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千亩”地望考
许兆昌 刘涛
周代“千亩”出现于两个事件中，一是周人籍礼，见于《国语·周语上》，韦昭注为千亩土地，1但据清华简《系年》的记载，确证此千亩当为一地名，2在西周都城附近。二是晋穆侯千亩之战，见于《左传·桓公二年》及《史记·晋世家》。此千亩的地望，杜预注：“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千亩”。3唐宋以来，由于学者们已经不清楚杜预注中“西河介休县”的确切地望，所以《通典》、《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以及《春秋左传注》等文献都否定杜注而另立新说。因此，关于周代“千亩”的地望，见仁见智，难有定论。故笔者主要从两方面展开探讨：一方面，考证了杜预注中“西河介休县”的位置，从而确定了晋穆侯千亩之战中“千亩”的地望；另一方面，尝试从上古史研究中地名迁移的角度，对周代“千亩”的地望做出新的解释。如有不当，还望方家不吝指正。
一、周代籍礼“千亩”考
周代籍礼中的“千亩”，《国语·周语上》有曰：“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4“宣王即位，不籍千亩”句中的“千亩”，韦昭注云：“天子田籍千亩，诸侯百亩。”5可见，此“千亩”当释为一千亩土地；而“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中的“千亩”，韦昭无注。此外，《史记·赵世家》有云：“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时伐戎，为御。及千亩战，奄父脱宣王。”6显然，此处的“及千亩战”当指《周语上》中周宣王三十九年败绩于姜氏之戎的战争，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千亩原在晋州岳阳县北九十里也。”7徐元诰《国语集解》引汪远孙曰：“王自伐戎而远战于晋地，必不然矣。《诗·祈父》疏引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为戎所伐，战于近郊。其说近是。”1又，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也说：“千亩之地有二……一为周地……《国语·周语》所谓‘宣王即位，不籍千亩。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者是也。”2因此，可以肯定《周语上》所载“战于千亩”中的“千亩”为一地名，在西周都城附近。
按逻辑来说，《周语上》所载同一事件中的两个“千亩”，其意义本应相同，但后人的注释却产生了如此大的差异？到底哪种注释是正确的？亦或是两种全非？考诸其他传世文献，也都难以很好地解答相关疑问。
2011年年底，《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正式对外公布，其中《系年》篇有关于西周建立之前周武王行籍礼的记载，这为我们探讨周人籍礼中的“千亩”提供了很多重要信息。清华简《系年》第1章有说：
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宣王是始弃帝籍弗田，立三十又九年，戎乃大败周师于千亩。3
其中，周武王“乃作帝籍……名之曰千亩”的记载至关重要，据此我们认为，《周语上》“宣王即位，不籍千亩”句中“千亩”韦昭注并不准确。因为简文中明确记载的是“名之曰千亩”，此处的“之”，很显然是代词，指代前文中的“帝籍”，倘若如韦昭所言，则成为“命名帝籍曰千亩土地”，一千亩土地就是一千亩土地，岂烦人来“名之”？这在逻辑上扞格难通。我们曾经指出，“《国语》为语体史记，记事只是为了说明所记言论，内容也极为简单。《周语上》所载‘不籍千亩与‘战于千亩，正是这种正文与附属说明的关系。显然，文中出现的‘千亩，不可能在前文中是指千亩土地，在后文中又变成一个地名。从‘战于千亩句看，‘千亩只能为一地名。”4另，子居先生在《清华简<系年>1—4章解析》一文中也指出，清华简《系年》第一章中记载的两个“千亩”为同一地名。5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国语·周语上》和清华简《系年》中所载周人籍礼中的“千亩”，以及与之相关的周宣王千亩之战中的“千亩”当从孔晁、汪远孙及杨伯峻先生所说，其为一地名，地望在西周都城附近。
二、晋地“千亩”考
除《国语》所载宣王有千亩之战外，据《左传》、《史记》等文献记载，晋穆侯时期也曾发生过千亩之战。“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6“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7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穆侯七年为周宣王二十三年，所以晋穆侯十年千亩之战当发生在周宣王二十六年，其与周宣王三十九年的千亩之战是两次不同的战争，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有详细考证，此不赘述。晋穆侯千亩之战中“千亩”的地望，后人注释及今人研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四种观点：其一，在西河界休县以南；其二，在岳阳县（按：今山西省安泽县）北九十里的千亩原；其三，地望与周宣王千亩之战的地望相同，在西周都城附近；其四，在今山西省侯马市。现将各种观点厘正如下：
第一，西河界休县以南说。杜预注持此说，裴骃集解从之。那么，西河界休县以南的千亩到底在何处呢？这还得先考证杜注中所说的西河界休县的地望。细读《左传》杜预注，会发现其中还有一处提到了西河界休县。《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说：“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1杜预注云：“西河界休县南有地名绵上。”2由此可知，《左传·桓公二年》记载的“晋穆侯千亩之战”的千亩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之推受封的绵上都位于西河界休县南部。因此，只要我们确定了西河界休县的位置，“晋穆侯千亩之战”中千亩的地望就可大体推而得之。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预注所提到的西河界休绵上，一般都以今山西省中部介休县境内的绵上和绵山当之，其实并不尽然。顾炎武《日知录》卷31“绵上条”已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介之推受封的“绵上”到汉代已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在今山西省中部介休县境内，另一种则认为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翼城县、万荣县境内。3钱穆先生说：“后汉书郡国志介休有界山，有绵上聚子推庙。厉之与烈，界之与厉，皆以声转相通……然则介休之界山，即厉山、烈山也……又考日知录卷31“绵上条”，称其山南跨灵石，东跨沁源，世以为之推所隐，而汉魏以来，传有焚山之事，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之民，至寒食不敢举火，而顾氏颇不信子推隐其地。窃疑汉魏以来相传焚山之事，即自古烈山氏之遗说也。古之稼穑，其先在山坡，以避水潦，烈草木而火种曰菑畲，故神农氏又称烈山氏。后既以烈山为厉山界山，乃误及于介之推，因以炎帝之‘烈山，误传为介推之‘焚山也。”4“由烈山而误为历山，为厉山，为介山，其实则一。然则后稷始穑，固在此万泉闻喜一带之山，为汾洮间之原地，故闻喜有稷山，而万泉亦有介山也。”5可见，钱穆先生认为，烈与历、厉、界声转相通，且神农氏炎帝曾在今山西省万荣、闻喜一带的介山烈草木耕种而得名烈山氏，故烈山而误为厉山、界山，进而产生界休（介休）介之推“焚山”的误传。此说颇具启发性。裘锡圭先生则一语中的地指出：“顾氏所说的，在今山西西南部的介山地区，可能是最早产生介子推传说的地区。山西中部介山地区的介子推传说，可能是从这里传过去的。”6
以上的观点无疑为寻找《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预注中西河界休县的位置提供了线索，即汉魏以来，介之推“焚山”的传说实来源于炎帝在今山西省南部略偏西南的万荣、闻喜地区烈山而耕的故事。所以我们推测，到晋代杜预为《左传》作注时所说的西河界休县可能就在今山西西南部万荣、闻喜一带。既然如此，那么《左传·桓公二年》所记“晋穆侯千亩之战”中的“千亩”，其大体地望也应在今山西南部略偏西南的万荣、闻喜地区以南。
第二，在岳阳县（按：今山西省安泽县）北九十里的千亩原说。唐宋以来《通典》、《太平寰宇记》7及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以此说为准。我们认为此观点欠妥。因为：
一方面，其与晋穆侯经营之地相抵牾。据《左传·隐公五年》杨伯峻先生注，晋国“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又五世至穆侯，复迁于绛，绛即翼。鲁成公六年，晋景公迁都新田，此后命新田为绛，新田即今山西侯马市，而以旧都为故绛……曲沃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二十里。曲沃去翼一百余里。”8又“翼，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9可见，从晋成侯都曲沃到晋穆侯复都翼再到晋景公都新田，晋穆侯前后几代晋侯的活动范围都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翼城以南及闻喜附近。另，据《左传·桓公二年》和《史记·晋世家》的记载，晋穆侯七年曾经伐条戎。杜预注曰：“条，晋地。”10裴骃集解与杜预注相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据《年表》，穆侯伐条在周宣王二十三年……条为条戎……山西省废安邑县治（作者按：指原北安邑，现属山西省夏县），今安邑镇（作者按：指原南安邑，现为山西省运城东部安邑街道办事处）北三十里有鸣条岗，当即古条戎之地。”1又，《尚书·汤誓》序曰：“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2《伪孔传》：“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汤。”3《帝王世纪》：“桀败于鸣条之野……今有鸣条亭，在安邑之西。”4《史记·殷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曰：“鸣条战地，在安邑西。”5显然，晋穆侯七年伐条戎之战的地望当在今山西省夏县西部、运城北部一带，这与今山西省闻喜县非常接近。在这次战争中，晋穆侯为条戎所败，所以为太子取名“仇”。与之相反，晋穆侯十年在千亩之战中则大获全胜，故为少子取名“成师”，杜预注曰：“意取能成其众”。6由此可以推测，由于晋穆侯迁都于翼以及伐条戎，其苦心经营的地域都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翼城以南、绛县以西、运城以北这一大致范围之内，且晋穆侯在位仅有27年，所以晋穆侯十年千亩之战的地望也当位于上述今山西省西南部的范围之内，绝无可能在今山西省安泽县北九十里的千亩原。
另一方面，其与《左传·桓公二年》文本叙事的整体性相冲突。《左传·桓公二年》在叙述完晋穆侯条之战和千亩之战后即云：“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7质言之，本节文本叙事的整体性在于陈述由桓叔始封于曲沃而引起的晋国之乱，以及其孙小宗曲沃武公取代大宗晋君的始末。我们仔细吟味《左传·桓公二年》中师服的评论，其中不乏有批评和讽谏之意，同时也能听出这样的弦外之音，即只有“名正”最终才能“政成而民听”，具体而言，正是由于成师之“名正”，所以其后代曲沃武公才会做到取代晋君之“政成而民听”。因之，杜预注曰：“穆侯爱少子桓叔，俱取于战以为名，所附意异，故师服知桓叔之党必盛于晋以倾宗国，故因名以讽谏。”既然“成师”和“曲沃桓叔”是“俱取于战以为名”，则“成师”所从出的“能成其众”的“晋穆侯千亩之战”之地望与“曲沃”之地望当有内在的一致性。一言以蔽之，晋穆侯在“千亩之战”中获胜，因此“取能成其众”之意而名其少子为成师，晋昭侯则封成师于其名字所从出的“千亩之战”发生之地——曲沃，是为曲沃桓叔。故，“晋穆侯千亩之战”中“千亩”的地望当为曲沃或在曲沃附近。其实这种情况在晋国的历史上并非孤例，它与晋国的始封极其相似，依《史记》等文献记载，周公诛灭唐，周成王封叔虞于唐，是为唐叔虞。8唐叔虞之子燮父则改唐为晋。又据前文所引，“曲沃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二十里”，所以“晋穆侯千亩之战”中“千亩”的地望当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一带。反观那些认为“晋穆侯千亩之战”的地望在今山西省安泽县北九十里千亩原的观点，其实质也只能是将《左传·桓公二年》断章取义后的妄说。
第三，地望与周宣王千亩之战的地望相同，在西周都城附近。清人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下文简称《疏证》）持此说。为下文讨论方便，现将其相关论述迻录如下：
《晋世家》，穆侯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之曰成师。据《年表》，千亩之役在宣王二十六年……《祈父》，毛传，姜戎为败。笺云，谓见使从军与姜戎战于千亩而败之时也。疏传言姜戎败，不言败处，故申之云战于千亩而败也。杜预云西河介休县1有地名千亩，则王师与姜戎在晋地而战也。顾炎武曰，穆侯时晋地不得至界休。按《史记·赵世家》，周宣王伐戎，至千亩，战。正义曰，《括地志》云，千亩原在晋州岳阳县北九十里。如顾说则千亩为周地。按《国语》云，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谏而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为戎所伐，战于近郊。则孔意天子籍田千亩，还在籍田而战，则千亩在王之近郊，非是晋地。义或然也……2
很明显，刘氏的《疏证》无非就是把《诗·祈父》孔颖达疏原文3（以下简称“孔疏原文”）人为割裂，然后将顾炎武的论述、《史记·赵世家》及其正义插入其中。众所周知，孔疏原文本意是论述周宣王三十九年千亩之战中千亩的地望在西周都城附近，其所引述的杜预注只不过是向读者说明“晋穆侯千亩之战”中千亩的地望在西河介休县南，但当刘氏把顾炎武的论述插入后，则变成对杜预注的否定，即晋穆侯千亩之战中的千亩并不在西河介休南，4故刘氏《疏证》就认为晋穆侯千亩之战中“千亩”的地望也只能依孔疏原文所说，在西周都城附近了。刘氏《疏证》论证过程中穿凿附会的痕迹如此明显，则其结论自然也就难以信据。
第四，今山西省侯马市说。子居先生在《清华简1—4章解析》中首倡此说。子居先生的论证过程如下：首先，他认为晋穆侯千亩之战、周宣王伐条戎、奔戎之战及周宣王千亩之战是同一次战争。其次，子居先生说：“所谓‘战于近郊……是指郊祀之地，将其理解为周都附近并不正确。”“千亩为农祥祀上帝之处，而据典籍所载，周祀上帝，以后稷配享……且晋西南地区新田周边，多有后稷发祥传说……周人籍千亩于此，正与配享先祖后稷相合。”可见，子居先生认为周人行籍田礼以及周宣王千亩之战中的千亩之地望不在周都附近，而是在新田周边。最后他得出结论：清华简《系年》和《周语上》中所载的周武王“作帝籍……名之曰千亩”，周宣王“不籍千亩”、“战于千亩”与“晋穆侯千亩之战”中“千亩”的地望都在今山西省侯马市。5
仔细分析，子居先生的错误在于，其一，我们在上文已经考述清楚，晋穆侯千亩之战、周宣王伐条戎、奔戎之战及其后千亩之战是三次时间和地点不同的战争。可见，子居先生论述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其二，众所周知，周武王都镐，在今陕西省境内，所以他不可能到今山西省侯马市“作帝籍……名之曰千亩”。再退一步说，即便是如子居先生所说，周武王“作帝籍”，“名之曰千亩”之地是在今山西省侯马市，那么西周建立后周王也绝无可能带着郁人、牺人、后稷、膳夫、农正、太史等（见《国语·周语上》）从今陕西境内到今山西境内的侯马市去行籍礼。依此可见，子居先生的论据也是欠妥的。既然前提错误，论据错误，故结论也就不足为据。
综上所述，“晋穆侯千亩之战”中“千亩”的地望应以杜预所注的“西河界休县以南”为准，即在今山西省南部略偏西南的万荣、闻喜一带，其也正位于西周时期晋地范围之内。
三、“千亩”与周人农作文化考
通过前两节的论述，有周一代“千亩”实有两处，一处在西周都城附近，一处则在晋国西河界休县以南，即今山西省西南部万荣、闻喜一带。其实，前者“千亩”之地名来源于后者，并且两个“千亩”都与周人的农作文化有关。
据学者考证，今山西省西南部的万荣、闻喜一带是周人起源地。钱穆先生说：“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1刘起釪先生说：“《尔雅·释地》总结为‘两河间曰冀州。两河，指东河、西河。孔颖达《禹贡·正义》则指出：‘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古黄河下游自南向北纵贯今河北省中间稍偏西，至天津附近入海，称东河；山西和河南省之间的称南河；山西和陕西省之间的称西河，这三者之间就是《禹贡》所说的冀州地域。主要是今山西省，略带豫北”。2可见，周人起源于今山西省南部地区，此与《左传·桓公二年》杜预注所说，位于西河界休县南，即今山西省南部略偏西南的万荣、闻喜地区以南的“千亩”之地极其接近。
又，在今山西省南部起源后，到了夏朝末年，周人开始了漫长的迁徙，3最终经由文王建丰，武王都镐，建立西周王朝。上古史研究者周知，远古时代，氏族名、酋长名和居住地名往往具有同一性，并且随着氏族的迁徙，以前居住地的旧名也跟着迁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我们推测，随着周人的迁徙，他们把其起源地晋南附近的地名“千亩”最终带到了都城镐京附近。钱穆先生在《古史地理论丛》中就列举了大量
随周人迁徙而迁移的地名，读者可参见，此从略。
更进一步，千亩还与周人始祖后稷农业种植之地有关。由《诗·大雅·生民》可知，周人始祖后稷诞生后，在农业种植方面表现出了超人的天赋和本领，他所种植的农作物不仅种类繁多，如有豆、粟、麻、麦等，而且这些作物长势茂盛，如“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关于周人始祖后稷进行农业种植之地，裘锡圭先生认为“山西西南部的介山地区有汾阴后土祠，又有稷山（即稷王山），相传为后稷教民稼穑之地”。4可见，周人始祖后稷进行农业生产，种植百谷之地在稷山，并且钱穆先生认为介山和汾阴后土祠也都与后稷有关。5据上文论述，稷山“西去介山十五里”，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的万荣、闻喜一带，烈山氏曾在此地“烈草木而火种”。准此，无论是“烈草木而火种”的烈山氏，还是教民稼穑的周人始祖后稷，与他们有关的地望都在今山西万荣、闻喜一带。故《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6
另据上文考证，《左传·桓公二年》杜预注所提到的位于西河界休县南的“千亩”也在今山西省南部略偏西南的万荣、闻喜一带。因此，如果说周人始祖后稷教民稼穑的地方或许就在今山西省万荣、闻喜地区以南的晋地“千亩”之处，这种说法即使不中，当亦不远。进而，我们认为周人把都城附近同农业生产有关的行籍礼的地方“名之曰千亩”，应是由于其擅长农业种植的始祖后稷在晋地“千亩”教民稼穑的缘故。总之，作为地名的“千亩”与周人的农作文化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综上所述，文献所载周人籍礼中“千亩”的地望应在西周都城镐京附近，“晋穆侯千亩之战”中“千亩”的地望在西周晋国，前者是随着周人迁徙从后者迁移而来，且两者都与周人的农作文化有关。倘若明白于此，文献中有关周人籍礼及晋穆侯千亩之战的记载，便犁然可解。
[作者许兆昌（1968年—），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吉林，长春，130012；刘涛（1982年—），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收稿日期：2013年12月30日]
（责任编辑：谢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