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主题与隐转喻叙事:《阿拉比》的文本分析

    内容摘要:詹姆斯·乔伊斯的《阿拉比》作为传世经典之作,以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的视角来审视社会,洞察人物。这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形成了“二我差”,经验自我的叙述眼光来自一个不更世事的少年,他对自己周围的世界和暗恋的对象并不充分理解,主要是转喻思维在运作,因此作为经验自我的“我”所表达出来的信息与隐含作者想要传达的“意义”之间形成了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此外,由于清醒的叙述自我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视角对当时处于精神瘫痪中的都柏林进行审视,文本中所有和宗教有关的元素都带有隐喻意味,宗教元素的意义在消解,说明隐喻向转喻生成,转喻正在消解隐喻,日常生活不再诗意,世俗正在替代神圣。因此,作品的理想读者若想更好地捕捉到作品所要传达的信息,也必须同时调动转喻和隐喻思维。我们以转喻和隐喻在研究视角,来分析《阿拉比》中的欲望主题,会让我们看到作品更深刻的面貌。

    关键词:《阿拉比》 转喻 隐喻 认知语言学 欲望

    一.经验自我的转喻思维与欲望运作的能指链

    詹姆斯·乔伊斯的经典短篇小说《阿拉比》表面上看是描写了一个青春期男孩失恋的故事,但在这一表层轨道之下,作品作用了多种叙事策略,表达了诸多主题,欲望主题便是其中之一。叙事视角作为一种叙述策略,往往是作者有意识的一次“叙述安排”,《阿拉比》采用了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这一特殊的叙述模式,这种独特的叙事策略最大的特色在于它将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一分为二,即我国著名学者申丹所说的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形成了独特的“二我差”。此外,在《阿拉比》的人物塑造和环境描写中,作者有意设置了许多转喻机制。

    在《阿拉比》这个文本里,故事中对环境和人物的呈现基本上都是来自当时正在经历事件时的“我”的目光,也就是经验自我占叙述主体。所谓经验自我就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作品中那个正在经历事件的叙述者“我”放弃了居高临下的姿态,用那时那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我”的目光所见来建构文本。在这个文本里,由于经验自我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年,他的这种目光是不那么成熟的,或者说是带有幼稚意味的,这在文章的多处可以找到细节支撑,如“我”装作成熟去接近曼根姐姐,这符合一个青春期男孩的特点,而且透过“我”的眼球,读者的目光可以看到一个充满了霉味的死教士的房间、废物间里的废纸、书页已经明显发黄了的书籍,生锈了的自行车打气筒……这些环境描写都是转喻思维,或者说换喻思维,都是叙述者用经验自我的目光进行聚焦,因此体现了一种体验事件的逼真效果,具有极强的代入感。十分渺小的甚至可以说它是不重要的,是我们谈古代小说时通常所说的“闲笔”,看起来与故事情节和主题无关,似乎是轻描淡写的,但是,《阿拉比》的精彩就在于它这些丰富的细节都充满了暗示,但是作者却是退位的。这里对环境的描写一方面带出了小说“我”所处的社会环境——北理奇蒙德德现实状况:瘫痪的,无精神气的,为后文“我”的离家出走埋下伏笔;此外,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物相对于现实的成年世界来说,它是没有价值的,不值得“言说”的,难以被关注的,但是小说中却有大面积的篇幅在说它们,正是由于这是用少年视角在打量那个世界,发现了诸多成人世界里被忽视了的点点滴滴,充满“异质”意味;最后,经验自我的叙述者看到的都是这样一些带有时间意味的旧事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主人公“我”怀旧的性格。

    但是,不容我们忽视的是少年儿童是一个并不真正具备“叙述能力”的敘述者,因此,少年孩童的经验自我的这种限制性和局限性,使“我”的视角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不成熟、不全面、不深刻的“缺陷”。“我”对于自己的处境是极为不自觉的,对现实社会本质的了解是不深刻的,对暗恋对象曼根姐姐的情感是“不定的”。不过,整个文本的意义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仅仅通过一个少年儿童“不负责任”地完全表达出来。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转喻思维,《阿拉比》试图通过最易感知的部分来代替宏观上的整体。因此,在对《阿拉比》主题意蕴的解读中,读者只能通过转喻思维才能获得对文本的一种完整、连贯而又深刻的把握。

    比如,小说中的第一段,经验自我的目光带领我们看到了北理奇蒙德街的现实情况,可以说就是一个死胡同。同时,这里的环境描写将社会面貌状况(瘫痪堕落)与人物的精神状态(孤独压抑)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高度的和谐统一,是胡亚敏在《叙事学》一书中所说的象征型环境。而且,这里是通过写一条街来写整个都柏林或者说整个西方世界的价值虚无状态,是以小见大,是以部分代整体,是转喻思维,或者说是提喻,乔伊斯的都柏林,沈从文的边城,哈代的威塞克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孙犁的荷花淀等等,都是换喻。除此以外,旧书是教士的转喻,生了锈的自行车打气筒是自行车的转喻,而自行车是死去的房客的转喻……

    除了环境描写的转喻外,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也是转喻思维。在塑造主人公“我”这一个形象时,作者有意强调了“我”与别人的不同。首先,“我”寄人篱下,“我”喜欢寒冷而又阴郁的房间……即使作者并没有交代“我”为什么住在姑父家?为什么喜欢这样的房间?但并没有因此让人物失色,相反,作者有意设置的这些“模糊”和“空白”给了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寥寥几笔就实现了对“我”性格的塑造:我是孤僻的,也许是不那么合群的,一个立体的“我”也就在读者的心中产生了。其次,在刻画另一个重要人物——曼根姐姐时,乔伊斯也恰到好处的抓住了她的典型特征:优美的曲线(figure这个词在文中复现),以此实现转喻。因为《阿拉比》中所有的故事情节几乎都由曼根姐姐产生,她是小说行进潜在的一根线索,但是乔伊斯没有对她进行任何正面直接的介绍,所有与曼根姐姐相关的信息都来自“我”的转述,但是“我”对她的了解又是不充分的,所以只能抓住她身上典型的、易感知的部分,这也是转喻。而我们读者借助转喻思维可以补全社会图景,勾勒人物形象。

    雅各布森在对失语症的研究中,将转喻的相邻性和隐喻的相似性巧妙地联系了起来,这对后来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拉康将其继承并建构到了能指链的运作方式之中,提出了自己著名的命题:“欲望的确是个转喻。”的确,在《阿拉比》中,欲望和转喻是无法分开的,首先,“我”寄居在姑母家,也就意味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母亲是缺席的、“不在场的”,所以我对母爱的欲望自然而言也就投射到了曼根姐姐的身上,此时,曼根姐姐有一种“符号”意味。我把“她”当做完美的、充满光芒的人,而从曼根姐姐那儿得知阿拉比是多么丰富多彩的时候,“我”的欲望又滑到了下一个能指,曼根姐姐被移置,这一个过程是对象的切换,是转喻的过程,是能指的替换,是欲望的运作。欲望在这一过程之中只会被移置,却永远不会得到满足,也永远不会消失。相反,它以转喻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替换欲望对象,又一次一次地确定欲望对象,不管不顾地向前行进着。

    二.叙述自我的自省审视与隐喻符号的消解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基于少年儿童视角所建构起来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的文本,它的背后都有一个老练的,历经了世事沧桑的叙述者,我们称之叙述自我。与孩童身份的经验自我相比,叙述自我可以摆脱年龄限制的局限和短板,往往对自身处境充满自觉,对社会生活充满审视。因此,《阿拉比》这篇小说除了具有少年孩童视角特有的“超然”之外,它还充斥着居高临下的叙述自我对社会对人物的审视和自身的反省,这种审视中包含了批判,虽然文本没有之间呈现叙述自我的批判姿态,但我们细读文本,依然可以在字里行间找到这个成年叙述者的踪迹,隐约能够听到叙述自我的批判和自省声音。

    比如,文本中有些词语就具有这种暗示作用。“数不清的愚蠢念头”、“懒惰”、“可怜虫”、“长舌妇”等等这些对自己对别人的评价,都具有极其浓厚的批判声音。这种声音,这种价值判断绝不可能是来自少年时正在经历事件的那个“经验自我”。事实上,在这超然的叙述背后,真正操控文本的是一个老练的成年人,他好几次不失时机地跳出儿童视域。此时,他更多的是才用成人世界才有的理性和判断来驾驭文本,获得对人生对世界的重新思考,他已经明白了自己少年时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愚蠢的,少年时的感情是迷茫的,他通过这篇文章表达自己的反思和审视。基于孩童视角的超然与成人视角的批判之间的微妙关系,《阿拉比》要实现作品意义上的升华,不可避免地充斥着隐喻现象和象征意蕴。阿拉比、花园、教士、曼根姐姐都是隐喻性的符号。

    首先,阿拉比本身就是东方世界社会空间的一个象征,它带有鲜明的隐喻色彩。“我”从曼根姐姐那儿听说了阿拉比,从此阿拉比这个名字就仿佛充满魔力一样时刻环绕在我的耳边,天真地以为阿拉比真的丰富多彩。但这种幻想必然会幻灭,我离家出走到达阿拉比后,听到低俗的对话,现实告诉了自己真相。在这个死气沉沉、充满异化的世界里,自己无处可逃。所以,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小说在色调的变化处理上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安排,从始至终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暗到明最后又回归到暗的过程,这也是隐喻,它暗示了主人公爱情的结局以及追求的结局都是会失败的。

    其次,曼根姐姐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符号意义的存在。这个无比美好充满了光芒的女孩,其实就是圣母玛利亚的指称。而小说开篇就出现的那个荒芜的花园指涉的正是伊甸园。隐喻和象征还不止于此,教士当然是宗教的指涉,小说在对教士的介绍时,使用了反讽型环境描写。因为虽然在物质上,这个教士将自己全部的钱捐贈了,但是在精神的领域里,教士自己所读的书却只有一本和宗教有关。这背后隐喻的无不是宗教的崩塌、意义的消解、精神的瘫痪、上帝的死亡、信仰的缺失、个体的孤独和人类精神的危机。

    乔伊斯的《阿拉比》采用一种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的视角,使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我们从认知语言学的转喻和隐喻的视角,更能深刻地把握到作品的欲望主题。

    参考文献

    [1]范敏,张万年,李娜.语篇转喻视角下的语篇衔接与连贯[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1):89-94.

    [2]赵永峰.福柯话语权力视域下社会隐转喻研究——以美国政治正确类表达为例[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0,27(01):35-46+159.

    [3]王悦.《汤姆·琼斯》中的不可靠叙述与早期现实主义语境——一种文化叙事学视角[J].外国文学,2019(03):43-51.

    [4]凌海衡.《阿拉比》——一种叙事学的阐释[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03):96-101.

    (作者介绍:康雯,吉首大学文学院本科在读,专业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