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汉族元遗民
提 要：元明易代虽以统治族群变更为表征，却催生了大批汉族元遗民。本文通过勾稽诗文集中的零散史料，归纳北投元廷、遁迹僧道、力绝征辟、拒奉明廷正朔等几种汉族元遗民常见的行为方式，以展示这一群体的整体样貌。元遗民的广泛存在，致使朱明新政权面临政治合法性困境。明初许多重要史事的缘起，诸如修纂官史曲讳元季史事、制定酷法强制士人出仕、整肃民间礼俗等，均须在这一背景下才可得到恰当的解释。
关键词：元明之际；汉族元遗民；“君臣大义”；“华夷之辨”；政治合法性提 要：元明易代虽以统治族群变更为表征，却催生了大批汉族元遗民。本文通过勾稽诗文集中的零散史料，归纳北投元廷、遁迹僧道、力绝征辟、拒奉明廷正朔等几种汉族元遗民常见的行为方式，以展示这一群体的整体样貌。元遗民的广泛存在，致使朱明新政权面临政治合法性困境。明初许多重要史事的缘起，诸如修纂官史曲讳元季史事、制定酷法强制士人出仕、整肃民间礼俗等，均须在这一背景下才可得到恰当的解释。
关键词：元明之际；汉族元遗民；“君臣大义”；“华夷之辨”；政治合法性提 要：元明易代虽以统治族群变更为表征，却催生了大批汉族元遗民。本文通过勾稽诗文集中的零散史料，归纳北投元廷、遁迹僧道、力绝征辟、拒奉明廷正朔等几种汉族元遗民常见的行为方式，以展示这一群体的整体样貌。元遗民的广泛存在，致使朱明新政权面临政治合法性困境。明初许多重要史事的缘起，诸如修纂官史曲讳元季史事、制定酷法强制士人出仕、整肃民间礼俗等，均须在这一背景下才可得到恰当的解释。
关键词：元明之际；汉族元遗民；“君臣大义”；“华夷之辨”；政治合法性
所谓“遗民”，是指在王朝易代之际因忠于胜国而拒不认同新朝的人士，这是宋代以降王朝更革之时常见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蒙元是由汉化甚浅的草原民族，通过残酷的暴力征服建立的帝国；然而当元祚倾覆、朱明立国之后，不仅曾在蒙元享受特权的蒙古、色目人追怀胜国，即便曾经深受歧视的汉人与南人，甘愿为蒙古王朝守节终老者，亦甚为多见。由元入明、由“夷”入“夏”，何以造就了众多的汉族元遗民？“君臣大义”与“华夷之辨”是传统儒学的两大基本命题，为异族君主守节的汉族遗民，如何在这二者之间抉择取舍？这些都是元明易代之际，值得探究的历史问题。因为史料的畸零、以及后人元明易代“华夏重光”的读史预设，“元遗民”这一特殊文化现象被长久湮没，缺乏系统细致的讨论。1上世纪60年代，钱穆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及其《续篇》两篇长文当中，首次抉发元明之际士人夷夏意识淡漠、明初文臣普遍怀恋蒙元这一“大不如后人读史者想像”的历史现象；2萧启庆《元明之际的蒙古色目遗民》和《元明之际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择：以各族进士为中心》两篇论文，对元遗民中蒙古色目人和进士两个特殊群体，进行了专门研究。3然而明初的汉族元遗民，数量远远超过蒙古色目人；元代科举殊不发达，身为遗民者，亦不以进士为限。明初的元遗民数量众多、身份各异，其怀恋故国、排拒新朝的遗民心绪，或发之于诗文吟咏、或见之于具体行事，有多样的表达方式。然而元明易代史料远不如明清之际丰富，许多遗民言行仅能得其一鳞半爪，难以进行细致的个案探讨。本文试图勾稽诗文中的零星史料，归纳汉族元遗民中较为普遍的行为表达方式，以期大略展示汉族元遗民的整体样貌。
一、北投元廷
早在元末割据混战之时，即有不少士大夫试图逃脱汉族群雄的控制，北上投奔他们奉为正统的蒙元朝廷。虽然非常重视安抚儒士、招纳贤才，但在朱元璋控制的区域，依然有不少士人北奔。婺源人汪同（？—1362），曾经组织乡兵抵抗红巾，战功颇著。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部将邓愈进攻徽州时，设计将其诱捕，汪同“抽刃欲自刺”不得，被迫伪降。至正二十年（1360年），汪同趁领兵出征饶州之机，舍弃在金陵为质的妻子，单骑潜逃。他先往杭州谒见元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睦尔，又受降元的张士诚之召前往苏州，“见张心不纯”，后又北上中原投奔名将察罕帖木儿，共议收复江南之计。汪同还亲往大都朝觐，元顺帝“御笔褒宠曰‘江南忠义之士”。1
浙江平阳人陈高（1315—1367），至正十四年（1354年）举进士，授庆元路录事。方国珍占据庆元时，“欲招致之而无从得”。2至正十八年（1358年），打着韩宋红军旗号的朱元璋军队攻克处州，陈高作诗感慨“红巾攻破处州城，多少男儿入虏营”。3不久，平阳陷落，为了逃避朱军的征召网罗，陈高自诡行踪，“弃妻子，往来闽浙间，盖欲人不知其所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浙江全境已尽入朱氏版图，陈高于是冒鲸波之险，“浮海过山东”，前往河南加入元将扩廓帖木儿幕府。陈高在幕府中“论江南之虚实，陈天下之安危”，为扩廓帖木儿规取江南献策。数月之后病死军中，葬礼上前来投奔蒙元的南士“皆来会哭”。4陈高的举动，在当时士人当中影响甚大。著名文学家揭傒斯之子揭汯（1301—1373）为陈高作墓志铭；名士苏伯衡（1329—1392）盛赞陈高深明取舍去就，“乡里与有荣耀”，并将其遗文编定成集；而陈氏留在家乡的妻子，亦有好友专门照料。5和陈高有类似经历的，还有著名遗民诗人戴良（1317—1383）。戴良早年师从黄溍、吴莱等浙东名士，和明初著名文臣宋濂是同乡兼同门。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朱元璋攻占浙东学术中心金华，戴良与许元、吴沉等儒士均被罗致幕下，受命为朱元璋进讲经史，一个月后又被任命为学官。6然而仕朱并非戴良本意。半年后朱元璋回归金陵，戴良旋即弃官出逃，投奔名义上降元且有“养士”盛名的张士诚。在张氏败亡前夕，戴良又泛海北上，试图和陈高一样经由山东投奔拥兵中原的名将扩廓帖木儿。不过当他抵达山东时，明军北伐也已进入齐鲁。戴良投军无路，只得重新返回江南。7数年后，色目遗民丁鹤年（1335—1424）在写给戴氏的诗中，有“挟海怀山谒紫宸，拟将忠孝报君亲”之语，8所指即是这段北投扩廓的经历。为躲避明廷征辟，戴良晚年更名隐居四明山中，诗咏每有“黍离、麦秀之遗音”。洪武十五年（1382年），最终未能逃脱征辟的戴良，在金陵寓舍自戕殉节，死前“犹拳拳以忠孝大节为语”。9
元顺帝弃大都北逃之时，也有汉族士人追随出塞。浙江青田人林谏，元末官至兵部侍郎。明军北伐进逼大都时，为保全宗祀，林谏将在大都的侄儿遣还故乡，“并写其相遗从弟询，作诗有云：‘泪写血书寄吾弟，早令昂侄继吾宗”；自己则随元帝遁逃塞北，以尽臣节。1
以上所述汪同、陈高、戴良和林谏等，皆为南人。元季南方士人夷夏观念淡漠，只论忠君而不问华夷，而经历了金元两代北族统治的北方士人，在这方面更甚于南士。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割据川蜀的明玉珍在给朱元璋的信中，就称元人国运已衰，然而“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为彼用，殊为可恶”，言语之间颇为愤愤。2明军收复中原之时，追随元顺帝北走塞外的北方汉人不在少数。明太祖曾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未几胡君遁去，中原土地复我汉人，朕遂为生主。当是时，汉人弃丘陇，从胡人为中国仇者，至今身膏草野，骨委沙漠。”3明朝开国十年之后，汉人而出塞投奔北元者，《明实录》所载有蔡子英。蔡子英河南永宁县人，元末进士，曾入扩廓帖木儿幕府。扩廓帖木儿被明军追击出塞后，蔡子英隐入陕西山中，洪武九年（1376年）被捕获械送京师。明太祖对其甚为礼遇，欲授以官职，但他坚拒不肯，称“臣之仕君，犹女之适人，一与之醮，终身不改”，上书惟求速死。蔡氏滞留金陵期间，据说曾因“思旧主”而“忽一夜大哭不止”，明太祖最终为其所感，“知其志不可夺，敕有司送其出塞。”4
二、寄迹缁羽
缁流羽客历来被视作游离于现实世界的“方外之士”，元明鼎革之际，元遗民为了躲避明廷征聘，不少人隐入穷山邃谷，混迹于释道之间。江陵人韦清本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一名胥吏，因不满张士诚对江浙行省权力的篡夺，元季独自航海至大都“陈便宜二十事”，但却未获元廷理睬。无奈之下，韦清只得徒步还乡。朱元璋
欲聘其为官，韦清以母老为名，“力乞骸骨侍亲”；数年后母亲去世，遂“服道士服，游五岳名山”。 5文学家揭傒斯之子揭汯，和元末许多江南士人一样曾经航海北上，中途遭遇倭寇大难不死，一度与陈高共事于扩廓帖木儿幕中，元亡前夕“授秘书少监，未任而国事去”。6后隐居四明，“假榻僧房”以终。7曾任参政的山西人黎铭，元亡“逃入王官谷为道士，后还俗为闻喜县社学师”，后担任儒学训导，“常自称老豪杰，讪谤朝廷。”8淮人焦白客居海上，元末不受张士诚征召，明初“所在搜儒，遂变名‘德乙郎，浮寄冗食僧舍”。9“德乙”即“德一”，意谓品节坚贞如一。浙江山阴人张宪，曾出仕降元的张士诚，“吴亡，变姓名走杭州，寄食报国寺”， 所作《发白马》、《白翎雀》等诗对蒙古君臣北逃沙漠不胜感悼，有“鼎湖龙去几时回”之句，对北元复兴尚怀期待。10
徽州休宁人金观祖（1318—1373），曾在家乡聚集“义兵”抵抗红巾，朱元璋部将邓愈平定徽州后，征聘他为婺源同知。金氏托疾坚辞，“结草庵于所居右源穷谷中，自号卧云居士，黄冠野服与樵牧相尔汝者，凡一十七年”，至洪武六年（1373年）方卒。金观祖在隐居时，“暇日惟哦叠山谢先生唐绝句诗评，有不胜感慨者。”1谢叠山即绝食殉国的著名南宋遗民谢枋得（1226—1289），金氏此举显然是在以前代遗民的志节自励。正如钱穆曾经指出的，元季士人大多心中惟有“君臣大义”，而不论“华夷之别”，对“忠君”的认同超越了民族的畛域。因此，凡是忠于故国旧君者，不论其生前反抗者为谁，元遗民都会将其引为同调。上至殷周之际的伯夷、叔齐，下至宋元之交的文天祥、谢枋得，都是明初遗民诗中的常见人物；歌咏遗民事迹，俨然成为当时诗文的一大主题。谢翱《登西台恸哭记》在后世的广泛流传，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明初金华文士张孟兼（1338—1337）所作之笺注。张氏的《西台恸哭记注》，当时引起了各类人物的广泛共鸣，今天保存下来的跋文，共有21篇之多。以后人眼光来看，《登西台恸哭记》是拿来阐发“夷夏之防”、论证朱明开国“重光华夏”的极好题目，然而在这20余篇跋文当中，仅有一篇及于此意，2其余立意均在赞颂谢氏之忠节、揄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君臣大义”。3有跋文甚至称张孟兼作此笺注，乃是“有志”之举，暗示张氏对前朝的怀恋与不舍。4在元明更迭的特殊时代，这是一个极有象征意味的题目，从中颇可以折射明初士人眷恋胜国的隐微心情。
三、力绝征聘
对于清初开设博学鸿辞科延揽山林遗逸，以及顾亭林、傅青主等明遗民以死自誓的历史，后人大多耳熟能详；但明初大规模征辟前朝遗老、搜罗岩穴隐士的工作，却很少有人关注。察举和学校（监、贡）、科举，同为明初官吏的三大来源。5根据展龙的研究，洪武30年间，明太祖曾121次下令地方举荐贤才。6每次察举，州县都有一定的名额，官员举不足额或者“荐举非人”，都要受到惩处。弘治《抚州府志》记载的明初荐举名目，有通经儒士、明经博学、经明行修、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孝廉、怀才抱德、聪明正直、贤人君子、明经秀才、高年有德、老人、人才、能书秀才、精通书算等15类之多。7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征召各地儒士入京“共论治道”，被选者竟达八千人之众，吏部从中择出“经明行修之士郑韬等三千七百余人”；8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选天下耆民才智可用者，得千九百十六人。”9这一时期荐举、征辟规模之大，是今天难以想象的。自号“不二心老人”的遗民李祁（？—1368后），即作诗感慨说“近闻铁网连山海，不信人间有卧龙”，10将无处不在的人才征辟，比作连山漫海的“铁网”。在这种形势之下，前元遗老鲜有不被征聘者。他们或因重重压力被迫出山就道，或者用各种办法摆脱官方的纠缠，继续遗民生涯。
元明之际为拒绝征辟，有舍生明志者。至正十七年，朱元璋部将邓愈克徽州，曾征聘当地著名学者郑玉（1298—1358）出山。郑氏坚拒不果，遂在绝食七日之后悬梁自尽，在当地士人当中引起轰动。11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下苏州，张氏幕官马玉麟“仰药而卧，或掖以见总兵，先生曰：‘我疾不能屈膝矣，寻卒”，遗诗仍念念不忘“中原消息”。12曾任翰林侍讲学士的永嘉人陈达（1322—1375）退居在乡，明军攻克温州时自杀未果，患风痹三年后，“闻有荐之于朝者，遂却药不御而卒。”1以“病不服药”来表示国亡后无意苟活的元遗民，并不乏其例。曾任南台御史的韩准（1299—1371），元亡后隐居乡里，“园瓜有苦者，辄取尝之；及病甚，遂不服药以终，”2
用一连串带有隐喻意味的举动表达亡国之痛。将乐县典史林士志（1301—1370），“将谒选京师，值世革。年七十，病不服药，三日而卒。”3
还有很多元遗民为保全名节想尽各种理由，或声称身瘿疾病、或托辞侍养父母，名目不一而足。汴梁人钟纪，元代曾为儒学官，入明后“前后征辟，俱以疾辞”，所赠友人诗有“南州冠佩闲中老，北极星辰梦里真。邂逅相逢同一笑，苍头白发老遗民”之句。4所谓“北极星辰”（或“北辰”、“北斗”），在元遗民的诗歌语境里，指代的是遁归沙漠的蒙元朝廷，元遗民多用此寄托故国旧君之思。5福建闽县道学先生吴海（？—1390），与同乡多位遗老都有密切交往，留下了数篇遗民传记。洪武初年，因友人秦裕伯之荐，明廷遣使召其入朝纂修《元史》。吴海闻讯大惊，他首先给前来征聘的使者写信，陈述老母卧病、家中六丧未举等等不能出山的理由；然后致信责难举荐者，质问“新朝苟欲倡名义、厚风俗”，何必强迫前朝遗民出仕；同时又给地方官写信，陈说自己身患脚疾、耳疾、痞虐种种疾病，恳请其从中斡旋、为之脱解。6经历数度周折，吴海方得以遗民之身终老。
中国古代铨选，有“身言书判”四方面标准，身体有残疾者不能任官。为逃避征辟，有遗民甚至不惜自残身体，以断指的方式表达不仕的信念。7江西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人各截去左手大指”，遭人告发后被捕至京。这个案件后来被载入《大诰》，其中有明太祖和夏氏之间的一段极堪玩味的对话：
朕亲问之，谓曰：“昔世乱，汝居何处？”对曰：“红寇乱时，避兵于福建、江西两界间。”（后言避难艰辛之状，略）……朕知伯启心怀忿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谓伯启曰：“……尔伯启言红寇乱时，意在他忿，至于天更历代，列圣相传，此岂人力而可为乎？……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8
明太祖清楚地知道，夏伯启不愿出仕明廷，是因在他看来，朱元璋“取天下非其道”，即以武力叛乱起家。明太祖特意问起元末“红寇乱时”的往事，是为了凸显明朝平定“红寇”（即陈友谅）的安缉天下之功，以此论证明朝立国的合法性。然而在夏氏眼中，朱元璋与陈友谅皆属乱雄，实乃一丘之貉。不仅对陈友谅，对朱元璋部元季士人同样以“红寇”目之。清初史家谈迁称：“张士信《保越录》，盖守绍兴拒官兵（按，朱军胡大海部）全城事，出越人笔，词多指斥云‘红寇”。9尽管隶属的派系不同，在当时正统士大夫看来，陈友谅和朱元璋并无二致。历史渊源问题，成为朱明政权获取士人认同的最大阻力。而夏伯启非难明政权的合法性，不愿与明廷合作，原因亦在于此。为“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夏氏被下令处死。10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有不少遗民被迫出山入仕。江西吉安儒士萧岐（1325—1396）在当地颇有名望，洪武初“大兴文治，旁求俊乂”，萧岐和其兄长“累举不就”。萧氏坚卧不起的原因，亦是受儒家“君臣大义”观念的影响，这在其所撰《义象传》中有明确的表达。据说明军攻克大都之后，曾将元宫中的一头老象运往南京。面见新君时，老象不听象奴指挥，拒不下拜。在王朝更替的敏感时期，这头被冠以“义象”之名的老象，霎时成为遗民竞相吟咏的题材。以夷齐自效的闽人危德华，作诗感慨“老象牵来心傍铁，悲号犹恋赭黄衣”。1前元进士江西抚州人曾坚（？—1369），拒受明朝授予的官职，以“作《义象歌》见杀”。2僻居乡里的萧岐，居然也听到了这个故事，在所撰《义象传》中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评论：
夫象，南兽也，而投之北方至寒之地，宜日惟南是思矣。乃今以八十年豢养之恩，甘于其地而不忍弃。象之性亦仁矣哉！其意岂不以为，昔也见京师城郭宫室百官人民之盛，承主上眷顾宠任之隆，所职天子之重器，其居有常所、食有常数，八十年非一朝夕比也。今虽气运更革，忍遽弃之耶？
萧岐以《春秋》笔法写下的《义象传》，颇能反映此时士人对易代之际进退出处的思考。这里的“南兽”，实际上隐喻的是“南士”。南士不为明廷服务，正如老象不拜新君，原因是蒙元于其有“八十年豢养之恩”，“今虽气运更革，忍遽弃之耶？”人固有南北之分、夷夏之别，但君臣之义却共当遵守；和南兽眷恋北地一样，萧氏并不认为南士的族群出身构成出仕新朝的充分理由。萧岐又将义象之事，比作汉时的铜人和唐代的舞马：
昔魏明帝徙汉铜人于长安，铜人为之垂泪；唐玄宗有舞马，及禄山陷长安得之，马坚不舞。盖忠义之气，贯于金石，虽兽亦不肯忘所自也。
孟子谓“拟人必以其伦”，这是中国古代的写作传统。从萧岐的这两个比拟，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明政权的定位。按照传统历史观念，曹魏是“篡汉”的僭伪政权，正统在蜀汉；而安禄山则是人所共知的“乱贼”。萧岐把不拜明太祖的老象和曹魏迁移的汉宫铜人、不为安禄山表演的玄宗舞马并举，显见朱明政权在他心中的地位。对于教导老象跪拜新主的象奴，萧岐谓其“反复不忠”，罪固当死。萧氏对易代后仕止进退的态度，在此表露无遗。3然而安居乡里多年之后，洪武十五年，明太祖“诏举天下贤良共论治道，有司强起之”，在地方官的压力下，萧岐被迫出山就道。明太祖授以潭王府左长史之职，他“辞至再四”，以致触怒皇帝，“忤旨谪教云南楚雄府”，幸而太祖“念其忠言在耳，又悯其老”，将其追回。4
这些被迫中断遗民隐逸生涯走上仕途的士人，有些逐渐认同明朝的统治，也有人虽然身仕明廷，但始终心存芥蒂。前面提到的明初任教于国学的苏伯衡，即是一个显例。宋濂曾提及苏氏在明初的仕宦经历：
（苏伯衡）仕皇朝，由国子学录为学正，上亲擢国史院编修官，以聩辞归。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将还，天子命举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应诏。既至，复固辞。上亦悯其诚，特赐文绮楮币遣之。5
苏伯衡在明朝开国后不久便急于求退，并非因为政治严苛，“怀刑畏祸”，而是内心深处深刻的遗民情结。作为国学官员，苏氏出于职守写过《代翰林院劝进表》等官样文章，然而其中却委婉蕴含春秋笔法。《劝进表》称扬的朱氏功业，仅是削平陈张等“僭伪”军阀，而对朱明与元廷的关系这个不容绕过的重大问题，竟然只字不提。6毫无疑问，这正是他心中不可触及的痛处。苏伯衡曾为客死中原的蒙元忠臣陈高编定遗集，在《跋陈子上书》中，他盛赞陈高抛妻别子北投扩廓是“识轻重”的深明大义之举，“乡里与有荣耀”；同时讥讽陈高之同年钱用壬等人，屈节仕明为不识大体，最终“为乡里羞”。1这显示了苏氏在出处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在仕明官员当中，苏伯衡这种心态并非孤例，钱穆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中所揭示的明廷官员对前朝的怀念，大多可作如是观。
四、不奉明廷正朔
在中国，从《春秋》大书“春王正月”开始，采用何种纪年就不再只是一个简单计时的问题，而是在历史典故的反复诠释之下，逐渐变成了一种看似隐微、实则显白的政治立场表达方式。据说陶渊明在东晋时所作之诗皆书年号，入宋后却仅题甲子，以示“耻事二姓”之意。2这个故事在元明之际的士人当中，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回应，“书甲子”成了遗民诗里反复出现的意象。遗民王逢在写给友人鲁渊的诗中，有“相期文苑传，独立义熙年”之语，以陶氏贞节为榜样；致谢长吉诗则云“甲子书茅屋，庚申梦紫宸”，所谓“庚申”指生于庚申年（1320年）逃亡塞外的元顺帝，意在以忠元相劝勉。3杭州人钱惟善（？—1369）在张士诚据吴后便绝意仕进，所作诗云“汉史丁公那及齿，陶诗甲子不书元”，意谓耻学背楚降汉的丁公而以陶氏贞节自效。4吴兴人沈梦麟元末解官归隐，“明初以贤良征，辞不起，”所作诗有“陶令归来题甲子，林逋老去种梅花”之句。5淳安人汪汝懋元末居官有善政，易代后隐居以终，戴良所作挽诗云“陶潜犹纪晋，黄绮肯归秦”，比之于不忘先朝的陶渊明。6文学家贡师泰的族子贡性之，明初遭朝臣举荐，遂改易姓名，“避居越之山阴”，“躬耕自给以终其身”；其所作《墨菊》有“莫惊颜色改，不是义熙年”之句，对元明更革不胜感慨。7
江西吉水布衣郭钰，元末“转侧兵戈”，其诗多纪时事，“于元末盗贼残破郡邑事实，言之确凿”。易代之后，郭钰作有《甲子》诗，亦借陶潜的典故表白心迹：
渊明赋归去，正合书义熈。衣冠晋江左，寄奴我何知。春秋乾侯笔，凡例日星垂。诛心虽探微，临难将安施。乃知书甲子，当在永初时。古人日已远，浇风日已漓。空余五柳树，萧瑟西风吹。8
这首诗假托咏史，隐喻了元明之际的众多时事。明太祖即位的第二个月，即发布诏令革除胡服、衣冠复古，但晋宋鼎革并无更易冠裳之事，“衣冠晋江左，寄奴我何知”表面上说陶氏仍着晋时衣冠，实谓自己不从新朝之制。春秋时鲁昭公讨伐季氏不成，只得流亡国外，至死客居于晋国乾侯；鲁国实际掌权者虽然是权臣季氏，但《春秋》纪事在每年的开头必书“公在乾侯”，以示正统之所在。在郭氏看来，元顺帝被明军北逐出塞，便如同鲁昭公出居乾侯；朱明虽然建国，可是北元政权犹在，依据《春秋》义法，仍然不能视作正统。以出亡塞外的北元为正统的观念，在明初元遗民中并不罕见。王逢诗中便有“好在医闾北，徘徊紫气浮”之语，“医闾”即作为北镇的医巫闾山，意谓元统未绝、王气在北；至其晚年，元顺帝殂亡沙漠已久，王逢的态度稍有软化，但依然仅称明朝皇帝为“南朝天子”，9不把朱元璋看作是大一统之君。郭钰矢志以陶潜自效，明廷曾“以茂才征，辞疾不就”，10
入明后所作诗歌都用干支纪年，不书洪武年号。这类不奉明廷正朔的举动，在元遗民中颇有其人。著名画家倪瓒（1306—1379），在天下大乱之前便“洁身栖遁”，据说他也仿效陶潜，“昔日陶征士书甲子不书元，先生亦不书。”1浙江开化人鲁贞，以学行著称于乡里，所遗文集“凡元代所作，皆题至正年号，其入明以后，惟题甲子，殆亦栗里之遗意”。2闽县人吴海，元亡后隐居不出，“为文但书甲子”，其友人王翰为拒绝明廷征辟而自裁，吴海为之所作墓志，特“书其殁之岁曰‘著雍敦祥”。3以上都是用这种看似委婉、实则决绝的纪年方式，表达对新政权的排拒。
五、元遗民的成因及对明初的政治影响
北投蒙元、遁入方外、不奉明廷正朔以及力拒征辟，是元遗民表达故国旧君之思、拒绝认同新朝的常见行为方式。支撑这些行为的，是儒家传统中一以贯之、宋代以来又被理学家强化的“君臣大义”。让人意外的是，这些汉族元遗民当中，许多具有儒家《春秋》学的学术背景。例如，为拒绝出仕朱元璋部而自裁明志的徽州学者郑玉，其学“覃思六经，尤邃《春秋》”；4与其
交好的另一位徽州遗民学者赵汸（1319—1369），
更是元末《春秋》学的宗师巨擘。5入明后隐居不起的淳安学者汪汝懋，元末科举以《春秋》起家，“所著书有《春秋大义》百卷”；6其同乡遗民鲁贞，著有《春秋节传图例》。7山东鱼台人王应隆之祖父，“在元季治《春秋》有盛名，僭伪多征辟之，皆不应，”友人劝其出仕，则“引大义以答之”，甚至“旧友有易节登膴仕者，峻拒不相见”。8此类事例甚多，不烦一一赘举。值得注意的是，“君臣大义”与“华夷之辨”同属于《春秋》学的核心要旨，而南宋儒者受政治形势影响，治《春秋》尤其强调夷夏之防。9一般情况下，这两个主题并不会发生冲突，然而元明易代属于由“夷”入“夏”的特殊历史时期，造成了二者之间的内在紧张。经历了蒙元近一个世纪的统治，华夷之间在文化上乃至心理上的鸿沟被逐渐填平。明初的方孝孺，对此有很好的描述：
俗之相成，岁熏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时，见胡服、闻胡语，犹以为怪；主其帝而虏之，或羞称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长子育孙于其土地，习熟已久，以为当耳。昔既为其民矣，而斥之以为夷狄，岂不骇俗而惊世哉？10
方氏的分析颇中肯綮，极好地描摹出元季遗民士大夫的心态。在面临“君臣大义”与“夷夏之辨”的冲突时，元季士人普遍选择笃守前者，而漠视后者。在他们看来，“忠义”或者说报答君主“涵育”之恩，是高于一切的价值选择；而效忠对象的族属，并非是考虑的重点。这在元季有诸多例证。西昌人杨介曾任主簿，至正十八年打着兴复“宋”统旗号的陈友谅攻克西昌，11下令“录寓官以待用”，杨介其时正在家乡：
君谓其友曰：“设有相污，吾已辨一骂速死矣。”去即山中屏绝以自晦……君有季弟君武，素放诞。一日相聚，语涉讥诽，君即变色大诟，攘袂欲殴之曰：“我元八十余年涵养生育，有何负若而为此语？恨不杀汝以启先翁。”家人震惧，为涕泣叩首，请勿复尔，乃解。12
杨介“闻人言东南某所某州已复，辄为之喜而不
寐”，始终心系元朝，而视出仕汉族军阀政权为“相污”；其弟对蒙元朝廷稍有讥讽，则以“我元八十余年涵养生育”为政府辩护。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克大同，行省平章睢州人孙德谦自杀殉难，遗诗嘱咐诸子“忠孝各尽道，庶几报君亲”。1王翰自杀明志前所作遗诗，亦有“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之句。2报答君亲之恩，是元季许多士人的最高价值选择。至于汉族士人是否因其族群身份，便有理由忘却蒙元旧君、出仕新朝，前文提到的赣人萧岐所作的《义象传》，已经通过“老象”的比喻，做了很好的说明。正如钱穆的研究所揭示的，对于传统儒学中的“夷夏”观念，元季多数士人视之漠然；蒙古皇帝被看作臣民之共主，蒙元朝廷被视作天下之正统。“君臣大义”超越了“华夷之辨”，是造就众多汉族元遗民的首要原因。
除去士人夷夏意识淡漠，朱明集团特殊的军事与文化渊源，同样是元遗民难以认同明政权的重要原因。与后世读史者心目中明太祖“汛扫胡尘”的华夏英雄形象不同，朱明集团凭借红巾武装取得政权，在当时正统士大夫看来是“取天下非其道”，难逃僭伪之名，一如前文夏伯启叔侄事例中所见。而且元末红巾运动还带有浓重宗教色彩，3正统士人不仅视其为“贼”、“寇”，而且视之为“妖”。北系红巾军汝阳起事，时人郑元祐作诗称“近者汝阳妖贼起，挥刀杀人丹汝水”；4南系红军攻徽州不克，当地学者、后来的元遗民舒頔，作诗庆贺“刚风万里扫妖祲，甘雨四方清瘴烟”。5尽管朱元璋部与韩宋红巾政权仅存在名义上的关系，宗教色彩并不明显，但在当时人眼中，朱部与其他红巾派系皆属一丘之貉。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部攻杭州，时人陈基（1314—1370）记称“妖寇犯杭”；6洪武元年，明军克大都，戴良作诗感慨“王气幽州歇，妖氛国步屯”；7元帝北遁出塞，王逢诅咒“纷纷攘攘厌黄巾，妖血徒膏草野尘”，8皆目朱部为“妖”。朱元璋的这种特殊军事与文化渊源，与正统士大夫心中的“圣君”形象格格难入，这也是造成明初政权合法性困境的重要因素。
在元季士人当中，“君臣大义”压倒了“华夷之辨”，对君主“忠义”被视作最高的价值；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所有的反元活动均被视为叛乱、僭伪，无法获得合法性支持。这种观念极为强烈，以致明初官方也不得不作出妥协，必须以士大夫的意识形态为准绳，重新定位自身与被士大夫视为“妖寇”的红巾武装、以及被士人奉为正统的蒙元政权的关系。明初官修《元史》对朱元璋起家的叙述，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至正十五年六月，朱元璋率部由采石渡江，南下开辟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朱氏集团成长的过程中，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元史》对此有如下记载：“是月，大明皇帝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自红巾妖寇倡乱之后，南北郡县多陷没，故大明从而取之。”9这段简洁的叙述里蕴含了丰富的涵义。“红巾妖寇”是士大夫对各地红巾武装的蔑称，《元史》采用这一称呼，显示明初官方看待元末之乱的态度，已经向士大夫的立场妥协。史官在叙述元末历史时，也不得不为明太祖隐讳出身，将其置于 “红巾妖寇”之外。然而事实是，朱元璋渡江之时，其身份正是韩宋红巾政权任命的左副元帅，而且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韩宋政权覆亡，朱部名义上一直听命于龙凤政权。10而《元史》称“南北郡县多陷没，故大明从而取之”，这与朱元璋开国后屡屡宣称“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如出一辙，1都意在扭转朱氏集团的“反叛”形象而罔顾事实——无论后来的中原地区，还是作为朱元璋部根据地的“兴王五府”（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和广德），实际皆取自元人而非汉族军阀之手。明代开国之后的诸多做法，譬如编造太祖投军乃系神启的神话、2掩盖朱氏与韩宋红巾政权的关系、强调元亡系“天运”使然等等，3目的不仅是为了神化皇权、或者消泯朱氏曾为人下的历史，更重要也是更迫切的，是为新政权洗脱士大夫最为严厉的指责——“叛逆”。明初对元季历史的曲讳，更多地是在“造反无理”的窘境下，对士大夫立场的妥协与屈从。
除去在意识形态上的妥协，面对众多拒斥新朝的“遗民”，明代开国之后采取了两方面的政策。其一是以严刑酷法为要挟，强制士人为明廷服务，洪武十八年《大诰》所载的深受后人诟病的“士大夫不为君用”律，便是典型的例子。有研究认为明初待士严苛是导致元遗民大量出现的原因，这实际上颠倒了历史的因果。朱元璋起家及立国之初，极力延揽人才、遇士甚厚；而后来士人与国家的紧张关系，确如钱穆所论，是因上下睽违、“相激相荡”而成，“固不得一切归咎于偏面也。”4正如我们在前文夏伯启叔姪断指不仕的例子中看到的，元遗民对明政权的鄙夷与漠视，即是明初士人与国家“相激相荡”的典型一例。其二是积极塑造新政权的正统形象，以儒学传统的“夷夏”理论，论证朱明立国的合法性。明初当政者主动重拾“华夷之辨”的命题，在“用夏变夷”、“复古”等口号下推行各项文化变革，以期重新激发士人的族群意识，建立其对汉族新政权的认同。这些措施深刻塑造了明代前期的社会形态。5而明初广泛存在的遗民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合法性困境，构成了解读这些政治举措的基本文化和社会背景。
[作者张佳（1981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13年9月5日]
（责任编辑：李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