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官员的建言去官与起复封赠
李佳
提 要：晚明士人群体好谏诤，因建言而导致去官者众。针对这种情形，在朝群臣一再要求皇帝起复去官之人，或者封赠逝者，此类呼吁往往在朝廷出现政治变局与皇位更迭时，获得落实。从长时段的视野看，士大夫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士论砥砺，皆暗含着鼓励臣下直谏的思想。起复、封赠之议也反映出晚明中、下级官员与高级官员间的政治隔阂愈深，君臣关系隔膜愈甚的情形。但是，试图挽救晚明朝廷危局的主体终究是那些敢于建言，不惜去官，以及待诏起复的士大夫，他们无疑是晚明那个时代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实践者。
关键词：晚明；建言；起复；封赠
明中期以降，以臣下建言，皇帝不听为核心的君臣冲突多发，许多官员因此被罚俸、谪迁，甚有被廷杖致死者。亦有一些官员因与皇帝发生争端，遂主动乞休以明志，皇帝不留，终至致仕去官。官员因建言而去官者，往往被舆论定位为直臣，在朝群臣一再要求皇帝起复这部分官员，或者封赠逝者。本文关注晚明官员建言去官与起复封赠之事的发生轨迹，在此基础上，探讨有关官员起复、封赠言论的政治寓意，深化对晚明士大夫政治价值观与政治文化的认识。1
一、建言去官
明初，太祖、成祖铁腕治国，在君臣关系领域内，皇帝专制色彩浓厚。至明中期以后，皇权统治依然强固，然辅政班子渐由功臣群体向士人群体转移，士气经百余年涵养，又经土木之变等政治危局砥砺，士风趋向张扬，君臣关系格局与明初已有迥然不同之势。2遇有君臣意见不合，往往大批官员起而谏诤，并因之去官，构成凸显于晚明的政治景象。
发起于正、嘉之际的大礼议事件，深度影响了此后通嘉靖一朝的政局走势。大礼议焦灼时，阁臣杨廷和、蒋冕、毛纪主张世宗当继承孝宗、武宗之统系，反对世宗推崇本生父母的一系列做法，世宗不用其言，三人先后乞休去官。此后，阁臣石珤继续上疏反对世宗建世庙，以及奉生母拜谒太庙等事，世宗益不悦，石珤致仕离京时，世宗免其驰驿、夫廪等一切阁臣所应获得的常规恩典。除去阁臣群体外，在朝许多官员因在大礼议过程中反对世宗所为，而受到贬黜。胡吉勋在《“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一书中考察了参与嘉靖三年（1524年）左顺门哭谏群臣的遭遇，指出世宗此后屡兴大狱，逐步清洗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官员。3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父张文明去世，张居正欲夺情留京视事。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四人先后上疏，反对神宗允准张居正留京，神宗不听，四人受杖去官。邹元标时任刑部办事进士，在四人受廷杖当日，继续上疏批评张居正夺情之事，神宗为安抚张居正，命将邹元标廷杖八十，邹元标因受杖而跛足终生，并被谪居贵州都匀卫。
万历朝中期以后，神宗在国本、矿税等问题上与群臣意见不合，建言之臣屡被贬黜。以国本之争言之，万历二十年（1592年）正月，礼部员外郎董嗣成对神宗贬黜官员之道有过评论，云：“今降调不止，至于削籍，削籍不止，至于廷杖，一人而罚屡加重，一官而尽逐无存”。1万历二十年春，给事中李献可偕六科诸臣请求神宗允准皇长子出阁读书，神宗得疏大怒，谕令内阁拟旨，欲降调李献可，其余诸臣罚俸。王家屏封还御批，疏言：
皇上诚念谕教当早，则宜俯纳其言，即未合圣心，亦宜宽贷其过，乃怒其烦激，遽加降罚，传之中外，实骇听闻。使献可等止以奏请谕教，遂此重惩，若使奏请册立，当加何罪？臣等窃恐严旨一出，群情惊异，益起疑端，众口沸腾，转滋争论，哓哓烦聒，当无宁时，不将益溷宸听，而增圣怒耶。臣等敢封还批札，冒恳天恩，伏乞垂悯狂愚，特从矜宥，姑准留中。2
神宗得疏，数日不下，王家屏遂言乞休，神宗大为不悦，降旨切责，谕云：“径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想卿真欲以此挟君废政，沽名逸卧，岂人臣之义哉”！3王家屏得谕后，又连上四疏乞休，神宗不再挽留，王家屏致仕归里。
国本之事一直延续到万历朝末年，仍有余波，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一名男子（张差）持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宫中，殴伤太监，史称梃击案。此事发生后，审讯张差所得口供皆指向皇三子朱常洵生母万贵妃，当时，又逢神宗生母李太后逝世，宫廷诸事头绪万端。为了结梃击案，神宗在慈宁宫太后灵位前，召首辅方从哲等官员入见，《明神宗实录》记载当时情况，云：
从哲等未及置对，御史刘光复跪于后班，突出“皇上慈爱”等数语。上惊异，诘问为谁？中使以御史某对，光复犹大言不止，上斥之至再，光复不闻，复申前说。上怒，遂令拿下，犹戒左右勿殴，第押至朝房候旨。4
群臣皆为刘光复求情，神宗不听，谕：“御史刘光复在慈宁宫圣母几筵前高声狂吠，震惊神位，命锦衣卫拿送刑部，从重拟罪具奏”。5此后，在没有明确刘光复罪名的情况下，刘光复被长系于狱，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正月，方被开释。
综上所述，明中期以降，官员因建言而去官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从几场大规模的君臣冲突可见一斑。较为凸显者，如前文所言嘉靖朝杨廷和、蒋冕、毛纪，万历朝邹元标、王家屏、刘光复等等。诸臣位重者如几任首辅，位轻者如观政进士邹元标；诸臣所言具体事宜，如大礼议，如夺情，如国本，虽有差异，然明知违逆皇帝意愿而言之，却又理路一致；诸臣皆因建言而去官，境遇显著不同，邹元标受杖谪戍，刘光复被长系于狱，杨廷和、王家屏虽坚辞乞休，然还是受到一定礼遇，得以原官致仕。通过上述事例可以看到，这时的士人群体，无论中、下级官员，还是高级官员，他们敢于以较为激烈的方式建言，杨廷和之后有蒋冕，蒋冕之后有毛纪，毛纪之后又有石珤，邹元标在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受杖当日进言，不惜一死。王家屏去官后20年间，朝野争言国本不止。晚明士大夫敢于建言，前赴后继之势明显，承续了明中期以来士气趋向张扬之风。诸臣去官之后经历如何，舆论如何评说，又有何种政治寓意，构成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舆论与起复封赠
在君臣冲突中，诸臣触怒皇帝，随后去官，在他们被谪戍、幽囚与退居乡野的岁月里，大批在朝官员一再上疏，要求皇帝起复、封赠诸臣。
嘉靖四年（1525年）三月，此时距离左顺门群臣哭谏事件发生不足一年，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议礼死杖下者，如编修王思、给事中张原等十有八人，其父母、妻、子颠沛可悯，乞赐优恤，并赠官、录荫”。1此后，御史张衮、喻茂坚、吏部尚书廖纪等人皆上疏言当“起复”议礼得罪诸臣。2世宗不听。通嘉靖一朝，大礼议依世宗心意定论，杨廷和与其他建言诸臣至死未得起复。直到穆宗继位后，下诏存问诸臣之家，杨廷和得谥“文忠”，蒋冕得谥“文定”，石珤在嘉靖时得谥“文隐”，穆宗改谥为“文介”。3
再来看万历朝的情况，万历十一年（1583年）春，张居正去世，神宗下诏起复先前弹劾张居正的诸官，邹元标应诏任吏科给事中。十二月，因慈宁宫灾，邹元标上疏时政六事。“当是时，帝方壮龄，留意声色游宴，谓元标刺己，怒甚，降旨谯责”。4邹元标被贬南京，后因母去世，邹元标归家守制。此后30余年间，朝臣屡次荐举邹元标，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郭良翰疏言：“首劾江陵如邹元标者，独暂起而旋罢，屡推而不复起”。5然终神宗一朝，邹元标未获起复之诏。熹宗继位后，邹元标还朝任左都御史，后因其为魏忠贤等人所忌，渐失熹宗信任，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乞休获准，遂致仕。天启三年（1623年），南京吏部缺官，廷议推举邹元标出任，熹宗得疏不报，半夜时，传谕内阁，谕云：“如邹某衰老蹒跚，何宜复用”？首辅叶向高得疏后，随即反对熹宗不用邹元标之议，力求罢归。御史刘思诲亦上疏云：“陛下奈何以蹒跚弃元标，元标自由向者抗忠受杖，壮已蹒跚，岂关衰老？陛下诚以元标蹒跚，宜益重元标，且元辅以不得其请求去，陛下终不用元标，是速之去也”。熹宗不听。6天启四年（1624年），邹元标卒于家中，崇祯初，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介。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四月，此时距离王家屏离任已越两年，首辅王锡爵言：
原任大学士王家屏其年正在壮强，其才又甚敏练，而其望又大为人情物论所归。先年止以在阁未久，骤当事任，偶见皇上一时圣怒，匆匆揭解，词气之间不暇委曲，致蒙切责，引罪而归……臣不胜一念荐贤，为国之忠心，谨具密揭奏闻，有如家屏他日负臣所举，臣甘连坐，伏乞圣裁俯允。7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七月，山西巡抚魏允贞言：
心膂之臣，以德望胜则王家屏。股肱之臣，以才猷胜则陈有年、沈鲤、李世达、王汝训。耳目之臣，以忠谠胜则史孟麟、张栋、万国钦、马经纶。郎署之臣，以清议胜则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此数臣者，或德可佐圣，有论道经邦之谟。或才足济时，着率属倡牧之绩。或清比冰玉，一介不肯伤廉。或忠贯金石，百折不能易志。或以执法受疑，或以直言被放。诚慨然起之废闲，列于有位，将不为司马光、宫之奇、汲黯诸人者乎？且诸臣之贤，群臣举者多矣，陛下一不见信，岂以群臣所举皆私所好耶？诸臣去任已久，而公论佥推，正所谓国人皆曰贤也，陛下何疑焉？乞将王家屏等亟赐起用，庶显忠遂良风”。8
然而，神宗终不听群臣起复之议，万历三十
一年（1603年），王家屏卒于家，丧讯至京，神宗命赠少保，谥文端。熹宗继位后，再赠太保。
最后，说明刘光复的起复情况如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起，刘光复被幽囚于狱，“部、寺、台、省诸臣，俱以颁历、令节，恳上释刘光复，自是以后，每遇冬至、元旦、圣节，为刘光复祈请者，章满公车”。1在万历朝，甚至出现了专门辑录申救御史刘光复的奏疏合集，名为《朝野申救疏》。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正月，刘光复获释，当时有“永不叙用”之诏。2然神宗死后不久，就出现起复之议，阁臣范景文言：
刘光复既以言获罪矣，彼其赤忠欲洒，臣取其心，犯颜不避，臣取其气，而孝慈之语奉扬休美，亦举朝所共欲言者，不闻有大罪也。或但罪其髙声越次耳，然覆盆五载，已寓磨励之微，权而释系一朝，弥见浩荡之德意。若竟其所为，必能殚竭忠猷，报答圣明，一以教臣下之忠，一以明圣主之孝，一以广先帝之仁，一举而三，善备焉。伏祈敕下，起升光禄寺寺丞，在本官感恩而图报，在诸臣闻风而作忠，亦风励一大机括也。3
光宗允准范景文之议，以光禄寺丞起用刘光复，然刘光复未及赴官而卒。天启初，刘光复被追赠为太常寺卿。
综合以上内容来看，在朝官员一再要求皇帝起复议礼诸臣，议国本诸臣等等，要求皇帝对生者复还其职，以封赠为手段，恢复死者政治名誉。诸臣因建言而去官，起复或者封赠之事，不在正常迁除程序内，只能系于皇帝特恩，这也是群臣一再上疏请求的原因所在。结合杨廷和、邹元标、王家屏与刘光复等人情况分析，官员得到起复与封赠之机，主要缘于两种事由。
第一，政治事件变局。遇有如神宗清算张居正此类重大政治变局发生，前此涉事官员可能获得起复。当时，神宗谕云：“朕一时误听奸言，以致降罚失中，本内有名建言得罪者，俱起用”。4邹元标因此诏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被起复。
第二，新君继位。起复与封赠之意多见于皇帝的遗诏与即位诏，事实上，先帝之遗诏多为后来君臣代拟，新君例于诏书中开复前朝获罪官员。查历朝《实录》所载诸帝即位诏，其中明确涉及起复建言去官之臣的条文见于孝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与熹宗。邹元标里居30年后，再得为官，以及刘光复被召用，皆在光宗、熹宗继位之后，与神宗无关。
此外，皇室吉庆典礼与遇灾变，皇帝照例修省，亦可能有起复官员之诏。如在万历三十三
年（1605年）、三十四年（1606年），神宗因皇孙生、上皇太后徽号，接连颁布赦免建言罪臣的恩诏，实际上却并没有实行。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赵焕言：“自万历十二年以来，去国者不下百数十人，三十三、四年俱有分别起用，酌量奏起之旨矣，而实惜恡如故也”。5万历末年，御史翟凤翀言：“林泉废弃之彦再蒙恩诏，总是空谈”。6
总体来看，起复与封赠建言去官之臣，主要依赖于政治事件变局与皇位更迭这两种事由。杨廷和等人在嘉靖朝被剥夺一切荣衔，直到隆庆时方得谥号。邹元标虽然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被起复，但旋被罢斥，此中很难看出神宗有重用邹元标的诚意。王家屏里居十余年间，终不得神宗起复之诏。刘光复被释放之时，已近万历朝之末，起复之事要到神宗死后才得以实现。就此而言，世宗、神宗在世时，群臣种种起复之议虽然活跃，终究流于空谈，此类言论的意义主要体现为士人群体一种政治诉求的表达，暨认为因言去官之人应该被起复、封赠，这是当时士人群体的主流认识。通观诸臣去官之后的经历，起复与封赠之事多半要到新朝方得落实。这是因为，诸臣皆因建言而去官，各种形式的恢复政治名誉，皆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对当事之君的批评意味，世宗、神宗不愿为之。日久年深后，时易世变，借由皇位更迭之机，士人群体题请起复、封赠，皇帝允准，反而成为新君刷新政治的一种姿态。
三、起复、封赠之议的政治寓意
晚明，皇帝时有荒怠之举，制度执行趋于松懈，在这种复杂的历史情境中，众多官员积极建言，如杨廷和之谏大礼，邹元标之谏夺情，王家屏与刘光复之谏国本，当然，他们所言诸事并不具有必然的合理性，却无疑皆为当时举朝士大夫欲言而难言之事，与士大夫的主流政治诉求契合。诸臣建言的结果是触怒皇帝，以至于去官，其中绝大多数人至死不得再登庙堂，针对这种情形，在朝官员一再要求予以起复、封赠，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言事之官强烈而持久的认同。就此类舆论的内容及其活跃程度而言，深度影响了晚明政治文化的面貌，具体言之，主要有如下两方面寓意值得关注。
（一）“忠臣”形象的塑造及其效应
官员因建言而去官后，士大夫群体关于起复该官的诉求，从其存在方式与讨论的内容上看，构成一种含义深刻的政治舆论。对诸臣的赞誉、同情，清晰地表达了他们对这种行为取向的肯定态度。毛纪致仕离京时，九卿与翰林诸司官员在崇文门外为毛纪送别，云：“公此行，可谓完名全节矣”。1隆庆初，诸臣要求封赠蒋冕诸臣，称其“立朝大节，皆无可议”。要求为石珤改谥时，称其“名德硕辅”。 2于此可以看到，士大夫积极要求恢复建言之臣的政治名誉，即使已经身死得谥，仍然要求改谥，他们对“起复”的意义判定，已然超越了生死的界限。
万历时，倪元璐云：“御史安福傅公应祯，刘公台，进士吉水邹公元标，弹章相望，俱杖谪去，直声振海内”。3方弘静云：“近者许新安、王山阴（王家屏）之去，忠矣”。4冯琦盛誉王家屏，云：“黄扉三疏，照映千古。夫睹事不可而谏，三谏不入而去。使朝廷知有不爱爵禄之臣，天下后世知朝廷有守礼义，明进退之臣。此其为身轻于一羽，而为国重于九鼎”。5诸臣虽因建言而去官，从此失去了直接“言”于君主的官员身份。但是，人虽离于庙堂，意味却犹存于士林。王家屏说：“人君惟所欲为者，由大臣持禄，小臣畏罪，有轻群下心。吾意大臣不爱爵禄，小臣不畏刑诛，事庶有济耳”。6这样不计个人得失的自陈，被传播于舆论中，实质上构成一种更为激烈的抗争，使得先前建言中的壮烈凝固为永恒，由此反而增加了他们忠臣形象的感染力，从而转化为更为持久的政治影响。
王锡爵继任王家屏为首辅，在国本问题上对神宗有所妥协，一度同意三王并封之策，朱维
京批评王锡爵说：
皇上虽有分封之意，犹不遽行，而以手札咨之锡爵。为锡爵者即不能如李沅之引烛焚诏，独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请，反复披陈至再、至三，必求转移圣意而后已。如其不然，则王家屏之高踪尚在，皇上优礼大臣，必无韩琼、来济之辱也。奈何智不出此，噤无一语，即欲如旨拟敕，若吏书之承行，惟恐后者。绝裾而行，兼程而至，所为若此，难以厌中外之人心矣”。7
在朱维京的言论中，王家屏成为一种当效仿的榜样。甚至，王锡爵也认同这种价值观，他在给王家屏的信中写道：
我丈早高飞远引，拔足风尘澒洞之场，而不孝乃一出堕名，再出滋垢，以及于今，则天怒神恫，一身剥丧无余，而万事已矣。譬之失群哀鸟，徒羡翔鸿，敢尚挂时事于齿牙，理折角之如意哉！8
总起来看，建言，去官，至于起复、封赠现象多见于晚明，需要注意到，起复与封赠之事又对潜在的建言构成一种鼓励。生者重新任职，死者获得封赠之典，这意味着官员前此的建言之举获得了认可，即若刘光复，除御前言事一节之外，其实并没有更多引人瞩目的政绩，却如阁臣王家屏一般，被定位为忠臣的典型。此外，士大夫持续性的起复诉求，不啻于对皇帝的指责，已然是对建言之臣的巨大肯定，构成一种独立于皇帝是否起复、封赠之外的精神鼓励。此中一时一事是非勿论，从长时段的视野看去，士大夫掌握了君臣冲突中的话语权，士论砥砺，皆暗含着鼓励臣下直谏的思想。起复、封赠，虽被视为皇帝行仁政的一种表现，具有缓和一时君臣关系之效，然其更重要的影响却在于培育了臣下敢于建言的政治氛围，其激励士风趋向张扬的内在理路更为值得注意。
（二）政治隔阂与士大夫政治式微
在晚明，尤其是万历中期以降，因建言而去官之人多，不得复官之人又多，类如邹元标等人的起复之事，是举朝关注之焦点问题。在许多官员看来，皇帝起复之令不下，位高权重之臣，尤其是阁臣群体往往难逃责难，顾宪成曾经致信申时行，云：
然则在朝者君子乎，非君子乎，宪不得而知也。
已徐而按之，贤如邹公元标，沈公思孝，艾公穆，傅
公应祯，军伍矣。贤如刘公台，囚伍矣。贤如赵公用贤、吴公中行、朱公鸿谟、孟公一脉、王公用汲民伍矣。贤如徐公贞明，李公桢，乔公岩，赵公参鲁，杂职矣。贤如赵公世卿，王官矣，然则君子者在朝乎，不在朝乎，宪不得而知也。1
顾宪成将这段话录入文集，之前尚且存有一段题记，云：“此稿已削，适从败箧中检得初稿，追念往事，不忍弃也，聊复存之”。2顾宪成何以“不忍弃也，聊复存之”，对申时行不能促使神宗起复诸官的失望不满情绪见于字里行间，又可以想见申时行如阅此信，又有怎样一番无可奈何。
相对于顾宪成，翟凤翀对方从哲的批评，则更为直接，他说：
陛下召对廷臣，天威开霁，千载一时。辅臣宜举朝端大政，如皇太子、皇长孙讲学，福府庄田鹾引，大僚空虚，考选沉阁，以及中旨频降，边警时闻，水旱盗贼之相仍，流移饥殍之载道，一一缕奏于前。乃缄默不言，致光复以失仪获罪，光复一日未释，辅臣未可晏然也。3
通过上述顾宪成、翟凤翀的言论可以看到，士论要求朝廷高官在起复问题上做出更大努力。对阁臣来说，或者出于某种考虑，本无申救之意；或者皇帝不听，申救而不得；或者对群臣起复之议本有微言。第一种情况可能存在，并已然招至类如顾宪成、翟凤翀的责难。第二种情况无疑是一种事实。最后一种情况，恰好反映出晚明政治时局的特征性要素，在阁臣陈说的语境中，体现为对官员群起起复之议的批评。如叶向高言：“上本无意深罪光复，特欲借之以遏烦言，而臣下以此为好题目，论救纷然，甚至无干章奏，亦扯入其中。上意愈怒，持之愈坚，又数载方得释”。4李三才时任户部，亦云：
皇上即逮光复，今日执之，明日舍之，此亦人主驭下之常。廷臣即欲申救，或燕闲一二语，或从容一二人，自可默霁天威，赦此无罪。何至连篇累牍，举朝共然，且宗室驸马亦相溷扰，皇上安得而不怒也。盖激则怒，怒则愤，愤则疑，一则疑其厚以植党，而敢于抗上，一则疑其阴有所附，而阳借为名，而光复之罪于是乎不可解矣。5
针对中、下级官员好谏的情形，许国云：“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6围绕建言与起复之议而起的相互指责，反映出晚明中、下级官员与阁臣为主体的高级官员之间存在某种难于弥合的分歧，士大夫群体已然陷入到某种无法言喻，无可解脱的政治角色困境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无论官阶大小，无论言与不言，皆不免受到舆论的非议。《明史》评论此种景象云：“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柱，水火薄射，讫于明亡”。7
除去士人群体的内部纷争外，君臣关系亦隔膜愈甚，其实，皇帝虽然有起复之诏，却往往缺乏用人的诚意，这部分官员已难于获得皇帝的信任，如邹元标在万历时旋起，旋贬。申时行云：“皇上能容直言，前者斥逐憸邪，录用忠直，起元标于投竄之中，今未数月，复以修省建言罪之，一人之身倏用倏舍，似非所以慎举措，而慰人心也”。1甚至有一些官员因起复之议，而遭皇帝贬斥。如顾宪成，“锡爵将谢政，廷推代者，宪成举故大学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归”。2如孟麟，太常寺少卿孟麟“以直臣愚戆当容也，救御史刘光复。上览疏大怒，下旨切责，降五级调外任”。3
晚明士人群体好言，因言而去官者众，复又有朝野起复之议活跃。但是，起复之议往往也仅是一番议论而已，既救不得建言去官之人，君臣关系也随之隔膜愈甚。其间又难免官员群体内部的竞逐名利，互成党派，中、下级官员与高级官员间的政治隔阂愈深。就在君臣猜忌，官员相互指责的声浪中，明之将亡的迹象愈发清晰。由此看到，晚明士风张扬的另一面，是士大夫逐渐陷入到一种难于言喻的政治困局中，他们一再要求皇帝起复、封赠建言获罪之臣，但看似强势的舆论话语权却经常游离于具体政治运作之外，无力扭转危局，这些行为取向汇聚一处，为晚明的士大夫政治添一抹壮烈悲凉之色。
四、余论
官员因建言而去官，可以想见，内心是难免苦闷的。邹元标自陈云：“臣自癸巳归里，灰心槁形，坐以待尽”。4因此，新君继位后，忽有起复恩诏，其报效国家之心亦切。邹元标言：“臣老且尽，岂复有世间念？为国为民，情不容已矣”。5王家屏退居乡野之后，寄信其友李棠轩，表达对国事的挂怀，信中云：
既出春明，回首清光，遂成永隔。徘徊瞻恋，何能不黯然销魂乎？抵里以来……家人、生业、耕织、婚嫁之事，掩耳不愿闻。于于徐徐，粗觉闲畅，惟国本未定，时事多艰，揆席久虚……弟私忧隐衷又可知矣。6
但是，遇有起复恩诏，并非所有的士人皆奉诏而起，亦有一部分士人以患病，或者养亲为名，累征不起。若其事由为真，则无可议论之处。但实际的情况是，之所以遇起复而不起，多半因其怀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志趣，如罗钦顺事例，“时张璁、桂萼以议礼骤贵，秉政树党，屏逐正人。钦顺耻与同列，故屡诏不起”。7万历末，顾宪成因荐举王家屏而被神宗罢官，此后专心讲学。“宪成既废，名益高，中外推荐无虑百十疏，帝悉不报。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禄少卿，力辞不就。”8
晚明，时局愈坏，士大夫不得其志，他们中的多数，仍然心系朝廷，即使因皇帝摧折，已然退居于野，遇有起复恩诏，仍然欲尽臣子之心，如邹元标之应诏，亦如王家屏关于国事的种种焦虑。但是，如此为之，并不是士大夫的唯一选择，在当时，纵情山水，乃至放浪形骸者皆有之，或者如顾宪成，怀有讲学救世的别样情怀与实践。此时，起复为官，已然不再成为他们实现政治理想，亦或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这样的行为取向，与本文所讨论的官员建言、去官与起复的仕途轨迹有所不同，展现出王朝末年一部分士人疏离于国家制度体系之外的情绪，但毕竟不是士人群体之主流。晚明士大夫政治活跃，却又渐渐流于式微，不免于与明王朝一同沉沦，试图挽救危局的主体终究是那些敢于建言、不惜去官，以及待诏起复的士大夫，其间或有名利之欲，或有党派之争，但他们无疑是晚明那个时代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实践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