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战略选择
柳妍如 李安增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民生得到改善，民众福祉不断增加。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回眸数十年的改革、发展历程，我们一边真切地感受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实含义，一边也必须认清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与时俱进地调整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作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大政治论断，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突出体现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部分领域产能过剩与高新技术领域产能不足的问题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重要依据和实践遵循，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把重心放在破解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深化初次分配制度改革、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原则方面。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经济发展；特征；战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8）02—0015—04
[作者简介]柳妍如，女，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安增，男，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依然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总阶段中的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性质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基本矛盾的时代体现。这意味着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任务依旧是“发展”。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把握新时代经济发展新要求的重要依据和基本遵循，矛盾的性质、状况、程度不同，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方向、重点、途径和机制便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制定战略首先要看清出发点在哪里，深入研究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阈下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象、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探求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是主要矛盾转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也是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一、精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反映出的经济发展问题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集中在：从“落后”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从“社会生产”转变为“发展”，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美好生活需要”，这些关键词的变化反映了人民需求层次拓展提升的历史性变化、反映了经济社会前进上升的历史性变化，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部分领域产能过剩与高新技术领域产能不足这些制约新时代经济腾飞的瓶颈问题。
（一）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省际或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式不平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地理位置优劣、资源禀赋这些先天差异外，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地区政策扶植的侧重点也是重要的后天影响因素。在调解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方面，国家相继出台过很多的政策，当前，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经济发展局面。即东部地区、中部大部地区、西部部分地区共同构成经济发展大盘的基石和砥柱。
但也要看到，在各个地区经济总体势头向前发展的状态下，依然存在“发展进度条”长短各异的隐忧。主要表现为：一是不同区域内部的板块间存在不平衡。从东部地区发展的情况看，一些地方经济体量本身就比较大，即使有的地方在经济增长势头上保持着快速增长的状态，但由于基数的原因，在最终的发展规模上二者之间依然会出现较大的差距。如河北的经济体量就不可以与广东、北京、上海、江苏、山东相提并论。西部地区也是如此，一些地方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甚至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像西藏2017年上半年GDP增速是10.8%，重庆2017年上半年GDP增速是10.5%，贵州2017年上半年GDP增速是10.4%。然而，也不乏一些地方GDP的增速依然较低，像内蒙古2017年上半年GDP增速是6.6%，甘肃2017年上半年GDP增速是5%。从中部地区看，安徽省和江西省的经济增长位居前列，但是山西省仍较为靠后。二是虽然各地区都处于新时代经济发展调结构、轉方式、换动能、新经济新产业快速发展的大潮下，但问题的关键是不同地区对这一形势的反应程度、把控能力和推进力度不一，由此也就形成了不同地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可预见性的悬差。这无疑会进一步拉大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例如，东部一些地区像“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在体制机制改革、产业创新升级方面步伐迈得快些，走在全国的前列；中部一些地区则利用“借力发力”“移花接木”等手段，在摆脱传统发展模式、改变落后状态的道路上快速奔跑。这些找到了促进自身经济快速发展“正确打开方式”并且“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地区必将会实现在新时代经济的腾飞。反观其他一些地区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有的甚至不进反退。这种表象背后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发展质量、核心要素竞争力的差异。如若处置不当，带来的不仅是当前地区间增长速度的差异，更为深刻的影响是未来在发展潜力方面地区间的分化将更为严重。
（二）收入分配不平衡
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其数值介于0—1之间，数值越大，则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衡。国际上通常把0.4这一数值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处于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处于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超过0.5则表明收入差距悬殊。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3，经过数十年的经济发展，2017年7月6日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发表的文章公布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数值上升至0.465，成为远超2016年经合组织基尼系数的平均值的国家。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显著，而且处于风险水平。中国当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资源配置方式以及二次收入分配模式尚未成熟，政府权力在其中的影响力度很大。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已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
（三）部分领域产能过剩与高新技术领域产能不足
当前，我国经济领域内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部分领域产能过剩与高新技术领域产能不足就是其重要表现。在我国产业结构中，工业所占比值较高，而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我国在之前的经济发展中走的路子是依靠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禀赋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行业和外需拉动型经济，成为许多低端制造业的世界工厂，这种发展模式在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钢铁、煤炭、水泥等领域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一方面，部分产能过剩、大而不强给经济发展带来供求关系失衡的伤害、供过于求的经济矛盾凸显；另一方面，产业通过新技术创新领域的转型桥梁尚未完全完成搭建，高精尖领域缺乏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体量相匹配的国际竞争力，使得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过程中，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升级的矛盾愈发凸显。
二、高质量高效益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应有之义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条件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生产要素方面从主要依靠劳动力低成本转向依靠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上；市场竞争方面从单纯的数量、价格竞争转向质量型和差异化上；在资源环境空间方面，从原来的能源资源等相对宽松转向资源承载力接近极限或已达到极限上。以上的种种变化，都召唤经济发展要注重高质量和高效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积极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在经济新常态下，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但并不是指盲目的发展，而是要保持稳定的增长，稳步前进，要注重提高质量效益，着力做强。经济发展新常态对质量和效益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以相对较少的要素投入和资源环境代价产出更多的产品，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更加注重科技含量的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增加以及产业层次的提升；人民群众能够更好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福祉、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决定着中国经济能走多远，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否成功迈向中高端水平。
（二）高质量高效益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指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判断既指出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也为今后的经济工作指明了主攻方向。从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看，我国生产力大幅提高，产能不再短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①。在2017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深刻认识、全面领会、真正落实。”十九大报告对今后的经济工作也提出明确要求：“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就意味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②。
（三）高质量高效益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内在要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的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③。在党的十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全新判断：“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项工作的基础上，将2018年的经济工作主题确定为“高质量发展”，是立足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科学决策，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以前我们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则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我们要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向薄处用力，破解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要繼续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继续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投资力度。从我国已经实施的政策效力来看，政策扶持是有作用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战略措施和方法，提出了“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的清晰明确目标，对精准扶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这些发展缓慢、滞后的地区就像“木桶效应”中的那块短板，决定木桶容量的不是最高的那一块，而是最低的那一块。从某种角度而言，“短板”有时意味着新的发展潜力和更大的进步空间，往往蕴含着后发优势。问题的关键是要从短板中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拿到线头就抽开了线球儿”。要根据欠发达地区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实行政策上的倾斜和扶助。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因势的原则，向薄处发力，还清对欠发达地区的历史欠账，破解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间“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实尴尬，赢得更为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
用好“互联网+”这一信息技术跳板。当前，“互联网+”技术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内有所涉猎，它具有不受时空、地域限制的特点。欠发达地区应该以此为契机有效避开和冲破由于地理位置优劣、资源禀赋这些先天差异给自身发展带来的限制和束缚，缩短追赶发达地区的过程，为自身发展提质增效。
用好“一带一路”这条黄金路。“一带一路”空间指向的重点就是双边开放，是从过去的沿海开放为重点转变为沿边和内陆开放为重点，重视区域协调，区域合作以及全国协调平衡发展。欠发达地区要注意把自己的特色板块或优势资源与“一带一路”紧密衔接起来，借助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优势成长壮大起来。
（二）三方面破解收入分配不平衡
首先，在总量上增加全体居民收入。一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将农村富足的劳动力加快向城镇转移。一方面满足了城市建设中二三产业对劳动力资源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让二三产业在建设发展的同时带动城乡居民增收。二是要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经济增长中，加大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比重，改变劳动者收入增速远低于投资、税收和企业利润的增长、资本要素再分配中处于强势的局面。三是要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对城镇居民而言，财产性收入主要体现在储蓄、保险和理财产品等方面，为此要适度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农民而言，政府要继续完善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和农业补贴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及宅基地使用权等。
其次，从内部调节居民收入。要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加大税收调节力度。通过个人所得税、财产征税、赠与税等多种形式的税收调节过高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促进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向现实购买力转化。与此同时，也要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
最后，行业垄断是导致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重要破坏因素，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改革势在必行。要加快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将非公有经济引入到垄断行业中，让非公有经济扮演“鲶鱼效应”中的“鲶鱼”角色，激发垄断行业整体活力。同时在其内部营造出一种更加公平、更加健康的競争环境。
（三）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原则
社会主要矛盾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转变，表达出新时代对经济发展的要求不再是供给数量的多少或总量规模的大小，而是供给质量水平的高与低。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必须继续坚持提高质量和效率这一主旋律。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从发展新兴产业、实施创新驱动方面寻找突破口，实现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的提升。
发展的经验已经表明，要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问题，靠走老路子是行不通的，必须要依托数十年改革发展所形成的既有优势，在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同时，重点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等领域培育新兴产业，引进新增长点。新时代，中国企业不应再固守过去那种比较优势潜入全球价值链的格局，而是要谋求在一些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在附加价值和竞争优势中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通过运用跨境电商等信息技术，构建新型精准的发展模式，实现新兴业态的发展，走出一条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道路。
责任编辑：彭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