箱的自动开和关闭等等。” ②
技术不仅成为身体与世界互动的中介，而且还具有引导身体行为和经验的意向性。“技术的中介性赋予了技术人工物能够形成意图。技术在人与现实之间具有调节作用。核心理念是当技术使用的时候，经常在人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技术能够使我们执行行为且拥有之前可能无法拥有的经验。技术同样塑造了我们如何行动和经验事物。技术不是中立的工具，而是积极能动的调节者，从而帮助重新塑造人与实在的关系。这种中介具有两个导向：一种是务实的，关涉行动;另一种是解释的，关涉意向。” ③
如果说技术代具与中介更多地是针对身体的功能与经验，而新兴技术则正在微观尺度改造和建构内部身体，从而导致身体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以形成技术化身体。具体而言：“技术不仅能够支配我们所处的基于工作的背景和其他背景，而且技术与知识都在向内部移动，侵入、重构并愈益支配身体的内容。这就使得我们身体的有机属性的空间安排和功能安排有可能已经被改变，以符合社会结构。” ④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的观点，技术化身体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身体的替代（physical substitution），例如修复术的恢复性发展;第二，身体拓展/改进（physical extension/enhancement），旨在補充并提高我们的身体与环境结合的能力与机会;第三，虚拟身体共同体转变（communal/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⑤ 身体的替代常常诉诸修复技术，身体的内在被各种非人材料加以补充和改变，以求检测、修补和替换受损器官。身体拓展在于技术提供超出人身体生理能力的限制，从而大大拓展和增强了身体行动的范围与效用。虚拟身体共同体是由赛博身体（cyberbody）组成，其摆脱了生物身体共同在场的局限。
技术化身体的形成导致人和技术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在人身体内嵌入和添加的技术人工物日益增多。长久以来，人类可以轻易地区分自身与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然而，我们的生活却越来越与机器纠缠在一起，或者说与技术融合在一起，人类身体的某些部分逐渐被技术取代或补充。由此，人逐渐成为一种赛博格（cyborg），即半机械人。赛博格一词是由控制论（cybernetics）与有机体（organism）两个词组成，既是一种有机生物体，同时又是机械体。其最早是被用来描述一种基于改变人类身体功能，以满足外星环境需求的网络生物。随着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指出：作为有机物和机械混合的生物控制系统的赛博格导致动物和人类的界限、有机体和机器的界限、物质和非物质的界限的消失 ⑥ ，赛博格的概念也随之扩展，其更多地是指人与技术融合在一起的混合实体（hybrid entities）。
二、技术化身体的建构
在现代新兴技术时代，诸如在会聚技术、基因技术、神经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等技术实践中，身体与技术的界限日趋消融且不断融合。由此，新兴技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和虚拟层面干预和建构人类身体，从而形成技术化身体。按照技术建构身体的目的与方式的不同，可以把技术化身体分为四种类别：身体的技术化修复、身体的技术化编码、身体的技术化交互与身体的技术化虚拟。
1.身体的技术化修复
基于身体修复的医学干预技术主要目的是通过替换肢体或者器官恢复个人的原始能力或功能。现在许多人依靠技术的干预而生存下去，从人造假肢、人工耳蜗、人造心脏到神经性植入物，这些干预技术要么直接替换机能损伤的生物原件，要么作为一种辅助手段，确保身体的正常运行。最早的身体干预技术主要是针对残疾病人的辅助性设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很多人肢体残疾，这也促使了很多国家有关假肢的发展。1945年，美国陆军外科医生在芝加哥召开了义肢研究的科学与工程研究学术会议，以促进修复技术和矫正技术的发展。当前，身体修复技术主要包括：假肢系统、身体动力设备、肌电设备、肢体矫正器。当然还有更进一步合并身体和机器的仿生修复和矫正技术，其利用生物运动原理的方法以及人体自身骨骼设计的架构来推动身体和仿生辅助技术的深度融合和行动。 ⑦ 如果人造肢体更多地是修复、恢复人的身体器官功能，而以人工耳蜗为代表的干预技术则直接改变人的感知能力。人工耳蜗不再是作为外在肢体工具，而是植入体内与神经系统相连，从而深刻地改变了自然听觉能力。其并不能放大声音，而是通过直接刺激耳蜗内剩余的听觉神经和电场来工作。
2.身体的技术化编码
如果说身体修复技术是在摩尔身体层面进行干预，那么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则是在分子层面对身体进行编码。所谓的摩尔身体（molar body）是指在器官、组织和血液流动尺度上显现的身体，主要是为了把隐藏的器官显现出来，因此具有可见性和呈现性。这种身体器官的可见性表现出的技术维度主要是听觉表象（听诊器）、视觉表示（图形）和数字（温度测量）等。而分子身体（molecular body）则是从更加亚微观的分子层面理解、编码和可视化身体，分子身体被认为是含有可转变的基因信息构成。 ⑧ 例如，通过核苷酸碱基编码、分子调控基因表达、蛋白质功能特性等来解释身体。分子身体概念的形成得益于诸如合成生物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等新兴生物技术的产生。例如，我们可以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对身体的天然基因进行修改和取代，对基因密码进行测序和操控。由此分子身体被解读为基因编码、DNA构成、神经元活动、化学物质构成、血液浓度等因素构成，在此意义上身体成为一种具有流动性的身体，其可以在分子层面进行重新设计、定制、解码、编码。这种流动性消解了摩尔身体的整体性和连贯性，身体不再是各种器官的组合，而是各种微观元素的构成。分子身体的理解方式也就变成了一种编码的信息范式。所谓的信息范式是把身体的遗传信息、生物构成、基因元素进行信息编码、储存和检索。 ⑨ 例如身体的组织、细胞和DNA片段都被读写为一系列数字信息，从而形成一种数字化人体，是确定基因组所有的生命代码，是拥有远程持续监控身体的所有生命指證能力，是对身体所有部位进行成像处理、进行三维重建的能力。 ⑩ 由此，身体编码使得身体组织、细胞、DNA都是可分离的、可分解的、可储存的、可重新设计的和可商品化的。更为重要的是，身体编码使得生物医学技术不仅是满足治疗需求的技术，更是控制和管理身体的技术;不仅是有关健康的技术，更是有关生命的技术。“甚至我们都变成了笛卡尔主义者，把身体当作一种机器，可以对身体零件进行随意的操纵和架构，甚至可以通过干预技术来设计未来身体形态——设计婴儿;通过身体干预技术来重塑我们的情绪、情感和欲望，增强我们的认知能力和智商;来重塑肉身自我的概念。”
3.身体的技术化交互
身体的技术化交互主要是指脑机交互。脑机交互（brain-computer interface）是指不依赖于常规的脊髓/外周神经肌肉系统，在脑与外部环境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信息交流与控制通道，实现脑与外部设备之间的交互。 ?简单而言，脑机交互就是把想法转化为行动。例如，严重瘫痪的病人通过使用脑机交互技术来恢复一些沟通和运动能力。基于此种身体干预的前景，全世界各地的研究实验室开始进行脑机交互的机器人操纵、虚拟计算机和机器人轮椅的研究，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正在探索一种更加全面的通信和控制应用程序以帮助残疾的和健康的用户，这些探索主要包括脑控制的虚拟处理系统和神经反馈装置等。现在脑机交互技术的应用主要包括用于预防癫痫发作和治疗儿童多动症的医学干预。例如，当检查到自身神经兴奋状态异常的信息时，癫痫病人可以学会控制他们的大脑活动从而减少癫痫的发作。
相比较于身体修复和编码更多地针对身体的生理功能，脑机交互干预的对象则是身体的神经功能和认知功能。例如，瑞士的达尔摩尔人工智能感知研究所开发的脑机交互技术系统，利用了神经—认知建构的特征：不同的精神任务以不同的方式激活当地的皮质区域，通过信号采集、信号分析和信号翻译，将大脑的分类判断与外在的BCI计算机的高级控制命令相连从而进行控制。在未来，我们甚至可以创造出基于神经修复术的脑机交互技术，从而通过思想来控制外界的物体，例如电脑的光标或机械手臂。
4.身体的技术化虚拟
身体的修复、编码抑或是交互都是针对有机身体而言的，而虚拟身体则是一种“脱离”肉身的生成身体。大致而言，身体与技术互相建构的界面存在三种形式：第一类是有机身体，即我们的血肉之躯的物质表征;第二类是再现身体，即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手段把有机的身体在技术系统如电视媒介和网络媒介中再现出来;第三类是生成身体，是指通过最先进的数字技术生成的与有机体相似的身体。 而以虚拟现实技术为背景构建的“虚拟身体”，成为当前生成身体的主要形式。虚拟现实技术通过以计算机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制造逼真的人工模拟环境，建构出逼真的触、听、视一体化的虚拟环境，而用户则可以借助各种输入输出设备以自然的方式与虚拟环境的客体进行互动，从而可以自由地感知，以获得一种沉浸体验和临场感。其核心是为了实现人类主体在虚拟环境中与虚拟数字化对象的信息互动。 ?而这种虚拟世界的互动依赖于人的人替（avatar）以代替身体作为可感的标识进行交流互动且获得在场体验，人替将取代自然身体成为视听场域中心的主体表征。
虚拟身体是虚拟现实中的身体。按照迈克尔·海姆（Michael Heim）的观点，虚拟实在具有模拟性、交互性、人工性、沉浸性、遥在性等特征。虚拟身体同样具有如上特征。一是虚拟身体具有模拟性。这种模拟性体现在“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个体既可以以自己的仿真形象又可以以自己设计的虚拟形象参与到网络社会的交往活动”。二是虚拟身体具有交互性。交互性是指虚拟现实技术的使用者通过和虚拟环境的物体和环境进行交流，从而得到反馈，并通过自身的行为，将信息进一步反馈给虚拟环境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虚拟身体交互性不仅体现在自我身体与虚拟身体的交互，还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互动。具体而言，甲方身体与乙方虚拟身体的互动可以转化为甲方身体与乙方身体的互动。三是虚拟身体具有人工性。有机身体来自自然，而虚拟身体则是由人基于虚拟世界进行设计、模拟、可视化和建造而成的。四是虚拟身体具有沉浸性。沉浸性又称为临场感，是指用户感觉自身是虚拟环境的一部分从而具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主体不仅通过感知和认知介入虚拟环境，而且可以通过完整的有机身体融入虚拟系统中，从而能够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有机身体的各种生理活动和心理感知，把虚拟实在当作现实世界。五是虚拟身体具有遥在性。遥在性又称远程显现，能够让主体获得远程性感觉且可以进行远程操作。
三、技术化身体的伦理问题
由于新兴技术化身体干预技术涉及不同的技术，从而具有不同层面的伦理问题。在不同层面，伦理的分析对象和问题也不同。具体而言，“在技术层次，技术是由众多技术组合而成，而这些技术具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领域或功能性特征。其伦理问题更多地涉及技术固有的一般伦理问题。在人工物层次，伦理分析应当集中在人工制品和程序可能导致的伦理问题”。
1.技术化身体技术层次的伦理问题
第一，技术化身体涉及人的有限性和尊严问题。从身体视角而言，人的有限性主要包括身体结构的有限性和身体功能的有限性，有限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性之一，而人类却一直依靠技术不断提升身体功能从有限走向无限，那么科技不断超越身体有限性从而塑造无限身体是否会导致人成為上帝？是否会导致人性的丧失和尊严受损？对此，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人性是一个重要的有意义的概念，提供了人作为一个物种稳定和持续性特征的根基，界定了人的最基本的价值。而生物技术会改变人性和后代特征。诸如神经药物的出现和发展，可以改变人的注意力和自尊等特性;干细胞技术则可以生产任何身体组织;而器官移植技术和基因改造技术则可以按照自我期待和社会期待改造自我身体。而人体重塑之际，即灵魂死亡之时。”进一步而言，福山认为人性的基础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道德理性和道德能力，而是建立在共同的基因性质和天赋特性，因而技术干预身体内在的基因会污染和损害人独有的天性从而损害道德秩序。而超人类主义学者则对此持相反的看法。超人类主义认为人性缺乏统一的基础，人性最大的特征是不断超越自我的有限而提升和增强自身。“超人类主义者认为人类通过技术控制自身进化，以此来提升人的智力、体力和心理能力，从而极大地拓展人的潜能或从根本上改变和设计人的条件是人自古已有的愿望和权利。”
第二，技术化身体涉及认同与本体性安全问题。“涉身自我强调自我与躯体的不可分，主体的形成依赖于身体，因为涉身性不只是拥有身体的问题，或者说把身体当做一种工具，而是身体成为自我的条件。”由此，身体与自我具有内在的本质关联，即在于身体的在场和定位。就是说，“完整的自我形成是身心交织的过程，一方面身体为心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心融入身体之中”。身体不是笛卡尔范式中的与心灵截然对立的存在，相反，身体持续不断地与世界互动、经历、行动且寻求意义。按照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观点，身体是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场所，构成了我们积极主动的“生存于世的载体”。但是，技术化身体的干预叙事导致身体与心灵的疏远与背离。诸如基于身体器官的修复、替换与增强，导致异质存在的人技混合体存在自我认同危机。其突出的表现在身体器官移植者的自我认同困境。认同不是一个纯粹的心灵与精神问题，而是与身体在环境中的经验密切相关。身体器官移植与重构导致身体的生理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也导致身体主体对建构身体的外在社会文化、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器官移植接受者的焦虑、不安和对身体的多疑与断裂感。进一步而言，身体的实在性变得日益不确定，成为技术控制、分割的对象，导致了自我可靠性感觉的消失和本体性安全的消解。
2.技术化身体人工物层次的伦理问题
技术化身体人工物的目的是干预身体的有机器官、大脑，旨在修复、增强人的生理能力和认知能力，大部分是基于医学善的目的，但是由于涉及控制人自身，其潜在的负面效应导致相应的伦理问题产生，在此，知情同意是首要问题。迄今为止，大多数医学人体植入物都处于实验阶段，其科学有效性和潜在风险基于一种均势原则进行研究和发展。基于这种均势原则的随机实验对于知情同意原则具有内在的需要。但是，作为病人或植入物的对象由于生理和心理状况需要代理人进行决策。但关键的问题是：代理人在什么方面、基于何种判断标准进行“替代判断”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涉及身体生物数据信息隐私和安全问题，此问题可以从生物识别系统和虚拟身体技术系统的伦理问题进行分析。生物识别系统利用身体独有的生物特征进行高效和安全的身份认证。其主要包括人脸识别、指纹识别、掌纹识别、虹膜识别、声纹识别等技术人工物系统。但正是由于生物识别技术系统具有快捷、准确、高效的特性，导致其信息隐私安全方面面临困境。身体生物的复杂性和唯一性特征使其具有高安全性，但是身体的生物信息的唯一性决定其一旦被泄露、盗用、复制和错用，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虚拟系统的身体信息的伦理问题会更加突出。
第一，在虚拟现实系统中，物理身体隐喻性地融入虚拟环境中，作为一种虚拟现实信息，用户自身和其他人可以通过虚拟系统的场景进行解读且做出决策，由此我们可以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进行移动，构成了一种生物—人造和物理—虚拟的连续体。而虚拟与现实的身体互动使得身体物化为一种可以通过网络连接进行可储存和可检索的存在。特别是当我们的身体在虚拟世界进行进入、退出、感知、关注、交流、分享等实践活动的时候，其具有潜在的身体行为信息泄露和认知行为信息泄露的双重风险。
第二，基于虚拟现实的虚拟身体会面临与现实世界中的生物身体不同的伦理问题。尽管二者的基本伦理原则一致，比如维护人的尊严、安全与社会公平、正义，但是由于虚拟身体的虚拟性和人替的转换，导致一种双重责任主体且创造了真实世界中没有的可能性与能力。在现实世界中，生物身体可能是丑陋的、年老的、软弱的、孤独的、怯懦的、脆弱的，但是虚拟身体则可以是美丽的、强壮的、完美的。基于身体符号的现实交往和虚拟交往会互相混合和陷入一种道德沉浸，从而给人类的道德责任带来挑战。例如，在虚拟世界中虚拟身体受到另外一个虚拟身体的攻击，但是现实世界二者身体并无此行为，那么他们之间需要为此承担道德责任吗？换一种说法，如果伦理主体在虚拟世界中进行了虚拟身体的交互，从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与信任，那么这种基于虚拟身体符号的信任与感情能够超越虚拟空间扩展至物理世界的伦理主体之间吗？如果说虚拟身体交往导致道德原则的模糊性，那么虚拟身体暴力则是更富有争议的伦理问题。基于虚拟世界的可能性与可操控性，虚拟身体可以任意进行各种暴力行为，甚至摧毁世界，对于现实世界道德准则，此类行为自然无法得到辩护。但是，部分学者认为虚拟身体暴力并不会破坏现实意义上主体的完整性，因此并不是一个“坏”的行为。反对者则认为虚拟身体的暴力行为会影响现实身体的道德认知和行为。例如，虚拟世界的游戏玩家经常不停地射击，从理论上而言他们受过射击训练，这种训练使得虚拟身体获得射击技能和技术习惯，而这种射击习惯成为一种感知和思考的方式，会影响现实主体的思维方式，使其具有潜在的暴力倾向。
四、技术化身体时代伦理到底如何关切身体
身体伦理面临一个问题：伦理如何关切身体？特别是在技术化身体时代，伦理如何与身体同在？
1.身体与伦理的内在联结
从历史上看，身体往往被看作是缺乏限定的肉身，被赋予消极的意义，与伦理无关。苏格拉底认为：能够持久的幸福并不来自会腐朽的身体，而得经由不朽的灵魂。身体死亡和灵魂永恒的对立成为柏拉图身体—灵魂观，从而赋予了心灵优越于身体、心灵是身体的主宰的地位。此观点经由笛卡尔进一步推进成为近代哲学的身心二元论。在笛卡尔看来，我可以怀疑包括我的身体在内的一切事物，但是唯独不可以怀疑心灵。心灵被赋予自由的意志，而身体则是广延的物质实体。此种身体观一直占据着近代哲学的主导地位，即便是各种思想尽出的启蒙运动时期，身体观仍然没有得到改变：身体仍然是被当作自由心灵的累赘与束缚，是主体理性行为的限制。正如康德认为的，身体不是行为动机价值的标准，亦不是善恶评判的标准。由此可见，个体只有超越身体的自然属性才能到达“善”。总而言之，在传统的身体观中，身体是机械的构成，是冷冰冰没有灵性的肉体存在，是可以进行修复、替换和改变的存在物，即是与伦理无涉的关系。
赋予身体与伦理内在联结关系是从哲学家尼采开始的。为了反对笛卡尔式的身体意识哲学，尼采提出心灵不过是身体的派生物。“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的某物的称呼，所谓心灵者，也是你身体的一种工具。”身体成为理解人自身与行为的关键，自然涉及伦理问题。而梅洛·庞蒂基于身心合一基础之上提出的涉身伦理则赋予了身体内在的伦理性。其拒绝把身体看作是被动的客观对象，身体是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场所，构成了我们积极主动的“生存于世的载体”，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外在世界的认知与情感体验。“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而言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于其中。”由此，身体成为主体定位于社会的源泉、场所与手段。
2.超越二元对立范式的身体伦理
而真正提出身体伦理的学者是马格瑞特·舍尔德瑞克（Margrit Shildrick）和罗仙妮·麦基丘克（Roxanne Mykitiuk）。她们在《身体伦理学：后传统的挑战》论文集中提出，传统的生命伦理学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范式之上的，例如，身体与心灵、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但是，在后现代社会，随着生物技术、基因技术的发展，身体日益模糊不清，而以身体为基础的自我概念也难以界定。“在现代社会，身体与主体是不确定的，具有实时性并不具有固定性，特别是物质身体与概念身体的分离使得具身主体与他者之间具有根本上的不确定性。”为了应对这种理论困境和实践困境，她们提出了身体伦理学（ethics of body），身体伦理学并不是有关身體的生命伦理学（bioethics about the body），而是拒斥以普遍原则为基础的传统生命伦理学，提出一种新的视角。而按照周丽昀的观点，“涉身和伦理学密不可分，建立在涉身自我的身体伦理学更加关注身体的文化差异和体验，能够促进自我反思的生命伦理学的理论重构。而这种涉身自我具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强调自我与躯体的不可分;另外是强调身体含混性和可变性”。正是基于涉身自我基础之上，伦理成为身体的不可或缺之义。
在技术化身体时代，无论是身体修复与身体增强的伦理问题，抑或者是身体设计与虚拟身体的伦理问题，身体日益变得不确定，诸如器官移植的身体、义肢混合的身体、辅助生殖中的身体、变性的身体等，身体本身的模糊性不断消解传统的、普适的伦理原则。更为重要的是，身体内化技术本身导致身体的实践也日益模糊，例如，自然身体与人工身体的界限消融、身体治疗与身体增强混合不清。身体实践的不确定性导致普适性的尊重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和公正原则面临挑战。“无身”的道德原则已经无法满足技术化身体的伦理讨论。换言之，身体成为理解现代技术的独特视域，许多现代技术的伦理问题都是通过身体显现而出。以身体作为研究技术与伦理的独特视域，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反思现代性的困境与出路，还能为探讨人与社会、人与技术的关系提供广阔的空间。
注释
①[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60页。
②参见Verbeek P-P. Cyborg intentionality： Rethinking the phenomenology of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 2008，Vol.7， No.3， pp.387-395.
③Kroes P， Vermaas P. E， Light A， et al.， ?Philosophy and Design： From Engineering to Architecture ， Dordrecht： Springer， 2007， p.93.
④⑤[英]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8、204、8、9、59页。
⑥参见Haraway D.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 1987，Vol. 2， No.4， pp.1-42.
⑦参见Herr H. Whiteley G. P， Childress D， ?Cyborg Technology——Biomimetic Orthotic and Prosthetic Technology ， Washington： SPIE Press， 2003.
⑧⑨参见Sharon T. ?Human nature in an age of biotechnology： The case for mediated posthumanism ， Dordrecht： Springer， 2013， pp.116-118.
⑩田海平：《大数据时代的健康革命与伦理挑战》，《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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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思 齐
Ethical Reflection on Technologized Body
Zhang Can
Abstract： Technologized body is formed in the process in which modern technology is increasingly deeply embedded in the bod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he expansion forms of body technologiz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he technical repair of the body， the technical coding of the body， the technical interac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technical virtualization of the body. The formation of the technologized body leads to blurring human being and technology， thus human beings are transformed into the man-technology hybrid with constant enhancement and transcendence from the deterministic existence in the traditional biological sense， the technologized body inevitably involvingg ethical issues： in terms of technology level， the ethical issues include the dignity， limitation， identity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of human being; in terms of technical artifacts， the ethical issues mainly include informed consent right and privacy security of body physical data. In the age of technologized body， the moral principle of "no body" has not been able to meet the ethical discussion of technologized body. The issue that should be reflected is how ethics concern body.
Key words： technologized body; the man-technology combination; physical repair， coding， interaction and virtualization; disembodied moral princi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