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案奇遇类型电影的创设与发展

    王峙

    托马斯·沙茨曾说过:“电影由电影制作者制作,而类型则是由观众的集体反应‘制作。”[1]类型片是观众伦理价值跟意识形态达成一致的结果。观众观看电影就是为了潜意识欲望宣泄的需要,观众在宣泄的过程中也就释放了自己的潜意识,得到一种心理快感和满足感。类型电影主要关注与探索观众的心理需求,针对观众不同的心理需要来制作不同类型的电影。

    2015年《唐人街探案》横空出世,成为当时最大的“黑马”,收获8亿多票房。这部影片不仅让无数观众笑出腹肌,也让大家开始认识陈思诚导演,他创设的探案奇遇类型电影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新体验。2018年春节上映的《唐人街探案2》(以下简称《唐探2》)将这一类型电影的特征进一步放大、优化,延续了唐仁与秦风这一“天才与白痴”的组合在异国探案奇遇的故事模式,剧情紧凑扑所迷离,细节严丝合缝,案情更加复杂,异国经历更加丰富多彩,带领观众进行了一场奇幻冒险的探秘之旅,使此类型电影更加成熟完善,从而创造了高达33亿多的票房成绩。导演陈思诚精准把握当前电影消费市场,迎合当下的文化市场需求,将探案、奇遇、搞笑、都市等元素融为一体,通过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成功创设了探案奇遇这一全新的电影模式。本文以《唐人街探案2》为例,分析探案奇遇类型电影的创设与发展。

    一、探案奇遇类型电影的创设

    类型电影是整个社会的大众娱乐方式,依赖于社会发展的良好氛围。对观众观影需求的主动调适是类型电影存在的根本特征。在《唐探2>中,导演陈思诚遵照好莱坞的商业模式,用现代人可接受的方式来构筑自己的爆笑、都市、探案、喜剧类型样式,创造了一种更为广大受众喜欢的通俗娱乐形式。《唐探2》是一部把握市场、适应高科技、现代性及娱乐喜剧方式的电影,融合了爆笑、幻想、探案、喜剧电影等元素。爆笑源于影片中所有人物的行为方式和构筑方式;幻想则与年轻人喜爱探寻的特征相吻合;探案过程杂糅了中外现代电影受众的形态;喜剧则表现出青年人看待世界和生活的态度。

    探案+喜剧的混搭电影模式,既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同时又具有全球视野的广度,电影的受众群体范围得到最大程度的覆盖。故事背景放在异国他乡的唐人街,巧妙融人中国元素。此外导演巧妙地将异域的文化进行加工创作,融入剧情,丰富了电影的表现形式。出色的演员构成与搭配功力,塑造了一个推理缜密的小结巴天才少年秦风和一个出身草根猥琐又善良的唐仁,成功打造了唐仁+秦风的双侦探Cp。

    二、多维审美元素的新创与强化

    成功的类型电影都继承了一套成熟的故事结构和让人印象深刻的电影标识,相似情节或元素的出现,一方面形成了电影的特色,同时满足了观众的期待。影片《唐探2》继承了《唐探1》的跨国探案奇遇模式,在细节上了进一步深加工,呈现出娱乐的狂欢、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哲学思维的借用、严谨恰当的推理过程等特征。

    (一)娱乐的狂欢

    当下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显然不可缺乏娱乐性因素。影片中,纽约街头跳舞、娱乐狂欢式的追杀、逃脱监狱的娱乐仪式感、厕所中的黑帮行为都极具娱乐性,犹如疯癫喜剧的样态。在唐仁三人误闯基友俱乐部这段情节中,壮汉一把搂起王宝强,配上背景经典音乐《粉红色的回忆》,喜感效果十足。演员王宝强作为神探的存在,就是娱乐的符号,自然不缺乏从人的认知到大众的心理期望。王宝强夸张的娱乐表演,属于性格身份和行为方式的搞笑,毫无违和感的娱乐中充满着轻松和满足感。

    嗨翻天,敢闯敢作是<唐探2》给人的最直观感受。音乐的变奏与停顿都与剧情无缝衔接,从而产生节奏的美感与喜剧色彩,动作设计也都保持一定程度的平实。演员敞开疯,大闹时报广场、大闹唐人街,格斗场面全面升级。纽约市五光十色的嘈杂,破案各种花招变化,着实让观众过了一把趣味瘾。以科技和视觉化手法呈现出的秦天的超能力场景令人眼花缭乱,对城市密聚景观一一一一纽约大都市的展现,也极大地满足了现代年轻人的观影需求。

    (二)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探案系列电影将侦探案件的过程放在异国的唐人街,融合了异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元素。电影《唐探2》把故事放到了国际都会纽约,电影里贯穿了纽约数个重要地理坐标,无论是白天亮丽的麦迪逊大道,还是夜晚无人的纽约公园,亦或是住满流浪汉的下桥小巷、整齐安静的纽约图书馆,甚至火车站,都成为了《唐探2》不可缺少的“探案”场域。纽约光鲜亮丽、开放包容,处处彰显着科技感与大都市的节奏感。正是这样的背景,造就了电影的风格与背景环境的协调统一,融入了更多看似随机的冒险元素,从而喜剧元素也大大提升。影片以唐人街的故事和华人的生活为表现对象。于是,唐仁师傅莫有权的奇妙功夫以及他失去妻子后对清秀男子的痴迷、不同国度的破案者之间的情感对峙、唐仁对美国女警官的好感、秦风和诸位电脑高手之间的对比等,都使得電影具有了一种混合的文化意味。

    《唐探2》对中华文化元素的重新包装与电影化呈现,作了实验性与创新性的尝试。影片在娱乐的设计中强化了中华文化的多种仪式,铺展了娱乐故事的文化趣味。影片用到了本土烙印强烈的道家文化元素,并成为电影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无论是杀人者还是破案者,都涉及金木水火土的观念,尽管只是表皮,却与纽约唐人街这一地域的文化信念高度吻合。唐仁的破案把式以手中的方位道具为标志,虽然有点装模作样,竟然具有风水师的架势,无疑点化了域外中国人注重风习的特点。

    (三)哲学思维的借用

    陈思成导演擅用中国哲学包装故事,阐述喜剧之外更深的内涵,丰富电影的层次性。《唐探1>引用《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道也”,而《唐探2》引用《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唐探2》结尾发人深思,宋义最后和秦风所说的那句话取于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著作《善恶的彼岸》:“与怪兽搏斗的时候要谨防自己也变成怪兽,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2]每个人身上都有神性的一面,它使人崇高,也有兽陛的—面,让人偏执,人性的复杂也在于此。

    作为高智商业余侦探,秦风因为对真相的好奇心和所谓正义感作祟,想要参与其中并找到自己认为满意且合理的真相,这是可以接受的。但若是接触太多,那么高智商的“兽性”反而会冲击到原有的“人性”,常此折磨,侦探不再是侦探,不再是兴趣或是正义之性,而是一种常人无法意会的“完美犯罪”的快感。秦风在了解真相后看似云淡风轻,但那些真相与道德交织的一个个事件,反而像一把锋利的刀子,一次次深深扎进秦风那年轻的内心,在他的灵魂深处留下了不易被察觉的烙印。而这一重重烙印,在多次拷问秦风本身的灵魂之后,必然会折射在其内心的现实行动中。

    (四)严谨恰当的推理过程

    作为电影的核心部分,探案的推理过程格外重要。严谨恰当的推理过程,反转的剧情,都是电影可看、好看的关键。影片中,唐仁因为奖金的诱惑,诱骗秦风来到纽约。因为当地的纽约华人黑帮的孙子意外丧生,心脏还被去掉。黑帮老大遂利用重奖召集全球侦探名家,举办一场揪出犯罪凶手的侦探大赛。随后迁出一起连环杀人案,前两起案件属于铺垫,案发现场描述、作案过程追述都头头是道,有理有据。更加难得的是影片对案件逻辑推理就采用了很多创新手法,例如当秦风运用高速运转的脑子整理案情时,和纽约市的建筑结合在一起,利用三维特效直观呈现给观众,既能推动剧情,同时也不会造成只靠台词表现带来的乏味。

    三、电影的不足与未来发展的思考

    尽管影片<唐探2》有诸多优点,但深入挖掘,缺乏触动灵魂的深度,一切都在形式和表面之中活跃,是其弊病之一。从技术角度来看,影片的深度有限,文化展示也是皮毛。本片娱乐性的骄傲,在于其自鸣得意地把美国纽约变成了中国人打打闹闹的场所,而且极力突出“唐仁们”痞子似的嚣张。唐仁如鱼得水的生活方式,无非是将过去唐人街这种低端文化加以现代娱乐化而已。此类影片想要长远发展,成为经典的探案+喜剧系列影片,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思考,不断改进。

    (一)平衡文化与娱乐二者的关系

    相比《唐探1》,<唐探2》喜剧成分明显增多,而推理性减弱。唐仁总是念着“五百万”,为了剧情瞬间移情别恋警察美女,夸张的肢体动作和很多无营养不搞笑的台词,让影片喜剧成分有些用力过猛。还有侦探界那些大神,存在感太弱,看似热闹,但实则是喧闹。娱乐冗余,推理不足,短时间内观影大众会追捧,时间久了就会产生倦怠感。探案奇遇电影要在内容创作上不断深耕,深挖民族优秀文化内涵,提升搞笑水平,通过喜剧的欢笑传递正能量。

    (二)增强探案推理的逻辑性

    作为探案奇遇类型电影,其核心竞争力就是案件的推理过程。与《唐探1》的密室杀人案相比,《唐探2》的连环杀人案的推理过程略显单薄。剧情中从第三个受害人开始,案件走向发生变化,破案手法和关键线索的展示都有点敷衍。片中关于凶手的推理比较浅,虽然也设置了凶手的多种可能性,如凶手王迅扮演的七叔侄子、即将去世的唐人街教父七叔,但这不足以混淆观众视线,而且对凶手的描绘不够深刻,导致对肖央扮演的宋义的最后反转有了一定的心理预期。唐仁秦风被关在警局监狱时,救出他们的竟然是侦探大伙中有能会特异功能的侦探,直接用意念力隔空獲得牢房的钥匙。如何保证故事的完整性和推理的缜密性,是之后此类电影需要不断创新和突破的。

    电影《唐探2》坚持走类型片这一基本路线,以为人民群众提供连绵不绝的娱乐为己任,保证喜剧热闹、剧情诡谲,既满足烧脑爱好者,也满足戏剧爱好者。但是此类影片要警惕泛娱乐的走向,坚持高质量创作,努力平衡文化与娱乐二者的关系,保证探案推理的逻辑性和严密性,努力提升电影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沙茨.好莱坞类型电影[M].李亚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5-46.

    [2](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善恶的彼岸[M].朱泱,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 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