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坤的档案学思想及当代价值
肖秋会 容依媚
摘? 要：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总结了毛坤关于独立开办档案专业教育及档案专业人才培养思想，分析了毛坤的档案学术思想及其对档案业务工作的真知灼见，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了毛坤档案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毛坤;档案学;档案教育;当代价值
Abstract： By integrating related literature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compiles Mao Kun's thoughts on independent archival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archival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And then it focuses on analyzing Mao Kun's Archives academic viewpoints and insightful perspicacity on archival business. Finally it evaluate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o Kun's archival thoughts.
Keywords： Mao Kun; Archival science; Archives education; Contemporary value
毛坤是中国近代档案专业教育的开拓者，为中国档案事业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本文系统分析了毛坤的档案教育思想、档案学术思想及其对档案业务工作的独到见解，客观评价了其历史贡献及当代价值。1 毛坤的档案教育思想
1934年，文华图专首次设立档案管理特种教席，毛坤主讲《档案管理法》，标志着中国近代档案教育的开端，他为该课编撰的讲义《档案经营法》虽然没有正式发表，却是较早的一部档案学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了他的档案管理思想和技术方法。他于1936年发表的《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一文分析了法国、美国在培养档案专业人才和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明确提出“中央应该创办一个国立档案学校”，全面培养三类档案人才即“制作档案的人才、管理档案的人才和解释细译档案的人才”。[1]
1940年，文华图专报经教育部批准设档案专科（档案管理科），由毛坤负责制定教学计划。档案管理科的课程既包括档案经营法、档案行政学、中国档案论、西洋档案学、档案分类法、档案编目法等档案专业核心课程，也包括政府组织概论、图书馆学概论、史地概论、公务管理、行政管理学等相关专业课程，以及社会科学概论、自然科学概论、国文、服务道德、打字等通识课程，[2]上述三类课程覆盖了档案专业的核心知识和基本技能，又体现了档案学与史学、图书馆学、行政管理学等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关联，而且注重研究方法和服务道德的教育，使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档案专业知识与职业道德修养、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对培养忠于档案职业、具备档案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的人才十分有益。档案管理科的设立及档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标志着文华图专的档案教育正式从图书馆学教育体系中独立出来而自成体系。从1940年至1949年，档案管理科总共开办了六期，为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档案专业人才。
此外，毛坤对档案专业人员的学术资格及职业道德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毛坤认为，档案保管人须有“学术上之资格”及“法律上或地位上之资格”。学术上之资格，“方可对于档案物质上之护持，及人事上之护持，两方面竭尽其力”;法律上或地位上之资格，“方可护持档案，不致为大力者负之而趋，兼以取信于现在及将来”。[3]
“学术上之资格”有以下两点要求：首先，应接受专业的档案教育，只有接受了專业教育，掌握了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才能胜任档案工作。其次，应进行专业实习和实践。文华图专的大部分学生在四个学期中有三个学期包含实习课程。档案科的学生会利用学校的档案学习，也会到教育部等国家机关进行实习。[4]毛坤十分重视档案管理者的服务道德培养，将档案管理者的道德素养视为档案保护的第一道安全防线。他将道德教育纳入正规课堂，要求学生上服务道德课。毛坤常教育学生要承担起“维护和整理民族文华遗产的艰巨而神圣的使命”，劝诫学生“千万不要轻视我们中国的文华底蕴”“应继承传统并发扬光大”。[5]2 毛坤的档案学术思想
毛坤不仅善于吸收和借鉴图书馆学的理论方法，而且引进了欧美档案学思想及研究成果，积极探索中国化的道路，成为中国近代档案学思想的启蒙者。20世纪30-40年代，毛坤编撰了《档案经营法》《档案编目法》《档案行政学》《机关文书处理规程》等4部讲义，发表了《档案序说》《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附表）》《人事档案编目法》《略论关于旧档问题》等学术研究论文。他在1957年撰写的手稿《中国国家档案馆规程》对新中国的国家档案馆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1 对“档案”的基本概念及其“老档”“新档”的认识。基本概念的界定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基石，毛坤从词源方面分析了古今中外的权威辞书对“档案”一词的定义以及中外学者对其的解释，他比较推崇詹金逊的观点，并从时空两个维度阐述了自己对档案一词的广义理解：“自时间言，有以为凡一切公文案件，自收到以至于其存在之日，均为档案;有以为须一切公文案件，现已完全不用而移于他处以存储者，方谓之档案，如清军机处档案，内阁档案等是。吾人今自管理及实用之观点，主张前说。”“自空间言，有以为须政府之公文案件，方得谓之档案。有以为凡政府机关、公共团体、企业组合之公文案件，均可谓之档案。吾人今自管理及实用之观点言之，主张后说。”“换言之，即吾人对于档案之范围无论自时间或空间言，皆取广泛之义也。”[6]毛坤所持的“大档案”观点主张从时空两个维度广义地理解和认识档案，有利于维护档案的完整和安全。
关于档案的价值和功能，毛坤对当时学界普遍重视老档的史料价值而忽视新档的现行效用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体现了他对档案价值和功能的全面认识。他综合分析了徐旭生先生所著《保存例案议》、美国历史学会出版的《地方档案之保存》以及清代章学诚《校雠同义·外篇》有州县请立志科议等系列著述，详述了梁启超关于档案作为原始史料的重要性的观点，指出了上述作者片面重视档案所具有的史料价值的局限性，毛坤认为，“但吾人之所以保存档案，若谓全为后人而为之，全为史料之故而为之，则殊不尽然”“档案之本身乃为事务进行中传达彼此之意见，坚固彼此之立场，便利彼此之工作。吾人之所以保存之管理之者乃供给上述种种参考也”。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指出，“吾人于保管老档之法，尽量研究外，对现行新档案保管之法，尤特为留意焉”。由此，在他编写的第一部讲义《档案经营法》中既单独设置“老档章”，又分别设置了“公文章”、“函件章”和“官书章”。
2.2 对西方来源原则的解读、吸收及应用。毛坤认识到，由于档案与图书在形成规律和性质上的不同，档案分类法不同于图书分类法，没有哪一种图书分类法能完全适用于档案的分类。在他所发表的《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略论关于旧档案问题》及编写的讲义《档案经营法》和《档案行政学》中都分析并肯定了西方档案学家所提出的尊重档案原形或原群的思想，并在其1957年拟定的《中国国家档案馆规程草案》中明确提出，档案分类“应尽量遵守原档原则”，体现了他对来源原则的吸收及中国化应用。
毛坤早在《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1936年）一文中指出，在档案分类中要特别关注“有档机关”的行政组织，应该“尊重原形”或“尊重档案之原群”。他对respect of Fonds一词的来源及含义进行了解释，参考了欧美档案学家关于“尊重原形”的思想。他引用了约翰逊（C.Johnson）所著《档案保管法》、詹金逊（H.Jenkinson）所著《档案管理法》以及美国斯铁氏（C.C.Stiles）所著《衣阿华州公档论》关于“尊重档案群”的观点，即“每一足以独立的档案群（respect of Fonds）不可任意分离”“档案分类的要点在于不失原来行政之组织及合乎行政上之应用，总之以不可离respect of Fonds为是”。[7]他认为，老档及新档在整理中都离不开这条原则，档案的分类不能凭空臆想，必须根据已有的文件或“有档机关”的现行组织进行整理。他还进一步以行政院、内政部、湖北省、武昌县、江宁县等各级政府部门的档案分类为例，详细阐述了尊重来源、尊重组织内部机构的分类方法。
毛坤在1957年所拟定的《中国国家档案馆规程草案》则充分体现了他对来源原则的吸收和应用。该草案第六章“国家档案馆档案分类编目规程”第2条规定“本馆分类档案应尽量遵守原档原则”，对于什么是“原档”，该条第2款规定“某一机关某一企业某一军事单位某一公共组织在其活动运动过程中所产生遗下档案之整体，谓之原档”“凡有独立机构性、独立运行权之机关、企业、军事单位、公共组织，其档案各为一原档”，并进一步解释“独立机构性、独立运行权之档案者，系其机关之存在独立之预算、有独立之人事处理、有独立之组织法，以确定其地位和职责”。[8]同年，毛坤发表的《略论关于旧档问题》一文中也强调了“范档原则之遵守与利用”。他指出，“范档一词系从fond一词音译，译为原档亦可，其含义颇难意译，大约为依机关、依集团、依原档、依单位之意”“档案分类原则当尊重单位，不可随意分割也”。[9]
2.3 关于国家档案机构体系建设及档案分级集中管理的思想。毛坤认为，为了确保档案的真实可靠，应当将其保管于法定的档案管理机构中。“要之档案之性质，第一是无偏无颇，第二是真实可靠”“故档案必须保管在某种完善可信之档案管理系统中传下者方为可靠”。[10]
毛坤将档案管理机构分为独立档案管理处和附属于机关的档案管理处，分别用于新档和老档的存储。毛坤认为，全国独立的档案管理处按照行政区划可划分为三级：全国档案管理处、全省档案管理处、全县档案管理处，负责保管同级行政机构、社会团体的老档，确立了全国档案资源分级集中管理的体制。此外，毛坤进一步指出了各级档案管理机构之间的业务联系和隶属关系，“应该规定全省档案管理处每到一相当时期送一份档册目录归全国档案管理处备查”“全县档案管理处每到一相当时期将档册目录送交全省档案管理处备查”，并可以通过自行协商将部分档案送到上一级的档案管理处保存。[11]
毛坤关于国家档案馆的建设蓝图在他拟定的《中国国家档案馆规程草案》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详述了国家档案馆的创建、组织、工作、人事、征录、分类编目等基本内容，包括：国家档案馆建设规划和责任方、与其他组织机构的关系、内部人事安排及职能分配，以及档案收集、分类编目、保管、利用、销毁和资料编印等档案业务流程及规则，对于新中国的国家档案馆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3 毛坤对于档案业务工作的真知灼见
毛坤不仅是中国近代档案学理论思想的启蒙者，更是一位熟知文档管理各个环节的档案业务专家。他精辟地指出“理想的档案管理制度应符合正确、简单、經济之伸缩性各条件”，他对公文的制作、档案的收集（征集）、整理（分类）、鉴定、保管、利用及销毁等档案业务工作方法都提出了许多独到的个人见解。
3.1 关于档案的制作。毛坤从文档管理的前端着眼，强调文件的内容、形质、制作的流程等直接影响归档以后档案管理效率和质量。首先，在内容上，他认为“公文的内容最好是简实合理，不要繁复冗滥”“管理的时候，凡摘由、分类、编目、标题，也易得其真意”;其次，在形质上，“某种同样的文件，应当用划一的格式”“文件的质料，不但大小长短应当划一，并须用同一坚韧经久的材料作成”;再次，在制作流程上，他分析了文件的收发程序及在收发过程中留下的记录对于将来归档后的前后联络作用，在这一点上，他赞同文书档案连锁法关于“总发文簿与档案总簿相同”的做法，可以使档案管理更加省时、省事、便利。但对于老档而言，连锁法则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此外，毛坤还用“再造”一词生动地描述了档案的修复工作。他指出“档案已经来到档案室了，因脆弱模糊而加以修补誊抄，因贵重而加影本，因公开而加以印刷。使它的生命延长，使它的功用扩大。档案室设置修理部、出版部等就做这些事情。管档的人也可以算有始、有终、有首、有尾”。[12]
3.2 关于档案收集、征集。毛坤认为，为了方便档案收集、登记工作的顺利开展，档案室从文件的接收、产生之初就应该按照档案管理的要求对文件进行管理，即“收发处完全作为档案处之一部分，由档案处派人负责为之。凡其所登记者，即将来所保管者，一切手续自无须重复”。[13]这一观点体现了毛坤对文书、档案内在关联的洞察以及朴素的前端控制思想。其次，毛坤十分关注档案征集问题，主张对非公共机关及私人向国家档案馆捐赠档案的行为给予特定的奖励;设置档案征集专项经费，鼓励国家档案馆征购传录散失的重要档案;明确档案传录的标准，训练专门人才以传录不能收回原件的档案[14]。
3.3 关于档案整理和分类。如前所述，毛坤主张档案整理遵守“原档”原则，原档内档案可保持来源机构的分类系统和整理顺序，充分体现了其尊重档案来源及其原始整理顺序的思想。此外，毛坤对于旧档的整理与分类、档案的“总储”与“分储”等问题颇有个人主张。他在《档案经营法》一书中对同一机构形成的新旧档案的整理尤其是“旧案重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旧案是否全依新法重新整理之;分散于各部分之档案是否一律集中之”。他认为，“在一般原则上言，旧案应重整、应集中，但旧案重整，有该机关直接之旧案、有较间接之旧案、有更间接之旧案，不能通通按照新法整理”，反对“将某种已成系统之旧档加以分散”。他认为，“其组织不同则分类之法殊异”，对甘乃光提出的将数量巨大的旧档分入新档体系中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延伸到对档案“总储”（总管制）与“分储”（分管制）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出“年代愈远之旧档愈应当、愈可能行总管制;机构房屋之建筑、办事地点愈集中者，愈应当、愈可能行总管制。反之，即不应当或不可能集中，而分管制即得存在其间”，最后，他精辟地指出“吾人应以集中为他日之体，以分散为现在之用可也”。[15]
3.4 关于档案保管和利用。毛坤认为档案保管以维护档案安全为核心。档案管理机构应明确档案阅览借用程序、档案遗失损毁的惩处措施，建立档案备份、修补制度，珍贵档案制作复印品代替原件提供利用等。档案库房应“坚固畅朗，具有各种安全与便利之设备”，满足“防火、防水、防潮、防湿、防虫、防鼠、防兵、防盗”等要求。[16]档案利用应兼顾档案的安全和利用的便捷，由于“损失档案者，不但不能复得，且易发生其他问题”，故档案借阅应审核利用者的使用权限，做好借阅登记，保证档案借阅期间的安全并能够及时归还。当档案遗失时，需要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通过补记等手段尽可能地恢复档案内容，而非仅仅向领导报告和惩治失责之人。另一方面，他主张档案馆“为求应用档案者之便利，备有各种目录索引及应用本馆档案之指南”，鼓励档案馆编印档案以便于“流通及便利参考与研究”。[17]
3.5 关于档案价值鉴定和销毁。毛坤认为档案具有双重价值，“档案本身之功用及其现在之功用，乃档案之第一要义，历史性质及供他人研究之用者，乃档案之第二意义也”，而老档与近档（现档）在这两个方面的价值和功用有所不同，“老档应以历史性为主，近档应以效用性为主”，因此，他认为老档应由档案管理者、历史家和行政者共同组成委员会进行鉴定，近档（现档）应由形成者自行选择。[18]由于老档经过自然淘汰留存下来的数量较少，而现档大量产生，毛坤提出“老档宜‘过存，现档宜‘慎选”的档案鉴定原则。档案销毁应当制定“严密之监督及审核制度，以防止抽换、偷窃及泄露”。[19]档案销毁的方式主要有火焚、出售、转移、水渍和掩埋等，可出售给造纸厂对纸张重新利用或者出售给旧书铺、私人对档案内容进行重新利用。4 毛坤档案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如上所述，毛坤是近代中国档案专业教育的先驱，为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历史性贡献。他是第一位讲授档案课程的中国人，也是文华图专档案教育开办的主要策划者和推动者，使档案教育从一开始附属于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到独立设置专科，开辟了中国档案专业教育的新纪元。
毛坤引进、借鉴了西方的档案学思想与方法，结合中国档案工作实际和现实需求，促使档案业务工作走向了专业化和规范化。他系统研究了英国著名档案学家詹金逊的《档案管理法》以及美国历史学会出版的《地方档案之保存》等档案学著作，翻译了《英国官档局用档规程》《美国档案管理员之训练》《欧洲训练档案管理员之经验》《法国大革命后之档案管理》《国家档案分类之三个步骤》《苏联档案馆决定档案群（范档）之规则》以及美国历史学会档案委员会的第十三、第十四次报告，将西方的来源原则、档案管理方法及档案教育理念等引进到中国，将其思想精髓融入到他所编写的系列档案专业教材之中，融合到其档案专业教学及学术研究之中，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给养。
“师古效西而不泥，熔之于一炉为我所用”是毛坤治学精神的真实写照[20]，也是构筑其档案思想体系的基础。他灵活地借鉴了图书馆学对书籍的分类、排列、登记等技术方法，但清晰地指出了图书与档案管理在理論原则及实施细节等方面的不同;他通晓中国的旧档管理问题和新档管理要求，同时，对西方的经典档案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颇深，吸收了来源原则的精华并将其与中国政府机关的档案工作实际相结合;他推崇詹金逊等欧美档案学者的思想，又着重分析了徐旭生和梁启超等中国学者的档案思想，但他并不迷信权威，而是善于吸取其合理部分，摈弃其不合理部分，形成了独具个人特色的档案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形成体现了一代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学养的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过程中所具有的兼容并蓄、不惧权威、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正是由于具备了这种科学的治学精神，毛坤的档案学思想能够经久弥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智慧与服务是文华图专的校训，也是文华精神的核心，而毛坤在创办和发展中国档案教育以及从事档案学研究过程中都秉承并发扬了这一精神。遗憾的是，由于战争等时代条件的局限，毛坤的档案学思想未能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得到全面的实施，但他所播下的思想种子能够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毛坤的档案教育思想、档案学术思想及其科学的治学精神都对我们今天的档案教育和研究具有启发作用。本文仅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关于档案专业教育在学科融合背景下的定位问题。
毛坤等文华图专档案专业的创办者和骨干教师都具有图书馆学科背景，文华图专的档案专业教育脱胎于图书馆学教育这个母体，逐渐自成体系，成为一个新的专业，但图书馆学专业与档案学专业之间存在持续的交叉与融合，这在师资、课程设置及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二者既互相独立又互为补充、互相扶持、互相促进，符合图书馆学与档案学这两个邻近学科各自的学科属性及共同的属性特征，能够满足当时图书馆与档案机构对人才学科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的基本要求。
当前，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趋势明显，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这三个邻近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不断深入，不断融入信息资源管理这样一个外延更为宽泛的学科。尤其是在“互联网+”环境和大数据背景下，图书馆学、情报学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之间的融合速度、融合程度都在不断加强，而档案学也向外与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不断发生交集。在当前的学科生态环境下，任何一门学科不可能与其他学科隔绝、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下孤立发展、独善其身，这也是社会对既具有综合知识素养，又具有核心专业能力以及良好职业道德修养的人才需求的体现。
档案专业教育如何在学科融合背景下准确定位？研究毛坤在20世纪30-40年代主持设计的档案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我们发现，该培养计划体现了求同存异、独立而开放的教育思想，它除了设置必要的档案核心专业课程和图书馆学基础课程之外，还设计了人文、历史、社会学等领域的相关专业课程以及自然科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音乐、国文等通识类课程。它既专注于档案专业核心知识及技能的传授，但又不拘泥于此，而是设计了大量的选修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具有拓展性的、可自由选择的学习空间。
我们认为，学科融合的基础是首先承认每个学科自身都有自己的内核，学科之间存在边界。作为档案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巩固深化档案学的内核，在学科融合背景下既要坚守专业基础、体现专业特色、面向专业需求和提供专业训练，体现档案学所独具的学科性质、学科特点及行业需求;又必须具备开放的教育理念，为学生提供一个自由、可拓展的学习空间，能够为其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及所面临的职业挑战提供必要的知識储备和能力素养，在学科融合背景下培养能够引领新时代档案事业发展的档案人才。
第二，关于档案学研究中的开放包容与独立自信问题。
我们研究毛坤的著述，发现他对同时期欧美档案学的研究进展十分敏感，他广泛了解美国、英国、苏联等国的档案学思想及方法，并在中国档案管理环境及语境下对其进行了准确的解读，吸收其精髓，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档案思想体系，这在他翻译的论文、发表的档案学著述中有充分体现。他既对欧美档案学思想持引进、接纳的开放态度，又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的档案管理问题，而且具备哲学、史学基础及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这使他的档案学思想不是空中楼阁，不是简单的嫁接，不是玄谈空论，而是能够体现中国档情、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的思想体系。这对我们当前进一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发展道路，在与欧美档案学思想交流中自觉遵循开放包容与独立自信的原则，坚持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促进中国档案学思想“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总之，毛坤的档案教育思想、档案学术思想及治学精神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能够为今天的档案学科建设及档案教育发展提供宝贵的思想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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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来稿日期：2019-0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