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德日两国对二战罪责之不同态度及其启示
周宝砚
摘要：同样是二战发起国、战败国，但德日对战争罪责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战后的德国通过参观纳粹集中营及举行各种纪念活动，让德国人铭记历史；通过不断挖掘战争根源，让德国的国民精神得以新生；通过公开审判，让纳粹分子无处可藏；通过编写反应历史真相的教科书，让青年深受教育；通过对受害国大量赔偿，取得了受害国谅解。而日本严重歪曲侵略历史，粉饰其战争罪行；公开审判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随意篡改历史教科书，误导下一代；全然无视受害国人民感情，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军国主义复辟大有市场；仅支付少量战争赔款，对民间赔偿几乎不与理睬。探寻两国对待战争的态度、做法，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对战争罪行真心悔过，才有利于取得受害国人民的谅解；只有对战争罪责有担当，才有利自身发展壮大；只有对战争灾难经常反省，才有利于激起人们对和平的渴望。
关键词：德国；日本；战争罪责；态度；启示
中图分类号：D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12-0077-03
德日都是二战发起国，又同是战败国，但两国对战争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德国能够深刻认识战争罪责，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普遍尊重。而日本还处于掩饰、回避甚至歪曲战争历史的状态。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正视历史、积极反省，才有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和世界和平，反之，不仅阻碍自身发展，还会造成周边紧张局势，威胁人类和平。
一、德国对二战罪责的反省及表现
战后初期，刚刚经历了战争的德国自身也是千疮百孔，面对这种状况，一些德国人自然地把自己也看成战争的“受害者”，很少去反思自己给其他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但这种状况很快随着纳粹集中营的解放、专家学者对战争根源的深入挖掘和思考以及纽伦堡审判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是通过组织居民参观纳粹集中营，让纳粹罪行公之天下。希特勒统治期间，纳粹德国在境内外建立了大量集中营，集中营被用来关押政治犯、战俘以及犹太和吉卜赛平民等。在德国解放前夜，盟军解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组织当地一千多名居民前去参观，居民们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撼，那里关押着2万多名骨瘦如柴的囚犯，堆积着小山似的累累白骨，他们简直难以置信在距离德国文化中心魏玛咫尺的地方，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反人类暴行。此后，随着奥斯威辛集中营、达豪集中营等被建成纪念馆并对外开放，纳粹罪行暴露无遗。德国人在参观这些集中营时，心灵受到极大的冲击和震动，他们不再把眼光仅停留在自己所受的战争苦难上，更看到了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更深刻地体会到和平的珍贵。
二是通过追问战争根源，从精神层面探究如何避免战争。二战结束后，要想正确认清这场战争，就必须还原战争真相，追溯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佩斯认为，“战争罪责问题是‘德国人灵魂生死存亡的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才能给德国人的灵魂带来必要的、彻底的新生”。1945年11月，他创办了著名的《转变》杂志，旨在帮助同胞从“忍耐、顺从的、无个性的动物，成为独立和觉悟的、注重保护自由的人的集体”。此外，还有本诺，赖芬贝格创办的《当代》、初创于俘虏营中的《呼声》等刊物，开始反思并批判德国军国主义和“普鲁士精神”。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参与，使得德国国民的精神得到新生。
三是通过公开审判战争罪犯，让纳粹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1945年11月至1946年10月，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对21名纳粹德国首要战犯和一些机构进行了起诉。在法庭上，起诉书列举的事实令旁听者震惊，展示的证据让旁听者落泪，播放的集中营纪录片更是令人发指，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深深震撼着、冲击着每一位听众的心灵，教育着受蒙蔽的民众。通过这次审判，使这场侵略战争的发起者、组织者、执行者都受到应有的惩罚。此外，欧洲还设置了“纳粹战犯追究中心”，对战后审判中漏网之鱼进行无限期缉拿，使他们即使逃脱一时的惩罚，也面临终身追责的风险，这对纳粹分子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
四是通过科学编写反映历史真相的教科书，加强对下一代教育。如何让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依然了解那场战争的真相，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教育，编写反映历史真相的教科书是二战后德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从已编订的教科书来，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用了整整一个章节包括六个小节来处理二战主题，大约需要一个半学期的课时，内容包括希特勒如何上台，如何动用宣传机器和手段，蛊惑和引诱德国人民走上战争的道路，以及希特勒的军事扩张、种族大屠杀、人民的反抗和抵制活动、盟军的胜利和德国的解放等等。为了配合教学，老师还会在德语课上安排阅读有关“二战”的文章，学校也会经常放映与“二战”有关的优秀电影。正是通过大量客观真实的教育，才一步步引导着德国青年认清历史、反省历史，从而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五是通过设立战争纪念日以及举办经常性纪念活动，让人们铭记历史。70年前的5月8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也是纳粹德国投降日。但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却被德国人定为解放日。1985年5月8日，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发表讲话，他指出：“5月8日是解放之日，我们大家（在这一天）从纳粹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一举动在德国国内及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响。根据德国“POLIS”民意研究所做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80%接受调查者认同这一天是解放日的观点，6%的人认为这一天对德国既是战败日也是解放日，只有9%的人把这一天视为德国战败日。在这一天，全国各地都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同时，在德国的首都柏林还建有专门纪念二战中被屠杀的犹太人的纪念碑和纪念馆，时刻提醒每位德国人勿忘纳粹罪行。
六是通过支付大量战争赔偿，让受害民众得到补偿。德国战败后，同盟国通过了“分区赔偿”的原则，从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获取应得的赔偿。不久，对其他受害国及人民的赔偿也提上日程。1952年3月，德国同以色列就赔款问题进行会谈，并在同年9月10日签订了《卢森堡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德国向以色列赔款共计34.5亿马克。条约的签订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进一步促使德国人对战争罪责进行深刻反省，而且也使得德国与犹太人世界的关系趋向缓和，再加上，德国国内修订了新的赔偿法，也为日后犹太人受害者以个人名义向德国索赔奠定了法律基础。此后，德国还对受害的纳粹劳工进行了大量赔偿。据统计，从《卢森堡条约》签订以来，德国支付的各项赔偿已经超过700亿欧元。
二、日本对二战罪责的态度及其表现
战后的日本没有从精神、文化层面去深入追溯战争根源，也没有让国民充分了解战争给受害国带来的伤害，相反，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增长，使日本与受害国关系也时刻处于紧张状态。
一是严重歪曲侵略历史，粉饰其战争罪行。与德国截然不同的是，战后的日本不仅没有认真反思侵略历史，没有真诚地对侵略罪行认罪、道歉，反而不断地否认和歪曲历史。1994年，内阁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竟然对记者说：“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是为日本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区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认真考虑的产物。战争的目的在当时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许与正当的。”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06年第一次当选后居然宣称“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是政府和军队介入了绑架和强制慰安妇问题”。这些言论极大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自然不能得到他们的谅解。
二是公开审判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不可同日而语，“东京审判条例”不仅没有追究“国家元首”战争责任的条款，而且检方明确表示对天皇不予起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只对25人进行了审判和判决。其中，7人处以绞刑，16人处以无期徒刑，2人处以有期徒刑。但需要指出的是，二战结束后不久，由于冷战序幕的拉开，美国为了把日本变成反共的前沿阵地，竟不顾亚洲受害国的强烈抗议，释放了大批日本战犯。至1958年4月7日，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均被赦免。其中，有的战犯竟当上了日本政府要员。可见，公开审判的结果因政治需要而成为应景之作，并没有起到彻底清除战争流毒的作用，更没有起到教育日本民众的作用。
三是随意篡改历史教科书，误导下一代。近年来，日本多次修改历史教科书，试图抹杀自己在战争中所犯罪行。2003年，日本政府曾强制删除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的具体数字，把原先的“受害者人数估计在数万人到40万人之间”改成了“许多中国人”被“日本皇军”杀害。201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明年采用的初中教科书审定结果中，一些教科书把日军“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修改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这种在历史问题的描述上一再出现“倒退”的现象，说明了日本对战争罪行的淡化，这不仅难以让青少年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也难以让他们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有清醒的认识。
四是全然无视受害国人民感情，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与德国领导人对战争的真诚忏悔相比，日本多名首相任职期间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在职高官则一步一趋。靖国神社供奉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及军属，绝大多数死于二战，包括14名二战甲级战犯和约2000名乙、丙级战犯的牌位。因此，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实质是，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企图颠覆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审判，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他们这些做法，受到中韩等国的强烈抗议。
五是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军国主义复辟大有市场。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不仅并没有淡出历史舞台，而且时时存在着复辟的可能。尤其是今年的7月16日，日本联合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强行表决通过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内容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此前日本历届政府都以宪法第九条为依据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根据新的安保法，日本自卫队在海外用兵将不但不受地理条件限制，而且其发挥的作用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原来的后勤支援变为战场支援。可见，自卫队今后将不再防御性武装力量，而转变为有极强进攻性的军事力量。这一做法有把日本带回战争状态的危险。
六是仅仅支付少量战争赔款，对民间赔偿几乎不与理睬。对于日本的战后赔偿问题，《旧金山和约》中没有明确规定，只是指出：“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和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根本没有提及赔偿的具体数额及分配方案。1949年，美国单方面提出中止日本的战争赔偿计划。对于对中国的赔偿问题，日本采取拖延战术并展开外交攻势，先是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不赔偿条约，后来在中日建交时，中国政府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放弃了赔偿要求，但这仅代表官方，民间赔偿并不在此列，可是，日本政府却以此为由，拒绝近年来中国的劳工索赔、慰安妇索赔等。从1995年至2013年的18年间，日本法院审理的近30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来自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没有等来一场真正的胜诉。对于其他受害国，日本从1947年至1994年，仅向印尼、菲律宾、缅甸、越南及韩国共支付战争赔偿金总额6565亿日元，约合18亿美元。这与德国的赔偿相比，有天壤之别。
三、几点启示
通过梳理德日对二战罪责态度及其表现，可以很容易理解，同样是战争发起国同样是战败国，为什么德国可以被原谅、被接纳，而日本却不能。同时，也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只有对战争罪行真心悔过，才有利于取得受害国及人民的谅解；只有对战争罪责敢于担当，才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只有对战争灾难经常反省，才有利于激起人们对和平的渴望。
一是只有对战争罪行真心悔过，才有利于取得受害国及人民的谅解。二战结束后，德国上至政府首脑下至普通百姓，都能够对战争罪行进行反省并积极采取措施让受害国及人民原谅自己、接纳自己。反观日本，不仅没有对战争罪行真心悔过，而且时不时在受害国人民的伤口上洒盐，其中最伤害受害国人民感情的做法之一就是参拜靖国神社。日本至1978年靖国神圣供奉甲级战犯以来，前去参拜的日本首相就达7位之多，其他前往参拜的高官更是难以甚数。每次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圣都会激起中国、韩国等受害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依然乐此不彼，这就充分暴露了其无意反省战争罪行的真实想法，因此根本无法取得受害国及人民的谅解。
二是只有对战争罪责有担当，才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发展壮大，对德国而言，尤其如此。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殃及了所有周边国家，因此，德国要想发展，必须与周边国家搞好关系，要想走向世界，则必须向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表明他们对战争的态度。无论是对战争受害者的下跪忏悔还是支付大量战争赔款，无不表明德国对受害国及其人民的真诚道歉。正是由于能够对战争罪行深刻反省，德国与他国关系逐渐走向缓和，这也为这个出口导向型国家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德国贸易出口额多年高居世界第一。反观日本，虽处亚洲，却对实力不如自己的亚洲邻国蔑视、奴役甚至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严重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二战后日本经济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没有处理好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与这些战争受害国的关系，对其经济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日本要扩大内需关键就是如何把亚洲国家的需求转变为“日本内需”，没有成功的亚洲外交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恰恰建立在日本尊重历史、尊重受害国人民感情的基础上，否则，其很难走出经济发展的桎梏。
三是只有对战争灾难深刻反省，才有利于激起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如果不能汲取战争教训，未来并不可知。如何让战争不再发生，如何在一代代人心中种下和平的种子，这就要求民众能够随时与历史进行对话，为此，德国国内不仅建立起纪念碑、纪念馆来见证历史，而且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反复宣传战争的危害，同时，德国领导人的垂范作用也对民众的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与之相反，日本对战争的纪念具有很强的片面性和选择性。日本近代以来，发动多次战争，战争痕迹遍布全岛，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各地的“忠魂碑”、“慰灵碑”、“彰显碑”等。从碑名可以看出，日本对战争的记忆是基于军人之于国家的责任，而无法体现出其对战争的明确态度。没有对发动侵略战争产生厌恶、排斥的心理很难阻止战争再次发生。同时，不少日本人更倾向于强调自身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例如，二战中，日本本土受到最强烈的打击就是美国投放的两颗原子弹，日本为此专门建立起原子弹爆炸遗址纪念馆，展现原子弹爆炸带来的灾难，相似的还有东京的昭和馆、广岛和平纪念公同等。对于时刻记住自己是战争受害者，无助于激发人们对和平的渴望，更有可能成为战争复仇的伏笔。只有深刻认识到战争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自己恰恰是战争发动者，必须对受害国真诚道歉，争取其谅解，才能在和平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