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的改造

    纪文瑾

    

    

    

    摘 要:本文从艺术图式的角度分析文革时期石湾人物陶塑的图示语言和形象意义,分析文革时期石湾人物陶塑创作,在既服从于政治意识形态,又相应衍生出与之配套的技术语言时,完成对旧有艺术模式的改造过程。文革初期石湾陶艺家的陶艺创作与当时的“阶级斗争”的主题、“为农民服务”的立场以及“民族化”的形式有着莫大关系,是为了解决艺术的大众化、民族化的问题,从而开辟无产阶级革命雕塑艺术的完全崭新的时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文革石湾陶塑创作是延续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和社会理想,将毛泽东时代的美术推向顶峰的一个特殊艺术创作状态,是毛时代美术独一无二的形象表达和视觉象征。

    关键字:文革时期;石湾人物陶塑;工农兵形象;改造;形式;语言

    1 引言

    石湾现实题材的具象陶塑人物可追溯至东汉。独立陶塑人物塑像始于明代晚期,盛于清末民初。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很快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石湾陶塑人物创作有了较大发展。政府以国家行为恢复民间工艺,组织文艺干部向民间艺人学习,形成新中国成立后石湾陶塑艺术的第一个繁荣的局面。

    文革时期文化为政治服务,石湾的陶艺文化也不例外,是继新中国十七年的艺术繁荣局面之后,连续不断地沿着毛泽东文艺路线、社会理想引领的方向,建构新的美术形态和样式的特殊时期。1966年,由刘传、庄稼、刘泽棉、廖洪标、黄松坚、刘炳、霍胜等大师及老艺人赴北京复制四川美术学院创作的大型雕塑《收租院》(图1),《收租院》以农民所熟悉的形式反映阶级斗争的主题,随着文革的开始以及对阶级斗争的重视,其夸张、程式化、概念化的人物造型成为文革时期石湾陶塑人物创作的模板,同时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直接图解。在之后延续的文革石湾陶塑作品中,毛泽东时代的艺术被推向顶峰,完成了从观念到语言的全部建构,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理想完全匹配的风格样式、创作方法,最终成为一种特定的形象表达和视觉象征,也是毛时代美术的终结。

    对于文革石湾陶塑而言,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和社会理想本身,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并对艺术创作,从题材到语言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谓文革美术模式,正是毛泽东的“革命浪漫主义”和“乡村乌托邦”发展到极端的产物,是一种特定的形象表达和视觉象征。

    2 文革时期石湾陶塑人物的题材及创造

    2.1伟人形象及含义

    在文革时期,创作最多的作品大概是伟人形象,特别是毛泽东形象了,一切在当时被打倒或没有被打倒的艺术家都有刻画过毛泽东形象的经历。当然从历史上看,可以说在延安时期,当毛泽东取得绝对的政治权威,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以后,毛泽东形象就开始出现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形象开始在各种现实和历史题材中被给予广泛的描绘,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活动,都成为艺术创作中被表现的对象。毛泽东形象既具有革命领袖的伟大气概,同时也有描绘毛泽东朴实可亲、比较生活化的一面。这一时期,石湾建筑陶瓷厂制作了大量地毛泽东胸像。石湾陶瓷日用二厂、石湾瓷厂则制作了大量地陶瓷质地的贴花毛主席像章,而美术陶瓷厂则是以浮雕母版的形式制作有立体感的陶瓷毛主席像章。同时也有个人创作,如刘泽棉1967年制作的《毛主席胸像》,庄稼1973年制作的《毛泽东立像》等,廖洪标创作的《毛泽东与林彪》,表现了两位领导人互相交流密切合作的场景;还有集体创作的《毛主席与我们在一起》(图2),表现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场景,前方一位女红卫兵亲手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整个作品表现出红卫兵对毛主席的崇敬,又不失亲切活泼。

    2.2工农兵形象的塑造

    新中国成立后,工农兵一直是石湾陶塑作品中的重要表达对象,但在文革时期的作品中,工农兵的形象开始有了英雄的性质,由此而使他们承担了众多的政治功能,具有众多的象征含义。

    首先,他们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主体,如黄松坚《炉前奋战》(图3)、刘泽棉《移山造田》(图4)、廖洪标《改天换地》、梅文鼎《大寨人》、集体创作的《引水上山》(图5)等,表现出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农民改天换地,建设祖国的决心。其次,他们是阶级斗争的主体,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他们都是革命的卫士与先锋,如集体创作的《批判571工程》、《保卫西沙》,刘泽棉《南海前哨》、刘炳《练兵日记》等,从象征意义上说,正是这些作品中描写的阶级斗争,证明了阶级斗争年年讲、天天讲的必要性;证明了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与及时性。第三,工农兵还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老师,承担着教育下一代的重任,如集体创作的《上山下乡》。第四,在任何一件作品中,工农兵形象的精神状态或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或欢天喜地、喜气洋洋,都证明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与繁荣。

    2.3文革中新生事物的塑造与歌颂

    “文革”中的新生事物,指的是一些在“文革”中具有特殊性质和意义的新生事物,除了带有广泛性和典型性之外,它是一种在“文革”的环境和土壤里扎根开花,并在“文革”中被强化和扩张的“新生事物”。

    (1)各族人民学马列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体现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人民日报》1969年1月3日头版头条报道:“从无产级阶文化大革命蓬勃兴起的1966年开始,到1968年11月底,我国共出版、发行了包括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各种文版的《毛泽东选集》1.5亿部,相当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15年出版总和的13倍多。”同期“全国还出版、发行了《毛主席语录》7.4亿多册。”“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全县从七八岁的小孩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人人有《毛主席语录》,户户有《毛泽东选集》。他们说:“毛主席的书是我们的命根子。一天不吃饭不要紧,一天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就耳朵不灵,眼睛不明,方向不清。”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集体创作的《王进喜与群众交流<毛泽东选集>心得》(图6),反映了铁人王进喜与工农兵一起交流读毛主席选集的心得体会,王进喜坐在工农兵、老百姓之中,正投入地像大家讲述自己学习毛泽东选集的体会,其他人或坐或站,有的认真记着笔记,并露出会心的笑容。

    (2)赤脚医生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指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认为,现在卫生部的工作只为全国人口的15%服务,而这15%主要还是“城市老爷”。医疗卫生工作应该把主要的人力、物力放在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医疗上。为解决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改变我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广大医务工作者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克服种种困难,深入到农村和边疆地区,或热心为贫下中农治病,或积极培训农村的“赤脚医生”。文革中“赤脚医生”作为新生事物大力宣传。这一题材的石湾陶塑作品亦应运而生。

    代表作有庄稼的《试针》(图7)、黄松坚《赤脚医生骑马像》等。《试针》表现了一位傣族姑娘打扮的赤脚医生,为了给人治病,先在自己身上试针的感人事迹,人物塑造秀雅脱俗,真实反映了当时我国农村赤脚医生的工作状况。黄松坚的《赤脚医生骑马塑像》表现了一位女青年赤脚医生头围浅色围巾,身穿淡青色蒙古袍,脚蹬皮靴,身背药箱,骑着一匹骏马飞奔在草原上,表现出女赤脚医生急人所急,火速为人治病的场景。 (3)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大字标题刊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文章,同时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小将打起背包,告别父母踏上征程,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5年1月20日《参考消息》称:“我国有将近一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在我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彩釉女青年唱歌》是庄稼于70年代早期作的,表现了文革时期在农村的田间地头,休息时分经常可以见到高唱革命歌曲的情景,知识青年和农民姐妹一起唱歌,一起劳动,这叫做同学习、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有集体创作的《上山下乡》(图8),通过一老一少的组合,男青年站在下端右手将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左右拿着一顶草帽,望向老农民指向的方向,表达了青年人一心一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心。

    3 文革时期石湾陶塑人物创作的美术模式

    3.1图示语言

    整个文革石湾陶塑,由一个总的明确的指导原则来规范创作思路,这个原则就是“三突出”原则。“三突出”原则是在文艺服务于工农兵的思想基础上: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创作套路。创作目标的“唯一”,创作方法的“统一”,必然带来作品面貌的“统一”,使此时期的作品呈现一种广泛的模式化格局。

    (1)构图模式化

    在作品构图方面,大多采用“金字塔”型或斜对角线型构图。前者给人以稳定有力之感,如集体创作的《送芒果》(图9)、《保卫西沙》(图10)、《批判571工程》以及庄稼的《兰考人民多奇志》(图11),给人一种纪念碑式的感觉。以《兰考人民多奇志》为例,虽然刻画了三个人物,但是通过其构图,让人很迅速地分辨出哪位是主角,并有效地突出主角的光辉形象,两边则是典型化的农民形象;斜对角线型构图则注重自上而下的动势,多见于表现一种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比如集体创作《艰苦创业》(图12)、《渔业大有作为》(图13)。斜对角线式的构图使作品在轮廓上有一种往上的动势,符合于题材内容的鲜明节奏。《艰苦创业》、《渔业大有作为》的构图基本相似,都表现一种汹涌前进的节奏形式,很好地体现出他们英勇的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或者是一种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给观者以鼓舞和信心。这些遵循约定的类型形象和构图方式,如符号般达到最简便、最直观的视觉效果。

    (2)人物形象模式化

    文革时期最典型的工农兵形象一般是:工人和士兵为男性,工人身着工作服,头戴炼钢工帽,士兵身着军装,手持钢枪;农民为女性,身着土布衣,头盖白头巾,如集体创作《批判571工程》。后来根据组合的需要,会保持工人形象不变、士兵不变,农民换成男性形象,比如集体创作的《南海长城》、《送芒果》。以此类推,基本在一个框架里做有针对性的改动,整体形象保持一律。人物形象的表情也模式化:喜庆状时为咧嘴露白齿;愤怒状时为剑眉瞪眼闭唇。那种眉毛和眼尾上翘的如鹰眼般的神情借鉴了京剧中的舞台人物化妆形象,以示猎人的利眼可以看透坏人的本质。

    同时在人物面貌的刻画上,男女特征并不是那么清晰,女性形象从一贯地“娇羞、柔弱,甜媚”等“女性化”的强调,而代之以对健康、纯朴、英武等“男性化”性质的突出。“浓眉大眼圆脸盘”的男性化外貌和男性化着装成为最普遍的女性形象的刻画模式,刘泽棉《南海前哨》、《苗寨喜丰收》,刘炳《洪湖赤卫队》,以浓眉大眼、短发、男装、英姿飒爽等戏剧化的标志图解英雄概念,又以刘海儿、红头绳、围裙等局部外在的细节上依稀标志出女性痕迹,从而完成对女英雄双关意义的契合。以刘泽棉的《苗寨喜丰收》(图14)为例,肩挑麦穗的女农民经过作者的精心刻画,在黄色调的麦穗衬托下,有效地把观者的视线和注意力引向主要部分,从而突出了人物形象和作品主题的表现,使作品更加生动,同时女农民的面貌特征属于典型的“浓眉大眼圆脸盘”模式,细节的细致描绘增加了基于整体的丰富度,比一般僵硬的模式化作品更耐看:紧束的腰身和贴紧的衣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的躯体美,这在一般草率的模式化创作中难以见到的。

    3.2表现手法

    为了适应艺术图式的表达需要,表现手法也必然紧密相连。政治理想化和民间化的写实主义造就了“高、大、全”和“红、光、亮”的艺术模式。

    当我们分析塑造方式的同时,也要注意此种模式的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文革石湾陶塑的创作模式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样板戏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如戏剧化的造型、人物组合的“三突出”构图、英雄形象的“高大全”等。艺术家们在谈到创作体会时,也会涉及创作如何向革命样板戏学习。实际上,样板戏的某些因素对文革石湾陶塑的影响是非常具体的,例如刘泽棉《杨子荣》、《娘子军》、《李玉和》,集体创作的《红灯记》(图15)、《方海珍》(图16)是典型的样板戏中人物塑造。

    从形象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到文革时期的石湾陶塑作品间接或直接地接受了样板戏、主题电影的形象启发,但是,我们也得到从平面形象转化为立体形象的塑造美学方面的启示:以马海的《地雷战》(图17)为例来说明人物的塑造以及相关的技法问题。《地雷战》是1962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经典之作,作品塑造了山东地区民兵以地雷战的方式作为抗战时期的最重要的作战方法之一。作品中,一位男民兵头盖蓝色头巾,身着白布褂子,裤脚扎住警惕地望向远处,他一腿曲膝,一条腿匍匐在地上,左手盖住一枚地雷,右手紧紧握住一把斧头,身背一把大刀。一位民兵的所有装备皆然一身,并保持随时向前的进攻态势,将战斗的残酷和中国人民不曲不饶地精神完美地表现出来。这就如样板戏中对英雄的塑造,从着装及动作的每个细节都有明确的指示意义,并且排除一切干扰性因素,达到一种典型化的极致。然而,这件作品在极具典型化特征的同时,又避开了生硬的概念化套路,对山东民兵形象特征的把握,对人物动态的微妙刻画,都使人物形象与当时最为常见的形态夸张、内涵空洞的造型拉开了距离,而这种探索因其独到的审视角度和技巧而没有完全堕入模式化的狭窄圈子。同样出色的作品还有廖洪标的《海岛民兵-搜索》(图18)。

    从《地雷战》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石湾陶塑人物塑造根植于关注工农兵却又完全超越其上的英雄式表述。即来源于现实生活又拒斥再现生活而将生活诗意化的创作道路。并且在服从于政治意识形态时,相应衍生了与之配套的技术语言,构成对旧有技术模式的改造。

    4 结语

    如果说文革初期石湾陶艺家赴京模仿创作《收租院》,与当时的“阶级斗争”的主题、“为农民服务”的立场以及“民族化”的形式有着莫大关系,是为了解决艺术的大众化、民族化的问题,从而开辟无产阶级革命雕塑艺术的完全崭新的时代。那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可以看到文革石湾陶塑创作是延续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和社会理想,将毛泽东时代的美术推向顶峰的一个特殊艺术创作状态,是特定年代中国美术独一无二的形象表达和视觉象征。

    文革石湾陶塑创作是建立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础上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观念,必然要求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化;要求美术作品具有象征民族文化身份的功能。正是在这些要求下,这个时代的美术家们在视觉形象的创造上,不断地与工农兵的欣赏趣味相融合,以符合他们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而毛泽东对他的“乡村乌托邦” 的执着,使文革石湾陶塑创作模式能在一个最根本的基点上被建构起来,因为文革创作模式中的所有因素“红光亮”、“三突出”、“高大全”,都是为了证明那个毛泽东用一生所构想、期待和憧憬但还未成为现实的中国农民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