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小学语言文字教学考察
李霞
西柏坡时期的教育是新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时期，这一时期的探索，为新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本文试从西柏坡时期初小教学过程汉字书写的教与学、作业与练习、错别字的改正、造句与作文等对语言文字教学进行考察，分析西柏坡时期语言文字教学的时代特色。
一、注重读音与书写
西柏坡时期初级小学设国语课程，该课程教学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认知和运用能力。
晋察冀解放区初级小学《国语》教材共8册，1-4册每册45篇课文，5-8册每册50篇课文。一般小学每课教学时间80分钟至120分钟（两节或三节）。教师通过课堂讲解课文，使学生学习、掌握该篇课文中的生字词。教授汉字读音时，一般是先由教师领读几遍，后由学生读，如此记住生字词的发音。对于生字的识记，课本编纂者有明确要求：“新学生字，必须强调多写，并分析字的偏旁结构，区别类似字的不同点，以便儿童记忆”。[1]部分教员还采取了识字牌方法。如唐县南唐梅小学教员马振山，利用硬纸夹等制作识字牌，将生字写上，“教国语时可利用它教生字用，把国语上的生字写上教学生念或写，特别是利用小先生教小的同学最好。学生去生产时，可带到地里去学习，带着又轻便，学习又便利”。[2]实际上，战争年代的教学往往是在作战的间隙展开的。据原石门地下工作者邢燕先生回忆，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学文化时，教写字的老师往往不是专职的，寻找部队有文化的人担任。以墙壁为黑板，石灰、土坷垃（土块）等为粉笔。“学生席地而坐，用一块石板、甚至在地上练习写字，就这样我从文盲学到了可以写文章。”[3]
对于生字的书写，教员要求不可乱写乱画，要字整行齐。部分教员自写仿影，让学生照着仿影写。《冀中教育》1949年第2卷第2期中报道：“李峙周是深县清辉头完小的教师……他的办法是自己只写样子，叫高年级写字较好的照着写;写完后，再挑好的给低年级做仿影，这样又引起了高年级学生仿影的比赛。他在复式教学中，督促正在写字的班次时，要学生每写一句，心里要念几个过，并想一想怎么讲，写完后即能默读。这以写代读的办法，经他试验，有三分之二的人能做到。”[4]利用复式教学的便利与写仿影的方式，不仅帮助学生写好字，并且激发了学生们的上进心。
对于生字词的释义，教员们则采取生动形象的举例子，模仿等形式。如阜平石滩头小学教员耿明伦的教学方法是：“（一）读字音：遇到难发的音，易错的字，要多范读，令学生随读，逐一矫正的。发字音时，教师的口腔，要表演各种形状，使儿童容易模仿。凡两个字以上的词，要连在一起，使音域有自然变化，才能读出正确的音调。（二）解字义：字义的解释，要用各种方式，使学生能够明了，如教‘坐、跑、笑等字可用表演法，如教‘黑、白等字可用实物比较，如教‘什么、就造一句子说明，如‘这是什么东西，‘吃了饭就上学”。[5]教员的范读能使学生更为直观地学习字词的发音，避免个人领会错误;而教员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解释字词意思，更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氛围中记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学习主动性。
二、加强课后作业与练习
西柏坡时期初小课本在每组课文后有相应练习题，以检查巩固学生所学的知识。如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10月出版的《国语》初小第四册，全书分为8个单元，每个单元一套练习题，共有八套。每套练习有3-4道题，最常出现的题型主要是读读讲讲，将本组课文中学到的生字组成多个词语与短句，让学生多方面了解该字词的用法。在该册第一单元练习一中的读读讲讲就有：“午，上午，下午，中午，睡午觉，现在已到正午了;战，参战，战士，挑战，欢送新战士;拉，拉过来，拉着走，拉断了，请你拉拉这辆小车”等。另外有填词，形近字辨析，两字合一字，填写近、反义字等。练习由浅入深，并注意加强“词”与“术语”的记忆与运用，然后连词成句或造句。例如第三单元练习三中的造句题：“用‘缺少、‘能够、‘忘记、‘强壮各造一句话”。另有问答或讨论题来检测学生知识掌握程度与语言表达能力。如第七单元练习七中讨论题“（一）咱们同学中有闹不团结的吗？（二）过去有人说地主的福气大，这话对不对？”而课后“做一做” 练习，则是将学生所学的字、词、句、文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如练习六中的做一做：“广安村政府，把小米三千斤送到七区区公所，请你帮助他们开一张送条”。实际上是对第六单元第33课《便条与收据》这篇课文知识点的应用。用生活中的常见事例，提升学生联系实际运用所学语言文字的能力，这正是西柏坡时期语言文字教学突出的特点。
造句是锻炼学生语言能力的基本方式，初小课本中便有较多该类练习。如1948年10月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国语》初小第四册中练习四第2题，用“哦” “咦”“啊”各造一句话，如：“咦！怎么我的书找不到了？哦！原来在这！啊！怎么他这样不听话呀！”[6]。练习八第1题，“用下面的词，各造一句话：纪律，克服，军鞋，损失，醒了，开心，相信”[7]。以上这些词语中有名词、动词、语气词等，对不同词性的词语进行句子创造，不仅使学生更深刻理解、运用字词，更能提高学生的思考联想能力。除造句外，接写句子也能提高学生语句运用能力。该册练习五中第1题，“接写下面的句子：一、秋凉了我……二、妹妹把一只家雀……三、北风刮得很大，气候……”[8]。接句练习中，学生须分析出所缺成分，继而连接下去。此类练习可提高学生造句、作文的能力。
除课内练习外，课外语句练习也在教学中得以提倡，如唐县南唐梅小学教员马振山制作的识字牌，能帮助三四年级的学生联词成句[9]。
巩固新知识的最佳方式便是运用，因此，作业与练习在西柏坡时期语言文字读写的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认真纠正错别字
为规范解放区语言文字的应用，西柏坡时期语言文字教学中，非常注重错别字的纠正。
（一）对学生错别字的改正。较为常见的是教师标出错别字，引导学生自行修改;定期温习，检查错别字的改正情况;进行汉字测验，在校园内张贴标语口号，引起学生注意等，部分教员还采取其他方法。如教师对学生错字情况进行统计备注，制定针对性措施。“教师改文时，备差白字一本，以学生为单位把写错的字登记，如该生一字写错两次即予批评。”[10]“在检查学生笔记和批阅作文时，都要注意到里面所发生的错别字，除于字旁注差错符号外，并随时把发现的字分别列表记载下来，以备统计各种字、词弄错的人来。”[11]将错字进行系统性登记备注，有助于教师针对每位学生进行辅导，帮助学生对错别字的改正。
（二）对教材中错别字的修改与更正。1946年6月，晋察冀边委会教育处编写的《国语》初小课本中出现不少错别字，解放区教育杂志《教育阵地》1947年第2期予以更正。如将初小国语第1册第42页“一斗碾米七斤半”中“斤”改为“升”，第7册第5页，“付新华书店新儿童边币参百元”中“参”改为“叁”。如安国中阳由北丰在《冀中教育》1949年第2卷第4期来信指出“初小国语第七册第十二课‘二十四节的‘殼雨和二十课‘自大的蛀虫的‘蛙虫笑着说，这个‘殼和‘蛙是否错字？”编辑部回答：都是错字，“请改为‘穀雨和‘蛀虫笑着说”。[12]教材是教学的最基本工具，随时纠正其中存在的错字，体现了解放区教育工作者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
四、精心训练小学作文
作文是考验学生词句语法综合运用能力的主要方式之一。学生要写好一篇作文须经过多阶段学习。首先教师要选文让学生多读，选文的词句尽量简单，内容较易理解，方便儿童借鉴与吸收，如此来提高学生的语感与语言连贯性。其次，题目的选定是关键。对于写作能力不高的学生，教员需要命题;而具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学生，最好让其自主命题。行唐三完教员孙眉寿总结教作文课经验时讲到，“学生程度低的时候，不妨由教师出题目，同时也不要多出。但教师一定要注意到题目的范围，与儿童实际生活的联系，不要出超过了儿童的思想范围以外的题目，程度高的学生，他自己有了命题的能力，最好是由他自己来命题”[13]。
批改作文时，教员们也注意到不能只批写“简单明了”，“不通”，“顺畅”等简单批语，要详细具体给予批改。孙眉寿在《教育阵地》1947年第2期发表教研文章认为：“应该首先找出他这篇文章中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在这个毛病上，应该特别严格的进行修改，比如说他词句中，可有可无的字太多，这时教师要逐句一一的替他勾掉，使学生一看便可知道这次最大的毛病是什么，下次便会注意克服的。”[14]教员利用宏观、微观两种视角进行作文批改，对症下药，杜绝敷衍草率，有效地帮助学生解决作文问题。
五、西柏坡时期语言文字教学的思考
（一）在中共历史上学校教育语言文字中的地位
西柏坡时期初小语言文字教学是中共教育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相比抗战时期的语言文字教育，政治化稍稍减弱，实用性更为强化。与华北人民政府后期和建国初期的教育相比，稍显片面与不足，理论教育欠缺。
西柏坡时期的小学国语教育，借鉴了抗战时期教育的优点。如1948年1月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的《国语》初小第二册第35课《霸王鞭》：“小竹竿，栓铜钱，手里拿起霸王鞭。打几打，转几转，红红绿绿真好看。又打鼓，又打锣，停了锣鼓就唱歌。唱个胜利歌，大家真快乐”。“霸王鞭”起源于山西榆社，课文用简单的词汇描绘出民间艺术“霸王鞭”的活泼欢快场景，便于儿童理解与接受，激发其热爱家乡的情怀。由此可以看出，西柏坡时期解放区小学课本的编纂上，注重把地方化、儿童化的语言素材吸纳为课堂教学内容。
西柏坡时期的小学国语教育，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的恢复、改造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后，即着手恢复发展教育，并重新编写了部分课本。如1948年下半年编写的课本，在晋察冀版课本基础上进行了些许改动，保留了原课本通俗易懂，实用性强等特点。该时期对教学方法的探索，也为新中国建立后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西柏坡时期语言文字教学的特点
1.语言文字教学具有较强实用性。冀晋行政公署于1947年5月2日作出《关于进一步贯彻教育与生产结合实行以工养学方针的决定》，以通过教育与生产的合作互助，实现双收。例如1948年1月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的《国语》初小第二册，全书共45课，在内容上与生产劳作相关的有12篇，其中第36课《砍柴拾粪》，第38课《纺棉花》等，都是提倡学生进行实践劳作，带动学生课余时间的生产。另有《眼的卫生》《身体怎样才会好》《卫生模范》《感冒》等，课文内容均是与生活息息相关。每课的生字，如算、分、工、谷、玉、粮等，都是生活生产中的常用字，充分体现出汉字的实用性。又如《国语》初小第四册，其中有关劳动生产、卫生常识等单元，都是从实际入手编写课文，便于学生课堂学习的内容与生产生活相结合。政治教育单元则在土改与解放战争环境下对学生进行时事教育。该部分生字如痢、疾、拉、泻、炸、雷、裁等，在日常生活中有较高的使用频率。
2.教学方法灵活多样。该时期学校教学条件较差，多为复式教学。教员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采用多样教学方法保证教学质量。比如，课外文字学习方法颇为丰富。涉县前宽漳小学教员在放假摘花椒时给每个学生制作识字牌，早上叫儿童领牌识字，黄昏时到校汇报成绩。由于教育方针及教学方式的革新，适龄儿童入学率普遍提高。“群众对学校和自己子弟的学习也非常开心。”[15]较为新颖的还有阜平四板峪店小学教员段绣三组织学生到山坡、草地上，见到妇孺、动物，学生便会争先恐后写起字来。“在山上有不少小学生写到四五十个字，真是兴趣高而收效大。”[16]
3.语法教学较为欠缺。“在语文知识方面，没有注意更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儿童运用语言文字的基本能力，而是大量采用了‘路条和‘收据之类的零星材料”。[17]虽然1948年1月和10月出版的小学国语课本，语言简单，结构明了，但缺乏对学生进行系统地语言、语法教育，授之以“鱼”而未授之以“渔”。
（三）西柏坡时期语言文字教学的影响
西柏坡时期语言文字教育具有实用性、通俗化、丰富性的特点，学生学到的开收条、算账目等内容以及秋耕、上粪等具体劳动常识，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应用，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改变了群众中存在的教育对实际生活无用的思想观念，吸引了更多的适龄学生入校学习，使解放区广大人民接受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提高了文化水平和思想认识水平。然而，课堂教学中过分侧重语言文字的实用性、通俗化，以致出现了过于口语化、甚至庸俗化倾向。这种倾向的存在和发展，势必影响到学生对书面语体的理解和掌握，不利于对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的传承。
注释：
[1] 德頫、刘松涛、黄雁星、项若愚：《国语》初小第四册，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10月，第1页。
[2]马振山：《识字牌》，《教育阵地》1947年第2期，第32页。
[3]邢燕，河北安平县人，1927年3月生。1944年开始从事地下抗日工作，1947年11月随军参加解放石家庄战役。1947年石家庄解放后，被分配到石家庄市政府秘书处工作。1952年7月调任石家庄市卫生局秘书干事。1962年任石家庄郊区防疫站任站长。1977年到石家庄市防疫站任职。1988年离休。引文据2014年11月采访录音整理。
[4]宋砥刚：《李峙周是怎样教低年级学生》，《冀中教育》1949年第2期，第22页。
[5]耿明伦：《读音与解义》，《教育阵地》1947年第2期，第32页。
[6]德頫、刘松涛、黄雁星、项若愚：《国语》初小第四册，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10月，第32页。
[7]德頫、刘松涛、黄雁星、项若愚：《国语》初小第四册，第61页。
[8]德頫、刘松涛、黄雁星、项若愚：《国语》初小第四册，第39页。
[9]马振山：《识字牌》，《教育阵地》1947年第2期，第32页。
[10]赵有福：《纠正差白字》，《教育阵地》1947年第2期，第22页。
[11]《怎样改正学生的错别字》，《冀中教育》1949年第2期，第21页。
[12]《问答·国语》，《冀中教育》，1949年第4期，第47页。
[13]《潞城等县纠正偏差后小学教育大有转机》，《人民日报》1948年9月13日，第2版。
[14] 段绣三：《看见什么就写什么》，《教育阵地》1947年第2期，第32页。
[15]人民教育社编：《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段》，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年，第290页。
[16]孙眉寿：《如何改作文》，《教育阵地》1947年第2期，第21页。
[17]孙眉寿：《如何改作文》，《教育阵地》1947年第2期，第21页。
本文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2014年度调研项目 “西柏坡时期语言文字工作调查与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YY201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