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辽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摘要]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于1937年7月7日，然而通辽人民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与日本侵略者周旋。在长达14年的抗战过程中，通辽成为内蒙古东部的主要战场之一，人民流离失所，痛苦万分。作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通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英勇抗战、前仆后继，为保卫家国，不畏牺牲，抛头颅，洒热血，以深沉的爱国情怀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彰显了抗日的决心，以昂扬的士气和亮剑的精神鼓舞了内蒙古以及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爱国激情，并以蒙汉等多民族的团结抗战成功实践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整个抗战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抗日；贡献；通辽人民；民族团结
[作者简介]郭凤明（1982-），女，蒙古族，籍贯：内蒙古通辽市，内蒙古通辽市中共科尔沁区委党校，讲师，研究生，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中图分类号]K291/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031（2017）01-0026-02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于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我国抗日战争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战争前后历经八年之久，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时间早两年，完整经历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个时间阶段，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内蒙古早在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就被卷入抗战的漩涡。内蒙古向北连接蒙古国和苏联的交通要道，向东可达宁夏、新疆、甘肃等地区，向南可控制华北等地，向东与东北各省毗邻，是连通东西南北的咽喉要塞，成为日军最早垂涎的对象，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天，1931年9月22日，日本关东军就制定了所谓《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把东北四省（奉天、黑龙江、吉林、热河）和蒙古（指的是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以及呼伦贝尔等地区，即内蒙古的东部地区）划定为伪满洲国，通辽至此成为最早被战火燃烧的地区之一，到1945年，前后历经14年战火摧残，相较于全国抗日战争来说，历时更久，是抗战的典型战场之一，对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处战略之位，作先驱之战
战火最早燃烧到通辽主要是由其战略性地理位置决定的。1931年的通辽地区叫哲里木盟，通辽县，即今科尔沁区，是其管辖下的县城，地处科尔沁腹地，水草丰美，土地肥沃，东连吉林省，南邻辽宁省，与周围蒙旗毗邻，同时也是交通枢纽，1921年就已经建成火车站，是四洮铁路和打通铁路（打通铁路，又名大通铁路，是打虎山到通辽的一段铁路，后打虎山改名大虎山，所以也称大通铁路）的交汇处，也是连通外蒙古和苏联的交通要道，又靠近长春、沈阳、四平、锦州等重要城市，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侵略者于1931年9月18日故意炸毁沈阳北部柳条沟的铁路，制造摩擦，借机袭击东北驻军沈阳北大营，并炮轰沈阳城，即为史上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一周左右时间，辽宁、吉林以及辽河之滨的哲里木盟大部分地区都沦为了日军的占领区，备受侵略者铁蹄的蹂躏，哲里木盟很快成为隶属于伪满洲国的沦陷区，期间，通辽也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很快陷入战火之中。通辽城真正沦陷的时间是1931年12月10日，此前，在11月中旬，日军就已经开始进犯通辽城，由北向南武力侵占，但是由于通辽抗日武装的奋起反抗，日军并没有实现快速占领通辽的目的。战事在通辽燃烧了将近一个月之后，至12月10日，通辽最终彻底失守。《新蒙古》月刊中所述“高专员目睹商农惨切之状，及官兵伤亡之巨，迫不得已，俯循众情痛苦出城，退守余粮堡。于是通辽遂陷于敌矣”，是抗日将领高文斌痛定思痛后做出的决定。
通辽被日军定为“西进北犯”[1]计划后方基地的必要组成部分。“西进北犯”是指日军向西占领宁夏、甘肃、新疆等地，企图建立伪“回回国”[2]，与东部地区的伪“满洲国”遥相呼应；向北则企图控制蒙古国，形成对我国北方和苏联的双向挟制。而内蒙古正是东西两伪政权的纽带，也是通往蒙古国和苏联的必经要道，是最合适的基地。并且日军从东北入侵以后，战线越拉越长，兵力又不足，难以孤军深入作战，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后方安全基地作为侵略的大本营，并企图向西与德意志法西斯联合起来，共同实现他们称霸世界的野心。且当时北方的苏联红色政权也是其一块心病，对其构成强大的不安因素，没有稳固的大后方，根本不可能抵御可能出现的中苏军队对其的夹击。于是日军便以东北三省为基础，将内蒙古作为后方基地的延伸，而处于东部地区的通辽，首当其冲，成为日本侵略者必须维持安全战略环境的要地。日军只有保证了东部的安全，才能进一步图谋“西进北犯”的计划，一步一步扩大安全战略基地，扩大侵略范围。通辽是日军侵华早期的必争之地。作为整个内蒙古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辽地区的抗战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侵略者“西进北犯”的步伐，阻碍了日军向西与德意志法西斯联合、向北有效阻击苏联军队的企图，对牵制日军侵华的步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实践统一战线，彰显民族精神
日军入侵后，通辽地区形成了最早的一批独立抗日武装队伍。作为早期抗日战场，通辽人民遭受了战争的残酷打击，家园破损，亲人生离死别。然而，在残酷的战火中，通辽人民勇敢的挑起了抗日的大旗，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蒙古族李海山领导的蒙古骑兵就是其中著名的一支。“余素怀忠诚，夙嫉自残，既愤暴日之蛮横，无理侵我国土，且不忍坐视我东北三千万民众浴于暴日铁蹄之下，任期横行，奸杀蹂躏，即自行起兵抗日。”[3]在日军开始进犯通辽后的半个月之内，李海山带领抗日队伍顽强抵抗，英勇作战，一度击退日军，并收复被日军占领的舍贝图，后为收复通辽，又先后四次进攻通辽的日军，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抗日将领浴血奋战，人民群众也愿意为国牺牲，年仅二十四岁的电灯厂工人张万中在弹雨中配合抗日军作战，帮助抗日军剪断日军的防护铁丝网。在抗战中，通辽军民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击侵略者。通辽战役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是有效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支队伍是蒙古族独立的抗日武装队伍，曾与东北救国军和义勇军并肩作战，后编入察北抗日同盟军。周荣九也是当地的抗日英雄，出生于奈曼旗，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军人，因不能忍受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而弃职回乡，在家乡不堪忍受侵略者的欺凌，决然拉起抗日武装，与日军周旋，后被日军包围，因弹尽粮绝而自刎。虽然这些抗战武装多以失败告终，但是其作用是不可小觑的，是抗战胜利的星星之火。
通辽是多民族共同抗日、团结作战的地方，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各民族团结抗日方面得以具体实践的地方。毛泽东在1934年12月23日的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报告指出：“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4]1934年8月13日中共中央通辽地区是蒙古族最集中的地方，也杂居着很多汉族群众，另外，北靠兴安岭，那里生活着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这些山林雄鹰一样的民族，毗邻的东北也有满族、朝鲜族等各个少数民族。1937年8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出：“抗日的民族团结是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之上，建立全国全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9月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阐述了“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的抗日民族纲领。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仅是国共合作，还包括各民族的团结。在此背景下，面对着民族危亡的时刻，通辽地区的两大主要民族——蒙汉两族，高度团结，共同谱写了抗击侵略的战歌。除了当地的抗日武装之外，高文斌、王云汉、李树凯、苏崇武、白梦梅、张子振、王化南等人也来到通辽，竖起抗日大旗，在通辽成立了“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办公处”。高文斌任宣抚专员行署主任，王云汉任参谋长。此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长官公署又通令法库、康平、昌图、梨树、怀德、双山、辽源、彰武、开鲁等县，协助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工作，并在通辽地区展开抗战活动。他们还团结了当地蒙古人包善一和韩色旺脱离亲日的蒙古自治军走向抗日道路，特别是韩色旺在后来的抗战中，战斗英勇，立场坚定，两次被日军俘虏都不屈不挠，最终牺牲在辽源监狱。
三、昂扬人民士气，坚定胜利信念
通辽抗日队伍的抗日活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内蒙乃至全国的抗日情绪，强化了全国人民对我军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让人们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让国民看到中华民族为保卫国土视死如归的反抗精神，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给他们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
通辽虽然只是抗日战争的小战场，但其意义却是不容替代的，这一战场不仅对内蒙古、甚至对全国的抗战都有着积极的影响。这些都是通辽人民在承受侵略者铁蹄践踏、舍命保卫家国的过程中给予家乡和祖国的巨大贡献。通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战斗、不屈不挠、顽强到底、不怕牺牲的精神以及战斗中的亮剑精神都是一种积极的抗战表现，也形成了一种抗战的灵魂，将会永远传承下来，在民族危难的时刻，显示出不肯屈服、不断抗争的力量。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多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是一个成功的理论，符合当时的国情和现实，是被实践证明的真理，当面临外敌时，就必须走各民族团结统一、一致对外的正确路线。
[注释]
[1][3]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