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稼祥在长征中的历史贡献
杨皓
[摘要]长征出发前，王稼祥已经开始反思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在病重的情况下坚持参加长征。他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克服自身的错误思想，实事求是地坚持真理，旗帜鲜明的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博古、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做坚决地斗争，对长征胜利结束有重要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王稼祥；长征；贡献
王稼祥原名嘉祥，1906年出生于安徽省泾县，1923年在芜湖圣雅阁教会学校（今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读书时期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参加学生反帝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远赴苏联深造，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到国内，曾长期担任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立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今年正逢王稼祥同志诞辰110周年，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通过对王稼祥在长征中的历史贡献进行梳理，以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长征前的思想转变与带伤出征
从1925年底到1930年2月，王稼祥在苏联期间较为完整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知识，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但由于长期不在国内，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了解较少。回国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当时国内的环境十分复杂，党内决策受到共产国际干预，并充满着“左”和“右”的斗争，王稼祥在缺失实际经验的情况下，难免犯教条主义错误。1931年3月，王稼祥前往中央苏区，先后担任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处长，苏区中央局委员，外交人民委员，军委副主席及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王稼祥在苏联时，米夫和王明认为毛泽东“想做的不过是《水浒传》里所鼓吹的绿林好汉”[1]。王稼祥的思想受到影响，但他进入苏区后，与之前在上海相比，不仅工作内容上发生了变化，而且能够比较广泛地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同时可以受到毛泽东等同志的积极影响，在中央苏区的复杂斗争环境下，特别是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取得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让他对毛泽东信任倍增。毛泽东也曾指出：“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2]王稼祥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情况理解的正确性，为了改变自己错误的思想，他开始关注并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理论。通过学习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对“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进行再认识，批判其中错误的理论方针，开始支持毛泽东。尤其在宁都会议中，他力排众议和政治压力，在那样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坚持原则地支持毛泽东，反对“左”倾领导者。胡耀邦说：“当1932年错误路线决定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时，他（指王稼祥——笔者注）是积极反对者之一，可以说，那时他就同王明路线划清界线了。”[3]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提到：“早在1932年他就已经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了。”[4]令人扼腕叹息的是，1934年，王稼祥在战斗中被炸弹炸伤腹部，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极其恶劣，只能采取保守治疗。到长征出发前，王稼祥的伤势一直没有治愈，甚至还出现了恶化，他只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躺在担架上，开始自己的长征之旅。长征路上不仅有恶劣的自然环境，还不断遭遇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袭击，但是坚强的王稼祥涉险滩、过草地、爬雪山，以惊人的意志品质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跟随党中央，跟随红军队伍胜利到达陕北。后来著名医生马海德在为王稼祥治疗时曾感慨到：“我看了非常吃惊，心想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5]王稼祥长征前的思想转变为长征途中支持毛泽东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坚持真理的关键“一票”
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最主要的杰出历史功勋当然是他在遵义会议前后发挥的重大作用。目前，党史研究领域一般采用毛泽东对王稼祥所评价的“关键的一票”[6]来概括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
由于在党的中央领导层始终存在“左”的错误领导，长征开始后，红军战士们英勇无畏，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又在湘江战役中，付出沉痛的牺牲，部队损失巨大。广大红军指战员士气受到严重的打击，红军队伍面临严峻的考验，大家都渴求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力挽狂澜。面对十分危急的局面，坐在担架上的王稼祥也在不断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当时，由于毛泽东患有非常严重的疟疾，也坐在担架上行军，和王稼祥同属于休养连队伍。长征过程中，王稼祥和毛泽东多次交换意见，残酷的现实使得两人坚信必须改变党的军事领导才能改变红军被动挨打的困境。若干年后，王稼祥回忆到：“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7]为了得到大家的广泛支持，王稼祥首先找到了张闻天，在得到张闻天的支持后，王稼祥又找到聂荣臻，聂荣臻过湘江时负伤，也坐担架行军，这样两人就有了一路交谈的机会，通过交流，两人都态度坚决地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8]。当时的王稼祥，坚持真理，利用行军机会，不顾伤痛，和党内很多同志进行沟通，大家普遍认为应该召开会议，改变党内军事指挥。正如后来王首道回忆的：“当时我被任命为‘红章纵队政治部主任，主要工作是负责保卫和照顾有关的中央首长。随我们纵队行动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不断的相互谈心，彼此越来越了解，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9]从遵义会议的筹备情况和会议前期的统一思想情况看，王稼祥是会议的决策人之一，正是他不辞辛苦，不断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克服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阻挠，使得党内大部分同志的思想基本得到统一。正是王稼祥与党的主要领导干部的交流认识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创造了思想条件。
1935年1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贵州省遵义市老城区召开，会址位于原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官邸。会议一开始，博古等人就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结于敌人的过分强大，丝毫不提主观上的错误。随后，周恩来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遵义会议前一系列失败的原因。接着，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左”倾机会主义者失败的经验教训，指明了未来红军的发展方向。在毛泽东长篇发言结束后，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他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要求取消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权，使整个会议的发展朝着预期的目标进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真正意义上成为红军和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成熟的重要表现。王稼祥在这一阶段的工作，对遵义会议十分关键。首先，作为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在军事上仅次于李德和周恩来，同时参加了前几次反“围剿”战争，对毛泽东指挥红军和李德、博古等人指挥红军有切身体会，由他对军事问题作出阐述，有一定的权威性。其次，王稼祥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负责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由他出面来进行大家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大家统一到拥护毛泽东这个问题上来是名正言顺的，最后，王稼祥曾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是教条主义集团的重要成员，他第一个分裂出来可以加速这个集团的分崩，并可以促进其他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转变观点，进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上述这些对中国共产党结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确立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毛泽东曾经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10]由于王稼祥坚持真理，相信真理，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敢于同“左”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投出关键的一票，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正如毛泽东所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这两个关键的会议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1]
三、反对分裂与维护团结
遵义会议胜利闭幕之后，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红军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经过长时间的转战，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合，使蒋介石企图各个击破红军力量的计划彻底破产。根据当时的情况，党中央做出了北上的战略方针，但是张国焘提出了南下川康的“右”倾方针，在会师后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上与党中央发生了严重的原则分歧。为了争取广大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北上，解决今后阶段的战略方向问题，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等都一致认为红军应该北上。王稼祥认为：“要打到川陕甘广大地区去，关键是必须迅速从松潘打出去……现在应该迅速打出去……我们必须从北边松潘方面打出去……强调必须争取时间，坚决、迅速，动作要快……要迅速……从松潘打出去是个关键。如果我们动作快，面临的困难就少。如果我们的动作慢，面临的困难就多……蒋介石很机动，但是机动的红军总是超过他，只要指挥正确、坚决、迅速，我们就能战胜困难，战胜敌人。”[12]
王稼祥十分努力地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充分利用会师后的大好局面，争取革命形势的发展。受中央的委托，他和李富春、林伯渠、刘伯承、李维汉等作为中央派出的慰问团，对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并且帮助传达解释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说明北上方针的重大战略意义。为了进一步表示诚意，也为了能够团结广大干部战士，中央决定将红军队伍分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到达毛儿盖后，王稼祥专门同张国焘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和他进行了革命战友间推心置腹的交流，努力使张国焘转变自己的错误想法，耐心细致地驳回了张国焘的错误理由，最终使张国焘不得不表面答应王稼祥北上。[13]在张国焘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对朱德在毛儿盖安排王稼祥出面做他思想工作的情形，有以下一段记载：“朱德当时正在为自己无力调解而懊丧，力恳王稼祥出任鲁仲连的角色（鲁仲连是战国时期人，善于化解国家间的矛盾——笔者注）。”“他要求我暂勿批评中央的政治路线，留待以后再行检讨；现在先设法举行一次比较扩大的干部会议，吸收四方面军少数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以期党内意志渐趋一致，军事行动也能顺利进行。”[14]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党中央和王稼祥对张国焘的良苦用心。同年8月20日，中央召开毛尔盖会议，要求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配合右路军作战，与右路军行动保持一致，改变其错误主张。会议上，王稼祥指出张国焘问题时提到：“张国焘太难缠了”[15]。同时，王稼祥还认为：“目前战役，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第一次行动，这是一个决战关头，这关头是决定于我们是转入反功，还是继续北退却……我们不应以一些困难，而轻易放弃向东发展的方针。”[16]尽管中央多次劝说、帮助张国焘，但其野心还是膨胀到登峰造极的程度。9月9日，张国焘彻底与中央决裂，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迅速赶到周恩来、王稼祥的住处，紧急召开巴西会议，决定迅速脱离危险区域。[17]随后的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王稼祥在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向南的方针走不通，只有死路。向南向北这个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而是两个不同的路线，一个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个是张国焘主义。说到这里，他觉得有必要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要做宣传解释工作。”[18]据俄界会议的决定，将原有部队（红军第一、第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由彭德怀出任陕甘支队司令员，毛泽东出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在与张国焘斗争的过程中，王稼祥特别重视团结红四方面军同志。在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由王稼祥起草的《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之指示》明确把张国焘的错误同其他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相区别。长征后期与张国焘错误行径的斗争，王稼祥始终坚持原则，为维护党和红军团结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而为最终赢得长征这一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做出历史性贡献。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面貌。
回望80年前的长征路，在这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进程中，不论是在军事指挥上，还是在与博古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张国焘等人的“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作为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忍受病痛的折磨，坚持真理与原则，审时度势，机智化解矛盾，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值得后人敬仰。
[注释]
[1]（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47页.
[2]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页.
[3]《王稼祥选集》编写组.回忆王稼祥[M].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4]《王稼祥选集》编写组.回忆王稼祥[M].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
[5]《王稼祥选集》编写组.回忆王稼祥[M].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M].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7]丁芝珍，黄自为等.遵义会议前后[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8]聂荣臻回忆录（上册）[M].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46页.
[9]王首道.长征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N].人民日报，1996-10-22.
[10]毛泽东文集[M].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页.
[1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6页.
[12]徐则浩.王稼祥传[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13]据邱仁华回忆说：红军到达藏族地区毛儿盖，为了纠正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朱总司令请王稼祥做做张国焘的工作。为了照顾王主任的身体，谈话地点就定在他的房子里。王稼祥同志和张国焘从太阳落山一直谈到午夜三点多钟。他们在里间房子里谈，我们在外间房子里等着，听到王主任耐心说服张国焘，使他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最后只好同意北上抗日。（长征途中，邱仁华在王稼祥身边当警卫员）；此段回忆是笔者摘自施昌旺所著《王稼祥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原载自邱仁华《长征途中的王稼祥同志》一文，《王稼祥选集》编写组：《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页.
[14]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M].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13页.
[15]施昌旺.王稼祥传[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6]施昌旺.王稼祥传[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第9条注释指的就是此事.
[18]施昌旺.王稼祥传[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59页.
