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肃反”及其对苏区发展影响
[摘要]在川陕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领导人，仍沿用鄂豫皖时期的“左”倾政策，大搞“肃反”，使大量的革命者遭受不白之冤，正在开辟的根据地由此承受不必要的损失。尽管中间有广大指战员的质疑和抵制，使艰难中的红军未受更深灾难，但由于没有从思想根本上认清“肃反”，否定“肃反”，使新开辟的根据地未能发挥应有的更大作用。
[关键词]川陕革命根据地；“肃反”；张国焘
[作者简介]尹行创（1967-），男，汉族，陕西安康人，安康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地方史的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是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立项项目（编号：SLQ2015A-03）的阶段成果。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7）07-0004-02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肃反”与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是紧密相连的，主政鄂豫皖的张国焘推行“王明路线”，在鄂豫皖苏区内大搞肃反，导致了苏区的丢失，“在肃反高峰的1932年春，许多革命积极分子被抓被杀，鄂豫皖苏区的主力之一红二十五军一个军一个多月的肃反后，一半人被清除。各级指战员更是被清理一空，军级领导人许继慎、周维炯也被害于运动中，导致了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致使反围剿失利，被迫撤出根据地。”①
按说肃反的恶果应该得到警醒，引以为戒，但随后在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张国焘却在川北又开展了一场较之鄂豫皖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主因固然是党内“左”倾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对肃反的反思是在长征结束后），但张国焘追求个人权威，家长式的作风同样是肃反扩大化的主要因素，加之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盲从上级，不能求实求变，导致了与鄂豫皖时期同样严重的后果。
还在红四方面军西征寻找新的根据地途中，曾中生（原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未到之前的主要领导人）、余笃三（原鄂豫皖苏区时中央派到红四军的政治委员）、邝继勋（红二十五军军长）等人为了红军的前途，在小河口会议上（1932年12月9日）诚恳地指出了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肃反”无限扩大化的错误，认为“肃反”杀害了一大批革命骨干，是导致当前疲于奔命的主要原因。由于很多人予以支持并联名附和，张国焘处境孤立，被迫做了检讨，但其思想上并没有接受。
随后到1932年1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连战连捷，队伍迅速壮大，川陕革命根据地不久就成立。张国焘认为难关已过，大局已定，又在川陕苏区开展了“肃托”、“肃反”运动。这次他是以苏区内的反革命事件为由头的。
当时由于川陕苏区刚建立，参加革命的鱼龙混杂，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打着革命的旗帜进行破坏活动。当地存在的豪绅组织“盖天党”、“白扇会”对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政权非常仇恨，他们利用封建迷信不断搞武装反革命活动。赤北县解放不久，县苏维埃干部正在城中心的土台子上动员老百姓疏通河道，以帮助红军畅通后勤运输，混在百姓中的“盖天党”分子竟公然向台上射击。相配合的另一队人员袭击赤北县监狱，与关押的反革命分子里应外合，劫走了犯人。最为严重的事件是1933年8月的“马儿崖事变”，暗藏在红二十九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与敌人勾结，袭杀了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等，除副军长刘瑞龙一人侥幸生还外，其余军、师级红军将领全部罹难。
严厉镇压猖獗的反革命分子，是新生苏区政权所必须做的。川陕苏区组成了镇反肃反领导和执行机构。但张国焘在深挖反革命分子中再次将肃反扩大化，并明显的挟私报复，很快将矛头指向了小河口提意见的几个主要人物：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
对这些人的扣帽子是以组织名义进行的，1933年2月7日，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召开，当时正值红军反田颂尧三路围攻的紧张时候。张国焘在会上发动了所谓“反右派”斗争，他污蔑曾在城固县小河口会议上批评过他逃跑主义错误的曾中生、余笃山、朱光等人，“这些同志就在脱离鄂豫皖赤区的艰苦斗争中，惊慌失措起来，结果滚到了右派的怀抱。……右派又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小组织的活动。”②。陈昌浩在《反对托陈取消派与右派》一文中列举了这些所谓托陈取消派的13条罪状，其中第8条说，托陈派和右派“运用托洛茨基组织阴谋斗争手腕，以反对个人来掩饰其反对革命，到处活动宣传党的领导不正确，所谓‘个人独裁、‘军阀投机、‘家长制度，企图以推翻党的领导来间接推翻红军。”③之后曾中生、余笃三先后被囚禁或投监，不久之后，邝继勋、余笃三、曾中生三人先后被张国焘处死。小河口联名上书的人员也随之被同样的名义一一清除。
为在新苏区树立权威，张国焘又以肃反之名，扩大打击范围，不少忠心干革命的共产党员因无端受猜疑也失去了生命：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中央派来不久的何柳华（廖承志）被监禁。参谋主任舒玉章、陕南特委书记杨珊和四川地下党一大批骨干在这场川陕苏区“肃托”、“肃反”运动中被杀害。
对起义、投诚过来的部队，张国焘不分情况在心里从未相信过，尤其是军官。他多次强调对起义、投诚部队，要枪，要兵，不要官，实际中借肃反之名一棍子打死。
由川东游击军改编的红四方面第三十三军就是典型。张国焘采用的办法是将其部队调离原防地。政治保卫局派出十几个肃反工作團进驻三十三军，根据他们的名单，大抓“反革命”，严刑拷打，草率处决，三十三军的指战员为之被杀一空。
肃反教条化，扩大化的表现还表现在以出身成份定性：地富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稍高不是革命阶级也成了肃反对象，所谓知识分子犯错误“罪加三分”，工农分子犯错误“罪减三分”，是张国焘在肃反中的观点。导致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巴、皮肤黑白来判断好人坏人，连上衣口袋别钢笔的人也不幸成了肃反对象。极端的是参谋处长舒玉章出身于日本（其母是日本人），被强加上“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罪名，下令处决。④
肃反导致了苏区内多方面关系的不正常，徐向前元帅回忆到当时的肃反：“……张国焘亲自审问，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以后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我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行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現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分局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⑤
肃反的扩大化发生在川陕苏区革命力量正在发展的道路上，根据地需要大量有热情的革命者去治理和巩固，但经过“肃托”、“肃反”，造成了重大损失，削弱了红军发展所依赖的基础。红四方面军内部除七位干部有知识背景，其他从军级起，起而代之的是一批工农将领，勇猛有余，军事素养不足，全是穷苦出身的工农干部，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有师长签字时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画个圈圈表示。由于干部没有文化，参谋都找不到，堂堂的红四方面军总部，竟没有会标作战地图的参谋，徐向前不得不自己动手。这样部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只能斗力而不是斗智了。如果肃反不是杀了那么多优秀将领人，红四方面军的表现会更加优异，根据地的发展肯定更加蓬勃。所以这样的肃反遭到苏区越来越多人的质疑，并在木门会议上形成了抵制态势。
1933年6月底红四方面军木门军事会议（现在旺苍县境内）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加强红军队伍建设、增强部队作战能力问题，但讨论发言中，很多人对部队内部“肃反”表示强烈不满，坚决要求释放被错抓、错关的同志，并立即停止“肃反”行动，因而停止部队内部“肃反”也便成了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当时提出疑问的声音主要是：部队从鄂豫皖来，转战千里，英勇顽强，流血牺牲，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入川后连续作战，表现也很勇敢、坚决和顽强，能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吗？能有这样的反革命吗？面对质疑，陈昌浩也做不了有说服力的解释，但很快见风使舵，在讲话中除坚持肯定“肃反”的必要性外，也承认错抓了些人，同意停止“肃反”，并将错抓的人放回。在此情况下，张国焘怕再孤立，也不再坚持“肃反”，会议最终决定停止部队内部“肃反”。
这个停止部队内部“肃反”的决定，虽未从国际大势背景上、思想根源上、领导体制上认真总结，找出搞内部“肃反”的原因，而且会后停止“肃反”的决定也未能彻底执行，但它毕竟以广大指战员的意志，以集体讨论问题的方式，对错误的路线、军阀主义领导作风及家长制进行了斗争，迫使热衷运动的一批人在以后的工作中不得不有所收敛，“木门会议，在抵制张国焘的罪恶‘肃反上，取得了胜利，意义非同小可。”⑥
1938年3月19日，川陕省委召集7县委书记、保卫局长的联席会议，彻底的检查了过去工作的缺点，尤其是肃反的错误，一致认定要转变错误作为今后改善与群众联席的主要前提，并作出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肃反四大约法。⑦
肃反停止后川陕苏区的迅猛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之前“肃反”的危害，反思这样的肃反运动，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必须对自身实际有一个基本的估量，尤其是相信党员队伍的大多数；正确对待党内斗争，防止个人专断和宗派主义；对于任何案件，都必须在党纪法纪的基础上，重调查重证据，尤其不能搞刑讯逼供，避免发生冤假错案。
[注释]
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②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87—88页.
③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第458页.
④寇庆延.在川陕苏区保卫总局的三年.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4月：第6至7页.
⑤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
⑥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⑦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2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